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十六年（1896年）九月二十五日夜间，龚照瑗接到从美国杨儒来的电报，关于孙先生到英国的消息，是说孙先生定于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搭White Star line majertic轮船，到英国利物浦上岸，这是给他报效满清政府最好的机会了，于是就叫一个英国人参赞马格里专心办理这件案子，马格里就雇了司赖特侦探社派人到利物浦去守候。九月三十日上午十二时，孙先生真的从美国到利物浦来了。孙先生上了岸就从利物浦密德兰车站坐火车到伦敦，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就到斯屈朗海色尔旅馆去休憩。这一切行动，都被侦探看得很明白，完全报告了中国使馆。
孙先生略略地安顿了，第二天就到波德兰（伦敦区名）谭文省街四十六号，去拜访康德黎，这是践檀岛时的约定。康德黎夫妇一见了孙先生，快乐极了，竭诚地招待他，要他就搬到附近的霍尔庞区葛兰旅店街八号，好让他时常来看他们。孙先生也很悠闲地住下，常常到佛立特街、露竭特场、牛津街等地游览。他看见兴旺隆盛的贸易，往来频繁的车马，繁荣而镇静，并不像中国都市的喧哗的纷扰。而且警察敏捷，人民和蔼，使他悠然神往地暗暗羡慕。
那时，出使英国大臣龚照瑗早已有报告到总理衙门。而马格里已经和英国政府办过交涉，要英国引援香港、缅甸交犯条约，代拿孙先生，但英国政府说这条约上能适用那两处地方，在伦敦是不能照办的，因此他只有派侦探跟着孙先生观察他的行动，龚照瑗报告总理衙门，也就是这样几点。隔了二天，龚照瑗不知从什么地方，得了一个消息，说孙先生要到法国去了，他就叫法国使馆预防着，但是他的属员庆常（当时龚照瑗是兼出使法国大臣，法使馆的事情，是庆常代为负责的）从法国答复他，说法国对于这种种案件是不十分留意的，而英法同例，怕对于孙先生也不能随便处置。这样一来，龚照瑗对于孙先生是没有办法了。但是我们革命领袖的一段悲壮地被囚禁的历史，终于展开了，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十月十一日孙先生被禁在使馆了，这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在孙先生自己的记载中，说是被使馆中人诱迫而进去的，但从许多可靠的史料推究起来，是孙先生秉着大无畏的精神。亲自到使馆来宣传，才被他们察破而拘禁了。孙先生说被诱迫而进使馆，是在国际上宣传满清政府的罪恶和愚妄的一种方法，所以他后来也曾经自己表示过，是说自己进去的。这是孙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事实，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实。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从康德黎家里到中国使馆是很近的，因为都在波德兰区。孙先生在前一天从葛兰旅店街走出来。想到康德黎家里来和他谈天，但在路上，瞥眼看见中国使馆的大门，他就大胆地进去，想去窥探虚实。恰恰碰到了一个使馆的翻译邓廷铿，也是广东人，他们就以同乡的资格来谈话了。然而这是极大的冒险呀！虽是孙先生自己说姓陈名载之，但他是整个满清政府欲得而甘心的人，他们终于看破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领袖孙先生。于是这机警而善于做满清政府奴隶的邓廷铿，不动声色地和孙先生假意亲善，约他明天到这里来吃午饭，坦直的孙先生毫不疑心地答应了，龚照瑗和马格里知道孙先生已经到过使馆，他们得意极了，就准备第二天等孙先生来后的应付办法。
