绀弩是一个和香港颇有渊源的作家。
他曾经在这个城市工作、生活过四年多（一九四七——一九五一）。来的时候是作家，临去之前是作家兼新闻工作者，他是卸下《文汇报》总主笔的担子去北京工作的。青年时代，他还曾远到仰光去做过报纸的编辑。
他到香港来，也是和报纸有关。那以前，他在重庆《新民报》编副刊，文章惹祸，受到当局政治性的追缉，报馆因此曾经受到过武装的包围。
他因此不得不辗转来到香港，以卖文为生。他和夏衍、秦似、宋云彬在抗战期间的桂林出版过有名的杂文刊物《野草》，这个杂志在他没有到来之前就已经在香港复刊了，他来了，理所当然地也就成了《野草》的主力。许多文章也发表在《华商报》、《大公报》和《文汇报》上。
他的杂文集《血书》、《二鸦杂文》、《天亮了》、《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都是在香港出版的。后边两个集子差不多都是他替《文汇报》每天写的短论。
他还有一个新诗的集子：《元旦》。其中包括长诗《山呼》。那时候，没有人想到他后来会以写旧体诗而赢得很高、很高的声誉。
在五十年代以前，他不写旧体诗，只写新诗。他自己说过，“拥护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根本不做旧诗”。五十年代以后，他却逐渐做起旧诗来了，而发源地看来就是香港。
现在《散宜生诗》中，年代最早的一首，应该是那《浣溪沙·扫萧红墓》：浅水湾头浪未平，独柯树上鸟嘤鸣，海崖时有缕云生。欲织繁花为锦绣，已伤冻雨过清明，琴台曲老不堪听。
这《浣溪沙》是五〇年左右的作品，也许更早一些，是四八、四九年所作，因为同时去萧红墓的还有秦似，而秦似在四九年里离开香港北回了。但很可能是五〇年作的。绀弩有这样的习惯，喜欢在事后“补诗”。但这《浣溪沙》也不可能补得很后，因为在他还在香港期间，朋友们已经传诵他这一名作了。
说来也巧，当年日军占领香港后，戴望舒和叶灵凤也去过萧红墓前凭吊，而留下了被人传诵的《萧红墓畔口占》，那是短得只有四句的小诗。而绀弩这诗（词也是诗）只是略为长些，六句而已。这在绀弩的旧体诗词中，是很少有的无限低徊的抒情之作。
这也是绀弩为自己写旧体诗自开风气之作，虽然正式写起旧体诗来是九年以后在北大荒的事。从极南边开始，到极北边而大成，这也很有意思。
有人说，绀弩的旧体诗不少有打油气，这也可以说是不为格律所拘的一种突破吧。读他的诗的人看得出来，他不是不懂格律，有时很讲究，有时不在乎。或者说，油气和格律无关，那是韵味上的事。我想，绀弩的诗至少也和油腔无关，而豪气为近。
但他在香港也留下过一首打油诗：不上山林道，聊登海景楼；无家朋友累，有酒圣贤愁；春夏秋冬换，东西南北游；打油成八句，磅水问三流。
山林道当年据说有过“花丛”，他不涉足。海景楼是干诺道中近三角码头的一家北方馆子，是香港最早的一家，五十年代后期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不少文化人是常去那里的，由于比较价廉。绀弩的广东话显然只能得到不及格的分数，但他也会用“磅水”，而对象是三流，三流是胡希明的笔名，后来回广州担任广东省文史馆馆长，当时是香港《周末报》负责人。
绀弩姓聂。他有一个笔名“耳耶”，就是拆开“聂”字成两个字。他的《二鸦杂文》，“二鸦”这个笔名就是“耳耶”的谐音。
“二鸦先生”留在香港的时间不算长，只不过他八十多岁生命的二十分之一，却留下了六个集子在香港，那就很不算少了。
有人说他是两度甚至是三度到香港，其实不是。四九年他曾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但不久他就重回香港，继续工作了一年多。这一次北上南下，只是短暂的离开，属于工作旅行性质，不能算是一次离开和又一次新的到来的开始。
他在香港的期间只是四十多不到五十岁的盛年。是他杂文创作又一个旺盛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在桂林，而重庆次之），很有一些精彩之作，可惜手头无书，不能举出篇名。离开香港去北京后，就结束了他的杂文时代，从事古典文学特别是传统小说的研究去了，不久在这方面又成为名家。
然后，是在磨难中写旧诗成为著名诗人。他的最后作品是诗，是《雪峰十周年祭》的两首七绝。七绝而绝笔，这以后他就再也不能写什么东西，连执笔也不能了，终于在四个月左右以后的三月底“斯人老去”。他是由于老病，体力完全衰竭而离开人世的。正像家人说的，去得“从容”。
正像他平日走路的样子（当他还能正常走路的时候），从容。
他哀胡风，“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他自己也受过二十多年的折磨，但他没有狂笑或当哭的狂歌，还是从容。
他赞胡风，“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军到九泉”。他的诗没有三千首，却的确是有奇气的诗篇，必传而必不到九泉的诗篇。
朋友们只为他饱受折磨，感到哀痛；而对他的长逝，在哀感之余，却想到他的诗句，“我倘成尘定微笑”，相信他是含笑在心，从容而去的。
一九八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