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14日，郭沫若在致《俄文教学》编辑的信中，专门表达了他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的看法：翻译工作很重要而且很费力。原则上说来，严复的“信、达、雅”说，确实是必备的条件。但也要看所翻译的东西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文学作品，那要求就要特别严格一些，就是说您不仅要能够不走样，能够达意，还要求其译文同样具有文学价值。那就是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所翻译的东西如果是科学著作，条件便可不必那么严格，能够正确达意就是好的。当然如果能做到信、达、雅，不消说是更好。法国科学家同样讲究文章风格，科学文字能够带上艺术价值，那是会更加引人入胜，对于科学活动有好处，决无害处。因此要说信、达、雅的提法“不科学”，似乎又把科学与文学看成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了。信、达、雅三字，如果嫌其太简单了一点，也可以说成更通俗、更现代化的话。不信就是乱译，错译，不达就是死译，硬译，不雅就是走到极端的不成话。那恐怕才是该反对的吧。
这里，郭沫若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信”、“达”、“雅”三者的内涵及其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解读，说明了三者并存的必要性。但他认为，针对不同类型的原作，要有所区别，对翻译文学作品的要求应该比翻译科学著作更严格。郭沫若在此也对“雅”做出新的解释和发挥。在他看来，“雅”就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或者不是“走极端的不成话”，从而证明了“雅”的合理性。
不负作者，不负读者，不欺自己：郭沫若的译者观
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世界各个民族优秀成果正是通过翻译才得以世代相传，也正是通过翻译才得以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国被认识、被接受、被研究的。译者作为翻译行为主体、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媒介以及跨文化的传播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具有双重身份：对于原作及原作者来说，他是读者，对于译作及其读者来说，他又成了阐释者加作者。
关于译者，郭沫若多次论及。他曾经指出：“翻译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正是因为翻译之重要，翻译之不平庸，翻译之困难，才要求译者必须具备有多方面的条件。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郭沫若提出译者应具备的四个条件：（一）译者的语学智识要丰富；（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
纵观郭沫若的翻译实践以及他的译论、书信以及序跋，郭沫若认为译者首先应精通母语及一门或多门外语。除此之外，还应该具备非常渊博的知识。没有各方面扎实的基础，很难成为一个著名翻译家。更重要的是应有责任感。郭沫若曾多次讽刺那些靠翻译来获取名利的译士。他曾说：我只怕我国有些译书家的工作多少带有投机的性质，只看书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译。有的连字意的针对从字典上也还甄别不出来，这如何能期望他们译得不错呢？
又要外文好，又要中文好
早在1923年，郭沫若在《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就提出，“译者的语学智识要丰富”，“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在1954年8月18日至25日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郭沫若进一步指出：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要的还是文学的修养和语文的修养，一个翻译工作者至少必须精通一种外文，但是仅仅懂得一种外文，也不容易把工作做好。除了一种外文以外，最好还能懂得第二第三种外文，这样不但在研究上方便，翻译时还可以用来作为助手。除这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本国语文的修养。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在语言文学方面要有广博深厚的修养”，这样，才具有驾驭作品的内容与语言的能力。此外，对于译者而言，诗的修养也很重要。因为“任何一部作品，散文、小说、剧本，都有诗的成分，一切好作品都是诗，没有诗的修养是不行的”。
他自己在母亲的怀抱里接触的就是本国的语文，少年时代的家塾教育使他有了深厚的中文修养。20岁以后在日本过了20年，生活是日本方式，孩子们在周围讲的都是日本话，在此期间学习的德文、英文和拉丁文等，使他具备了作为翻译家的外文基础。郭沫若本人在翻译上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他深厚的中外文修养分不开的。
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
郭沫若认为，翻译需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要唤起同作家一样的激情。关于译者的生活体验，郭沫若指出：“翻译工作者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对原作的时代背景没有深入的了解，要想译好一部作品很不容易。”这是郭沫若自身翻译实践的经验之谈。
郭沫若于1921年修改了钱君胥翻译的德文小说《茵梦湖》。关于本书的翻译，郭沫若有过如下回忆:我改译了那本《茵梦湖》。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要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歌德的巨著《浮士德》是其积60年的生活经验写成的一部伟大诗篇，分为上下两部。郭沫若自1919年二十几岁开始翻译，到1947年译完第二部，前后相隔近30年。《浮士德》第一部是歌德少年时期的作品，郭沫若“在翻译的时候感到很轻松，原因是作品的内容很像我国的五四时代，摧毁旧的，建立新的，少年歌德的情感和我那时候的情感很合拍，思想也比较接近，因此译的时候很顺利，并不感到吃力”。而第二部是歌德晚年写的，对于在《浮士德》第二部中所包含着的壮年歌德乃至老年歌德的心情，年轻时的郭沫若“在那时候很难体会”，他“不仅不大了解，甚至还有些厌恶”。“觉得简直啃不动它，于是便把它抛在一边，不但不想翻译它，甚至想否定它是一部世界名著了”。