第二天就是十一日，孙先生果然应邓廷铿的约而来了，这时候，已到吃午饭的时候了，孙先生就和邓廷铿在使馆吃饭。饭吃过了。邓廷铿引导孙先生到第一层楼上参观了一周，又到第二层一个使馆职员李盛钟的房间，大家坐下谈话。这时候马格里来了，邓廷铿就对孙先生说：“请你再上一层到我的房间去坐坐好么？”
孙先生随口答应了就跟他们走上去，马格里在前面引导着，走到了一个很小的房间门口，孙先生看见这一间小屋，只有一个窗，窗外面有铁栅围着，从窗外看去，知道这是在使馆屋的最后一边了，心里才有些疑惑，他们为什么引我到这里来？他不知道马格里是谁，起先没有留意他，这时候，他一面要孙先生进去，一面很傲慢地对孙先生说：
“你就是孙文，我接到中国美公使的电报，他们告诉我，你坐了麦竭斯轮到英国来，并敦我捕你，现在这里就是中国，你到了这里，就是到了中国。”说罢，就关上了门，又上了锁，和邓廷铿去了。这时候，孙先生就是在锁钥之下的囚犯了。
孙先生被禁了，公使馆中像得到了一件珍宝，全体都紧张起来。龚照瑗一面打电报给总理衙门，说孙先生改姓换名自己到使馆来了，按照国际公法，中国使馆就是中国地方，所以把他扣留，但解回广东，很不容易，只好相机办理了，请总理衙门给他一个答复，但不必使英国驻华公使知道（当时英国驻华公使是窦纳乐）：一面派邓廷铿督同武弁车德文和洋仆二人，轮流看管，不准泄漏消息。第二天，总理衙门就来了一回电，说不给英国知道这件事是很好的，要解回广东，最好也不要被英国来干涉，一切务须和律师详商。如果和英国政府闹翻了，被他们出来袒庇，事情就糟了。龚照瑗接到这个回电，就很小心地要布置着怎样的把孙先生能够安然解回广东，以邀满清政府的重赏。
在重围中的孙先生，再不能插翼而飞了，他知道已处在危险的境地，因此当被禁的数小时后，就想起要康德黎来替他援救，但是身上的钥匙、铅笔、小刀，以及纸片都被他们搜去了，因此只得在名片上写了这样的几句：
“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使馆里面，将要被偷运出英国到中国去受死刑，求即速援救！”
“致康德黎博士，谭文省街四十六号。”
“目前请照应这个送信的人，他很穷，为了替我工作，他不免失业。”
孙先生写好了，就请添火炉煤的那个英仆带去，他答应了，隔了一回，另外一个英仆也进来了，也同样的托他，他也答应了。但后来知道他们都没有把信送去，直到其中一个英仆叫柯尔的，说出来了，才确定这些信不但不送到康德黎，却都送给使馆里的长官。
孙先生被禁的第四天，使馆已经决定雇了一只船，把孙先生解回广东，于是由邓廷铿来讨孙先生的口供，但是他还要用很婉转的口气对孙先生说：
“那天我将你扣留，这是我的职务方面该如此做，也只好公事公办，今天我来看你，却是用朋友的资格来的。现在你最好是直认你是孙文，什么都完了，你也不容抵赖。”他接着又含讥带誉地假意殷勤地说道：“你在中国已经很有名望了，皇上同总理衙门都晓得了你的历史，一个人得着这样的盛名，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你在这里，就是生死关头，你知道吗？”
“为什么？”孙先生问他，“这里是英国，并不是中国，你们想把我怎样处置？你们如果想把我引渡，你们必先要把我被捕的事情，照会英国政府，我想英国政府未必肯让你们把我引渡。”
“我们并不正式引渡你，现在事已办妥，轮船已雇定，只消把你捆绑起来，塞住你的口，送到船上的秘密地方，就立刻开船。一到香港口外，有中国炮船在那里等你，那时就用炮船送到广州衙门，审问过了，就可以正法。”
“这种举动，未免鲁莽吧。”孙先生很镇静地对邓廷铿说：“因为我也许有方法在船中同英国人暗通消息。”
“你一经登船，就像在这里一样受严密地监视，杜绝一切脱漏的机会。”邓廷铿以为孙先生所想象的一定办不到的，所以这样说。
“但是船上员司的心理，未必与使馆里的人一样的，也许会有人对我表同情，援助我。”
“那轮船公司和马格里是很要好的，当然要遵守他的嘱咐而行，决不能帮助你的。”邓廷铿说到这里，歇了一歇，又说道：“那是格楞公司的船，但是这星期中，怕不能成行，因为公使要节省经费，不愿单为你雇这条船，叫他们先装货物，货物装好，便只花包旅客票这一笔费了。等到下星期，货物可以装好，那就是你解回中国的时候了。”
