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古西科夫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陷入绝境，没有出路了。前面虽然还有一条路，可是显然走不多远就要碰壁，而要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毫无希望了。安德烈想到他已经没有退路可走，就干脆不再患得患失地东想西想了。现在只有靠一种办法活下去，那就是听天由命。
在重返故乡的最初几天内，最使他烦恼的是回想起三年半以前他离开这儿到前线去的情景。从最初听到战争的消息，到抵达伊尔库茨克编成师团，总共两个星期光景。这段时期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这却使他感到不自在。他甚至还记得当初的心情，而这种心情现在似乎在重新感受：此刻他和当时一样感到惘然若失，前途渺茫，和当时一样不相信他所遭遇的一切，和当时一样感到愤恨、孤独、委屈，和当时一样感到恐惧，这是一种无情的、阴郁的、摆脱不了的恐惧——种种心情，直到刹那间的想法，都和当时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巨大的差别：现在这一切似乎翻了一个个儿，转了一个向。这从周围环境就能得到证实。瞧，他仍旧在原地方，在当初出征的地方，可是已经不在安加拉河右岸，而是在它的左岸；那时候是盛夏，而现在是隆冬；那时候他去打仗，而现在却回来了；那时候他和许多人浩浩荡荡地一起出发，现在却孑然一身偷偷地溜回故里。命运兜了一个大圈子，把他送回到老地方，可是死神和当时一样照旧直挺挺地站在他近旁，——不过这一回为了准确无误，死神从背后袭来，好让他无法逃走。总之，他现在过着倒退的、逆转的生活，不知道怎样跨出下一步。这一段生活结束之后，大概不可能再留下回忆了。
首批应征入伍的阿塔曼村的七个男人，其中包括安德烈，是乘着五辆轻便马车离开村子的。前往送行的人，人数与上前线的战士差不多相等。但安德烈在家里就同亲人道别了，他认为没有必要延长他们哀哭诉说的时间，而让自己陪着他们白白地伤心。既然不得不诀别，就干脆立即诀别；同样，他也希望什么时候（已经为期不远了）干脆立即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愿去抱不切实际的空想。他在大门口同母亲、父亲、纳斯焦娜拥抱后，就跳上马车，催马动身；马车走动后，他一直克制着没有回头望，直到驶过了牧场，阿塔曼村消失在视野中了，他才勒住缰绳，等齐了其余的人，排成一列纵队前进。
他们在卡尔达村恰好赶上轮船，便乘船顺流而下，来到区中心，隔了一天，就是这艘轮船又往回走，把从全区征集来的一队人运往伊尔库茨克。清晨船过阿塔曼村。他们都不睡觉，等候着，离村很远就各自开始哇啦哇啦地叫唤，自己也不知道叫唤些什么，而且主要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唤。安德烈却默不作声、气呼呼地望着村子，不知为什么，他已经不再抱怨战争，却怨恨起阿塔曼村来，认为阿塔曼村是迫使他背井离乡的祸根。他们终究还是达到了目的：村里有些人奔到岸边来，也用叫喊声回答他们，还挥动手帕和帽子，但轮船离岸很远，看不出是谁，也听不见叫喊些什么。安德烈似乎觉得，他在这些人中间看到了纳斯焦娜。但他不能断定是她。他恼火起来：何苦呢，何苦安排这么一次毫无必要的消遣？既然已道了别，该说的话也互相说了，这就行了，战争是无法挽回的。但如果他知道他当作纳斯焦娜的那个人确实是纳斯焦娜的话，恐怕心情会轻松些，现在之所以恼火，是由于无法确定是不是她。他由于阿塔曼村上留下来的一切，也就是他被迫与之分离并为之而去打仗的一切，心中生起了无名火，长时期来一直无法平息下去；正是这股无名火使他在当初暗自立下誓言，而且这些年来时刻把它记在心头，现在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使誓言得以实现了。当然他不是为了实现这一誓言才回来的，不是；但是此刻，从刚开始实现这誓言的时候起，就使人感到它不是一句空话，它似乎有一股诱人的、确凿可靠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帮助着安德烈。
