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绀弩是以杂文出现于文坛，著名于文坛的。他是鲁迅以后，我们当代最杰出的杂文家之一。他虽然也写过一些小说，而且很有志于写出一些至少和他的杂文齐名的小说，却此志未酬。他虽然“晚年竟以旧诗闻”（钟敬文挽联语），而且诗名甚大，不亚于杂文，但他的性格，首先是杂文的，然后才是诗的，而他的一些诗也有着杂文的味道，以至于有人说他“以杂文入诗”。他也写过一些很受推重的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但许多其实也是杂文，很有味道的杂文。
绀弩是个很有性格的杂文家，当人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杰出的古典小说的研究者，更不能不承认他是大有诗意、别开境界的旧体诗词的作者时，也总要首先记得他是我们当代的一位杂文大家。
二
颇有人心目中把杂文定于一尊，以为只有鲁迅体的杂文才是杂文，但学习鲁迅杂文的绀弩却是持否定意见的。
他认为杂文在中国古已有之，“我国有悠久深厚的杂文传统，有各种各样的杂文”：“摊开历史文集，其中的名文，往往就是杂文”。在他看来，不仅庄周的《齐物论》、《秋水》，韩非的《说难》、《孤愤》，王充的《论衡》，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黔之驴》是杂文，连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名诗，连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到杜牧的《阿房宫赋》以至于欧阳修的《秋声赋》，苏东坡的《赤壁赋》这些名赋，也都是杂文。岂仅传统深厚，而且形式广博，杂文几乎是无所不在了。
他说，鲁迅的杂感文章是新的杂文，有着极其彻底的反封建思想，是“博大精深，如山似海”而“战斗不疲”的。“他发展了中国的杂文，把杂文推向了极致，也正因为如此，也结束了他所扬弃的中国杂文”。
不仅结束前人，也结束了他自己，“鲁迅的杂文，其实已及身而绝了”。“时代变化，他的杂文至少是很难再有了”。
绝的是鲁迅体，而不是杂文。
三
绀弩以他自己的写作做了证明。
他首先承认，爱好，学习甚至模仿过鲁迅的杂文，但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并不相像，“我的杂文只是我的杂文，与鲁迅的杂文攀附不上”。
这里面当然有谦虚的成分，也有不想“攀附”的成分。他有些杂文，如《确系处女小学亦可》之类，读来就如读鲁迅文章，这些他不想承认都是不可能的。
但他大量的杂文却的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同于鲁迅。
杂文主要在针砭时弊，时代在发展，内容自然也随之而发展。
至于形式，在绀弩的笔下，杂文就更杂了，远不限于杂感和随笔之类。
鲁迅式的杂感依然是形式之一。写作的数量也不太少。
政论也成了他的杂文的另一形式。如《自由主义的斤两》这篇针对当年《大公报》社论《少残杀少破坏》而写的文章，其实是一篇政论，也完全可以当成社论，如果有什么报纸肯这样发表的话。文章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写的，那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大公报》的主笔借一条中央社的长春电为国民党涂脂抹粉，以悲天悯人和“理性与公平”的姿态呼吁双方“少残杀”，“少破坏”，绀弩以四五千字的笔墨，揭开了所谓“自由主义”的真相。
这样的长文在他不是绝无仅有的，那《血书——读土改文件》，就在一万两三千字以上。在这篇他后来用来做一本杂文集书名的大文中，他以极大的热情说：“多少年来，我们从文人的笔下看见‘黎明’，‘破晓’，‘东方作鱼肚白’等等的词句，至于那含义，恐怕连作者自己也未能弄得十分明确；现在应该明白了，那就是土改！”文章中的“现在”是一九四八年，作者在香港情不自禁地高呼：“歌颂这光明！拥抱这光明，在这光明中为它而生，为它而死！”虽然是这样长的文章，却能吸引人一口气读下去，因为他虽是政论，却又是杂文，有着杂文的动人文采。