“这个计划，恐怕办不到吧。”孙先生还是很镇静地回答邓廷铿。
“如果怕办不到，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把你杀死，因为这里就是中国，凡公使馆里的事，谁也不能来干涉的。”
“那末，你们未免太残忍了！”
“这是皇上的命令，无论是活是死的，只要能拿着你，就有很大的酬报。”
“将来英国政府也许要求中国把你们使馆里的人全数惩治。况且你又是我的同乡，我的党员在广东很多，将来出来替我报仇，不单是你危险，就是你的全家也很危险。”
邓廷铿听了孙先生这样一说，面上立刻现出惊慌的神气，于是停止了他那种傲慢的口吻，说道：
“我是照公使馆的命令行事，此来不过因私谊的关系。向你警告一下罢了。”说罢，就出去了。他出去以后，就在龚照瑗面前，把和孙先生谈话的结果，详细报告，因此公使馆当天就打了一通密电到总理衙门，说是船已雇好，价七千镑，或解或释，请示办法。第二天，总理衙门就来了回电：“购商船送解粤，系上策，即照行。七千镑不足惜……惟登舟便应镣铐，管解亦须加慎。”这样，一切计划，都布置就绪了，孙先生的命运，已完全操在他们的手里了。邓廷铿于是又到孙先生前面，假仁假义地说是帮助孙先生。要孙先生自己写信给马格里，极力表白，说广州的事情，他没有参加，所以特地到使馆来求昭雪的。孙先生在这山穷水尽的时候，只要有一线生机，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因此就照他们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但是邓廷铿拿了这封信去后，就看不见他的影子了；孙先生于是悔恨起来了。无疑的，这是他们预定的计划，要孙先生给他们一个文字上的证据，说是他自己到使馆来的，等到他们把孙先生送回广东去了，以便掩饰他们绑架的嫌疑。
孙先生一切绝望了，他在狭小的房间里，有什么方法把消息传到外面去呢？于是尽他所能找着的纸片，都一一把他利用起来，把他被难的情形写在上面，掷到临街的窗外。起先是叫仆人拿去掷，因为他被禁的屋子，并不临街，但是，这些都被扣留了。于是他才想由自己的窗子里来掷，因为想把这种信掷得远，就裹上铜币一齐抛，铜币用完，就代以二仙的银币，这都是在搜查时幸而遗留下来的。但是这些纸片，虽是有的抛到了邻家的屋檐或其他地方，其中一张，却就落在孙先生屋子的窗下，于是叫一个西仆——不是柯尔——拾来再掷，可是他反把这情形告诉了使馆里的人，他们就立刻在邻家屋上四面找寻，把所有抛去的纸团都拾去了。因此不一会儿，他们就把窗子用螺钉钉起来，孙先生与外界的交通，便从此完全断绝。孙先生失望极了，只有祷告上帝，但求自慰，他眼看凄苦的长日，与更凄苦的长夜继续运行着，要不是把祈祷来安慰，真的要发狂了。
这是十六日的事情罢，是孙先生被禁的第六天了。那天，孙先生在晨祷后站起来，忽然觉得胸中充满了一种宁静，富有希望与自信的心情，好像明示他的祈祷已上达于天庭，给他不少的希望，似乎一切尚有可为。因此孙先生决定再奋斗。向那一个比较忠厚的英仆柯尔作一度的恳求，要他帮助。这时候，柯尔进来了，孙先生就很恳切地问他道：
“你能为我尽力么？”
“你是什么人？”
“我是逃至外国的中国国事犯。”孙先生这样地回答他，但觉得他不甚明了自己所说的意义，于是又问他：“你知道阿美尼亚人的事件么？”他说很晓得。于是孙先生随着这条线索，告诉柯尔：中国皇帝要杀他，就如土耳其苏丹要杀掉阿米尼亚的一切耶教徒一样。中国皇帝之所以要杀他，就是因为他是耶教徒，并且是一个力求政治改革的革命党人。最后孙先生还郑重地说：
“你们英国人，是没有一个不和阿米尼亚人表同情的，因此我知道大家对我也是一样地表同情，假如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形。”