轮船噗噗地逆流而上，行驶了三个昼夜，船上的人像一群乌合之众，嬉笑吵闹，拼命地苦中作乐，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是最后几天自由而安全的日子了。但安德烈却一直孤守独处，他没有喝伏特加酒的习惯。他总是像木偶一样良久地站在甲板上，望着前方。此时正值盛夏，连日来烈日当空，安加拉河滚滚而下，汩汩的水声萦回不绝，熟悉的河岸、村子、岛屿不断地从两旁漂浮过去，消失在身后。安德烈一想到他可能是最后一次看见这一切，心里就难过。还不如走到下面的船舱里，去跟自己的同伴们待在一起的好，因为心里难过的不仅是他一个人。或者躺下去睡一觉，把头枕着背包，懵懵懂懂，忘怀一切，直到命令他们起来。可是他没有下舱去，而是继续望着前方，思索着，苦恼着，以烦闷和痛楚折磨着自己的心灵，为自己感到伤心，感到可怜。他越是望得长久，就越是清楚地、无法挽回地看到：安加拉河的河水向他迎面流来时，竟是那么平静而冷淡，对他根本漠不关心；河岸无动于衷地从他身旁不停地掠过，对他视若无睹，他一直在这一带地方生活，可是现在这一带地方却抛弃了他，而去迎接行将取代他的另一些人和另一种生活了。他感到恼火：何以如此迅速就变心了？他还没有走，还没有离开，可是关于他的过去和未来的一切却已被遗忘掉，埋葬掉了。这等于是在说：走吧，去死吧，对我们说来，你这个人已经完蛋了。难道真的完蛋了吗？他不同意，他激动地、以一种恶狠狠的固执的心情，出声地立下誓言：
“胡说！我会活下去的。你们把我埋葬得太早了。等着瞧吧：我会活下去。反正你们是跑不到哪儿去的，会看到我回来的。”
可是到了前线，他不再抱这样的希望。在最初几次交战中他就受了伤，幸而是轻伤，子弹打穿了他左腿的皮肉，一个月后，他就微微瘸着一条腿回部队了。那时候，逃生的念头显得毫无意义，不止他一人把这念头深深地隐藏起来，隐藏得有时连自己对自己也不愿承认究竟有没有这念头：务必要把这念头珍藏好，千万别亮出来，暴露到枪林弹雨下去。他在自己周围看到的死亡太多了，总觉得自己也难逃此劫：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总会轮到。在这儿，在战场上，人们总是诧异那些过和平生活的人何以能无休无止地活下去。每当想起人会像树木或石头那样年复一年地过上好几十年和平生活，简直会觉得不可思议。时间在这里有另一种尺度。
安德烈·古西科夫长时期来一直是走运的，只有一回，他都快下火线了，却不小心遭到了轰炸，震伤得很厉害，爆炸的气浪完全震聋了他的耳朵，几乎有一个星期，他什么也听不见，后来才逐渐恢复听觉。这次震伤留下了可笑而苦恼的回忆：在医院里，他这聋子胃口大开，像野兽一样贪吃。他经常肚子饿，每时每刻都想吃东西；为了寻找食物，他时常遇到种种不愉快的事。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以为别人也听不见他的声音，当他悄悄地溜进厨房去偷东西吃时，就被当场逮住了；而当他试图要求增加伙食定量的时候，那些正在康复的病人就故意逗他，拿他取乐，他却只好干瞪眼。
在三年之内，安德烈换了好几个部队：滑雪营，侦察连，榴弹炮连。这就使他有了种种经历：跟着坦克冲锋，猛扑德国机枪，滑雪夜袭，以及疲惫不堪地、长时间地、顽强地抓“舌头”。安德烈羡慕那些投身战场时就像上工一样镇静而随便的人，他可不习惯于战争，而且也无法习惯。然而他除了尽力适应战争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冲到别人前头去，但也不躲在别人背后，——躲在别人背后，战友们立刻就会发现而给他厉害看。在“侦察搜索”中，当由五六个人组成的搜索小组扑向德国人的堑壕去时，一般是无法投机取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胜即死，如果停顿一下，躲闪一下，就会既毁了自己，又毁了大家。在侦察兵当中，安德烈被认为是可靠的战友。