寓言也是绀弩的杂文武器。《兔先生的发言》就是一九四二年他在桂林时代的名篇之一。狮先生在森林中大排筵席，佳宾中有虎、豹、狼、熊……佳肴中有兔腿，却要兔子即席发言，歌功颂德。绀弩很推崇画室（冯雪峰）的寓言，他们两人各写各的，冯雪峰的简短，他这篇《兔先生》却是七千多字的长文；冯雪峰写的篇数多，他写的较少，却也不止一两篇。
故事新编也是绀弩运用过的杂文武器。这是鲁迅的创造。绀弩有自己的风格，他的传诵于抗日战争时期，写作于桂林的《韩康的药店》，是比《兔先生的发言》更有名的名篇。韩康卖真药，西门庆卖假药，见韩康的药店生意兴隆，而自己门庭冷落，就强买了韩康的药店，由于还是卖假药，就还是不免门庭冷落，而韩康在新址开的店依然其门如市，于是又强买，又冷落，而另一家又其门如市。这故事的现实背景是：国民党在桂林关闭了进步的生活书店，在那里开起正中书局，原来的旺铺一下子就成了冷店。
短剧也是绀弩的杂文。在《聂绀弩杂文集》中，就有着《废话》（滑稽戏）、《天亮了》、《梦》、《独夫之最后》这四个短剧。如果不是作者自选这些作品入杂文集，大约就不会有人说它们是杂文，但既然作者说这是他的杂文，旁人就用不着替他否认了。
政论之外，学术论文也可以是绀弩的杂文。打开他的《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又打开他的杂文集《蛇与塔》吧，就可以看到：《〈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聊斋志异〉在妇女问题上的矛盾》、《略谈〈红楼梦〉的几个人物》这三篇是两本书都收了进去的。它们既是学术论文，又是杂文，作者的看法显然可见。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论文的《小红论》（一九八四），其实是《略谈〈红楼梦〉几个人物》的续篇，这在作者眼中，也应该同样是个可以“两栖”之作吧。
绀弩这样做，正是继承了中国古代“有各种各样杂文”的杂文传统，而又加以发展了。在他举出的中国古代杂文名篇里并没有短剧，但在他自己的杂文创作中却有了。
四
还要特别注视“以杂文入诗”。
诗也可以是杂文，绀弩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列入中国古代各种各样的杂文里，就显示了他这一看法。
更多、更大的显示是他自己的诗篇。有时整篇是杂文，有时有些句子是杂文。
如《颐和园》：“倘以舳舻资赤壁，何如郊薮起雕阑，吾民易有观音土，太后难无万寿山。开得一尺春水润，呈教八国联军看。此园撤尽千关锁，今义和团血尚斑。”初初读到这时，不禁为“吾民易有观音土，太后难无万寿山”叫绝。
又如《钓台》：“五月羊裘一钓竿，扁舟容与下江滩。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有客才眠天象动，无人不羡御床宽。台前学钓先生柳，却以织腰傲世间。”每读到“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的句子，就使人想象到旧世界中造反者如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主要表现在：“你占朝廷我占山”这一句。据说，绀弩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和康泽是同学，有交情，两人回国后康泽曾对绀弩说，如果他做了蒋介石，就要绀弩做他的吴稚晖，“昔时朋友今时帝”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过，康泽始终没有成“帝”，而且这样来解释诗句，反而把“你占朝廷我占山”的意义削弱了，只不过你我之间两人的事而已，和千千万万揭竿而起的义士就不大相干了。绀弩可以有这样的触发，我们却不必一定作你我即康聂的拘泥。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本来是他当年从北大荒回北京《归途》二首中的一首，后来却从《北荒草》中把这一首删去了，改写为《挽雪峰》的三首之一。这样的句子不是最精炼也最精彩的杂文么？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千言万语的文章。写出了一两代人无限的感慨。
五
绀弩的杂文很有他自己的特色。
