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回到我刚到歌本哈根的状态，我迷茫地环顾着我生活了近一年的城市，孤苦无依的感觉涌上心头，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去找谁。天生不言弃的性格在此时起了作用，在苦思冥想一段时间后，希望来了。我想到了在家乡对我非常好的那位上校，他的哥哥住在阿塞斯登公墓附近，他在诗中赞美过那里。我给他写了封信，在信中将我的境遇简单地叙述了，并表示想去拜访他，当面和他说说我的情况。在我猜想他大概已经看到我的信时，我去了他家。他是个身体健壮的人，他的房间摆满了书，他被书与烟斗包围着。他告诉我从信中看出，我的拼写实在是糟透了，又因为信中我提到在西伯尼家学歌唱那段经历，他又测试了一下我德语的水平，最后决定丹麦语与德语一起帮我补习。他又送给我一份礼物，他刚出版的一份小书的稿费，大约5镑左右。捉襟见肘的日子里，很多朋友一直关心我。卫斯一直关注我，组织了其他几人又赞助了我一笔小钱。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西伯尼家的两个女仆，从她们本就窘迫的生活费中为我挤出了一点钱。钱不在多少，贵在情谊难忘。后来我再也没见过她们。我还没有提及过的作曲家库劳也是这次捐赠者之一。之后我也没再见过他，他深知一个在贫苦中长大的穷孩子日子的艰辛。我听说，他年幼时家境贫困，给人当跑腿的。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晚上，他在送啤酒的路上不慎摔倒在地，啤酒瓶破裂的碎玻璃扎瞎了他的一只眼睛。
我在她家住过的那位女士，知道古德伯格和卫斯赞助我一笔钱，找到我不住地对我说，城里大多数的人有多么的坏，她会多么细致周全地照顾我 ，她会为我提供安全、宽敞、舒适的住处，让我感到她的家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我居住的地方。实际上，她提供给我的是一间没有窗户的食物储藏室改造的房间，房间的门打开后就直接碰到床尾，白天只能靠敞开的门透进些光亮，不然室内就如黑夜。她对我说，只要我喜欢，随时都可以在客厅里坐，那间屋子只是睡觉而已。而且，我可以在她家试住两天，看看有多舒适，伙食有多好，再做最终的决定。
但房租是一个月不能少于两镑。我仔细地算了我每月的收入一共还不到三十二先令，这是我每月全部的生活费用，我得用它来吃饭穿衣买生活必需品。
“非得两镑不可。”试住的第二天晚吃过饭后，女房东在客厅与我聊天时反复强调着，然后又强调到外面住不一定会遇到什么样的脾气不好或心地坏的人，对一个漂泊在外的孩子来说，在这儿是最安全的。然后她站起来说，她要出去几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我好好想想，到底是同意付两镑房租，还是走人。
我一下子变得如此迷茫犹豫起来，在试住的两天里，好多时候我恍若又回到了欧登塞，我经常感到像是妈妈在嘱咐着我。没有哪儿比这儿更像我的家，离开这儿像是又一次离开家，令我心疼。但是每月两镑的房租我是拿不出来的，我想把每月能够收入的不超过三十二先令全部给她。我也只有这么多了，但相对于两镑来说这确实太少了，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同意，会不会赶走我。那样我还能到那儿？
我站在客厅里毫无头绪地想着，眼泪不自觉地顺着脸颊流下来。抺眼泪时我看到她已故丈夫的画像。我想是不是能借这位去世的人说服他的妻子，只收我三十二先令将我留下来。为了让这个死去的人感到我的忧伤，我走过去，将我的眼泪抺在画布上他眼睛的位置上。当时我竟没觉得我这是孩子气，我只是不想再次离开家。
女房东回来后，我对她说了情况。听完我的话，想必她也知道我也没有油水可榨，就对我说，那就住下吧。我高兴坏了，我又有了一个家。我也要感谢一下上帝与那位已经去世的先生。第二天，我就把钱都给了她。但我再也拿不出一分钱购买生活必需品。
女房东家除了我还有一位房客，她是一位年轻友善的小姐。她住的房间可以俯瞰到下面的院子。她自己住，有时候能听到隐忍的哭泣。只有她苍老的父亲在黑夜降临以后来看她，再没有别的人来看过她。她父亲来时由我从后门把他领进来。他通常穿一件普通的外衣，领子竖起紧紧地把脖子包着，眼睛也被拉下的帽子遮住。据说他很羞怯，他在时谁都不让进，只是在女儿屋里喝杯茶。父亲来时，小姐变得特别的严肃。