就连最最勇敢的人也常常找他做搭档，以便互相掩护。打起仗来他倒是和大家一样，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士兵们所以器重他，是因为他力气大：他身材矮壮，筋骨强健，常常把被击昏了的或者顽抗的“舌头”驮到自己背上，轻快利索地背进己方的战壕里。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滑雪营服役时，战场在莫斯科附近；春天他调任侦察兵，转战在斯摩棱斯克一带；他震伤以后，调到了炮兵连，驻地已经是在斯大林格勒了。而在这里，在远程炮兵部队里，我军已开始进攻，情况就轻松些了。
到1943年年初的冬天，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了。越是接近结束，越是希望活下去——这种希望已经不是怯生生的、暗地里的，而是公开的、提心吊胆的。他们这些从战争初期就开始打仗的人，经受了那么多风险，总算熬了过来，人人都愿意相信：命运必定会对他们另眼看待，网开一面。既然他们至今一直能避开死神，死神必定会放过他们。在这儿战场上，似乎有一种活命的考验期：活过来了，就可以活下去。有时，当战事平静，使人可以放下心来的时刻，安德烈就会满怀信心，认为以后不会再有厄运降临到他头上，他可以像现在一样不慌不忙、太太平平、一步步熬到苦尽甘来的、他为此已预先偿付了十倍代价的最后一天，到那天，就可宣布战争胜利结束，把大家送回家去了。可是这种幸福愉快的时刻消逝后，恐惧又不知不觉袭上心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怀着同样希望的人在他眼前死去，而且他明白，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也还是有人会死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活人中来，还不是从他，从别的人中间来的？这样，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安德烈被恐惧的心情所笼罩，认为自己前途凶多吉少，就小心翼翼地琢磨着要让自己受伤，当然不是击中要害的重伤，而是能把时间熬过去的轻伤。
可是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他却受了重伤。有一次，炮兵连已经给大炮套上炮衣，准备转移，眼前忽然冲出几辆德国坦克，把安德烈给打伤了，伤得很厉害，他几乎一昼夜没有恢复知觉。等到清醒过来，确信自己还可以活下去，倒反而放心了：好了，打仗总算打到头了。以后就让别人去打吧。他偿付的代价够多了，他自己的一份已经如数付清。他不可能在短期内养好伤，等到以后痊愈了，一定会放他回家的。好了，不管是好是坏，反正命保住了。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新西伯利亚的军医院里躺了将近三个月。胸部因两次开刀取弹片，伤口长时期没有愈合。家里为了接济他，寄来了一个包裹，后来又寄来一个。纳斯焦娜要求让她去医院探望，但他考虑后，认为没有必要花这笔旅费。反正不久后他自己就可以回家了。同病房的伤员都同意他的推测，因为伤员往往猜得到：出院后，哪些人就此复员回家，哪些人短期休假，哪些人重返前线。“会放你十来天假的，”他们很有把握地对安德烈说，“不会再少。”你们等着吧。等着吧，纳斯焦娜！他现在简直不能相信，他过去竟会为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欺侮她。现在对他来说，全世界没有比纳斯焦娜更好的女人了。等他回家后，他们准会好好地过日子，——而且好得出乎人们的意料！战争结束后，大家都可以迎接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大家，而尤其是他们俩。战前，他们俩什么也不懂，虽然在一起过日子，却不好好珍惜，也不相互爱恋，——难道能这样生活吗？！
