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报名的途中，雨刚停。夏天的暴雨总是无情。这条被雨水冲洗过的道路显得格外泞泥。这段路很曲折，时不时有坑蓄积了很深的雨水。总有未知的坑在前方等待我们。终究还是躲不过。一不小心，我们陷入了水坑。妈妈让我下车，看着她艰难费力了好久，我们终于回到了平坦的地面。漫长的路我的脑子里对着一路的风景放空。仿佛复读的事情与我无关。我只需往前走，剩下的交给妈妈来做。
到了这所传说中的校园门口，“马鞍山中加双语学校”几个大字赫然醒目。
屠格涅夫在《门槛》里说：“看见一幢巨大的楼房。下面墙上是一道敞开的狭门，门里——阴森黑暗。”此时用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整座学校建筑主体是红色。故宫的那种红。在里面过了很久我才反应过来，这所学校何尝不似以往的深宫大院。受宠的，风光得意自然特权享尽。不受宠的，失意黯然便是度日如年。而决定老师对你的态度的，便是分数。这所学校的规定：学生的成绩与老师的奖金挂钩。分数就是老师的利益，成绩就是老师的工资。也难怪这里的老师对好学生永远有无尽的包容与爱抚。而成绩不好如我，遭受的永远只有漠视、嘲讽、冷眼。
想起《奇葩说》里哈佛女孩许吉如曾经在面对辩题“该不该说有用的废话”时说：“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一份看见感。”可是像我这样的差生，从来不会被看见。见面同老师打招呼都得不到回应。或许只有生病时学校才会想起我们是个人。因为不能传染给其他人，必须回家隔离。永远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走进大厅，妈妈急迫地询问着关于报名的信息。按照学校规定，复读生的学费一学期7000元。差一分200元。我是文科生，那年的分数线是440分。我差了34分。也就是说我需要花6800元来买分。妈妈将两万递给老师。老师头也不抬地接过，转身将一沓钱放在旁边在一个打开的行李箱上，行李箱上有一沓钱，加上我的，有两沓。每沓钱以一万为单位。这两沓钱像是被标上价格的商品，陈列在行李箱上。老师将手中的另一沓钱熟练地拨给妈妈。妈妈接过后小心翼翼地数着手里找回的钱。只见从一开始就没抬头正眼看过我们的老师抬头对妈妈翻了一个白眼。那种感觉像是商场里瞧不起人的导购对着一个打扮不起眼的妇女说：“看不起别碰。”我暗下决心：我一定不能辜负妈妈。狗眼看人低的学校。
因为那是妈妈借来的钱。在妈妈决定送我去复读的前一晚，父亲极力反对。父亲与我自初中起关系就不好，他总是催我出去挣钱。一听我要复读，他更不会同意。更何况，复读需要三万。当时家里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妈妈只好打电话向大伯求助。
大伯是个成功的商人。这么多年因为父亲的缘故一直待我们很好。电话刚落，半小时后，两万块钱被送到家中。
现在回想，当时的我太迟钝，应该拉妈妈回家。忘了说，这所学校的学生非富即贵，领导的子女跟家财万贯管不了小孩的富二代学生居多。像我这样的寒门，进来纯属是个笑话。像是原本生活在底层的一个人向往另一个阶层的生活。有一天突然被推到了可以向上爬的楼梯前，妄想通过这个楼梯往上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过更好的生活。但是这个楼梯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海市蜃楼。但是保持着对未来的一丝可怜的乐观。我想有钱人算什么，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依然是屠格涅夫《门槛》里的话：“你想跨过门槛，你知道是什么在等待着你吗”
“知道。”姑娘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蔑、屈辱、监牢、疾病，还有死亡本身？”
“知道。”
“彻底的隔绝，孤独？”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能忍受一切痛苦，一切打击。”
“不仅敌人的打击—且是亲人的，朋友的打击？”
“对……即使是她们的打击。”
“好，你去准备牺牲？”
“对”
“去做无名的牺牲？你会死掉—而没有人……甚至没有人知道他满怀尊敬纪念着的人是谁！……”
“我既不需要感激，也不需要怜惜，我不需要名声。”
“你可能放弃你现在的信仰，你可能认为你是受了骗，是白白毁掉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我也知道，反正我想要进去。”
“进来吧！”
姑娘跨过了门槛——于是一张重重的帘子在她身后落下。
“傻瓜！”有人从后面咬牙切齿地骂她。
她们的对话就是我后来生活的写照。可惜在我进学校前，并没有人与我有这样一场对话。跨过这道门槛时的心酸我体验过，只是我太迟钝没有及时拉着妈妈的手回家。
我比姑娘还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