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邓小平非常重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主要区别在于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期的经济理论都主张政府从市场经济中退出，只是充当保护私有产权职能的守夜人的角色。在1978年邓小平刚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西方国家当时流行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极力主张减少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但是邓小平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这些主流经济学思想，而是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邓小平看来政府不仅是保护产权，增加社会总需求（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政府观），它还有大量其他方面的作用。现在我们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政府也和市场一样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织者，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经济项目，需要多方面协调，需要大量投入以及存在着巨大风险的项目，都离不开政府充分发挥其作用，如基础研究、航天事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产业等。政府在保护本国经济从事国际贸易方面，如维护民族经济和应对反倾销；在防止不正当竞争方面，如防止垄断；在加强国内各地区间经济合作方面，如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建设；在地区经济均衡发展方面，如我国西部大开发；在防止两极分化方面，如解决“三农”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如失业保障；在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方面，如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方面，如保持我国的币值稳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如资源与环境保护等领域，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关于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观点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有力支持。现代微观经济学指出经济活动中交易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也就是存在着欺诈行为），经济学还指出合同是不完备的、法律也是不完备的，这就需要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如对公司、金融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等学科的发展也广泛支持了邓小平的看法，这些学科都说明了政府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具体到个人如斯蒂格列茨、蒙代尔、阿克洛夫、诺斯、森、马斯格雷夫等都对政府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说明，除马斯格雷夫以外的其他人都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经济学中一般都提三个要素：政府、市场和企业，这足见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90年代以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不幸经济事件也从反面说明了邓小平强调政府在经济生活中重要作用的明智，如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等。可以这样说，没有政府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
五、邓小平重视对外经济开放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以前我们在分析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时只注意到改革对开放的重要性，即改革推动开放，对于开放对改革的重要性分析得不够，我们一般只提它为改革提供人力支持。从笔者对邓小平关于开放在改革中的作用的认识看，他更加偏向于强调开放对于改革的作用，而不是强调改革对于开放的作用。开放对邓小平改革的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外开放使邓小平认识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70年代随着我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增加，我国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纷纷走出国门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进行实地考察，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正确的认识，也对中西经济差距有了正确认识。1979年邓小平亲自去日本和美国进行考察，体会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对西方国家的亲密接触使他们感到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我国经济的空前压力。二是对外开放使邓小平对市场经济有了正确的认识。与计划经济下人们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相比，市场经济无时无刻不给人以压力和动力。邓小平提出我国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和应当搞市场经济，这与他对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直接感受有密切关系。三是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在经济特区和开放地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并且取得了成功。四是实行全面对外开放推动了我国全国性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要实行对外经济开放，要引进外资、技术和发展国际贸易，就必须要改革我国过去落后的相关经济体制。先是直接相关的经济体制，后是间接相关的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了将我国经济彻底融入国际经济中，我们需要接受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需要加入各种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参与需要遵循相同的游戏规则，我们只能不断改变落后的旧体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体制。从我们加入WTO的历程就可以清楚看出对外开放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重要性。邓小平强调开放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作用同样得到了后来的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就特别强调对外经济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如果国家间的经济是开放的，流动性要素做跨国性流动就成为可能，而制度则是决定要素流入或流出的重要因素。流动性要素总是进入那些制度条件比较好的国家，而从那些制度条件差的国家退出，即“区位替代”。此外，国际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对一国经济制度施加约束。国家与国家间经济体制的竞争已成为国家间经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来看市场经济在西方刚刚出现时也是在西欧那些经济较开放的国家和地区中首先出现的。
六、邓小平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观有其形成的原因
今天我们对邓小平的市场经济体制观的正确性已经形成了国际共识，何以能够形成这样科学的市场经济体制观，我们需要简单分析其原因。一是邓小平早年的战争经历。战争年代“左”倾冒进主义急于求成给中国革命带来过巨大损失，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通过长期努力的结果。“改革是一场革命”，可见邓小平对改革的艰巨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取得改革的成功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有过一场赶英超美的运动，出现的结果是浮夸风和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这些失误的决策邓小平当时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当然不会再让自己犯同样的错误。三是马克斯主义哲学中的量变质变理论。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会使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它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因此这是一场关于经济体制一定程度质变的改革，它也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观也来自于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正确把握。他看到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合理性，如既讲效率又讲公平；也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如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一些合理经济原则的悄悄借鉴，如通过转移支付防止两极分化的继续扩展；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邓小平一贯的主张，因此将市场经济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就是理所当然，更何况我们正需要。当然他也看到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所出现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加深了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特别是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在政府的正确干预下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邓小平非常注意国家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战争年代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革命的成功能够让广大人民获得利益，他们是革命继续的强大推动力。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寻找推动力，因此他非常注意寻找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群体。总之，邓小平正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来自于他丰富的知识和广泛的社会阅历以及多种人生经历。
黄昭昭：男，1969年生，1996年西南财经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乐山师范学院讲师。
论社会主义贫富不均与社会稳定
徐华府
一、我国贫富不均现状及成因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多一些，生活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似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表明，此项政策是深得民心的，它的确使部分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然而在该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这种现象和中国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际相比较，的确使人惊心，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我国居民的贫富不均主要表现为：
区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西部地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0个省(市、自治区)人口2.58亿，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5个省(市)的人口总数差不多，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80年是1∶1.87，到了1999年拉大到1∶2.77。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786元，而西部地区则为2000元。广东城镇居民家庭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8900元，是全国最高的地区，而最低的宁夏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4137元，前者是后者的1.15倍。1999年上海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5480元，是西藏农牧家庭每人平均纯收入1258元的3.35倍。
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在1998年，城市的消费、收入和生活费用分别为6182元、5425.1元和4331.6元；而农村的这个数据分别是1895元、2162元和1590.3元。1999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210元，前者是后者的2.65倍。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农村居民可能支付的各项收费，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要大一些。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国家。
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1978年我国工资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是1.38∶1；到1998年则上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如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种福利、奖金很多，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
从全国收入差距变化的情况看，根据199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5年至1998年分别为3.78倍、3.8倍、4.22倍和4.43倍。20%高收入户与20%低收入户人均年收入之比，1990年为4.2倍、1993年为6.9倍、1998年为9.6倍。1999年，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的财富。从我国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分布看，差距也十分明显。据有关资料显示，“占全国人口不到10%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0倍。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2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有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我国公民的财产占有已出现严重不均现象，全国城乡居民银行存款已超7万亿元；全国股票、债券市值已达5万亿元，这些财富大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在整个80年代以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基本上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扩大。但从90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况看，收入差距扩大已经开始伴随明显的“两极分化”的特点，即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收入出现负增长，且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家庭。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部分大城市的调查结果，1999年，20%低收入户的减收入面均在70%以上，个别城市则高达93%。毫无疑问，“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收入差距扩大与居民收入普遍或多或少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与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部分先富政策必然引起的贫富不均；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导致贫富不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承认了剥削现象在一定范围的合法化；对外开放将国外资本主义的贫富不均国内化。这些大政策的实施总体上促进了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值得肯定。但居民收入差距在多个层面上迅速扩大，除此基本原因外，还有一些消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