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序交代撰书目的的结尾部分更可以清晰地看到差异。初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
……予时二十有八，适无内顾之忧，老父弟兄，一堂乐聚。于是欲游学于外国，以免坐井而观天，兼使异乡之言行，予得见之，予之见闻，播传异土。第斯时予也，恃己知识，如针眼之无多；富贵功名，如浮云而无有。惟善为宝，时防陷溺于恶之中；广博勤求，必究至见闻而止。
今得遇华人，领略唐书七八载。每一交接，义更重乎断金。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唯合省地舆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或百年后，流入中土，苟有不耻下观者，故欲为之击节设道予言庸劣，幸勿扯碎而掷投。虽然，然以愚意推之，纵不可希圣希贤，第于未见未闻之辈，未尝无一小补云尔。
《大美联邦志略》“原序”：
予时年二十有八矣。是时家有诸季之托，身无内顾之忧，于是立意传道异方，旷览诸俗，以验生平所学之是，兼以予国所见闻者，播之异土，或不虚度也。既于粤东，领略华书数载，时与其地之文士相谈论，乃叹华人不好远游，以至我国风土人情，茫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也。近日其创造者之欲启予心乎，殆欲使予宣扬圣道，联四海为一家也。爰不揣固陋，凡本国之大略，一一分叙……百年之后倘有不耻下观者，其将叹赏之乎，抑将拉杂摧烧之乎，均不得而知也。然而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自封而笑我也。
原文中比较谦逊、曲承的表达在后书原序中荡然无存。谈及来华目的之时，原书只道是“欲游学外国，以免坐井而观天”，根本没有提及传教之事；后书则直接说明是为“传道异方”。
在谈到撰书目的时，原文谦虚地表示“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唯合省地舆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含有仰慕、曲承中国人之意；后文则毫不客气地说“乃叹华人不好远游，以至我国风土人情，茫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也”，其中裨治文对中国人的鄙夷、骄傲之态暴露无遗。
从以上所述可看出，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裨治文企图塑造一个可与大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而在《大美联邦志略》中，裨治文则大胆地宣扬美国在国力以及文明教化上都比中国优越。如果说《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还只是一块企图用西方文明、科学知识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的话，那么，《大美联邦志略》则纯粹是宣扬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与基督教文明的成果展了。
这种措辞上的微妙变化是裨治文在华二十余年来境遇变化的反映。
在前后两个版本相隔的这二十多年间，美国在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疆域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直追英国。中美关系的势态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前，尽管美国关于中国的记载极其少见，但大体上还是对“天朝上国”怀有敬畏与羡慕之情。迟至1840年，美国著名的《亨氏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 Magazine）还认为“中国人体现在生活数十方面的工业与创造力是了不起的”；但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竟然输给了曾经被美国人战胜的英国，“中国是衰微的，奄奄一息的，由过去的荣光大为衰落了”。裨治文在华长达三十余年，对中外事务极其关注，并积极参与，所以他对中外之间，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认识非常清晰和深刻。
对中国人而言，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特别是最初几十年在中国的活动，与主要的和好战的侵略者英国人相比，只是一个次要的“蛮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纯粹的中美关系。美国人是“外国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其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所以要使持“天下、四夷”观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知和接受不显眼的美国，本就困难。若是裨治文在言语上触怒中国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知识界认识西方、研究世界的热情，加上早前《海国图志》、《合省国说》征引该书而产生的宣传效果，所以“求者日众”。无疑，裨治文把握住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接纳、认知美国的心态，因此无需担心因优越感的流露而受排斥。
三、修订《大美联邦志略》的华人助手
帮助裨治文修订出版《大美联邦志略》的，有梁植、宋小宋等人。
梁植在1861年墨海书馆出版的《大美联邦志略·跋》中写道：
……先生爰召植曰：是书初作，尔与有劳。今垂二十余年，国事日有增益，吾将重刻新之，子盍为我校乎。植重因师命，不敢辞。
由此可知，梁植不但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成书过程中提供过帮助，又为《大美联邦志略》做过校订工作。
除了梁植以外，还有宋小宋帮助裨治文修订《大美联邦志略》。宋小宋，江苏金陵人。1857年夏天，在上海躲避兵乱，因此与裨治文相识。1859年开始帮助裨治文修订《大美联邦志略》，长达一年之久。这些情况可以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宋小宋序”中得知。宋小宋写道：
裨君者，联邦之成德士也。余初不之识。丁巳夏五，余避兵于海上，始遇之。遂相谈论，缔文字交，日以彼此所学相教益，且为余道联邦事甚详，以故余颇知之……去年，裨君有复刻邦志之意，出其初草属订之……
序中所言“兵乱”当为太平天国运动。
此外，邹振环根据王韬日记，发现管嗣复也曾帮助修订《大美联邦志略》。
王韬在1859年4月15日：
小异近于裨治文处译改《美理哥地志》，已得数卷。米利坚，新辟之地，人至者少，是编乃君纪其往来足迹所经，见闻颇实，倘得译成，亦考证海外舆地之一助也。
这里的“小异”为管嗣复之字。管嗣复（？-1860），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清代文学家管同之子，颇有文学修养。王韬称管同父子俩“先人异之先生有俊才，古文规法庐陵，可与桐城姚姬传相伯仲；小异秉承家法，造诣深邃”。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小异被任命为军中文书，一年后逃出避难于苏州邓尉山，遇上艾约瑟，两人一谈即“极其契合”，一同来到上海。后来帮助传教士医生合信译成三种医书《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风行海内”。
李晓杰认为，宋小宋与管嗣复的经历颇为相似，二人都是南京人，同为避太平军而从南京迁往上海，又都帮助裨治文著书，所以李晓杰怀疑“管嗣复与宋小宋为同一人”，换言之，宋小宋可能是管嗣复所使用的一个笔名。
笔者认为李晓杰的推测颇为大胆，虽然目前缺乏相关材料佐证，但还有一定可能性，因为管嗣复曾受雇于墨海书馆是可以确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