4．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学生们并不以小群自治为满足，他们认识到，只有彻底改变专制制度，才能享有民主自由。因此，尽管立宪派的国会蓝图没有允诺学生任何权利（规定在校学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还是挺身而出，以“流血生”的牺牲精神，在立宪派退却之后再掀高潮，并把活动的重心由伏阶跪求变为依靠自我，联合民众进行斗争。
5．踊跃投身革命。当民主与专制的冲突导致学生与统治者矛盾激化时，他们便以革命的暴力方式作为实现民主理想的手段。辛亥后，学生政治活动相对沉寂，思想文化活动却随着对民主化进程的深刻反思而日渐高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科学为大旗，绝非少数先知天才的顿悟，而是群体反省精神的集中体现。学生把改造社会的支点建立于民主之上，虽然对以此相标榜许诺的政治权威一次次失望，但从未失去对民主理想的坚定信念和巨大热情。以民主反专制，是学生群体意识和社会政治活动的主旋。压抑这种由本能和理性促成的定势，只能为新高潮的爆发积蓄更大的能量。可以说，学生民主运动是检验衡量近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范围、程度、真伪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将本能追求纳入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中，学生运动不断加剧加快的周期性爆发，便因此成为民主化进程的必然伴随物。学生强烈的民主意向和追求，表明近代中国的民智已经部分开启。要解决民智未开与民主运动频繁，以及民主意向强烈而制度化适应性差的尖锐矛盾，应当由民主意识最强的群体和层面入手，示范性地逐步推行民主制。
作为近代化的重要构项，民主化不能脱离近代化而孤立发展。掌握着一定新学知识的毕业学生进入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加速这些领域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如果说西方近代化的主要力源在工厂，那么由西学东渐而引发的中国近代化，便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历史表明，学生进入各个行业、部门和区域的数量质量，与后者近代化的速度幅度成正比。而社会的近代化又为政治变革和文化更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五四的科学精神，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偏激情绪，强烈的妇女解放要求以及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的呼声，无不是辛亥学生思想追求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和扩大。清政府以忠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引起学生的极大反感，他们普遍厌弃经学课程，以各种方式加以抵制，考试成绩多半此科最差，使统治者视为维护中学根本的读经形同虚设。旧思想与新学问的矛盾冲突，使学生反专制的激进情绪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专制和愚昧这对难兄难弟，是造成中国落后的两大基因。辛亥时期，学生已经开始致力于更新改造民族文化心理，提高国民素质，塑造新的民族形象。他们以改良社会为宗旨，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提倡改革蓄辫、缠足、赌博、纳妾、吸毒、风水迷信等劣习陋俗，反对宗法家长权威，破除旧的思维行为方式，洗刷陈腐观念，对种种民族劣根性表现大张挞伐，呼吁男女平等平权，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鼓吹标新立异，提倡新道德规范。同时身体力行，以为社会倡导。他们积极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破坏神权偶像，带头革新婚嫁礼仪。女学生踊跃参加社会活动，为了争取婚恋自主，与家庭社会进行坚决斗争，甚至以死相抗。学生们还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如体育会、剪发会、自由结婚演说会等，以便于活动，扩大影响。由于政治斗争形势紧迫，辛亥时期的文化启蒙与更新重建很不充分，但毕竟为继起者开辟了前进的基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主将乃至整个近代史的伟人名流，大多是辛亥时期的学生或留学生，影响他们思维的，既有对民初黑暗现实的痛心疾首，也有前此个人经历的影响刺激。即使如蔡元培，虽然在五四学生风潮面前陷入极度矛盾，但他倡导的民主学风，却是培育出一代优秀青年。的重要原因，使北大成为中国学生运动的策源地和新思想的摇篮。在他身上，我们仍然感到辛亥学界风潮的深刻烙印。早在1902年。任教于南洋公学的蔡元培就经历了本校和浔溪公学的两次退学风潮，是最早支持学生行动的少数教员之一。他还提出开办专门学校，培养富于反抗精神的退学生作为“我国革新之先导者”《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选报》第35期。的设想，并在爱国学社中加以实践。1903年。爱国学社与教育会冲突解体，使他尝到学生主体意识增强导致失控的甘苦，在培养与引导青年。的问题上，理想与现实、感情与理智产生矛盾纠葛，形成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出走的一个潜在情结。
四
五四学生在继承和发展辛亥学生传统的同时，也有一些难以超越的局限，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缺乏自己所极力提倡的理性与科学精神。
从辛亥到五四，学生们虽然信奉和倡导科学，但由于教育水平低下，社会发展落后，以及文化环境不利于科学精神的生长，学生实际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他们能够批评迷信的荒谬，却无力显示科学的力量，口头宣讲的效力因而大为削弱。更为严重的是，学生受传统偏见的影响，重理论轻技艺，轻视手工劳动，热衷课堂实验而冷淡实地见习。当科学仅仅被用作反对迷信的武器时，并没有真正实现其独立价值。自身发育不良的科学精灵，非但不可能战胜主宰社会的迷信怪物，甚至会在缺乏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之中，畸变为一种神话力量。
