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如果还活着，今天应该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是八年前的一九八〇年因肺癌在香港离开人世的。
他一九五〇年才从上海到香港，一住下来就是三十年，只有一九五一年参加《益世报》的筹备工作，一九六〇年到南洋大学教书，两次去过新加坡，离开过三年外，这三十年基本上是在香港度过的。他作为上海作家，前后加起来不过八年，远不如作为香港作家的时间长。
在上海，他以《鬼恋》在文坛大露头角。在香港，他第一次抛出的是《盲恋》，而最后出版的一本短篇和短剧的集子是《灵的课题》，这已是他去世五年后的事了。他一生著书六十多本，三分之二是到香港以后写作、出版的。
当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台湾正中书局就已经出版他的并不全也不可能全的十五本《全集》。
这位在《鬼恋》以后，以《吉布赛的诱惑》，《荒谬的英法海峡》，《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特别是以《风萧萧》于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重庆名震一时的作家，后来在香港、台湾虽然出了好几十本著作，却是显得颇为落寞而不大得志的，尽管他的《风萧萧》、《盲恋》和《江湖行》还拍成了电影。这比起别的作家来，已经是风光多了。
而且，他还有地方可以教书，先后在香港的珠海、清华、新亚和浸会学院担任过讲师，在新加坡的南洋大学担任过教授（香港的独立学院是不可能设教授的）。清华书院的校长是《王宝钏》的作者熊式一。在浸会学院，他担任过中文系讲师，主任以至文学院长，前后十一年之久，是在一个学校中任教时间最长的。他一九八〇年五月在浸会退休，十月就去世了。
在写作和教书以外，他还办过杂志，甚至办出版社。创垦出版社是五十年代初期他和曹聚仁、朱省斋一起办的，出过一些书和杂文刊物《热风》。这以外，他还先后办过《幽默》、《笔端》和《七艺》，寿命都不太长。
文章虽然在发表，书虽然在出，他却颇有落寞之感，曾经向《星星、月亮、太阳》的作者徐速发骚：“你是搞出版的行家，你得说老实话，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动，而那些黄毛丫头写的东西却有人看？”徐速当时在办高原出版社，在出《当代文艺》月刊。徐速的回答是：“大概因为这里是香港吧！”他的牢骚就更盛了：“要我写那些无聊的东西吗？不行！我不能，我还没有到出卖自己的时候。”
他是自视甚高的。但低不成，高也不就。使他感到不得志的，还有这样一件事。香港有一个“中国笔会”，是和国际笔会有关系的，他初时参加了，后来又退出，以他的大名，却连理事也轮不到，只是个“外围”会员。大约是觉得继续参加下去太无聊了，于是另起炉灶，组织了一个“香港笔会”，吸收以英文写作的中外作家参加，因此又被称为“英文笔会”，以别于那个又被称为“中文笔会”的“中国笔会”。有人说，徐另组笔会的—个目的，是希望通过它，把自己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如果是真的，那么，今天在大陆上感染了一些中国作家的“诺贝尔病”，那时就已经在对徐起作用了。不过，那个“英文笔会”在这上面并没有起过完成徐这一大志的作用，这其实早就可以看得到，而“无待蓍龟”的。
特别是到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年，尽管生活安定，他的落寞之感却似乎有增无减。和初识的朋友在一起时，有些人因为他那瘦削的面形，再加上一口带着乡音的江浙官话，就说他有些像周恩来。他于是总是爱说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出卖劳力的，应召到一户宰相人家做零活，众人都说，他那一把长胡子长得很像老爷，他却叹了一口气说，同胡不同命啊！徐说时虽然没有叹气，脸上却浮起了苦笑。这样引起的笑我至少看过了两次。
