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主张渐进式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过程，应当是渐进式的而不是休克式的，这些观点具有超前的预见性。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他当时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这个改革目标，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目标是绝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新的经济体制模式被人们接受需要时间，这说明邓小平已经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考虑到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而且就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本身来讲，它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其中的每一个方面究竟如何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存在哪些相关的方面会影响这种转化，在当时我们的确并不清楚。哪怕是局部地采用一些市场经济因素我们也存在摸索和时间的问题，至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在这一点上在邓小平看来的确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需要走一步看一步。在怎样改革这方面邓小平允许试点，错了再重来。邓小平的改革一开始就显得很有耐心，他的每一步改革都是要等到时机成熟时才进行。我国经济体制的每一项改革都基本上是通过先试点再推广然后再发展和完善。因此一开始在邓小平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就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邓小平对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国际上流行的经济转型的观点是休克式的经济转轨，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华盛顿共识认为一国经济转型有三大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即实行自由价格让市场来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私有化，既建立私有财产制度，给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激励。三是宏观经济稳定化，即宏观价格稳定，使价格体系对稀缺的资源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华盛顿共识的背后有着强大的理论支持，首先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认为只有大爆炸式的自由化，使所有的价格同时自由化才能防止价格扭曲。其次是弗理德曼的货币理论，该理论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着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的巨大可能性，而且缺乏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因此需要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三是科尔奈的比较经济体制理论，该理论强调市场经济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认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而只能作为一个整体。从市场和计划中各选取最好的部分组成起来的东西绝不是最好的东西。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推导出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路径。四是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就推导出为了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此外，他们还认为如果改革不是整体性的同时推进而只是实行局部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利益集团，他们可能会阻碍改革。缓慢改革还使改革的受损者有时间组织起来反对改革。因此经济转型必须要利用“时间之窗”，全面、快速地大爆炸式地推进改革。他们还强调改革的不可逆转性，强调改革将带来确定的收益。但是在转型国家的实践中，凡是实行休克式转型的国家却出乎意料的失败了，这些国家又不得不从休克式转向渐进式转型，其经济状况以至整个社会状况才逐渐好转。休克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促使经济学家重新分析关于经济转型的理论。十多年后他们又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新理论，这就是演进制度学派（Evolutionary-Institutionalist）的理论。该理论有三个理论来源：建立在以非合作博弈论为核心的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制度经济学，经济学的演进方法的理论以及哲学上的怀疑理论。以科斯、诺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制度学派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作为基础，市场就不能够自发地发挥作用。尼尔森、温特尔和穆雷尔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演进方法指出，在经济中存在分散经济和不可分散经济，并且不可能将他们总体组合起来。哈耶克和波普关于社会工程上的、哲学上的怀疑主义促使制度演进学派强调社会工程的不确定性，以及人们对任何形式的大规模制度转型的强烈反感。邓小平在中国推行的经济改革要早于演进制度理论，显然他并没有受到该理论的指导，但是他的经济转型的具体做法却与该理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如出一辙。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由于邓小平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才促使经济学家探索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讲邓小平虽然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但是他却具有顶尖经济学家的超前眼光。他引导经济学家对经济转型理论进行了划时代的革命。邓小平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以平稳进行，避免了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也避免了像俄罗斯那样的社会动荡和其他诸多社会问题。正是由于采用了渐进式的改革，使我们能够将改革的阻力以及其他不利因素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增加了改革的可接受性，同时也增加了改革的可逆转性，从而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三、邓小平注重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力和顺序
