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我的嗓音不仅恢复了，并且变得更加动听与洪亮。克劳辛先生是那位诗人的哥哥，在一个合唱团当声乐教师。他知道我会唱歌，便介绍我到团里唱歌，并说现在通过合唱可以更好地练声，也为了以后能得到登台亮相的机会打下基础，兴许到时能在台上唱上一两段。一个新的可能实现我最大梦想的途径呈现在眼前，我立刻从舞蹈团转到了合唱团，真的就时常登台露脸。我出演的剧目有《罗伯家的城堡》和《约翰尼·蒙特福肯》。剧里的牧羊人、水手或类似这样的角色都扮演过，我从不错过任何机会。 剧院是我的一切，是我全部的世界，那里有我的生活和梦想。这样一来，我把学习拉丁文的事给忘得一干二净，更何况好多人在我面前说过，不会拉丁文一样可以唱好歌，照样能成为伟大的歌唱家。主要是这个原因，我开始厌倦拉丁文，有事没事找个理由就不去上课，逃课泡在乐池里。古德伯格知道以后极其生气，我因此遭到了人生第一次严厉的训斥。我实在是羞惭万分、愧疚难当。我听到古德伯格的话震惊的程度，相信罪犯在听到自己被判了死刑都不及我。他让我停止演出，我做不到，我不用学拉丁文了。
我发现自己是那么依赖别人的仁爱和良善；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都没准备过；我对前景失去信心，悲伤难过的时候，也会认真地考虑自己未来的日子，但通常都是转念之间的事。我还是个孩子，大多数的情况下还是不知忧愁。
上流社会里也开始有人关心我这个穷小子，她们是丹麦著名政治家克里斯蒂安·科伯乔森和她的女儿范·德·玛斯夫人。范·德·玛斯夫人当时是卡罗琳王妃的女侍臣。她们知道我的情况对我十分同情，欢迎我去他们家。夏天到了，科伯乔森夫人常去诗人拉北克夫妇的希尔庄园度假。她带我去拜访他们，我到他家后很快被让进客厅。拉北克从没和我说过话，不过有一次在花园里他朝我走来，像是要对我说点什么，但刚一走近，看了看我，突然转身又走了。但她的夫人就不同了，她是个活泼、可亲的妇人，她经常和我聊天。我那时开始学习写点东西了，她很乐意我读给她听。一次，她刚听完前面几幕就喊道：“天哪，欧伦斯柴格尔和英格曼的作品中的片段都在这里出现了，你这是抄的！”“对啊，但他们写得真精彩！”我非常坦白地承认了，并继续读下去。一天，我要去看望科伯乔森夫人，她抱来一大束玫瑰花：“带上这个，诗人把这束娇艳的玫瑰花送给科伯乔森夫人，夫人会非常高兴的。”虽然她是半开玩笑地说出来的，但我还是身心愉悦，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称呼我是诗人。我意识到我将全部心思用来写诗。以前从玩木偶剧院改成玩其他玩意儿是小孩子的游戏，但现在这个转变是郑重而认真的——它是我生存的目标。
一天，我穿着爱德华·科伯乔森送的蓝色外套出门。我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衣服很新，纽扣闪闪发光，但就是太肥了，胸部更宽大，我又没钱改，只能就这样穿出去。为了穿出门更合体，我把领子上的纽扣都系紧了，但胸部还是有点像袋鼠的育儿袋，我把一大捆旧海报塞进胸部和外套之间。当我出现在科伯乔森夫人和拉北克夫人面前时，她们奇怪地看着我的胸部，直截了当地问我往胸部放了什么。看我不吱声，她们说，天气好热，该把外套解开。我不会那样做，不能让那捆海报露出来。除了两位夫人以外，希勒议员也常在那儿消夏。他那时还是个学生，他虽然年轻，却因为解答了巴格森之谜而名声大噪。他是个多才的人，我在皇家剧院看过他的悲剧《朝圣者》。他还写了一些诗，《丹麦的神话》这本书也是他写的。他是个热情、有点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的人。我很乐意与他交谈，也非常高兴有他这么个朋友，他总是不露声色地关注着。当有人拿我开涮时，他是少数几个跟我说真话的人之一。他还能看到我身上除了滑稽、单纯的天性以外的潜质。
我的剧本