从外表看，有时令感到他很严肃，不平易。他也的确有时是方而不圆的。据说他在会议中坚持己见时，从不怕得罪人。
徐速举了一个例。一九五七年，台湾方面邀请了一个香港文化界代表团去参观，徐是团里面名气最大的作家。对于他不大喜欢的人，总是爱理不理，就是勉强挤出来的笑容，也都带有冷峭孤傲的味道。在团体生活中，他不大发表意见，也不愿附和别人的意见，尤其对负责接待的官方人士，常常不假辞色，如果要求他参加什么会议，他总是设法逃避，或者临时缺席，就是勉强去了也不肯应酬敷衍。记得有一次作家招待会，他是主角，主事人请他演讲，他表示没有准备，说什么也不开金口，弄得大家下不了台。结果是只得由团里面同是作家、同是姓徐的徐速替他讲了话，这才解了围。
又一次，他话是讲了，却是大泼冷水。他的勉开金口，是因为临时被推为团长，不得不讲。他一开口就说：“我要声明，我们这个团没有什么团长，我不但不是团长，就连代表的身份也成问题，我能代表香港什么人呢？”他冷笑一声说下去：“说实在话，我只是个难民，在香港时常饿肚子的难民，你们这样热情来招待难民，这倒是中国政治的一大进步……”
说实在话，徐虽然是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年“逃”到香港的，虽然经济上显得紧张，但比起一般大陆来的“难民”，生活是好多了，初时还住过香港岛上的半山区，那是中上人家的住宅区。就是后来一段时间，尽管经济上有些紧张，他总能安排，不但不显得寒伧，对有困难的朋友也总是设法相助。
他是坦率的人，也是正直的人。
熟悉他的人说，他是“在空想和爱中生活”的人（张同），也是在创作和生活中都“富于幻想”，而他是“幻想有时比他的‘英法海峡’更荒谬……有时也和真理的某些方面接触”的人（黄苗子）。
早年熟悉他的人说，他虽然青睐于林语堂，担任了《人世间》的编辑，对林语堂有知遇之感，但实际上是更为崇拜鲁迅，更为愿意接近鲁迅的（周黎庵）。
这使人了然，何以鲁迅一再以书法送他。在鲁迅遗留的手迹中，可以看到应“伯先生”嘱而写的一幅李长吉句“金谷香弄千轮鸣，杨雄秋室无俗声”，和另一幅郑所南《锦笺余笑》：“昔者可读书，今已束高阁，只有自是经，今亦俱忘却，时乎歌一拍，不知是谁作，慎勿错听之，也且用不着”。徐晚年很怀念这两件墨宝，希望有一天能再见到它们。
当二十年代末期，徐在北大读哲学时，据说颇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和后来是另一回事。
伹他的哲学修养却常常爱在他的浪漫主义的创作中流露出来。到了晚年，更进入了一个“灵的世界”。他最初的《鬼恋》其实是人扮的假鬼，到了最后的《灵的课题》时，就有了真鬼了，至少是近于真鬼的幻觉，或者说属于他的徐式的魔幻。其中有一个短剧《客自他乡来》，最初发表时是《客自阴间来》，这个客是死去了二十几年的老祖父的阴魂。他把这些写幻异，写鬼魂的故事称之为“灵的课题”，很有些探索的味道。在执著于世俗如我这样的人看来，虽然看得下去，觉得其中也阐发了一些哲理，总感到未免是走火入魔。
他是有过现实主义之作的，尽管所写的未必尽合乎真实。那是他花了很大气力的《江湖行》，分为四部出版（中间经过五六年），近六十万字，是他的长篇中的最长篇。从北伐以后写起，直到抗战胜利前夕，从都市写到山区，从“剿共”写到抗日，时间是长的，场景是大的。有人说，虽说写“江湖”，其实还只是一个复杂的爱情故事。有人说，徐并不是江湖中人，写来就不免隔了—层，不够真切和亲切。
他还有—个写“文革”的长篇小说，《悲惨的世纪》。这是他最后的一个长篇。“文革”之于徐，恐怕比“江湖”之于他更有其隔。有人说，这只是他在说故事，写惯浪漫的软性小说的他，对人物心理描写比起反映现实政治的“硬性小说”那些章节来要强得多。