在后来将近30年的时间里，郭沫若参加了大革命，又经过了抗日战争，看到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的黑暗，1946年到了上海，又在国民党匪帮的白色恐怖下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的生活，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这时再回头来看《浮士德》的第二部，感情上就比较接近了，翻译起来也非常快，觉得那里面有好些话好像就是骂蒋介石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它译完了”。“为什么译得这样快，竟比预计快出了五个月？”郭沫若认为，除了“兴趣的增加”这个“主要原因”之外，郭沫若的“年龄和阅历和歌德写作这第二部时(1797—1832)已经接近，而作品中所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虽以巨人式的努力从事反封建，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云雾见青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相仿佛。就如像在第一部中我对于当时德国的‘狂飙突起运动’得到共鸣的一样，我在第二部中又在这蜕变艰难上得到共感了”。
如果说，《浮士德》的创作过程贯穿歌德全部创作生活的始终，几乎花费了作者毕生精力的话，《浮士德》的翻译过程对于郭沫若来说，前后也历时近30年之久，几乎跨越了郭沫若翻译生涯的一半。郭沫若之所以能够成功翻译《浮士德》这部伟大著作，他的年龄、人生经历与歌德十分接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答孙铭传君》一文中，郭沫若回应《文学旬刊》有人对他所译《云鸟曲》的批评时说：我自己倒不觉得何处不通，而梁君所指摘的，《云鸟曲》的我的自注，我看了，觉得他不仅对于雪莱是全无研究，便是他的常识也还不足。他连“云雀鸣于朝而不鸣于夕”也还不知道。在四、五、六月间请到麦田间去作一日的修学旅行，声声叫天子（即云鸟）究竟在什么时候叫，再不然去问问老农也可以晓得。把常识弄足了，再来谈诗，再来骂人不迟。他要到那时候，才知道东西的学者为什么对于sunkensun与even两字，定要斤斤多事了。郭沫若此处所说对于云鸟的“常识”，同样是指译者的生活体验。郭沫若认为，翻译工作固然需要译者有生活体验，但“不必单纯强调这一个条件”，不能因为以前法捷耶夫为了写一部作品，曾经到钢铁厂去体验了一年多的生活，译者也要到钢铁厂去生活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生活体验，这样方能体会原作的内容”。
不负作者，不负读者，不欺自己
郭沫若认为，“唤醒翻译家的责任心”是中国翻译界“当今之急务”，他多次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作品要慎重地选择，要考虑作品的价值和影响。对于译者的责任问题，郭沫若高屋建瓴，站在翻译对于中国国语的铸造，翻译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的高度来对待。1947年8月28日，郭沫若在《〈浮士德〉简论》中写道：我知道翻译工作绝不是轻松的事体，而翻译的文体对于一国的国语或文学的铸造也绝不是无足重轻的因素。让我们想到佛经的翻译对于隋唐以来的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更让我们想到《新旧约全书》和近代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于现行的中国语言文学上的影响吧。这责任实在并不轻松。
对于译者责任感的具体表现，郭沫若在1921年11月6日写给郁达夫的信载1922年5月上海《创造季刊》一卷一期，题为《海外归鸿》第二信，收《书信集》。中感叹“国内的创作界，幼稚到十二万分”，而且“连外国文的译品也难有真能负责任——不负作者，不负读者，不欺自己——的产物”。同时还指责批评界存在“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同年，郭沫若在《〈屠尔格涅甫之散文诗〉序》中再一次指出：不可在译者自身须存一“崔颢在上李白不敢题诗”之野心——故意用野心二字，我想这是当具的野心，莫有罪过的野心——不译则已，即家肇译书总要前不负作家，后不负读者，总要使自提的译品成为典型的译品。余今即抱此野心，从事译集之移译。
郭沫若认为，译者在翻译之前，要对原作以及原作者有充分了解，然后再作出慎重选择，不能随便抓一本书就翻译，“要从各方面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它的影响，在下笔以前，对于一部作品的时代、环境、生活，都要有深刻的了解。” “我们要介绍西洋文艺，决不是仅仅翻译几篇近代作品，便算完事的。就是要介绍近代作品，纵则要对于古代思想的渊流，文潮代涨的波迹，横则要对于作者的人生，作者的性格，作者的环境，作者的思想，加以彻底的研究，然后才能胜任”郭沫若：《论文学的研究与介绍》，《郭沫若论创作》。
对于我国20世纪20年代初译界一些粗制滥造、不负责任的投机现象，郭沫若提出过严厉批评，强调翻译事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译者必须认真对待。他指出：所以翻译终于是件难事——但不是不可能的事，是不许人轻易着手，如像我国的译书家今天译一部威铿，明天译一部罗素，今天译一本泰戈尔，明天又译一本多时妥逸夫司克，即使他们是天生的异才，我也不相信他们有这样速成的研究。我只怕他们的工作多少带些投机的性质，只看书名人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滥译。
我只怕我国有些译书家的工作多少带有投机的性质，只看书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译。有的连字意的针对从字典上也还甄别不出来，这如何能期望他们译得不错呢？译者应该是“真有学殖、纯为介绍思想起见而严肃从事的人”，而不能成为“借译书以糊口，借译书以钓名，借译书以牟利的人”，否则，“中国的翻译界只好永远是一潭浑水，中国的新文化也只好永远是一潭浑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