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极一时后的凋零]
地址:绍兴笔飞弄13号
别人去绍兴,总说鲁迅故居不可不去,我倒是专为蔡元培而去。
蔡元培是绍兴人,青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故居在著名的笔飞弄,是典型的江南宅院,与极度喧闹嘈杂的鲁迅故居相比,这里倒算清静,不过因为也已辟成景点,亦有几个游客。
我一向不喜欢喧闹的故居,最好是仍作民宅使用,清静惬意,有生活气息,若能与老住户们唠唠家常,问问陈年旧事,更是乐事,唯一隐患就是保护问题,生怕它哪天被好大喜功又短视的城市建设者拆掉。若是弄成小小展览馆,与旅游团绝缘,只有慕名而来的背包客,倒也是一种保护的好办法,起码少了被拆之虞。至于搞成景点,甚至变成“一条龙”旅游项目,边上还弄一排商店,卖各种无美感纪念品,那就为我不喜。我一直认为,大师名家的身后事,高悬光耀的应是作品与思想,至于那些生活痕迹,应淡了无痕,越寂寞越好。
可这个国度却恰恰相反,若一个名人是中小学课本里常出现的主流人物,便往往成为后世的推广工具,故居被弄成景点,俗不可耐。来往游客都知道这里住过个大人物,可说到这大人物到底干了什么,有何成就,却往往一知半解。至于将思想学术拿来为今所用,更是免谈——有时不但不拿来用,甚至还背道而驰。
蔡元培便是一例。岁月不减其声名,动荡无损其根基,但多年后的北大,却再也找不出一个像他这样的校长,人们甚至根本说不清他的思想。
绍兴笔飞弄13号的蔡元培故居是蔡家祖业,为其祖父蔡嘉谟在道光年间所置。笔飞弄之名,源于另一位绍兴名人王羲之的传说。相传王羲之曾为一位老婆婆写字,结果写了一张,对方还要一张,王羲之便不高兴,将笔掷出窗外,结果穿过弄堂,落于桥背,后世称那条弄堂为笔飞弄,桥为笔架桥。故居大体是砖木结构,共有三进,第一进坐西朝东,第二进和第三进则拐了个弯,坐北朝南。走进第一进,天井极宽阔,竟有篮球场大小,阳光洒在地面上,更显空间之大。曾有人说天井大小与宅子的气象息息相关,这种旧时风水之说倒也并非无稽,甚至可以跟心理学拉扯上关系,毕竟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长期在逼仄空间里,人不免束手束脚,可若厅堂阔大,终日见阳光,心情自然也会不同。
第二进如今是陈列室,有蔡元培雕像,两侧有“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等对联,最抢眼的自然是美国学者杜威的那句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比较,牛津、剑桥、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第三进则是蔡元培出生和少年时居住的地方。
院内都是青石路面,屋墙为青砖,开有雕花木棂窗,院墙上的砖雕颇为精细,但不少已经残破,想是多年前所毁。
站在冷清的院内,忽觉感慨。陈列室里那些赞誉、对联、摆设,真的可以说清蔡元培这一生?何况,又有几个人会来看看这故居里的陈列室?那些来绍兴的游客,若非背包一族,恐怕只会在导游的小旗下如赶鸭般聚集在鲁迅故居的那条街上,叫叫嚷嚷,拍照留念,然后在门口立着孔乙己雕像的咸亨酒店里吃一顿并不地道的绍兴菜,随即拍屁股离去。
没来由想起了杭州,那里有他牵头创办的国立艺术院,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他虽非校长,但首任校长林风眠也坚持兼容并包。那时,林风眠要“融合中西”,潘天寿欲“传统出新”,艺术之树就此分叉,却同样挂满了可载于史的师生名字。可如今我漫步于西子湖畔时,心里感应到的依然是盛极一时后的凋零。
蔡元培的思想,其实已经丢了。当年,蔡元培大有用武之地,哪怕只是昙花一现,已绚烂如斯。他入主前的北大,思想僵化,制度混乱,不问学术,换过五任校长,仍局面难改。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
在他治下的北大,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共存,拖着长辫穿着长袍的老先生与一身西装的新派人物并坐讨论,还有《新潮》与《国故》打对台戏。他选择教师,只看学问不看资历,梁漱溟当年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究元决疑论》后得蔡元培赏识,聘其讲授印度哲学,做不成学生,反倒成了老师。
这一切,早已不再。在绍兴街头,我还曾见到蔡元培广场,旁边还有“孑民电影院”,“孑民”是蔡元培的字。以名人元素装点城市,已成俗例,只是,故人想必孤独,恰如那个“孑”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