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美国精神分析界，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从写下这章的第一个字起，我就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写。大约一个小时前，我再次看到了这本书的书名后，我决定还是写出来。
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精神分析资质问题。
在1927年的时候，弗洛伊德曾经出过一本叫《非职业精神分析问题》的小册子，看名字也能猜出这本小册子的态度。而他写这个的原因就在于表明自己对精神分析资质的看法。
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学界已经相当成熟。当时美国的精神分析家们认为，只有经过专业医学训练，有着专业医学背景的人才可以为患者提供精神分析治疗。而欧洲精神分析界以及弗洛伊德本人都反对这个论调——这本小册子就是弗洛伊德对此所持的观点。欧洲精神分析家们认为，实际在做精神分析的时候涉及的很广，例如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历史、民俗民风、神话传说，甚至还有可能同人类学及社会背景有关，如果仅仅用医学资质来作为依据，反而会限制精神分析的参考依据和实际效果。但是美国那边认为一个人连起码的医学常识都没有，怎么能为别人做分析治疗呢？为此欧美精神分析家们争论不休。但北美之所以会揪着“资质”这一问题不放也是有其缘由的——我之前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就在1909年弗洛伊德的美国之行后，美国人对精神分析法推崇到了一种风靡的地步，几乎民众都在争相用精神分析法来为自己或者他人做精神分析。很显然，这是一件相当糟糕的事情——直接滋生了很多江湖神棍或者医学骗子——他们利用宗教以及所谓仙术渗透进精神分析学中来推行自己篡改后的“精神分析法”。这种行为使得美洲大陆的精神分析学界蒙羞，同时也给那些本来就反对精神分析的人以口实。所以，美国精神分析学界最终用专业医学资质来限制了使用精神分析法提供治疗的人群——也就是说，其实这么做的最初目的并不是出于知识垄断或学术独裁。
当年美国民众流行精神分析也是有根源的，让我们来对此做个分析：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个移民国家，很多当初移民到美国的欧洲人多数都不是有钱人或者贵族，90%都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平民。虽然当时美国已经建国100多年了，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很普遍的。而且精神分析法似乎看上去不是很难——只要了解一些基础知识，并通过一些小手段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心理分析（非常有限）。这点对于就算只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来说，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医生干的事儿我也能干，很权威的感觉。出于这种心理，精神分析法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使用者知识面再广一点儿，并且把自己所专长的东西再加进去，就完全可以弄个别人不懂的精神分析法出来（例如加入大量的宗教元素，借此在文化教育程度偏低的人群中传播邪教并不困难）。当然，美国人喜欢新奇东西的天性也不容忽视，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分析了，点到为止。
在弗洛伊德启程回欧洲前，获得了一项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荣誉：这趟美国之行的邀请人、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博士代表麻省克拉克大学，亲自授予弗洛伊德名誉博士学位。
名誉博士，这份荣誉比直接考取难得多。因为你的能力和声望必须超越考取这个学位能力才可以获得——尤其是名校。因为颁出这项荣誉的名校将以你为荣。但这项荣誉对弗洛伊德来说不仅仅是一顶新的桂冠，还有更重大的意义。让我们用他的答谢词中的一段来说明这点好了：
“这是对我们所付出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合法承认。”
是的，正是这样。
为期一个月的美国访问后，弗洛伊德乘“威廉一世帝王号”客轮回到了欧洲。他自己对这次美国之旅极为满意，并且在之后的著作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回到欧洲后，医学界虽然依旧在为精神分析到底是不是伪科学继续争论着。而弗洛伊德则依旧保持着他的沉默，“反正我不沉默你们也继续吵吵个没完，既然你们有闲功夫那就随你们喜欢吧，我继续潜心于研究——毕竟，我的学说已经被认可了。”
所以这段时期虽然反对声不断，但并没对弗洛伊德先生造成任何影响，正相反，追随者和学生越来越多。
5．分离与捍卫
从1909年到1910年期间，弗洛伊德的著作大量被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同时他在访美期间的演讲也被辑录成《精神分析五论》后出版，而且弗洛伊德本人也没闲着，著名的《一个5岁男孩恐惧症分析》（也有翻译作《狼人》的）和《歇斯底里发作概论》等知名论文也相继发表（后来一些论文被收集整理成《精神分析短论集》）。