在笔者看来邓小平的改革动力理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冷战时期出于经济利益的改革动力；另一种是冷战后出于政治和国家利益的改革动力。在邓小平看来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市场化一开始就必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因此改革应当是让现有的既得利益者受到的损失最小化，以减少这种阻力。因此邓小平选择了旧的经济体制中的空隙作为其改革的环节，也就是选择了旧的经济体制中利益相对受到损害的群体作为其改革的突破口。在当时计划经济虽然算得上是无所不包，但还是有一些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小商品是例外，民间还需要的一些服务计划经济也没有能够提供。也就是说在旧的经济体制下在供需之间还存在一些缝隙，填补这些缝隙既不会损害现有企业的利益，还会让另一部分人得益，发展一些新的经济形式来填补这些空白就不会受到既得利益的反对，还能得到另一部分人的支持，在政治上的阻力也很小。在当时与人民生活相关的一些小商品的生产是一个薄弱环节，这些小商品利润少、品种多样、经销不便，国有企业都不愿意生产。于是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在这些领域发展起来，乡镇企业也在这些领域发展起来。它们作为现有经济的补充者而不是竞争者在当时生存了下来。乡镇企业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部分变成了个体私营经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因此重新定位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或者说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必然。正是这些在改革中所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者在社会中重要性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非公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地位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1978年刚刚启动改革的时候在原来的经济体制下利益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当时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少而且工农产品之间还存在价格剪刀差，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在经济方面改变一下现状。邓小平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大规模的经济改革首先是在中国的农村展开。显然为了不影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种经济改革在当时不能够通过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方式来进行。在农村要不影响既得利益者又要对农民有利，在当时的情况下就只能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况且当时农民的主要利益不是在于增加收入，而是在于增加收成，从而解决温饱问题。当时农民不能解决温饱的关键是农业集体生产的方式，这种方式制约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对于这一问题当时的农民自己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要求分产到户。邓小平适应了这种潮流和要求，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自然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由于它没有损害其他团体的利益，因此减少了其他团体的反对。同时联产承包责任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性质，也就减少了政治上的阻力。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了、生活改善了，这又对其他群体产生了影响。他们也纷纷要求进行适当改革以改变现状，如国有企业为了增加经济效益纷纷要求下放权利，搞承包制或者是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这样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依次推进，使经济体制改革不断进行下去。在这个过程中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以及少犯错误、减少损失，邓小平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不主张搞一刀切，更多的是根据自愿的原则，允许看，看准了的先干，没有看准的看到别人得到实惠后再干，用事实说话。这样的改革人们自然有动力，也减少了阻力。
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种动力来自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开始变得主要来自于政治体制方面，即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阻碍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彻底转换政府的经济职能，需要政府将一部分经济权利转移给企业和个人，需要从无限权力的政府转向有限权力的政府，还需要将政府的行为限制在法治允许的范围内。这对在计划经济中高高在上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而政府如果不能面对这个挑战，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取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将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转化为执政党和政府改革的动力。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我国的对外开放，我国的政治界对国际形势看得更加清楚，看到了对外开放和经济市场化是大势所趋，是历史潮流，也从反面看到了那些没有进行经济市场化的国家在经济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们必须要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整体利益出发，要从执政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正是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的执政党坚决地从政治的角度不断地取消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调整自己的职能，建立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的政治体制。正是由于这种力量的支持，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必将是彻底的。
可见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改革动力和改革顺序方面的考虑。他选择了先易后难的改革顺序，先是利用经济利益作为动力，然后是利用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作为改革的动力。在改革的早期是通过改革中经济利益的既得群体来进一步推动改革，在改革的中期是通过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来推动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动力和改革顺序思想得到了现在的演进制度经济学观点的理论支持。该理论认为在经济体制转形的过程中存在着动力效应问题，改革依赖于新兴企业和部门的发展，进一步的改革需要得到这些部门的人的支持。正确的改革顺序应当是先发展私有经济部门，然后再进行国有部门的改革，这样改革就会不断产生受益于改革的利益集团来支持改革。如果不注意改革的顺序，不讲求改革的动力，改革一开始就会产生很多受损者，他们就会阻碍改革。该理论还认为俄罗斯的改革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动力和顺序，因此当其激进改革转化为渐进改革后面临着阻碍改革的巨大阻力而难以向前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