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邮政事业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邮电部与北京市政府成立首都通信建设领导小组，提出要将首都邮电办成全国第一流水平，改变首都通信严重落后的现状。随着邮政编码的全面推行，一批新的邮政基础设施陆续落成，各项邮政服务日益完善，邮政在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反映着时代的进步与变迁。
一、解决人民群众“用邮难”
80年代初，根据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作出的“四项指示”，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城市改造与建设热潮，解决居民生活上的难题被列为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其中包括增强邮政通讯能力，解决居民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投递难”、“寄信难”、“买邮票难”等诸多“用邮难”
问题。
在市政府上报国务院审批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提出了一条原则：“骨头和肉要配套”，指的是“大大加强住宅和生活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和“强调了基础设施不仅要还账，而且要先行”。
当时，有读者给报社写信，反映有些信件地址写得清清楚楚却被退回，一些新建的居民楼常常收不到信件。对此，邮局方面答复，除了地址不详或写错、单位撤销、收件人迁移等一般原因以外，一些新建单位、新建居民楼未向当地邮局备案。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和大量新建居民楼，邮局采取了一项措施——“人进邮通”。
在此之前，国家建委与邮电部曾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施工单位在每幢新建居民楼的每一单元的一层楼梯口安装一套与住户数相应的信报箱。同时规定，信报箱是建筑物的组成部分，所需材料和资金应在基建计划项目内统一解决。楼房交付使用前，要到邮局备案，以便邮局组织力量进行投递，保证群众通信。由此，北京市的新住宅楼都配有分属各户的信报箱，对于一些具备条件的老住宅楼，也陆续安装信报箱。与此同时，市邮局在一些支局内部采取“超定额承包”方法，将投递道段分别承包到人，使每个投递员的工作量高于邮电部核定的定额标准，再将奖金、外勤补贴与其他费用捆绑在一起，实行超定额奖励。这项措施促使邮递员主动要求给自己增加邮件投递量，极大调动邮递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邮局投递范围在较短时间内覆盖到新建居民楼，有效地缓解长期以来存在的邮件“投递难”现象。
根据一份资料，北京市邮局在1980年一年中，在新建居民区和邮政局（所）较少地区开设邮电局（所）12个；在主要街道旁和繁华地区附近增设报刊门市部、报刊邮亭52处；邮票代售处近千处；在市区内一些大的邮政支局、涉外宾馆开设国际长途电话和国际公众电报点；开办或恢复了国际特快专递邮件、国际用户电报、国际邮政挂号和高额汇款、代出差人员存储寄领汇款、办理邮购和函购、代发广告等多项业务。至1981年12月上旬，在宣武、崇文、东城、西城等城区22个邮电局范围内，已全部实现投递《北京晚报》到户。
1981年东单邮电局投递组成立了一个名为“扑灭瞎信”小组，减少或消灭“瞎信”，并让“死信复活”成为这个小组全体成员的工作目标。在邮局业务术语里，“妥投率”是指信件成功投递至收件人的地址准确百分比，也是邮局内部衡量业务质量的重要指标。邮局每日处理的信件成千上万，其中有许多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导致难以投递的“瞎信”，以往对于“瞎信”的办法是“批退”。小组成立后，投递员和邮件登记员利用班后的业余时间，四处奔走，通过走访街道、派出所、红医站、街道食堂、公用电话亭、老住户等，想方设法为“瞎信”寻找线索。有一天，他们处理了一封瞎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北京站胡同16号”，显然是错址，经过一番查找，最后在芝麻胡同16号找到了收信人；还有一封信的地址是“建国门水牌胡同24号”，经过两次试投均被告知无此收信人，于是4名邮递员利用休息时间分头走访了5条胡同、13个居民大院、1个居委会、4名公用电话站，终于在先晓胡同24号找到收信人。东单邮电局的投递员在一年中，共使9097件“瞎信”找到收信人。