这样富有感动力的言词，终于打动了柯尔的心坎，但是他对于英国政府肯不肯帮助孙先生，是一个疑问。于是孙先生告诉他，英国人一定肯帮忙的，若不然，中国使馆只要明告英国政府把他引渡，为什么一定要严密地把他幽禁在这里？孙先生又进一步说：
“我的生命，完全在你手里，你如果肯把我被囚的事情。传扬出去，我就可以得生，不然一定是死。你以为是救人的好，还是送人死的好？你以为我们的责任，对上帝重呢，还是对雇主的重？你以为保护公正的英国政府的光荣好，还是帮助腐败中国满清政府的罪恶好？”
这样反复地说着，恳切地感动着，任何人都要感奋起来，愿意出死力来救助了，但孙先生不就要他表示意见，还是很镇静而又真诚地要他对孙先生所说的话，仔细考虑一番，下次进来时，再切切实实地回答，他是否愿意救孙先生。
公使馆对于孙先生这样的拘禁，在国际上本来是不对的，所以在拘禁后的第六天，孙先生固然是很着急，龚照瑗等也有些急了，因此这一天又打了一个密电到总理衙门说：“扣留至今，多无知者。释放亦宜早，免露痕迹。乞速示。”这大概所雇的船，货物不能够就装好，时间延长起来，他们有些张惶了。
在这紧张的关头，孙先生的救星终于到了。这是和柯尔谈话的第二天的早上，柯尔竟来了，这是可想而知的，孙先生是怎样地在急盼着他的回音。希望之门展开了，柯尔把回音写在一张纸上，夹在煤斗中，暗示着孙先生去拿。孙先生当他去后，就很快地去拾起来念着：
“我可以试为你送一封信到你的朋友那里去；但是你不可以伏桌子上写，因为外边从锁钥洞中看进来是很明白的，外面监守者常常注意你。你必须在你的床上写才好。”
我们要感谢这位侠义的柯尔，他给孙先生一条生路了。于是孙先生依照他的话，伏在榻上，面对着墙壁，拿出一张名片写几句话给康德黎。等柯尔进来时，指示了放的地方，他走去拾起来，孙先生又把所有的存钱，大约有二十英镑，都给他做酬劳；他拿了就走。
柯尔拿了这一张维系着中华民国创造者的生命的救命书，怎样地去奔走活动呢？然而实际发动的，倒是他的妻子，因为他不能即刻离开使馆，所以他的见义勇为的妻子就替他去做一件历史上最光荣的工作了。那是已在深夜十一点三十分钟了，康德黎家里，忽然门铃响起来，康德黎很惊奇地从床上起来，打开门来，不曾看见人，只见一封信，是从门底下的缝里塞进来的，他就捡起一看：
“你有一个朋友，从上星期日起，被囚在中国使馆。他们打算把他送回中国，到了中国以后，他们一定会把他杀了的。这个可怜的人，真是惨极了。除非立刻有办法，他就要被解走，并且不会有人知道的，我不敢签我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件事是真的，请你相信我所说的话。你能尽什么力就立刻尽，不然来不及了。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孙逸仙。”
这就是柯尔的妻子送来的信，康德黎看了，非常着急，就不顾深夜，到梅尔蓬巷的警察署长那里去，又从那里到苏格兰场总警察厅去。他把孙先生这一件非常的事情报告了，但他们都说这件事与他们无关；并且说他报告过他们以后，他的责任已经尽了，他应当回家去，不要作声。康德黎看这时候已是早上一点三十分了，于是只有回家去休息。第二天，他一早起来，就到他朋友那里去商量，又到孟生博士的家里。孟生博士，也是孙先生在香港雅丽氏医校时的教师，康德黎走到门口时，却遇见了柯尔，原来他已鼓着勇气自己出来要把孙先生被囚的种种秘密消息发表出来，并且他已经到过康德黎家里，知道他到孟生博士家来了，所以赶上来的。柯尔见了康德黎，就把孙先生的信拿出来，这封信是：
“中国使馆已经雇好一只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唉！我的大难到了！”
柯尔又告诉他们说，中国使馆借口孙先生是一个疯人，下星期二，就是二十日，就要把他解回中国。
“如果马格里在这里，这件事还有办法。最可惜的，是他不在这里，我们到哪里去找他呢？”康德黎很惋惜地说，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找过马格里，知道他到乡下去了。