可是到了十一月，当出院的时刻——这个他所焦急地盼望着的、差点儿为此舔自己伤口的时刻，终于来到的时候，他接到了一个如同晴天霹雳般的命令：回部队去。不是回家去，而是回部队去。他原先很有把握，以为肯定可以回家了，因此听到这样的命令，怎么也想不通，他断定准是弄错了，就到处找军医评理，发脾气，大喊大叫。他们连听都不听他的。你还能打仗——就是这么回事，再也没有别的话了。人们强迫他出院，硬给他穿上军装，把服役证和伙食供给证塞到他手里。去吧，安德烈·古西科夫，赶上自己的炮兵连去，战争还没有结束呢。
战火依旧在燃烧。
他害怕上前线，但比这种害怕心情更强烈的是抱怨和愤恨，他怨恨不让他回家一趟就把他送回战场的一切。他的整个身心——直到最后一滴血、最后一个念头——都做好了准备去同父母亲、纳斯焦娜等亲人会面。全靠这一点，他才活下来，恢复了健康，他一心想着回家，只想回家。一个人在纵马疾驰时是不能掉转马头的，否则就会跌得粉身碎骨。一个人是不可能超越自我的。既然已经来到自己家乡附近，来到西伯利亚，怎么可以再叫他重新回到枪林弹雨中去送死呢？！难道这是正确的、公道的吗？他只要在家里待上一天，——真的只要一天，让心灵平静一下，然后他又会心甘情愿去干随便什么事情的。
他居然不让纳斯焦娜来看他——这不成了傻瓜吗？早知道这样，应该叫她赶在出院前来一趟。见上她一面，心里就会轻松些。她还可以给他送别。凡有人送别，性命就会保险得多，因为在人的命运里，似乎有一双眼睛在冥冥之中观察着他，在出征的时候，这双眼睛就会记住：这个战士有亲人可以回来团聚，还是没有。可是现在一切就像故意刁难似的，处处同他作对。今后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不可能活在这世界上了，一上战场就会被打死。
他把医院里的首长比作冥府的暴君，凡人是奈何他不得的，就像不可能——比方说——制止暴风雨或者冰雹一样。只要主宰万物的上帝随随便便作出一个决定，别人就非照办不可。但他毕竟是个活人，为什么不把他放在眼里？固然，谁也没有向他许下任何诺言，是他自己骗了自己。可是，有人放回家去过，有的，他亲眼见过，知道有人放回去过，所以他怎么会不上当呢？！
难道真的就回部队去？家乡就在附近，近得很嘛。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家去。自己去把被剥夺的权利夺回来。他听说有人擅自行动过，也没有什么，对付过去了。可是万一对付不过去呢？要是对付不过去，那就自认倒霉吧。他又不是铁打的，已经打了三年多仗，还能打多久呢！
到了车站上，他放过了一班列车，后来又放过了第二班……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拿不定主意，徒然浪费着时间，这使他更加恼火了。他凭伙食供给证去领口粮，在排队等候时，同一个快活的小个子坦克手攀谈起来，这人戴着头盔，拄着拐杖，右腿弯曲，裹着很厚的绑带。这坦克手要往东到赤塔去。
“你到哪儿去？”他问安德烈。
安德烈自己也没料到竟会回答：
“到伊尔库茨克去。”
“我们一块儿走，”坦克手很高兴。
就这样，在最后一刹那间，安德烈帮自己的新朋友上车后，自己也跟着跳上了东去的火车。听天由命吧。如果给抓住，他就说，他只是打算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然后溜往伊尔库茨克，他决定在两三天内打一个来回，——这没啥了不起，总有办法对付过去的。有时，安德烈对自己这样胆大妄为也感到犹豫不决起来，他甚至希望自己被抓住，给押送回去。可是偏偏在这种情况下倒又走运了，没有任何人拦阻他。火车跟往常一样挤得水泄不通，而且绝大部分乘客是强横的军人，要查问他们可不那么容易。