在《悲惨的世纪》出版的一九七七年，“史无前例”的日子已经过去，徐在写给住在美国的朋友的信中说：“大陆情形，一般人民，还是很穷。以前如河南等，常有水灾、旱灾等地区的赤贫的人，现在或者较好……，政乱未定，文化落后，教育失常，是好是坏，只有历史来评定。我总觉得国家是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人民为党国统治者服务……”又说：“中共是有它历史上的使命，究竟是否中国民族的幸福，则是只有历史上可以判断。”这些话，倒是说得比较实在的，并不浪漫、空想或幻想。
他如果能够更多的看到后来的发展，也许会有较多的宽慰。
在他的晚年，生活上却有一件事是他感到快慰的。他凭空添了一个写作有成就的女儿。他原有很为钟爱的女儿，但与写作无缘。这位“添”来的女儿后来名气比他要大得多的，无论在台湾、香港还是大陆。
她是三毛。
一九七六年夏天，三毛的第一本书《撒哈拉的故事》在台湾出版，她从非洲回到台湾，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徐。“我仰慕这一位一生从事写作的名作家已有多年，因此自然而然地说了许多话。后来……（有人）提起徐先生小说中一个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的造型，我便又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那时徐先生看着我，眼光里突然闪烁了一下只有被我捕捉到的一丝什么东西。使我突然沉默了下来，却是仍然昂首微笑，也不避开徐先生对着我若有所思的凝视，只是不再讲话了。”“那时徐先生突然说：‘你做我的干女儿吧！’”……“那么我给你叩头”……“但是免了，徐不肯要任何形式”，“便是这样，我做了徐家的另一个女儿”。三毛从此就叫徐“爸爸”，而不是“干爹”。
徐因此也可以叫做“三毛之父”。当然，这和张乐平这个“三毛之父”是另一回事。徐而且不欢喜“三毛”，说是好好一个女儿家，怎么取上这样一个名字。还根据她原名的音，取了另外一个名字给她。
徐的女儿名叫尹白。是他和“台湾夫人”张选倩所生。他们是一九五四年在台湾结婚的。岳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黄埔一期的。
徐其实还有一个女儿叫葛原，是他和“上海夫人”葛某所生，两人后来分手了，葛原就跟了母亲的姓。母女二人一直住在上海。
徐晚年也很想念这个女儿，很希望接她到香港。当手续办好，她到了香港时，做父亲的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榻上了。她总算有幸，能在病榻畔陪了父亲一百天，亲眼看到他离开尘世。这里真是无巧不成书，她初来人世时，父亲也是和她相处了一百天才离开孤岛上海到抗战的后方的。我在葛原到港探父这件事上，略略尽了一点联系之力，但我始终没有见到她。后来听人说，她在勉强得到同意参加丧礼后，就不得不匆匆忙忙回上海去了。不是上海那边追着她回去，而是香港有人甚至不希望她多留一天。另外有人，很不愿意她见到我，因此对她加以防范。
正是这样，在丧礼举行的那一天，现在美国的司马璐劝我，还是不要去参加丧礼吧！那都让台湾包下来了，他们不愿意左派有人来。还说，人在生时，他们冷淡，人死了，就抢着包办丧事了。我经过一番考虑，还是去了，不过，行了礼以后就离去，不多作逗留，免得那些人紧张。还好，我在丧礼中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什么不愉快。我和徐相识较晚，也没有多少来往，只是同过几次席而已，谈不上深交，我坚持要去，无非表示一点情意而已。我们并没有忘记这样一位老作家。
他病中，我和唐人还一起去医院探望过。丧礼举行后，我们报道过有关的新闻，并没有因为它受到包办而见遗。
