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开始
我的一生是一部美丽动人却又情节起伏，让人难以忘怀的童话。我小时候贫困无依，开始孤身闯荡世界。不过，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纯洁善良的天使，她告诉我：“你选择好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遵照自己的想法和实际需求去奋斗，我会给你一些指点并保护你。”没想到命运还有如此厚遇，我将把我自己人生故事里的体悟告知全世界：厚爱的上帝是万物的主宰。
1805年，在欧登塞城内的一座破旧不堪的小房子里，住着一对结婚不久的恩爱夫妻。丈夫只是一个还不到二十二岁的修鞋匠，却早已在诗词歌赋上展露出超出常人的天赋。妻子虽比修鞋匠大几岁，但却是一位举止优雅、充满爱心、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结婚前夕，丈夫就已经是一位略有成就却自由自在的修鞋匠，他修建了自己的小作坊，并为新房制作了美丽的婚床。虽然床架上依稀可见的黑布时刻告诉人们，不久之前特兰普伯爵的灵柩正躺在这木床上，但是在4月2日那天，木床上放着的并不是质地名贵的黑纱以及蜡烛包围的特兰普伯爵的尸体，而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出生了。
听别人说，刚出生的我非常爱哭并且总是哭得撕心裂肺，每次在我哭闹的时候，我的父母就会安静地坐在床头为我朗读霍尔堡的作品，并且会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不乖乖睡觉，就应该乖乖安静听故事。”可我并没有因为他们对我的“好言相劝”而停止哭闹。就算是在教堂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仍然哭得震天动地，以至于那位脾气暴躁的牧师总是大声地对妈妈说：“他的哭声和猫叫一样！”我的妈妈也因为牧师的这句话自始至终都无法原谅他。在这个时候多亏有我的教父戈马德在。他是一位贫穷的法国移民者，他总是安慰我的妈妈说，我这样的孩子是天生的歌唱家，年龄越大歌唱得越好听。
我的童年是在那间小屋里度过的，在我的记忆里，整间屋子都被作坊和我的床填满了。但最让我欣慰的是墙上还挂着美丽的画，漂亮的玻璃杯和装饰品安静地躺在抽屉里，书和歌本放在爸爸长凳上的那块搁板上。盘和碟子都堆放在厨房的搁物架上，虽然杂乱无章倒也显得宽敞、有趣。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门板上镶嵌的那幅风景画，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画廊。
厨房的梯子直通屋顶，和邻居家相隔的排水沟里放着个土箱子，里面种满了香葱和西芹，那里是我妈妈的后花园。还记得我的童话《白雪皇后》吧，在那里面，妈妈的后花园依旧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美丽至极。
因为我是爸爸妈妈唯一的孩子，可以说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妈妈经常告诉我，说我跟她小时候相比要幸福快乐得多，他们好似把我当作贵族家的孩子一样去抚养。妈妈小时候，外公和外婆总是把她赶出家门，让她上街乞讨。她不想这么做，她也不能这么做，这个时候她就会整天整天地坐在欧登塞的桥下哭。这幅景象深深地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现在想起来还会不由自主地落泪。在我写的《即兴诗人》里的老多米尼加和《不过是个提琴手》里的克里斯蒂安母亲身上，分别表现出了妈妈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
汉斯·安徒生是我的父亲，可以说他的生命就是我，我就是他的一切，所以无论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父亲都向着我。星期天是他唯一的休息日，尽管在休息日里他也把整天的时间都用在给我做玩具和画图上。晚上的时候，他经常大声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者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给我听。我所认识的父亲是一个手艺人，除了在这个时候我能看见他的笑容外，其他的时候他从未真正地快乐过。
我祖父家在乡下，家境也还算殷实，但各种各样的不幸也接踵而至：农场烧没了，牛也死了，祖父被刺激得也疯了。祖母和他来到了欧登塞，虽然父亲想去文法学校，可是没有办法，只好让父亲去学修鞋。镇上的富人曾经想要凑钱给父亲，让他有新的生活，可是最后还是什么都没发生。怀揣梦想的父亲始终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但是他也从未忘记过他的过去。记得在我小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学生来定做一双新鞋，看到他们的课本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文法学校的学生，此时我看见父亲眼里噙着泪花，深情地看着我说：“这应该是我的学校啊！”那天晚上，父亲再没说一句话。