可是火车行驶了三昼夜以上才到达伊尔库茨克，安德烈这一吓非同小可。如果继续往前走，一天不够，两天也到不了，因为是冬天。要是中途折回呢，那当初又何必动这念头，何必伤脑筋，冒风险，不顾一切去蛮干，——这是想要向谁逞能呢？况且回部队去是不是太迟了呢？安德烈想起一九四二年春天他刚刚进侦察连时所目击的一次公开执行的枪决。全团在一片像田野一样宽阔的林中旷地上站好了队，然后押出两个人来：一个是故意枪伤自己以逃避战斗的人，吊着一条胳臂，是一个四十岁光景的阅历颇深的汉子；另一个则完全是个毛孩子，也是想溜回家去一趟，据说这人的村子离开驻地仅五十多俄里。一共只有五十多俄里。可是现在他安德烈却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了这里。不行，不会得到宽恕的，不是进惩戒营就可以了结的。他不是毛孩子，应该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他还记得士兵们带着何等憎恨嫌恶的表情望着故意枪伤自己的那个人。对男孩表示惋惜，对那人却不。“孬种！”他们说，“瞧这个孬种！想耍滑头欺骗大家。”
而他，安德烈，有哪一点比别人强？凭什么他们必须打仗，而他却可以逍遥自在地跑来跑去，——他们就会这样来评判他，就会凭这点给他定一个罪名。在战时，一个人无权支配自己的行动，可是他却自作主张地支配了，人们显然不会因此而姑息他的。
他在伊尔库茨克的车站上不知所措地来回徘徊，结果碰到了一个诡计多端、眼光锐利的女人，她同意留他宿夜，把他带到了远郊她自己的家里。安德烈虽然没有给她任何暗示，她却猜到了这个当兵的是个无处可以栖身的人，于是第二天早晨，就把他塞给了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然而外表整洁、身体肥胖、名叫塔尼亚的哑妇人。他呆若木鸡、提心吊胆地在塔尼亚那里坐了一整天，时刻准备跳起身来逃到什么地方去。第二天又这样坐了一天，后来就索性待下来不走了，他决定还是在这儿避一阵子风头再说，好让家里和前线完全不知道他的下落。
哑妇人塔尼亚在城郊尽头自己有一所木屋。她的职业是在医院里当清洁工。她一天跑两趟医院——清晨和晚上，下班总是带回来几块用破布裹着的面包片，以及一罐子稀饭或汤。此外，还有一点好处，就是用不着对她作任何解释，根本用不着同她讲话；真是太巧了，他碰到了这个被上帝剥夺了说话能力的女人，简直天从人愿，太合适不过了。要知道他甚至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有时他会陷入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来干什么，是什么把他引到这里来的；接着，他会忽然看到自己当初走向火车去的每一步路，看到当初自己在火车里度过的每一个小时，而且是那么真切，那么活灵活现，这使他心慌意乱，痛苦不堪。他至今还不能摆脱掉所发生的事，使自己恢复常态。有时，他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眼睛凝视着一点；有时则霍地一下站起来，大踏步走来走去，力图抑制压在心头的痛苦；小小的木屋被他沉重的脚步震得颤抖，可是他从这个角落跑到那个角落，跑来跑去，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不知怎的一下子既厌恶自己，又怨恨自己，他心里很清楚，处在他目前这种状况下，还有无穷的麻烦事在等待着他。
而这种心情，更确切些说，这种自我感觉，这种对自己的态度，长时间一直困扰着他。
塔尼亚是一个罕见的温存体贴的女人。她丝毫没有因自己的聋哑病而苦恼，她不怨天尤人，也不落落寡合。安德烈在她家住了这么久，一次也没有看见她愁眉苦脸或者埋怨什么。她的脸上并无开心的神情，但是显得宁静而慈祥，随时准备微笑。聋哑病降临到她头上，似乎不是为了惩罚她，而是为了让她轻松。安德烈一开始就不能摆脱一种感觉，以为她是知道他的底细的。知道，而且怜惜他。同样，他还觉得，他出现在塔尼亚家里不是按他自己的意愿，而是有一只手在指点他，把他引导到这里来的。但引导他到这里来做什么昵？为了帮助他，还是为了不动声色、一步一步地毁灭他？
塔尼亚下班回来，拿出她那一罐罐、一包包东西，坐在安德烈对面，目不转睛地、好奇地高高兴兴看着他吃。他吃饱后，像对一个男人似的，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表示感谢。她受到这种有点粗鲁的爱抚，感到幸福而慌张，便抓住他的一双手贴到自己面颊上，然后开始向他做手势，但他不理解。她着急了，十个指头忙个不停地比划着，他惶惑地摇摇头，转过脸去。于是，为了不使他难堪，她就放弃表白心迹的意图，歉疚地向他伸过一双手去。