许多年后，我经常参加上流社会组织的沙龙聚会，我在不同的社交圈里活动。一次，在一个豪华的派对上，我站在奢华的大厅中，看见一位戴着勋章，气质超凡、仪表出众的老绅士走了进来。那正是那位我从后门领进来，穿着破旧外套羞怯的老父亲。他没认出我，至少丝毫没想到站在他面前的人，就是当年给他开门的穷小子。当年，我只把他当成值得尊敬疼爱女儿的父亲，别的什么也没想。我每天想的都是我的表演。已经16岁了，我在家的时候就玩自己做的木偶剧院，让木偶模仿各个角色，依然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也像在欧登塞时一样，我每天都给玩偶缝衣服，为给这些玩偶穿上各种款式与颜色的衣服，我常去商店找售货员要些零碎的小布头和绸带。我常常呆立在街头，眼睛紧盯着那些贵族小姐身上华丽的衣裳，在脑中用小姐们身着的丝绸或天鹅绒布料勾画出华丽的皇家礼服与骑士服装。有时甚至在想象中，我看到了我剪裁出来的美丽服饰。这可以让我静静地站在那儿想上几个小时。
初登舞台
正如刚才说的，我把所有的钱付给了女房东做房租，自己没有一分钱了。但她有时会让我为她办点事跑跑腿，事后总给我几便士。“我不想占任何人的便宜，这是你应得的。”她这样对我说。我就用这些钱买些纸或者买些旧剧本。时间不长，我意识到，读更多的对自身有益的书，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图书馆了。我听说在欧登塞上过学的老拉姆斯·奈若普是班克福德教堂雷根森的主监，他也是个农家子弟。一天，我去拜访他，并告诉他我是欧登塞人。老人很喜欢我，他被我好奇与好学的天性吸引，让我到教堂图书馆看书，但是看完书必须把书放回原处。我珍惜这样的机会，严格地遵守着。再后来，他还允许我把书拿回家看，我也保管得十分细致，不敢有丝毫闪失。这对我来说是件快乐的事。
还有一件令我开心的事是演员林德格林同意教我如何做一名演员，是古德伯格说服了他。他教我霍尔堡《亨里奇》里的几幕，还带我演过《两个掷弹兵》中的那类角色，他告诉我让我放松把自己的表演才能尽情地展现出来。可是我不甘心这样的角色，我心里想演的是“安东尼奥”。为了演好角色，我把台词记得烂熟于胸。林德格林笑着问执着的我是否真的能演好安东尼奥那样的大角色。然后他认真地听着我在美术馆里为他背诵几段长篇独白。听完，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脸说：“你的感觉虽然很好，但并不适合做演员，去找古德伯格谈谈，学点对你上学有帮助的，比如能否学点拉丁文，上帝知道你能做些什么。”
上学！这个词几乎从我的脑子里剔除了。我认为自己和剧院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当然，学拉丁文也不错，要是跟人说我正学拉丁文，听上去也挺好的。我先与免费教我德文的那位老师说了，但据她说拉丁文是世界最贵的语言，免费学习的机会可能没有。后来已故的本兹恩教长，每周教我几个小时的拉丁文，他是古德伯格的一个朋友，他再次帮助了我。
独舞演员达伦和他的妻子向我敞开了家门。拉贝克和其他几位诗人都在自己的诗作里赞美过达伦的妻子，特别在当时，他妻子弗鲁·达伦是比达伦更有名的艺术家。那段日子，晚上的时间大多都在他们那里度过，他们家是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弗鲁·达伦就像一位善良的慈母一样地对待我。达伦带我来到舞蹈学院。这至少离我的梦更近了，离剧院更近了一步。我整个早上在那儿练基本功，手把着杆儿伸腿、下蹲。但我从没指望自己成为舞蹈家，我只是对舞台有热情，我渴望登上舞台。达伦也认为我能学得上舞台做伴舞就不错了。但我因此获准可以在晚上来到舞台的两翼。那时的舞台没有像现在这样管理得秩序井然，什么人都能上去，挺像在马路上聚集看热闹的人们，剧院的这些部分很快就被给操作工人几枚铜币的人们占满了。而且，人们常常为了解剧院的神秘，把这儿当成了“贵宾席”。我就知道有位极有身份的女士就来这儿坐过，就是为了解舞台是如何操作的。我甚至还获准到保留给伴舞的女演员们的楼厅包厢里，虽然坐在那儿从身高上就能辨认出我还是个孩子。可我还是异常兴奋，感觉自己的脚已跨上舞台，成为了其中一员。