当时还有一个现象，邮局的开筒员几乎每天都能从街头的邮筒中取出发信人误投的失物，种类五花八门，有证件、单据、火车票和粮票、布票，也有现款、存折、钱夹。据报纸的报道，八面槽邮电局一个开筒组在一年中从邮筒中取出的失物近百件。有一次，西长安街邮电局的开筒组从邮筒中竟开出了一本内存600元的存折，600元在当时人们平均月收入不过数十元的年代可谓是大数目。还有一次，开筒员从邮筒中取出一份北京油漆厂与火车站签订的运货单，于是这位开筒员立即与工厂的供销科联系，才没有耽误了业务。另有记载，1981年2月14日，一位开筒员从动物园附近的一个邮筒内取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里面装有一只怀表。这是一个小偷于前几天偷来的，后来他了解到开筒员的拾金不昧事迹，深受感动，对自己的行为痛悔不已，决心将这只怀表还给失主。
邮电服务网点少，邮局和信筒数量少，造成人们用邮不便，尤其是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的人们，往往寄信、汇款要到很远地方的邮局办理。许多邮局可经办的业务功能也不一样，如电信业务、国际邮政业务和报刊订阅、零售等业务只能到较大的邮局办理。
据1984年10月间发布的一项数字，随着新改建的西长安街邮电局和新建的北太平庄邮电所相继交付使用，当年北京市新建和改建邮电局的数量达到9个；全市的邮政机构数量（不包括远郊区县邮政支局、所），其中邮政支局63个，邮政所125个；各郊区区县均设有邮政局；全市共有信筒2322个、邮票代售处2008个、委托报刊零售点296个。有报纸称：“这一年是建国35年以来北京市邮电服务网点建设步伐迈得最大的一年。”
云岗，位于北京西南方向，集中着国防科技单位和十多家工矿企业，人口约10万人。长期以来，由于邮局不办理电报收发业务，人们打电报非常困难，遇到急事时，只能到位于数公里之外的长辛店邮局或更远的北京市区内的大邮局办理，有的群众开玩笑地说：“来回的路费够打一次电报了！”1984年9月底，邮电部领导与北京邮局负责同志来到云岗进行调研，征求群众意见，当场商定解决这一地区开通电报业务问题。不久，北京市邮政局和电信局向云岗邮局调入线路，并抽调值机员和送报员，开通24小时电报业务，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以下是《北京晚报》于1986年1月30日在第一版刊登的一则报道：
北京市邮政局近期决定，在去年为用户增加20个夜间长途电话服务点和8000余幢住宅楼报刊邮件投递的基础上，今年再为首都居民办十件实事。
这十件事是：在团结湖、香河园、垡头、丰台北大地居民区新增4个邮电支局和13个邮电所；新增20个邮政报刊亭和70部报刊零售服务车，委托地方增设220个报刊代销点；再解决1000幢住宅楼的报刊和邮件投递问题；年底前做到大宗印刷品邮件敞开收寄；增办电子信函业务；试办邮政储蓄业务；团结湖和平安里两邮电局增办拍发电报业务，木樨园邮电局增加报送电报业务；为加快邮件转运，增加市内干线邮路10条，支线邮路13条；加快首都机场邮件交换站建设，争取今年第三季度投产，以保证航空邮件的传递时限；今年年底前使市区报纸传递时限提前一小时。
据一份资料显示，80年代后期，海淀区邮电局下属11个支局、37个邮电所，服务对象包括区内各中央机关、43所高等院校、29个科研单位，人口近百万，然而该局邮递员总数只有234人，每日处理报刊、邮件量高达52.1万件，有的邮递员骑自行车出班携带的邮件重达206.6公斤。为加快邮件传递速度，区邮电局采取各种方法确保邮件投递质量，包括建立“代投点”、“三代”（代订、代销、代投）服务站等，站上的服务工作由离退休职工和街道干部担任。
1987年6月，海淀区邮电局在区政府支持下，由社会集资，在北京新型建筑材料总厂西三旗宿舍区，建造了一座总面积70多平方米，亭台式外观的大型信报箱群，取名为“鸿雁阁”，内设按户编号的加锁信报箱780个，投递员将各户的信报装入信报箱内。此项措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长期一直存在信报丢失的问题。建造这样的信报箱群的做法尚属全国首创。
二、“黄帽子”邮筒
1983年8月，北京的街头上出现了一种被人们称为“黄帽子”的特殊邮筒。有别于通常遍布在大街小巷的普通邮筒，这种特殊邮筒的顶端被漆成明黄色，故而得名。“黄帽子”的作用是加快信函的投递速度，每日邮局派出专人专车定时收取邮件。由于通过“黄帽子”
寄出的邮件减少了一般邮件所须经过的处理程序，同时开取的时间从上午7时30分到晚上22时30分，使许多信函得以及时赶发火车、飞机、汽车的有效班次。因此“黄帽子”又称“快班信筒”或“快班邮筒”。
早在40年代末，北平市区内各主要街道附近就出现过一种“赶班信筒”，如每日上午8时30分以前投入寄往上海的航空信函，当日即可到达；又如，每日下午15时以前投入寄往本市的信函，当日也可送达；再如，晚上23时前投入寄往外地的信函，可以分别赶上第二天最早班次的火车或航班。有资料显示，为了赶时间，负责开取信筒的开筒员一律使用三轮机器脚踏车。按照邮政当局规定，凡贴足邮票的信函均可投入“赶班信筒”，邮资标准和处理程序与“挂号快件”
相当，只是不开具收据。
新中国成立后，信函的种类大致分为标准信函与挂号信函；传递方式分为普通信函与航空信函。顾名思义，普通信函使用火车、汽车、轮船或其他交通工具运输、传递；航空信函由飞机传递。人们寄信时，通常时效性不很要紧的内容大都采用普通信函方式，如有紧急的内容，除发电报或打长途电话外，一般会使用航空信函。