不过，在这一帆风顺的背后，随着投身于精神分析队伍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就出来了。
那是只要有人聚集就一定会出现的问题：权力之争。
1910年3月在德国纽伦堡召开的第二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可以称作是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这个里程碑的树立对弗洛伊德来说却是痛苦和混乱的。
荣格曾经向弗洛伊德表示过，他认为精神分析领域不应该有核心与外围之分，而应该是民主的，这样才能促进精神分析法本身的推进和完善。弗洛伊德也对此表示支持，并且委托自己的忠实弟子——匈牙利心理学家费伦齐对于精神分析全球组织的框架说明进行起草。不过这份框架说明还没公布出去就遭到了部分精神分析协会元老们的一致抗议。抗议的内容我就不转述了，因为其核心问题只有一个：权位之争。弗洛伊德耐心地向大家解释：精神分析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与地位，不是我们这一小撮人的功劳，欧洲各国学术界的响应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为了鼓励其他国家心理分析协会的发展，关于精神分析国际协会的头衔让出去还是有必要的，而且维也纳本身就是精神分析的发源地，作为这个学说的精神圣地是不用任何宣布及从形式上来肯定的——因为无须加冕。
但弗洛伊德的无私并没消除掉一些元老级人物的不满。而随着弗洛伊德在大会上宣布自己让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头衔由荣格担任的时候，元老们的不满到达了顶点，以阿德勒为首的一些早期周三协会核心人物怨声载道。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心理分析协会的骨灰级人物，同时在精神分析学术发展和建设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对于他的这种做法我不想作任何评价，也没兴趣站在某某制高点去批判。对此我只能说：这是无奈的、人类的缺点。
弗洛伊德虽然为了挽回协会的分裂而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表示自己让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宝座，由阿德勒来担任。但此时他也很清楚，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
说完这些，我们现在就能总结这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的成就了。
首先，通过这次会议所得到的汇报，能够确认精神分析不再仅仅是用于医疗了，它还在艺术领域和教育方法上尝试并获得了成功（如今的应用更广）。
其次，源于这次会议的权力之争，由那些不满的元老们所率领的各个派别开始打出自己的旗号。这标志着精神分析这门学科，已经“成熟”到由于学术见解的不同而产生分支了（哭笑不得的一个里程碑）。
我猜不出就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是怎样一种复杂心情，应该是痛心大于欣慰吧？
在这次国际会议结束后的不到半年时间，弗洛伊德的预感应验了：阿德勒宣布退出协会，另组建了“自由精神分析协会”，并被推举为主席。
弗洛伊德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向老朋友及弟子们抱怨下而已。并且同时他也隐约察觉到，分裂也许还会发生。
在他回到维也纳后，写给费伦齐的信中有这么一段：
“……无论如何，那毕竟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我可以这么说：这项工作必定将对未来产生广泛的影响……”
我们的天才问心无愧。
1911年，在德国魏玛举行的第三届精神分析国际会议算是给了弗洛伊德一个小小的安慰。大会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顺利进行，没有权位之争，一片祥和。而此时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在这几年里，荣格曾再次前往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而弗洛伊德也应邀前往荣格在瑞士的新家进行了回访。
虽然第三届国际会议很成功并且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是这不代表真的就没有分歧。而实质上，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有如暗流，只是还在酝酿罢了。
在1913年第四届（1912年暂停一年）德国慕尼黑精神分析国际会议上，因为各派之间分歧的加大，还有弗洛伊德与荣格对于潜意识及梦解析还有性因素分析定论上的各持己见，最终，由维也纳精神分析家们与瑞士精神分析家们的互相排挤作为导火索，导致这届国际会议几乎成了学术战场——各派之间互相倾轧，地域之间互不相让。最终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而在本次会议结束后不久，荣格宣布辞去精神分析国际协会主席一职，紧跟着在“一战”前（1914年）宣布退出协会——这标志着荣格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