我们又在报纸的副刊上写过、登过悼念的文字。葛原回上海后还写过一篇悼念她父亲的文章给我，也刊出了。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完全算不了什么，但在八年前的香港，那还是一回事的。不要说右边，左边也会有人不以为然：徐这样的作家也值得如此对待？
就是徐，他在生时也不会替我们写文章。一是根本不愿，二是有所不便。就是他，在和他一起办过杂志、办过出版社的曹聚仁去世以后，他发表的《悼曹聚仁先生》也还痛贬过曹聚仁劝人回大陆。贬，可能出于他的本意；痛，就有些不大像对待老朋友的分寸了。
他去世后，台湾的刘太希有一首悼他的七律：“故人逝矣不重来，遗札尘封那忍开。百部虞初期淑世，三年星聚梦成灰。亦知一瞑庸非福，终为千秋惜此才。太息交情只如此，风萧萧过助人哀。”把他的名作《风萧萧》很自然地用在诗句中了。“星聚”是说在星洲的聚合。
徐是小说家，也是诗人，他早年写过不少诗和散文。一九四八这一年，就出了六本诗集之多，《四十诗综》是开始；《原野的呼声》是结束，那是出版于一九七七年的。整个六十年代没有诗集。
一九七三年，他到巴黎参加东方学人会议，会后游了欧洲一些国家，也游了苏联，只是去列宁格勒。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列宁格勒的诗》，说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曾经到过香港，对他谈起，苏联是一个诗的国家，连鞋匠工作时都在背诵英国吉卜林的诗（这使人想做说秦淮河的堂倌都有六朝烟水气的说法）。他到了苏联，很注意寻诗，可是没有一点诗的感觉。他的印象是，列宁格勒是属于戏剧的，不属于诗。那么，《列宁格勒的诗》从何而来？来自一对避雨的男女，也来自他自己。
一天傍晚，他和一位奥国青年同在雨中河畔散步，“雨越下越大，我只好到一个墙边去躲雨，这时候，我看到二十码外墙脚边也有两个人在躲雨，一男一女，男的一直在想吻女的，女的半推半就，我看他们头发衣着都湿了。这也许正是值得羡慕的诗的年龄，值得歌颂的诗的背景吧”。
那天半夜醒来，他凭窗望着纳佛河，望着街景，终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闪耀在纳佛河的暗淡的流光，/像我心中的跳跃。/那陌生的河中/竟有我旧识的流水，/它在甬江里如此，/它在摊江里如此，/它在扬子江里如此，/它入海，/载着我的倒影，/慢慢的远去，/慢慢的老去，/慢慢出淡去……”
这些他称为“虽然不一定是诗”的句子，使人读来倒像是他写来送自己的，送他自己远去，老去，淡去。
在他去世的前四年，他写过一首不像新诗却像旧诗的小诗：
“云连万山，星接千水，/极目处，/故国烽烟，江山动荡，/遍地泪血。
连年飘泊，/人瘦黄花，/心碎落叶，/往事如梦，旧情如灰，/伤心有话难说。
念家聚短篱，/炉暖茅舍，/妻笑子嗔，/犬吠鸡啼，/殷殷旧情，/意未能忘却。
酒醒午夜，/花对残更，/书断千里，/人沓塞北，/人生百年一梦，/此心耿耿如雪。”
这使人想起他说过的，“不一定是诗”，而且很不像是徐的诗，但从这里，却可以体味到他晚年那种怀乡最苦的感情。他本来已有还乡的打算，可惜他的动作太慢，而肺癌的脚步又太快了。
——一九八八年九月
附记：“英文笔会”有过一位女秘书，西德作家布海歌女士（海歌是徐替她译成中文的）写过一篇《我所认识的徐》的长文，竭力称赞徐“有着最完整的性格。他非常诚恳，直率、纯良；对自己永远是那么真诚”。她而且为辟谣：“很多人都以为徐生性风流，并有传言说他到处留情。我觉得这些……没有事实根据……他能够把女人当人一样欣赏，不调笑她们，他对女人是很严肃的。”又说：“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儒家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