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狂欢节的时候，我才看到霍斯特。同行的人还包括我们共同的朋友康拉德·罗斯，现哥本哈根大教堂的牧师。我们一行三人于2月离开罗马，前往那不勒斯。曾有一个迷信的说法流传在罗马的外国人中：离开罗马的前夜务必去饮喷泉的水，以保证还能再度光临罗马。上次我离开罗马的时候，并没有饮过喷泉的水，这件事扰得我彻夜难眠。后来幸而有个看门人帮我拿行李，我和他同行刚好经过喷泉。我用手指蘸着喷泉的水尝了尝，坚信我将来一定能重回罗马。这次我果真又来了。然而这次临行前我并没有饮过喷泉水。但驿车出发后又突然改道，要去接一位修道院的牧师，我们又再次经过喷泉。于是，有了我的第三次罗马之行。这位牧师是唱诗班的指挥，十分有趣。在阿尔班诺，他脱掉牧师服，变身成为一个愉快的绅士。牧师为大家唱歌，让大家感到很愉快。他就是后来霍斯特的《意大利速写》中提到过的牧师。那不勒斯很冷，白雪覆盖了维苏威火山以及四周的群山。我发烧了，身心经受着煎熬。外加上持续几周的牙痛，让我变得脆弱而神经质。我尽力与疾病抗争，坚持与同乡一起来到赫尔丘兰尼厄姆。就在他们在这座挖掘出来的镇子里四处游玩的时候，我却只能在高烧中坐着。不过很幸运，我们上错了火车，并没有继续去庞贝，而是又回到了那不勒斯。我一回到住所就已经非常虚脱。于是在那位勤劳的那不勒斯房东坚持下，我验了血，因得到了及时救治，我终于从地狱的门口走了回来。一周后，我才感觉到体力大致得到恢复，便搭乘一艘法国战舰离开那不勒斯，往希腊前进。我听到在海岸线上，人们用意大利语高声唱着“欢乐万岁”。确实，我们只要能得到欢乐即好，欢乐万岁。
在希腊
不可否认，新的生活即将开始。读者或许不能从我的作品中读出我人生观的改变，但它的确促进了我的成长。我离开那不勒斯的时候，正是3月15日下午。我对这座城已经十分了解，并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如今我即将离开，就仿佛将要告别整座欧洲的家园一样。我体会到青春的飞扬，内心中的闪光正如一泓忘情的溪水，洗濯了我曾经郁积的苦涩回忆。我深感自己的身心恢复健康，我无畏果敢的胸膛此时又重新挺起。
阳光洒遍了整座那不勒斯，维苏威火山四周修道隐士的茅舍围绕着云朵，大海也变成了一座磨坊的池塘。次日晚上，我被叫起来去观赏斯特龙博利火山地火的喷涌，被照得通红的海水好像正在燃烧。翌日清晨，我们经过墨西拿海峡中的卡律布狄斯旋涡，来到了斯库拉巨岩，观看海浪拍岸的景观。西西里低垂的悬崖峭壁，还在冒烟的埃特纳火山上还是覆盖着白雪，一切美景尽收眼底。
在《诗人的市场》里，我曾叙述了这次沿海岸线的旅行。在马耳他岛稍作停留后，我们花费了几个日夜在地中海上欣赏美景。地中海被夜色笼罩着，碧波荡漾，群星交辉，一切显得如同幻境。从维苏威火山迸射出的光线仿佛抛洒下的斯堪的纳维亚月光，偶尔还能瞥见一两处阴影。水面上还停留着嬉戏耍闹的体型硕大的海豚。船上一片活跃气氛，演奏音乐、唱歌、跳舞，应有尽有。我们一边玩牌，一边谈天说地。在这艘船上，有美国人、意大利人、亚洲人，有主教，有修道士，有政府官员，也有纯粹的旅游者，乘客并不单一。可大家都能在区区数日的海上生活中和睦相处。在这里，我找到了在家的自如的感觉，因此当在西拉岛下船时我感到了莫名的不舍和伤感。从马赛到君士坦丁堡的航线，通过西拉岛取道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到雅典比雷埃夫斯的航线。为此，我必须要在西拉岛换乘一艘埃及船，我便成了除一位来自阿富汗西北赫拉特的波斯人外，离开“列奥尼达司”号船的游客。
西拉岛远看像一个帐篷摊，或者说一座大营房，在每家的房子前都有一片这样的大帆布。海滩上随处可见身穿红衬衣、白短裤，在阳光下晃动着红白相间身影的希腊人。开往比雷埃夫斯的希腊船通常在这儿检修。于是，我只能乘上了一艘刚好抵达的亚历山大船，它只在我们到比雷埃夫斯的那几天检修。我把这次旅行的见闻都写入了《诗人的市场》一书中，读者大可从中获得具体的细节。我再次无须赘述，一笔带过即可。
在比雷埃夫斯港，这艘船必须要停在这里接受检修。只见一艘小船立马划了过来，上边全是德国人和丹麦人，他们听说我要来，刻意把船靠近专程欢迎我。检修一结束，他们又回到比雷埃夫斯来看望我。上岸后我们雇请了一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希腊仆人跟随我们一起穿过大片的油橄榄树林，出发前往雅典。其后，隐约间能看见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的模糊身影。特拉沃司，身兼荷兰和丹麦两国领事，会说丹麦语。