他善于用生动的形象简明深刻地说明事物。他一《论公申豹》，又《再论公申豹》。这个《封神榜》上的反面人物，头虽然和大家一样生在脖子上，面孔却是朝后而不是朝前的，南极仙翁把他扭成了这个怪样子。绀弩就把这样一个人物拿来做反动派的象征，说他：“以背为胸，以后为前，眼睛和脚趾各朝着相反的方向，他永远不能前进，一开步就是后退。或者说，永远不能瞻望未来，看见的总是过去。”这说得多么生动，生动而又深刻！
他的文字有时很冷隽。他在《蛇与塔》一九八六年新版的《自序》中说：“解放初期，在什么地方开会，我说到《红楼梦》，说了些有关妇女的话，有位显者说，说《红楼梦》时只注意妇女问题，未免小看了《红楼梦》。傅立叶说，一国文野，看其妇女所处地位。几句话就成为历史上的大思想家，而在中国则是小看了《红楼梦》。信乎中国文化水准之高。”文章到此为止，不再多说，真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红楼梦》在妇女问题之外也并非没有文章可做可说，绀弩的意见多少有些偏，但还是使人在这里欣赏他的冷隽。
当然，更有热辣辣的鞭挞，那是对于敌人。五十年代之初，绀弩根据美国一位参议员的粗话，写了一篇《论狗娘养的》。那位参议员说某某人，“虽然是一个‘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如果等到有十全十美的对象才来结盟，结果你一定是最孤单的”。这某某人是美国的异国盟友。绀弩于是推论说，“必先有‘狗娘’，没有‘狗娘’，就不会有‘狗娘养的’；而帝国主义就是那些‘狗娘养的’的‘狗娘’，是‘狗娘’养出那些‘狗娘养的’的”。一千字的文章中，有着三十个左右的“狗娘养的”，不能说这是绀弩的骂词，只是他引述某参议员所用的代名词，引用得十分有力，读起来使人喷饭！
绀弩起用重叠的句子来加强文章的力量。一九五〇年他有一篇题为《茫然》的杂文。那时是北京市解放之初，封闭妓院，解放妓女，枪毙罪大恶极的领家和鸨母，他想用这些材料写剧本或小说，但又发觉这些材料不能写到剧本或小说中去，因据说不适合，不符文艺作品的表现要求。提到这些足以使人吓昏的领家、鸨母残酷折磨妓女的事实，在四大段文字中，接连用了三个“凌迟”，七个“为”（从为人类到为民主），五六个“者”（从挖人子宫者到埋人者），还有几个“消灭”，几个“旧世界”和一连串“何贵乎”，构成的简直是越来越沉重的压迫得人喘不过气的力量！这是绀弩文章的一个极大的特色，相同的重叠的句子，不同的重叠的句子，都在不断增加文字的感人力量。在绀弩的文章在中，这样的手法是常见的。尽管有时也可能使人感到啰嗦而冗长，但多数时候感到的是力量。
长文章、长句子之外，绀弩也有短句子，同样有力量的短文章。看看《论娼妓》吧：“娼妓是淫荡者？不！娼妓是不被允许有节操的圣洁者。没有谁像娼妓一样从心底憎恨性行为，以它为羞辱，为苦痛，为灾难，而无法摆脱。”
“一切人的性行为都有淫荡成分，唯娼妓则否。”
“娼妓是病毒的传播者？不？娼妓是法定的病毒的吸收者。在一切人之中，再没有如此宿命地以身殉病的了。”
“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娼妓是人性的怀疑者”，“娼妓是父母的怀疑者”，娼妓“也是庄严的男性的怀疑者”。
“再没有像娼妓的品德这样无可非难的了。”“卖弄风骚？搽脂抹粉，奇装异服？花言巧语，虚情假意……一切都是！规定的。”
这不是每一句都能紧扣人心的句子吗？
精密的思想，深刻的剖析，谨严的逻辑，剥茧抽丝般地把事情的本质一层一层，一寸一寸地剥开抽出在读者面前，这就是绀弩的杂文。它源于鲁迅，而又不同于鲁迅，有着明显的绀弩风格。
六
从自选的《杂文集》（一九八一年版）看，绀弩的杂文之笔在五十年代之初就停下来了。最后的一些作品是一九五〇年在香港所作。
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如非停笔，写的就是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论文和旧体诗，针砭时弊的杂文是再也没有了。这恐怕正像钟敬文挽联中多说的，“自问恐非初意”吧。因为事实证明，任何时代看来都不免有时弊的，尽管性质不同，但时弊总还是时弊。
人们有理由认为，杂文不能因鲁迅之亡，或绀弩之亡，或任何杂文大家、名家之亡偕亡。
人们没有理由愿意看到时弊兴，而这就正需要杂文之兴，绝不是杂文之亡。
人们会怀着极大的兴趣，看杂文作者辈出，杂文名篇涌现的吧？
一九八六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