科学精神短缺影响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形成综合缺乏症。人们将所追求的理想模式变成排斥性目标，实际上破坏了实现这些理想所必需的思想和社会机制。五四是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姿态载入史册的，其彻底性在思想文化上表现为与传统决裂。然而，传统特有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近代学生的反传统精神，他们的理性世界夹杂着太多的感情成分，缺少严谨的科学实证和逻辑推理，因而对旧事物的批判和理想追求，带有浓重的情绪化色彩。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的愿望主要出于政治斗争的需求，对国民性的描述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过于笼统抽象，仅仅停留在思想表层和社会上层。对于具有决定意义的乡土社会，学生却没有什么认识，更提不出变革的方案。文化批判实际上从属于政治目的，没有树立社会文化领域本身要求的科学学术建设和价值评判系统。这样做最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尽管不断提出社会文化更新的使命，政治变动与社会改造往往不能同步进行，政治风云的剧烈变幻掩盖了社会变动的迟缓滞重，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到头来成为陈旧社会舞台上的匆匆过客，为政治的文化更新活动便有如蜻蜓点水。
民主是近代学生孜孜追求的目标，但学生的本能冲动大于理性指导，对民主理论、制度以及具体实施程序、操作方法的了解不够全面具体，更缺乏实际体验，因而主观欲望强烈，实践中却对较高层次的民主政治活动无所措手足。尤其是他们对产生和移植民主制的东西文化间的差异缺乏科学认识，很容易产生倒错意识，即将非民主、伪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东西视为民主，而不自觉地排斥真正的民主精神与原则。他们反对专制独裁，但并未消除权威崇拜，其不安与躁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旧的专制权威失去光彩，而新权威尚未成立，心理失衡所致。而恢复平衡的需求，使他们在反对专制的同时，逐渐产生对新文化英雄的信仰服从意识，从而伏下隐患，当文化英雄与政治领袖合二为一时，权力的集中化便乘势发端。随着近代民主化进程的推移，一方面引进了许多内容被严重阉割歪曲的虚假形式和观念，一方面却是政权对社会的干预控制日益加强、扩大、深入，给后人留下重大而棘手的政治难题。
辛亥学生有着明显的欧化倾向，他们厌弃中学课程，偏爱外国语言和各种西学课程，这似乎是“西化论”的先兆。然而，学生的西化倾向不过是异质文化间优势互补规律的表现，它将导致更新融合而非彼此取代。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学堂学生显示了与此相反的意向，一些教会学堂还发生了要求增设中文课程的学潮。从辛亥到五四，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教会学生都是积极参加者，并且常常率先发难，极少局外旁观的事例。这无疑是促使五四后基督教会提出使教会学校“更中国化”口号的重要原因。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更新与西学东渐、西制东侵、西俗东移是同一过程，阻碍这一进程的不是西化，而是包括学生在内的中国人对先进外来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并未找到它与本位文化的接点。语言障碍和文化隔膜，使得学生不能全面接触西方文化，他们甚至从字面上也未能完全弄懂西方近代思想，更不用说难以心领神会的种种言外之意。他们用既有观念理解或附会外来概念，形成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解。辛亥与五四学生文化探讨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成功地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在此推动之下，最终实现了本位文化的全面开放和与外部文化的全面接触，能够在真正弄懂、整体把握的前提下比较选择，正确运用外来先进文化的观念方法重新认识本位文化，为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重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清末10年。间，是中国学生形成群体，并对社会的变动发展日益产生巨大影响的开端。学生的出现及其活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变动，政治局势，思想潮流，社会风尚，都处于更加普遍频繁的动荡变化之中。就个人作用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内学生在其他新知识分子和留学生之下。但是，前者与学生互为影响，后者则大都经历了国内新式教育，由此开启一生的奋斗历程。由于数量对比的优势以及特殊的地位，国内学生具有其他社会集团无法替代的群体功能作用。辛亥后国内学界政治表现一度出现低谷状态，五四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并非直接继承辛亥学生的成果，开始阶段不得不在短期内重演此前的发展经历。但这也正是历史螺旋式上升的典型现象，抽象掉螺旋的重复，变化的螺距便历历在目。而且学生活动的低谷仅仅出现在政治表层，它既反映了学生对辛亥革命结局的失望，又隐示着青年。们的冷静反省，孕育着新的斗争风暴。五四学生能在短期内重演辛亥学生发展成熟的历史并迅速超越，是因为辛亥一代青年。为学生群的肌体注入了成熟的基因。而这是留学生运动所不能提供的。没有辛亥学生的努力、牺牲甚至失败挫折，五四学生运动就不可能以成熟的姿态跃入历史画卷。
还有三点需要强调：
其一，学生群始终处于高度流动过程中，其分子通过不断的裂变向社会各个层面辐射，同时学生群本身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学生生涯成为一代新人社会化过程的最重要阶段。而毕业后界域流动的千差万别，使之不同程度地发生分化，不再保持整体有机联系。只有作为群体存在和活动时，才具有总体性质和趋势。考虑到学生的群体特性，为了避免因界定模糊导致对象的不可把握，本书的探讨限于国内在校学生，只是在论及社会流动时，才略加延伸。
其二，日益庞大的学生群体处于新旧、中西冲突碰撞的接点，其内部结构是复杂组合，其外在行为和潜在意识呈现纷乱状态。为理想奋斗的学生的高度能动性，受到内外双重结构性制约，具有多向发展的可能。为了避免以偏概全，把握住国内学生群体作用突出的特征，分析时尽量在揭示复杂趋向的前提下，以群体的普遍和主导动向为依据。
其三，学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只是学生与近代中国关系的突出表现，是浮上水面的冰山一角。而且考察社会政治运动，目的也在于说明社会变迁。为此，我努力扩展视野，全面观察学生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常态中的思想、行为与心态，并且把学生及其活动作为社会变迁的一个变数来看待，从而更加完整地从学生与社会的相关关系中多层次地把握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这些尝试的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