父亲不太愿意和同行来往，而亲戚倒是经常来。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寒冬的夜晚，他为我诵读，给我制作我爱的玩具；炎夏，林间散步是我们每周天必不可少的活动。父亲只是静静地沉思着，并不和我说话。我却到处奔跑着，用采集到的草莓编制草莓花环。只有在树木重新发芽的朝气蓬勃的5月，在林间才会看见我们三个人的身影，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在她身上看见只有在圣诞节和5月才会穿上的褐色印着花的花棉袄。那件花棉袄是那些年里她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件衣服。散步回家后，一大包桦树枝是每次必不可少的物件，妈妈总会把它们放在被她擦得锃亮的炉子后面，把带有叶子的插在缝隙里，用它们的生命来诠释我们正在生长的生命。妈妈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亚麻布的床单和窗帘永远都是雪白的。而我和爸爸就用那些绿枝和画装饰着我们的小屋。
童年时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它对我非比寻常，但并不重要。我的父母认识欧登塞城监狱的狱卒，有一次监狱举办了一场家庭舞会，父母和我被邀请去吃晚餐。我那个时候还很小，需要妈妈抱着，我害怕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那个监狱对我来说，和生活在巴黎的小孩看巴士底监狱没什么区别。我经常站在安全的地方，听那些男女们坐在纺车边上歌唱。我认为，那个地方就是书中描写盗贼和强盗所藏身的地方。
毋庸置疑，我当然是和父母亲们一起去吃晚餐。听着钥匙和门闩相互碰撞的声音，一扇扇大铁门重复地打开关上。监狱里的楼梯像悬崖上的峭壁一样陡峭。狱卒们吃喝着，身边还有囚犯服侍着。我无法食用这美味丰盛的晚餐，无论谁说什么，我都无法下咽。妈妈把我自己放在床上，和周围的人说我生病了。可我清楚地听见犯人们愉快的歌声和纺车的工作声。我无法分辨它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我的幻想。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很紧张也很害怕。孤身躺在冰冷的床上，就像躺在被强盗霸占的城堡里，反倒让我有一丝丝兴奋。那晚狂风骤雨，我们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豆大的雨点打在我的脸上。
小时候的记忆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欧登塞城和现在根本不是一个地方。那个时候的街灯和河水跟哥本哈根的根本比不了。我只觉得它就像一个和时代脱轨的古城。很多消失殆尽的传统和风俗在这里仍旧可以找到它们。当行会、协会“移动标记”的时候，列队会插上旗子，把缎带绑在剑上。队伍的前面走着的是一个拿着木剑和铃铛丑角扮相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汉斯·斯特鲁斯的老人，说起他我总是有很多话要说。记得有一次，他一边脸被涂成了黑色，一边被涂成了红色，只有鼻子是正常的颜色。妈妈和他在一起很高兴，并且妈妈要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可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曾以一个贵族的全部的自尊拒绝和这位“丑角”有任何关系。
狂欢节的时候，我们会看一个穿着白色衬衣、后背带着翅膀的小男孩坐在一头戴着花冠被屠夫们牵着的肥牛上。海员们也成群结队地挥舞着旗子来参加狂欢节的游行，当然还少不了乐队。最后的节目就是在两艘小船之间放一条木板，由两名勇士在上面进行角力比赛。没有掉下水的就是获胜者。
西班牙人是在1808年驻扎弗恩岛的，人们的谈论内容经常会让我想起这一记忆，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在跟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签订盟约之前，丹麦不知道应该和谁缔结盟约，西班牙的援军（由旁特柯夫的王子、伯那多蒂元帅指挥）和一支法国的军队因为想要更快地穿过丹麦驶进瑞典，早已在弗恩岛的中部驻扎。我清晰地记着，那些士兵加农炮穿着深褐色的衣服若无其事地穿过街道，主教住所前面的集市被他们的加农炮袭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国外的士兵躺在人行道上或者被绑在已经被摧毁了一半的格雷菲斯教堂边成捆的稻草上。科尔丁城堡被摧毁了，旁特柯夫的妻子和儿子奥斯卡在欧登塞城，因此他来到了这儿。乡间的学校变成了营房，随处可见人们在大树下和路边举行着弥撒。听说，蛮横、骄傲是法国士兵的代名词，而西班牙士兵和他们比则友善得多，他们之间还有着说不清的仇恨。西班牙人让人感到同情。记得有一天，我被一个西班牙士兵抱了起来，他赤裸的胸前面的银像被我的嘴唇覆盖着。妈妈生气地说，那样的行为带有天主教的意味。但我喜爱那个银像，也喜欢被那个士兵围绕着跳舞。他哭了并亲了我。我想，他的孩子一定在他的家乡西班牙。他的一个战友因为杀害了一个法国人而被处决，这是我亲眼所见。那时候的我还不到三岁。多年后，我为这件事写了一首名为《士兵》的小诗。查密索把《士兵》翻译成德文后，它变得很流行，而且还作为原创德语歌被收入到了德国的《战士之歌》。