阿德勒和荣格所造成的这两次分裂，在精神分析学史上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阿德勒和荣格日后都分别为精神分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然，是率领着各自的流派及追随者还有门徒。其实造成这种分歧的核心是因为弗洛伊德坚持认定“性”的重要性，而阿德勒和荣格认为这个观点过于偏激，认为“性”没弗洛伊德说的那么重要、那么核心。
阿德勒认为自我意识中的“卑劣感”，以及为了消除“卑劣感”所做出的努力而形成“补偿”才算是解释（例如解释“权欲”）；而荣格无论是在潜意识或者梦解析方面都相对开放一些，融入更多因素，涉及更为广泛，并且多少带一点儿浪漫主义色彩——所以很多女性对于荣格的理论极为推崇——毕竟弗洛伊德那些“可厌”的性理论让人很不舒服。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查阅过不少资料，对于“荣格派”出于某种目的极力强调的“荣格未曾求教于弗洛伊德”的说法表示反对——因为荣格自己都在著作中承认了，所以就这个问题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及史实的。
不管怎么说，精神分析，作为一门学科也的确成长于这两次严重的分裂——这对日后整体精神分析的全面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这对当时面对友谊破裂的弗洛伊德而言是痛苦的，因为他不能理解。作为一个一直被排挤、被轻视的犹太人，弗洛伊德性格中多少有些偏执。“弗粉”们说：那是执着；而“弗黑”们说：那是古板的自大。
对这两种说法我都不同意。
如果深究这个问题，恐怕我得就此写上几万字，所以还是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观点：弗洛伊德是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有缺陷或者不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的某个缺陷，而抹杀掉他为全人类所做出的贡献；相反，我们也不应该因为这些贡献就彻底把他描述成无缺点的神。
所以在我看来，弗洛伊德是个鲜活的人，有着自己的缺点和问题，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是可爱的。
虽然这两次相隔不久的分裂对精神分析运动的扩大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弗洛伊德曾为此痛苦不堪——他不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能延续他的理论和思想，而一定要进行学术分裂呢？
但是，依旧像原来面对排挤和歧视那样——他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令人宽慰的是，以兰克和费伦齐为首，许多他的学生和崇拜者一直都坚定地支持着弗洛伊德——无论是理论还是各种针对弗洛伊德的攻击。费伦齐甚至还在1912年组织起了一个维护弗洛伊德学说及反击谩骂攻击的小团体——那个著名的“指环门徒”组织的前身。对于这种充满骑士风范的行为，弗洛伊德深受感动。他订制并赠送给每位小组成员一枚戒指，上面刻有众神之王宙斯（另有一说是：罗马神话中的主神朱庇特——其实就是宙斯），所以这个守护骑士小组骄傲地自称是弗洛伊德的“指环门徒”。也正是这个“骑士”小队所构建的保护，使得弗洛伊德在之后的很多年都能安全地避开针对他的学术批判风暴而相对安静地潜心于学术研究与论著。
6．传奇人物的会面
由于“一战”的爆发（1914年），精神分析协会的国际性会议只好暂停了。当时已58岁的弗洛伊德当然不会被再次征召入伍，而且“一战”期间来访的客人和病人都大大减少，所以在这段时期内，弗洛伊德基本都潜心于著作。遗憾的是，很多著作只是通过他写给朋友的书信见到，而并没找到任何手稿。
虽然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参与“一战”，但是他的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后来当他从书信中得知儿子都将跟随部队开往战场前沿时，巨大的恐惧感几乎时刻笼罩着他。来自精神方面的压力，再加上战时后方物资匮乏，所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弗洛伊德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双手颤抖不已。而物资匮乏及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问题一直纠缠着弗洛伊德到1922年才有所缓和。那几年里他多亏自己的学生、弟子、被治愈的患者们，以及远在美国的精神分析同行以各种形式提供帮助才得以度过。他们有动用关系直接获取军用物资送到弗洛伊德家里的，也有赠款的——美金和英镑，因为奥地利先令和德国马克已经形同废纸了（尤其是“一战”结束后），还有介绍患者跨国甚至跨洲前往维也纳来找弗洛伊德看病。
我认为这些帮助不仅仅是物质上，在精神上也称得上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