我在这里新结交了一位朋友，他就是来自荷尔斯坦因的法庭牧师路斯，他的妻子则是一位来自弗莱登堡的小姐。他告诉我，他通过阅读原版的《即兴诗人》学会了丹麦语。同时，我还结识了同乡柯彭、建筑师汉森兄弟和荷尔斯坦因的罗斯教授。在这座希腊皇城里，我听到了四处回荡的丹麦语，品到了为丹麦以及我而开的香槟酒。
我在雅典停留了一个月。我的朋友们本来计划在我生日4月2日那天去拜谒帕尔纳索斯山。然而由于冬天的几场大雪，我不得不待在帕特农神庙度过我的生日。我在雅典新认识的朋友中，时任奥地利公使的普洛克西·奥斯腾斯是我觉得最喜欢且最有意思的一个人。此前，我读过他写的回忆录《埃及和小亚细亚》、《圣地之旅》，早已对他有所了解。
在特拉沃司引见下，我见到了希腊的国王和王后。我与他们一起远足了几次，觉得非常有趣。在希腊的这段时间里，我正赶上过复活节，我把这一段经历都详细记载在《和平的节日》里。
在我看来，希腊远比瑞士更有尊严，其天空也比意大利澄澈。我在这里领略到了自然风光本身的庄严感，并让我至今难忘。置身于这样的世界中，就好像身处世界大战中，所有国家都在这里战斗，都在这里陨落。这里每一条干涸的河床、每一座山冈和每一块石头都记录了无数伟大的记忆，我竟然无法用言语表达。在这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变得微不足道。我百感交集，思绪复杂交错，但一个字也无法写出来。我有一种要写诸神大战，战败、抛弃和驱逐的故事的冲动。在犹太行吟诗人的口中，我得到了创作的灵感。我想用真实的叙述方式表明这一主题，可这又与很多其他诗人在创作同类主题作品时的描写手法迥然不同。事实上，我在大脑里构思这个创意已经很多年了，只不过从未形成真切的形象罢了。我经历了众人口中传说的每个寻宝者必须经历的遭遇：他们原以为找到了宝藏，但宝藏却突然失去。我并不清楚我能否拥有让宝藏重见天日的能力。我明白，我一定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为此我勤奋读书，在创作冲动的指引下仔细选择要读的书。
每每大多数评论家批评我知识结构不完善时，我就会更加努力地读书。当然虽然每个人都会说读书，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却大相径庭。一天，我在某位好为人师的老妇女家里，她对我说，人们说我读书少是不无道理的。“看来你对神学一无所知，在你所有的诗作中，从来没出现过哪怕一个神或女神。你必须要读一些像高乃依和拉辛写的那种神学方面的作品了。”
危险的选择
我开始动笔创作《亚哈随鲁》古波斯国王是在雅典的那段时间，希腊人称亚哈随鲁为薛西斯，《圣经》译注第一部分里以斯帖的丈夫。为此，我广泛涉猎，还做了大量的笔记。以上最初都是在雅典搜集的资料。很快，我又把它抛诸脑后，可写作的欲望并没有被我遗忘。很长一段时间我把自己从这篇创作中解放出来，并安慰自己道：即便是暂时放弃，也不阻碍创作能力的增长。
4月21日，我再次乘船从比雷埃夫斯回到西拉岛，并搭乘从马赛驶向君士坦丁堡的“拉姆西司”号，一艘法国的蒸汽船。在爱琴海上，我们遭遇了风暴，这使我脑海中再次浮现出沉船和死亡。然而，当我想到所有的事情都将成为往事，内心又恢复了平静。周围的人正在号啕大哭、哀告不止时，我却静静地躺在床铺上。恍惚间听到船体传来一阵阵爆裂的响声，但我还是沉沉地睡下了。一觉醒来，我们安全抵达了士麦那湾。自此，我又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当我第一眼看见这座城市的时候，确实心生畏惧，与小时候在欧登塞走进圣卡努特教堂时心情一样。在这里，我会想起血洒大地的耶稣基督，想起了荷马，这里成了世界上所有诗歌的源头，蕴藏着永恒的艺术魅力。这是亚洲的海岸向我布道，俨然这是人类所建造的教堂里最动人心魄的布道。
士麦那看起来壮观宏伟，这里的房子都是日耳曼式红色屋顶的建筑，其中还夹杂着几座尖塔。在威尼斯式的狭窄街道上，时不时会经过一只鸵鸟或骆驼，这时路人只能躲在房子里，把屋门打开。街上人来人往，戴着面纱的土耳其妇女，只能看见她们的眼睛和鼻尖。那些戴着黑白相间帽子的犹太人和美国人，有的看起来像一口倒扣的锅。还有飘扬着代表各自国家国旗的领事馆。一艘正冒着烟的土耳其蒸汽船正停靠在海湾里，船上挂有一面带有一弯新月图案的绿旗。