一天晚上，我长久期盼的时刻终于来了。那晚演出的是轻歌剧《索瓦来的孩子》。伊达·伍尔芙，我们是在西伯尼家认识的，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她现在已嫁给霍斯坦，那个时候还是剧院的学生。歌剧快开演前，我们在侧翼碰到了。她对我说，市场那幕戏，无论是谁，包括操作工人在内，只要事先在脸上化点妆就可以上台串角儿。我快速地为自己上了点妆，异常兴奋地等待市场那幕戏的开始，高兴地与其他人一起登上了舞台。在台上我看到下面黑压压的观众，看见了脚光，也看到了给演员的提白。我一直穿着那件坚信礼服，经常洗洗刷刷就没坏过，还蛮合身的，可是我的眼睛总是被我的大帽子遮住。所以，我表演时只能做各种奇怪的动作，才能掩饰住服饰上的不得体。我佝偻着不敢站直，怕观众看到我过短的外套；鞋跟也快磨没了；我的身材又是偏瘦高。我心里清楚，这身装扮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取笑。但我还是满怀着喜悦，沉浸在第一次登上耀眼舞台带给我的幸福中。表演时，我的心剧烈地跳着。表演结束，一个当时还算有名，但现在已被人们淡忘的演员边拉着我的手往舞台灯光照射的地方走，边用嘲弄的语气说：“请允许我把您引见给热情的观众。”我感觉得出来，他是想让人们取笑我古怪的举动。我含着泪挣脱开他的手，离开了舞台。那个时期，达伦创作了一部芭蕾舞剧《阿密达》。他让我在里边扮演一个脸藏在一个丑陋面具里、守护财宝的小矮神。在这部芭蕾舞剧里，我认识了一个叫约翰尼·路易斯·黑伯格的少女。她和我一样，名字也是第一次被印在节目单上。对我来说，它是人生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它是一生辉煌的开始。我整天就盯着那几个印刷的字母看，晚上借着微弱的烛光，接着凝视节目单，放下，是为了再拿起。这带给我的幸福是只能意会而难以言表的。
我来到哥本哈根一年多，我从古德伯格和卫斯那儿得到的钱也花光了。在这一年里，我长大了 。当我不得不向别人张嘴寻求帮助时，我内心是痛苦的。至少就羞耻感来看，我是长大了。我从那个女房东那儿搬到一个海员家里住，每天早上只喝一杯咖啡。那是一段阴霾的日子。每到晚饭时，我从家里走出去，女房东还以为我是和不同的相识的朋友吃晚餐去。我时常坐在皇家公园的椅子上，啃着一小块白面包。有时，我真想走进一家最便宜的咖啡店里，静静地坐一会儿。遇到天气冷时，我没有厚衣服。我脚上的鞋有个洞，脚总是湿湿冷冷的。但我并不觉得悲凉，我认为每一个温和地与我说话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回到我的小屋时，我并不觉得孤独，上帝与我同在。每到夜晚，我一个单纯的孩子就向上帝发出真诚的祈祷：“我真的相信一切都会再次好起来。因为上帝不会抛弃我。”
改变的新目标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告诉我，新年预示着一整年的运气。我最迫切盼望的是登台亮相，能在某个戏中演个角色。这样就会有份收入来改善一下窘迫的生活。新年那天，剧院关门时，舞台入口还开着，剧院的看门人是一个眼睛半瞎的老人。我偷偷地绕开看门人，从舞台侧翼和幕布之间，径直走上舞台进到乐池。心剧烈地跳，跳得我一句台词都不记得，可要想上舞台亮相的话，就一定得说点什么。于是，我跪了下来，大声说“我们的主啊”，说完就走下舞台。但我再次确信，在那一年，我会登上舞台得到一个角色，我的名字会再次出现在节目单上。
几个月过去了，还没等来角色。转眼春天来了，不知不觉中我到哥本哈根已经两年了。在等待的日子里，我到林中走走。我还曾到过鹿苑，那里的人们像欧伦施莱格的《仲夏夜的喜剧》中描绘的那样，在阳光下憩息、玩耍，享受着美好时光。公园里有花样骑车的，有荡来荡去玩秋千的，有带着小动物散步的，还有荷兰女人开的蛋奶饼店。树下小提琴拉得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唱着、叫着的是犹太人，公园里到处是愉快的人群。我痴迷地看着，景致盎然的美景比林中的自然美更令我陶醉。一切显得是那么的充满活力和生机。
春日里，我去了弗里德里克斯堡的公园，山毛榉树的树叶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一股清香味在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在我看到第一棵山毛榉树的树叶里，突然发现了自我。青草萋萋，鸟儿在歌唱，我被大自然的美景震慑住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自然之子，开始与它们一起融合在快乐里。我张开双臂，抱住一棵树，亲吻着树皮。一位离我很近的管理员奇怪地问我：“你疯了？”我惶恐地跑开了，很快，我就镇定下来，平心静气地向城里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