我得到一个后来出名的绰号“老是好奇的小家伙”，它是女演员安德森夫人给我取的。安德森夫人也住在希尔庄园，她是拉北克夫人最喜欢的女演员。我认为这个绰号取得名副其实，我的好奇常常惹来人们的哄笑，而我从笑声里只听出了赞许。我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我是在一个沙龙里，人们为了开心，让我背一段自己的诗作。我诗中率真的语言无意识地流露出内心的沉重，本是准备嘲弄的人们变成了深深的同情与思索。
有一位值得我敬重的老夫人，她是已故的知名人士厄本·尤根森的母亲。她的家就像我的避难所，她的家让我毕生难忘。她是位极有才华的知识女性，但那属于过去的岁月，她生活在回忆当中。她给我讲述她的家事，她父亲做过查封官，与霍尔堡是朋友。他们俩不论是在屋子里，还是散步，只谈一个话题“政治”。一天，她的母亲在纺车边上想加入他们的谈论。“纺车吱吱叫了。” 霍尔堡说，母亲不认为风趣的老绅士这是玩笑话，而不原谅他。老夫人那时很小，总是奚落瑞瑟尔的诗人韦塞尔也常来她家，他的描写火的可怕故事路人皆知。他把自己的鞋和丝袜让给穷人穿着，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回家。
她每天都读古典名著，看完书后，就和我谈他们对景致的描写、人物刻画的技巧和他们崇高的思想。所以，她很难理解更为现代的浪漫主义诗歌，也不去欣赏。她和天下的母亲们一样思念自己的孩子，她被流放的儿子，在战时曾以岛国国王的身份出现在冰岛，就像童话一样。她时常以热烈的感情谈起儿子，回忆他儿时的举止行为，她分析认为他坚强的性格在孩童时就已显露无遗，这也是他为什么再也不能回丹麦的原因之一。老夫人的整个人生、思想和阅历都震撼着我的心灵，深深地吸引着我向她靠近。而对她来说，我只是个单纯的能使她愉悦的孩子，她喜欢的伴。我把自己写的悲剧《森林里的教堂》，还有一些最初的诗作读给她听。一天听后，她表情郑重地说：“你是个诗人，或许能和欧伦施格尔一样伟大！唉——再过十年，那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但不要忘了我，要记住我啊。”我的眼泪瞬时就流淌了出来。她的话里有我不明白的，也有一些高贵的东西在里边。在被她的话迷住时，我也疑惑着。我不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名诗人，像欧伦施格尔一样伟大的诗人。
“真的，你还是要去上学。”她说，“但是，也许你能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条条马路通罗马。”
“你得去上学。”这是一句每天都能听到几遍的话，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人对我说这句话，上学是如何好，对我的人生是多重要。人们鼓励我上学，好多人因我不上学，表现出怒其不争的神色而责骂我。我这样的年纪，上学是本分，不上学又能干什么？再说，我也知道那是绝对必要的。可是我让自己活着已经够费劲儿的了，没人具体帮助我，上学的事情变得困难了，总得想个法子。我忽然眼前一亮，有了好主意：写剧本，交给皇家剧院。戏要是上演，钱就来了，上学就不会有问题。我照着罗森吉尔德的一篇德语短篇小说《信鸽》，写了一出悲剧。我请古德伯格看看这篇无韵诗体的悲剧，他读了认为练练语言还好，坚决不同意我把这样的剧本交给剧院。无奈，我又写了一出戏，以我自己的故事为蓝本，不对他说作者是谁。起名叫《威森博格的强盗》，这是一出“爱国主义的悲剧”。我写得很快，不到两星期就完稿了，但因没人帮我，单词的拼写基本上没有一个对的。我没有署名把它交到剧院。但是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送过我玫瑰花的汤德·伦德小姐，她是我在家乡行坚信礼时唯一对我表示友好的人。我到哥本哈根去时看过她，在她家给我引见了一个人，她也对科伯乔森母女满怀同情地谈过我的状况。由于我不想让人认出我的字体，她花钱请人帮我修改成更易读的文本并寄了出去。在焦虑的期待中等了六个星期，剧本退了回来。退稿信上说，这种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都欠缺的剧本以后就不要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