正当我们离开士麦那时，已然是黄昏时分，新月高悬在特洛伊平原阿基里斯墓地的上空。早上六点，我们乘船抵达达达尼尔海峡。靠近欧洲的一边是一座有着红色屋顶的小镇，布满了风车，一座美丽的要塞坐落其上；靠近亚洲的一边只有一座窄小的要塞。这时，对于我来说，亚欧大陆之间的距离就像从赫尔辛基到赫尔辛堡一样。船长说，这也不过是三里格左右，一里格约合三英里。随后，我们经加利波利半岛进入了马尔马拉海。这座带有日耳曼式忧郁格调的加利波利半岛，很多老房子都带着凸窗，还有木制的阳台。被悬崖围绕着的半岛，崖壁低垂，景色中暴露着张扬的野性。海面上无风无浪，可晚上又是大雨倾盆。本是北欧的寒冷天气转移到了这里。翌日清晨，围绕在雨中的君士坦丁堡，这座辉煌壮丽的城市变成了像威尼斯一样的海上城市。鳞次栉比的清真寺，一座壮观过一座。还有精美优雅的土耳其宫殿。太阳东升，把阳光洒向亚洲的海岸，幽暗的柏树林还有斯库台尖塔。这景色是如此辉煌壮丽！海湾里来回穿梭着很多小船，海面上飘荡着连绵不绝的笑声、叫声。来人正是来帮我拿行李的可敬的土耳其人。
在君士坦丁堡，我足足玩了十一天，心情不错。我被丹麦公使邀请到他距离君士坦丁堡几英里远的乡间别墅做客，可我更愿意留在城里。在这里的丹麦领事，一个叫罗曼尼的意大利人照顾我。君士坦丁堡所有的尖塔都点亮了，整座城市变成了由无数小灯织成的网，光彩夺目，灯火通明。大小船只全都挂满彩灯，我此时正置身于如此灿烂的东方之夜中。傍晚时分，奥林匹斯山沐浴在落日的金碧辉煌中。这一刻，我看到了一幅最具童话色彩的画面。
我原计划经黑海和多瑙河回国，但听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部分地区数千名基督徒被杀，安全堪忧。于是，我们同行的人都放弃了这次计划，唯独我坚持要这么做，但其他人都劝我改道希腊和意大利回国。于是，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相信，我并不是人们口中常说的那种勇者，但真正让我恐惧的却是一些小的危险。反而到了大难临头，而我又不得不得到一件东西时，我又会变得坚定异常。并且，这种意志力会日渐增长。虽然我能听到自己全身因为害怕颤抖的声音，但我还是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我应该这么思考，一个天生的胆小鬼如果已经明白什么事自己应该做的就应该与之抗争，而不必为自己先天的弱点而愧疚。
我有一种想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的强烈欲望，我想到那里去看看广袤的多瑙河流域和沿岸鲜为外国人知晓的自然风光。这让我手足无措，我能想象出可能会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思前想后，彻夜不无眠。次日早上，我找到了斯多默男爵，希望他能给我一些意见。他鼓励我去冒这个险，特别是有两位军官也和我同道去维也纳送急件，如果有必要，可以与他们同行，求得沿途保护。于是，我决定了从多瑙河走。心意已决，我便义无反顾地决定这么去做。我坚信，我忠诚信仰的上帝会保佑我的绝对安全。
我于5月4日晚上登上了停靠在土耳其宫殿外的那艘船。然而，就在次日清早起锚时，我得知那艘即将要与我们会合的奥地利大蒸汽船于前夜在黑海的大雾中触礁沉没，这真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我们正在风光旖旎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航行，又经历了浓雾和巨浪的考验，之后船抛锚在了科斯腾斯稀城外。船整整一天的时间都停靠在罗马皇帝图拉真修建堡垒的旁边，这座堡垒现在已经荒废。在那里，我们乘坐一辆白牛拉的装满篮状编织物的大车出发，途中还穿越了一片经常有野狗游荡的不毛之地。一路上，我们还经过位于多瑙河下游与黑海之间的多布罗加。这是两片墓碑都被毁坏的墓地，这里曾是一座很大的集镇，被俄国人焚毁于1809年的战争。
危险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