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美的。
一般谈一个地方美丽，是说它的自然景色的，不是谈社会现象。香港社会有着它的丑恶和美丽，这里不去说它，要说的只是香港的自然美。
但也不是全部，只是其中有关草木虫鱼鸟兽这一部分，大自然里比较活跃，使人看到生机勃勃的形形色色。
香港有著名的大厦森林，也不乏郊野，山的青，草的绿，花的红紫，水的碧蓝……而人们日常可以看到、能够亲近的草木虫雨鸟兽，也是美丽的，却有时被人忽略，视若无物。
叶灵凤可不是这样的人。作为一个久居香港的“上海人”，他对于香港的历史和掌故，草木和虫鱼，知道得比绝大多数的香港本地人和广东人还多，能够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吸引着周围的人们。
他会告诉你你所绝对想不到的事实：“香港的蝴蝶在世界自然科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也许比香港商业在世界商业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更重要。”因为香港的蝴蝶已经著录的有一百四十二种之多，而英国比香港大三百倍，只不过六十八种。不过，这个数字是三十多年以前的统计，现在有什么变化不知道。但料想不大。变化大的是香港金融、贸易业的发展，已经使这个城市跃居世界前列，披上一个又一个“国际中心”级的荣衔，到底是香港的蝴蝶还是香港的商业在世界上占着更重要的位置，现在也就难说了。
但这并不改变蝴蝶是香港名产之一的美丽事实。而几十年沧桑却改变了九龙半岛上蝴蝶谷的美丽。“从前这个山谷的林木很茂密，尤多小松树，和一种土名为‘鸭脚树’的矮树，是蝴蝶蛹最喜欢栖息的植物，因此一旦孵化出来，就构成整千整万蝴蝶绕林纷飞的奇景。这种蝴蝶以黄翅的粉蝶居多，所以看来一片金黄，使蝴蝶谷享了盛名。可惜近年拓展郊区，滥伐树木，使得蝴蝶谷名存实亡，难复旧观了。”但蝴蝶谷虽亡，香港的一百四十多种蝴蝶仍在，依然使香港保留着这一份美丽。
香港有着这许多蝴蝶，也有着那许多兰花，野生的兰花至少有七十五种之多，所以叶灵凤说这也是很可骄傲的。香港的野兰多攀附而生在树根或岩台上，常见的是开粉红花的竹兰。
常见的杜鹃、木棉，当然更是叶灵凤笔下之物。他写木棉开时，映着日光，满树的大红花高撑半天，正如明末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所说：“望之如意万华灯，烧空尽赤。”而他写木棉落时，就更生动：“它开在树上的时候花瓣向上，花托和花蕊比花瓣重，因此从树上落下的时候，在空中仍保持原状，这时六出的花瓣却成了螺旋桨，一路旋转而下，然后拍的一声堕到地上。春日偷闲，站在树旁欣赏大红的落花从半空旋转而下，实在也是浮生一件乐事。”
从蝴蝶、野兰到木棉的描述，完全可以看到这位在香港居住了多年的作家，是如何既从书本里，也从现实的观察中，了解到周围许许多多有趣的事物，然后才写出这本至今唯一的《香港方物志》。
他运用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的知识，运用了民俗学的观点，更用了文艺的笔法来写这些。打开《香港方物志》的目录，看到《一月的野花》、《三月的树》、《四月的花与鸟》、《蓝鹊——香港最美丽的野鸟》、《夜雨剪春韭》、《新蝉第一声》……是不能不被吸引着读下去的。
在《三月的树》中，作者很细致地写下香港式的落叶。三月，在江南被称为“养天花”，在香港，叶灵凤说大可叫“养叶天”。香港的树秋不落叶，冬不变黄，“但是春天一到，就在现在二月尾三月初的时候，常常一棵树在一夜之间就会褪光了全树的叶子”。而“一棵在前几天刚褪光了叶子的大树，你只要三四天不曾留意它，经过夜来一场细雨以及早上一场太阳之后，光秃的树枝已经又缀满新叶的嫩芽了”，“已经是一片新绿了”。映着阳光，这些嫩叶透明可爱。“它们可说不是落叶而是换叶。因为这种变化，乃是由于内在的要求，春天到了，新叶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急于要钻出来，于是已经尽了责任的隔年旧叶就毫不踌躇的将它的地位让给新的一代了”。
这不是一篇很有韵味的小品文么？同时也使人不禁想到今天中华大地上的人事代谢，也正是如此。《香港方物志》之能吸引人，不仅在于它告诉你许许多多香港自然界的丰富知识，也在于它提供了一篇又一篇可读性很高的美好的散文。它绝不是一本枯燥的自然课本。
这些文章使人想到周作人早年写的《故乡的野菜》那些散文，使人想到叶灵凤所爱读的淮德的《塞尔彭自然史》和吉辛的《四季随笔》。
从鹭鸶、鬼鸟……到狐狸、老虎……到猪鱼、魔鬼鱼……到蜘蛛、蜈蚣和各种蛇……到禾虫、荔枝蝉……到老榕树、吊钟花……都一一出现在《香港方物志》中。
由于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位于南方，因此香港方物往往也就是南方的草木虫鱼鸟兽，因此，读它也有如面对着南国的风光。
当谈论或描写香港社会的文章或小说一本又一本出书时，能看到《香港方物志》这样的书，不禁使人有一种清新的喜悦。
它不是新书，又是新书。早在一九五三年就写成了，一九五八年初版。一九七〇重版。这回北京三联书店虽然第三次出版它，但对于内地的广大读者来说，却又完全是一本新书，睽违了四十多年以后，再一次看到了他的著作。
叶灵凤是二十年代开始活跃于上海的作家。抗日战争后就一直居住香港，在一九七五年以七十一岁的高龄病逝。他参加过创造社，也参加过抗战初期的《救亡日报》工作。在一九五七年版《鲁迅全集》的注文中，被冠上“汉奸文人”的帽子；在“文革”后一九八一年新版的《鲁迅全集》中，这顶帽子终又摘了下来。帽子已去，书又新出，这也是读书之余使人感到快意的事吧。
一九八六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