在邮资方面，普通信函的标准，在规定重量范围之内，寄往本市信函为4分，寄往外地信函为8分；而航空信函则为1角。“文革”前，邮局每日处理信件总量不算很大，通常在市区范围内于午前投寄的信件，至傍晚前可以收到，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然而，“文革”
后，由于各类邮件、信函数量迅速攀升，邮局的设施、人力和处理邮件能力已满负荷运转，再有交通运力紧张等外部因素限制等影响，导致大量邮件积压，邮件投递速度严重迟滞。当时，为向新中国成立35周年献礼，市政府推出多项“便民工程”，解决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难题，如“早点难”、“买菜难”、“乘车难”、“通邮难”
等。邮局采取了一系列改善邮政服务的措施，设置“黄帽子”邮筒也是其中之一。
“黄帽子”邮筒的开启取件工作由市邮局分拣处专门组建的开筒科直接负责，全科17名职工，配备了12部机动车，实行专人专格分拣，早、夜班轮流，使本市上午投递的信件于当日下午可以到达收信人手中，晚上21时以前投递的信件于次日上午就能收到。有资料显示，第一批“黄帽子”数量共62个，其中54个属于邮件分拣局，分布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5个城区；另外8个分布在海淀区，主要是中关村“科学城”一带，由海淀区邮电局负责管理。另有一项当年的统计数据，在由分拣局管理的54个“黄帽子”中，每月收取的信件大约60多万封，年处理量最高可达700多万封。人们通过“黄帽子”投递的信件中，不仅有信函，也有稿件、演出或比赛门票、请柬等。如遇节假日或新邮票发行日，通过“黄帽子”寄出的信件数量翻番。“黄帽子”刚推出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社会上好评如潮，有人甚至评价“功德无量”。
有一段记载：
1987年12月28日晚上21时左右，《中国消费报》通讯员汪志骑着自行车来到位于华侨大厦对面街边的“黄帽子”旁，他要实地观察邮局公布的开筒是否真实，果然邮局的开筒员骑着摩托车准时到来取走邮筒内的信件。过了几天，他在位于西单附近的一处“黄帽子”投了一份寄往报社的稿件，次日他去报社时在收发室见到了这份稿件。当晚，他先后在美术馆、和平里、白塔寺三处“黄帽子”各投递了一封寄往三个不同地址的信件，第二天上午，三位收信人都收到了信。于是，他对“黄帽子”更加信任。
20多年来，随着城市环境与邮政发展、人们用邮方式的逐渐改变，尤其是电话、手机、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居民的普通信件数量大大减少，使“黄帽子”失去了以往的作用，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三、国际邮局
1983年夏天，国际邮电局新营业楼在雅宝路至建国门桥之间的东二环路边落成并正式开业。这里地处建国门使馆区附近，距三里屯使馆区不过数公里。同时，这里与雅宝路“国际贸易一条街”（北京人称“外贸一条街”、“倒爷一条街”）相邻，在许多人看来，这一选址十分合适国际邮局的业务性质。
5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率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先后与一些国家签订互换邮件总包的邮政协定。据资料显示，这些国家有苏联、朝鲜、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瑞士、芬兰、丹麦、英国、荷兰、挪威、比利时、意大利、联邦德国等。至1954年，与中国建立总包关系的国家达到19个，进口总包关系33个，中国与24个国家建立了36个出口邮件总包关系。随着国际邮件业务增加，北京市邮局于1953年4月设立国际邮件分拣部门，在位于公安街邮政大楼一楼营业厅后面辟出专门作业场地。1955年6月，作业场地面积增加，进出口邮件在地下室处理，海关设在营业厅一层。次年，邮政大楼专门盖了500平方米平房，主要用于处理进口邮件，出口邮件仍在原处作业。
这时，各国驻华使馆和国际机构的邮件、报刊分别由所在地的邮政支局负责投递。1959年11月，北京邮局在通讯服务局下组建使馆投递专段，每日由专人专车递送使馆邮件，最初分为两个投递段，后来增加至三个。各邮件分拣部门、报刊分发部门及相关的报社发报点，都设有使馆专格，将使馆的邮件单独封发，由使馆投递专段直接取送。
“文革”期间，市邮局的国际邮件部门数次迁址。1971年11月，国际进出口函件和包裹迁址天桥发行大楼二层。国际邮电营业处一度设在天安门邮局一层东侧，1976年12月移至位于东单煤渣胡同东口一处仅有12平方米邮电所。据亲历者描述，由于“地处偏僻，场地狭小，用户来办理邮政业务时，要等候很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