在我六岁时，也就是1811年，曾发生了大彗星事件，这件事对我留下的印象犹如我三岁那年发生的事一样深刻。妈妈不是用《西比拉预言》里所说的吓人的事吓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地球将被彗星毁灭。那个时候的我把这些口口相传的迷信当成宗教信仰般奉若神明。在圣卡努特教堂前的广场上，我和妈妈还有邻居们看见了让我们终身后怕的一幕：一个巨大的火球拖着闪亮的尾巴。当人人都探讨这正是末日审判和不祥的预兆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参与讨论了，可他否认了别人的意见，而是给了一个听起来至少正确的解释。这样的行为却让邻居们无法接受，妈妈也深深叹气。可父亲并没有在意而是大笑着离去。我被父亲所说的震住了，他竟然不相信我们。当晚，妈妈与祖母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怎么解释的。我坐在妈妈的腿上，看着她温和的双眸，等待着随时都会到来的末日审判和彗星的降落。
就算是待一会儿，我的祖母每天都会来看汉斯·克里斯蒂安她的小孙子，因为她的开心果就是我。我的祖母是个讨人喜欢却不怎么起眼的老太太，她有着一双蓝色的温柔的眼睛，并且体态依旧动人。她的心病就是生活，她原本是一个不愁生活的乡下媳妇，现在却是一个只能住在用有着不切实际梦想的丈夫的最后一点积蓄而买下的小房子里的极度贫穷的老太太。贫穷是他们注定的命运。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祖母掉泪，她倒是经常叹着气跟我说，她的外婆是如何逃出家，嫁给一个“喜剧演员”的。对了，她的外婆是一个住在德国的“卡塞尔”的大镇子上的贵族小姐。可是她的后代却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受到了惩罚。诺姆森是她娘家姓，她外婆家的姓氏我却不知道。她在医院的花园工作，周六晚上，她会把允许带回来的鲜花装饰在妈妈的五斗柜上。同样，美丽的鲜花也是我的，我把它们放在了花瓶里。这份快乐无人能及！她把什么都带给我，我能明白她从心底散发出来的爱。
她要把积攒的枯叶放进医院的大火炉中烧掉，这样的事情一年要做两次。这些日子里，我有一半时间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和花在绿叶和豆梗植物堆成的小山丘上玩耍。在这里吃得比家好，这点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常来偷看我的是那些没有攻击行为、被允许在医院公园散步的精神病人。我听他们聊天、歌唱，时不时还和他们一起散步到花园。我想害怕和好奇应该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心态吧。两边都是小单间的走廊，那是不让人进去的疯人区，很危险，可是我却敢和医护人员一起进去。这天，我正顺着门缝窥视，那是个坐在稻草上唱着美妙歌曲的赤裸女人。忽然间，她跳起来，边哭边向我站的门走来。这个时候只剩下我自己，医生和护士早已离开。她开始疯狂地撞门，把门上的小窗格子都撞开了，那格子是用来送饭的。在她看见我后，她就伸出胳膊来抓我。我害怕地叫喊着，趴在地上不敢动。就算是一个成年人，我想他也不会轻易忘记这一幕。就在我感觉她的指尖已经碰到我的衣服的时候，医护人员回来了，那时的我早已吓得魂不守舍。
我的复杂家庭
火炉旁的纺纱房是给贫穷的老太太准备的。她们常说“聪明的孩子命不长”，但又因为我能说会道很喜欢我，我也因此扬扬得意起来。我从大夫那儿听到的关于心、肺、肠子等一些的人体构造，都可以成为我向老太太们夸夸其谈的来源。我把肠子、心、肾所有的东西画在了门上，高谈阔论。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我的演说。她们用童话来犒赏我这个聪明的孩子。和《天方夜谭》一样丰富多彩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老太婆的故事以及精神病人的影响，都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当太阳下山时，我就把花棉布窗帘拉紧，躺在了父母的床上，我非常迷信，从来不在晚上出门。我封闭在我孤独的世界里，就算屋里亮着灯并伴随着说话声，可我还是觉得世界都不在了。妈妈常说：“我的儿子躺得多安逸，虽然他有些不一样，多亏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