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个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愈演愈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对于“兵变”发生后的情况，当时各报都有所报道。我也就“兵变”当夜所见写了文章。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近八百人，当时人称“八百罗汉”。这期间我常采访参众两院，采访特别多的是参加众议院议长竞选的张耀曾。张耀曾，字镕西，云南人，是家母的堂弟，我称他为“镕舅”。我常常从他那里打听国会的一些内幕情况。先说议员们的丑态和国民党议员的内部争斗。外地议员一到北京，便有三方面的人出面接待，实际是争夺、拉拢。一是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一是左翼政党国民党；另一是操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右翼政党进步党。不少国民党议员经不起金钱、美女的拉拢，到北京不几天就投入袁世凯和进步党的怀抱。当时北京有一家由袁世凯资助、议员康世铎主持的《民视报》，每天在一版抢眼的显著地位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方法颇为特别：今天报道三人脱党的姓名，明天又有三个，累加成六人后，再登一次，罗列起来，逐渐增多。袁世凯以此打击国民党的声势。“八百罗汉”还由议院规定，每位月薪五百大洋，这使一部分议员成天在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的集中地）花天酒地，名声极坏。国民党议员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众议院议长的选举上。国会正式成立后，参议院很快选出了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众议院的议长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却迟迟不能选出。加之袁世凯从中收买、操纵，在争议一个多月以后，终于使众议院落入右翼政党之手，选出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都是进步党人。国会正式成立后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以替代《临时约法》。参、众两院推定五名议员在天坛起草，因此当时人称《天坛宪草》。这部《宪草》是根据国民党和进步党分别拟定的宪草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国民党方面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方面的执笔人是梁启超。《天坛宪草》的基本精神与《临时约法》一致。袁世凯曾派施愚等人干预《宪草》的制定，但被议会拒绝了，袁世凯十分恼怒。正当《天坛宪草》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先后下令免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二次革命”立即爆发。袁世凯却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指令内阁熊希龄总理副署解散了国会。
问：梁先生提到同盟会改组成立国民党之事，您作为同盟会的一员，是否参加了这一活动？
答：我亲自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之前，先有孙中山和黄兴联名电告同盟会各支部，就改组为国民党事征询意见；而后孙、黄两先生莅临北京。
这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正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巢穴北京，到南京就职，有着《临时约法》的规定，实行内阁制，他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可袁世凯就是不离开北京，反而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商谈。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又作了让步，孙中山、黄兴由南方来到北京，同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国民党成立大会。
孙中山、黄兴两位领袖到达北京时，许多在京的同盟会会员都前往欢迎，我也参加了。孙、黄两先生是前门车站下的火车，袁世凯派了代表和欢迎人员在车站迎候，还有数目不少的保卫人员。欢迎的场面是热烈的，孙、黄两先生只是同到车站欢迎的人握手、打招呼，并没有发表讲演。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时为1912年8月间。大会的议程包括改组计划，宣布和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这时的国民党，实际由五个团体联合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为最多。孙中山先生在成立大会上宣布国民党的五条施政纲领，大家热烈鼓掌，顺利通过。不料在讨论、通过党章时，会场上却发生了一场小风波，其时孙中山先生因事暂时离开了会场。党章是以英国政党为模式制定的，其中没有提到吸收女党员的问题，而同盟会又历来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因此引起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纷纷质问，而主持会议的宋教仁又一时无法对答。这几位女将本来就很有一股泼辣劲头，以至于一轰而上，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正在不可开交时，孙中山先生回到会场，女将们才松了手。会议最费时间的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大会工作人员在向到会人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即先后发表讲演。黄先生讲得很短，孙先生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先生威望高，口才又好，主持会的人为确保会场安静，希望孙先生讲得越长越好。因为要收回一千多张选票，再作准确的统计，那是很费时的。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只见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牢牢站在孙先生一旁，每当孙先生的讲演露出要结束的话头时，张继就揪揪孙先生的衣服，示意孙先生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这次成立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这一改组，我也就由同盟会会员，成为国民党党员了。
问：梁先生后来是因为什么退出国民党的？常听梁先生说，您虽然对儒家哲学研究有素，但更早笃信的却是佛学，并曾一度想出家为僧。梁先生可否谈谈当时的实际情景？
答：退出国民党的问题颇简单。一是当时的政党团体组织不严格，进进出出是常有的；二是我本人的思想较为复杂，离开实际岗位而居家，便自动脱离国民党了。说到我笃信佛学，问题就复杂得多，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
如前所述，我从懂事开始，就不断思索，探求着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一是人生。可以说这两个问题伴随我度过了八十余年的岁月。谈笃信佛学，就先谈谈人生问题。我十四五岁时开始为人生问题所困惑。我看到家里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辛苦得很，我问她是否辛苦，她说习惯了。看上去她并不感到苦，脸上常有笑容。但我自己呢，家境尚好，又是家中的小儿子，备受父母疼爱，看上去好像不存在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很苦闷。为什么？我反复思索，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很难全部满足的。我还观察社会上的人，当时有的人坐轿子，坐马车，称得上荣华富贵；坐不起轿子和马车的人则步行。千万不要以为坐轿子的乐，走路的苦，那可不一定。坐轿子的正在为某个难题（欲望）发愁，步行的却悠然自得，并未感到苦。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先看佛家的书而有上述的思想，倒是先有了上述的思索和苦闷，而去找佛家的书看的。我读佛家的书主要在民国以后我不当记者，进北京大学之前，在家闲居时（两年多）。当年的北京琉璃厂已是一条文化街，我经常去文明书局和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木刻佛经，以及上海狄葆贤（号为“平等阁主”）主编的《佛学丛报》（刊物）。我开始并不懂得什么大乘、小乘，什么密宗、禅宗等，但由于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便从较通俗的《佛学丛报》着手，边学边钻，久而久之，渐渐入门。我研读佛学的结果：一是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我订婚，并从十九岁开始吃素，一度想出家为僧；一是通过自学佛家书籍，大大增进了自学能力。我原只有中学毕业的学历，以后教书，做学问，办教育，靠的都是自学。当然，我最终并没有出家，但拖到二十九岁才成婚，素食的习惯却一直保持到今天，历时七十余年，这正是笃信佛学而未能完全摆脱之表现。蔡元培先生引我进北大教书，在北大一住七年，增长了我内心的争名好胜，是我摆脱出家意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回到我思索、探求的中国与人生两大问题上，促成我的实际行动的，如中国问题占了上风，我则参加辛亥革命，当新闻记者，进北大教书等等，如人生问题占了上风，我便不结婚，吃素，想出家。这两大问题在我身上始终矛盾着，运行着。后来，中国问题逐渐占主导地位，人生问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我就这样走过了漫长的八十年。对比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认为自己的生活道路是复杂而又独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