“马格里是在城里，他天天都到中国公使馆里，把孙君幽禁的就是他，要我严密防守着，不教孙君逃脱的，也是他。”柯尔很坦率地说了出来。
这是一个可惊的报告，康德黎和孟生立刻感到营救计划格外地困难，格外地觉得没有把握。他们决定小心从事，要借重于最高的权力机关来降服这般狡猾而有力的人。
他们一面写了简单的回信，教柯尔拿回去安慰孙先生，一面再到苏格兰场要求警察厅出来干涉，但结果还是无效。他们着急了，于是到外交部去试一试，但是这天是星期日，没有办公的人。只遇着一个值星的书记，他们把这些详细情形报告了，他允许于次日将这件事呈报上级官长。可是事情太急迫了，不幸的悲剧也许就在目前。终于由孟生独自到中国使馆去，要求见孙先生，以为这样使中国使馆里的人有所顾虑，但出来接见的就是狡猾的邓廷铿，他以最虚伪的言词应付了孟生。
这一切都无结果，怎样办呢？侠义心肠的康德黎并不因此灰心，他深怕孙先生在当夜就起解，就决定去找侦探以监视使馆的行动。他就到佩星和尔街去找司赖特侦探社了。这是多么危险呀！这侦探社就是在马格里雇用来侦探孙先生行动的一家，现在康德黎却也要他们侦探中国公使馆。侥幸极了，他们因为是星期日，没有一个人办公，康德黎很失望地走了。他们的焦急，当然是到了极度，但是他没有知道这是对孙先生命运的一大关键，要不是这样，给马格里一切知道了，孙先生就立刻被他们毒害，等不到几天以后，英国外交部出来交涉了。
康德黎从佩星和尔街出来，经过许多周折，才雇到了一个侦探。并且乘便去访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他在一张会客的缘由单上，大书“中国使馆之诱捕案”。但是一向持重而带有绅士气的《泰晤士报》，当然不肯冒昧发表。这时已是晚上十二点钟了，侦探还没有到，他很不放心，就亲自从家里出来到使馆监视，必要时还需要干涉。但一到门口，这侦探来了，便一起坐上马车到使馆那边去。
这是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孙先生因为中午时候，从柯尔送来的煤斗中，得到康德黎和孟生的回信，他精神上得着极大的安慰，几天来惊心骇魄的生活，到这时候才定了神，他安然地休息了。却不知道他的老师而兼朋友的康德黎正冒着寒冷的夜气，坐在街头祈祷他的命运。玻璃窗从月光和灯光中，映演出种种情况，一切无可掩蔽的，康德黎看见没有什么异样的变动，他就很安心地回去，这时候已是二点多钟了。
十九日是星期一，也就是发动营救孙先生的第二天，康德黎又添了一个侦探，但是这天英国外交部长沙理士堡侯爵知道了，一方面教康德黎进呈一个节略，一方面由外交部派了六个侦探在中国使馆四周守候，于是，孙先生的危险，到这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了。第三天没有动静，假定柯尔所说这天二十日起解的话是真的，使馆也没有办法了。第五天上午。英国外交部次长山德森有一专函致马格里，叫他下午去见总长沙里士堡侯爵。大概马格里的外交手段不得结果，据说英国总警察长预备用人权状向中国使馆提人。就在这一天（二十二日），孙先生在幽囚的小室里，经柯尔的巧妙传递的方法中，看见《地球报》上有这样注目的题目：
“可惊可怕的新闻——革命家在伦敦被诱幽禁在中国使馆内。”
接着就记载详细的情形。无疑的，这是康德黎努力的结果。孙先生见到英国舆论界出来干涉了，知道生命可以保全，心中充满着感激之忱，就如已经定罪的人，遭逢了大赦一样。
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英国外交部正式派员到中国使馆要人。在这时候，中国使馆不能不把孙先生交出来。遂由马格里引着孙先生下楼，出见康德黎和外交部所派人员等，于是，孙先生在无数的新闻记者和人山人海的群众中，走出了中国使馆的门口。晚上，回到康德黎家里，他全家的人，都很快乐地欢迎着。大家举起了酒杯，向孙先生的头颅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