渐渐地，塔尼亚总算教会了安德烈辨认她的许多手势。她为他示范这些手势时，就像教孩子讲话那样慈祥而耐心。但他却讨厌这种聋哑人的符号，尽可能回避。他不打算长住在这里。到了夜里，当塔尼亚紧紧偎依着他时，安德烈确确实实地感觉到自己听见她在有气无力地向他柔声絮语，频频地催促着——讲的就是所有的女人在这种场合下倾吐的话。他好奇地屏息静听，知道是自己的错觉，但仍然不能摆脱一种恶感，即认为塔尼亚不是聋哑人，那是她装出来的。
然而拿他自己来说，现在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何等样人。他身上的一切都挪动了，颠倒了，吊在半空中。本来只是想溜回家去几天的，结果却滞留于半途，进退维谷；想念的是纳斯焦娜，却来到了塔尼亚身旁。至于其余的事，那就压根儿不敢去想它了。想要收拾烂摊子——收拾不了；想要后悔——后悔莫及。
过了一个月，他已忍无可忍。哪怕去送死，也要往前走。深夜，趁塔尼亚在医院里做清洁工作时，他离开她逃跑了。现在他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只剩下一条路——回家。
离开伊尔库茨克后，就得用全副精神瞻前顾后地提防着。他白天不敢在沿途的村子里露面，——随时都可能遇见任何人。大白天，他就躲在远离村落的开垦地上、过冬的小屋里或者干草垛里，东张西望，看到每一个影子都害怕，一边闷声闷气地骂娘，他冻得直打寒战，咒骂自己，一边还低声骂娘。到了夜里，万籁俱寂的时候，他就飞快地赶路。幸好白昼很短，倏忽即逝。
终于在主显节前后的一个严寒之夜，他来到了阿塔曼村，在村头的高坡停下来，用困倦的、被积雪的光芒刺得疲惫不堪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各家各户白皑皑的屋顶。重返故乡他却没有产生任何感情，——没有心情来体会了。他略微站了一会儿，就下到河边，——从这里峭岸下望不见村子，他踏着安加拉河上结的冰，一直走到了自己家的澡堂门口。进了澡堂，他刚随手掩上门，就仰面朝天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像死人一样。
将近黎明时，他勉强拖着两条腿，慢腾腾地朝安加拉河的彼岸走去。他肩上背着滑雪板，腰里插着一把斧头。
安德烈·古西科夫在安德烈耶夫田庄——靠近小河边一间过冬用的旧屋子里隐匿起来。他生起久未有人动用过的炉子，在军用水壶里煮开了一点茶，经过许多天野狼般的生活后，初次得到了温暖。半小时以后，他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他的手脚乃至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所以会这样抖；或许是由于身子长久得不到温暖，现在一下子暖得太过分了；或许是由于神经紧张、日夜期待有朝一日可以松弛下来，不必每分钟都瞪着眼睛、竖起耳朵，可以休息一下，而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还在伊尔库茨克时，他寻思着在阿塔曼村附近什么地方安身，就选中了这间过冬小屋。这间屋子的地势好极了，隐蔽在拐入山后的一个深邃的峡谷里，即使昼夜不停地生炉子，也不会冒出烟去。除此以外，在旁边几步路远的地方就有一条小河，人可以在冰封的河面上往返，不会留下脚印。
有什么办法呢，他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些条件。隔开一条安加拉河，不消说是很合适的，这里，即使过去也很少有人光顾，如今就更不用说了，根本不会有人来。就连浮标看守人也没有事情要到岛子这边来，因为轮船都在右边那条宽阔的航道里行驶。
阿塔曼村的田地和牧场，一向都是开辟在河那边的，光是那边的土地就绰绰有余了。打猎、捕鱼等各类副业也全都在河那边，村子的附近。村里人认为通向勒拿河的地区，无论是兽类、坚果、浆果，都比对岸丰富得多，因此很少渡河到这边来。村对面河当中的岛上倒确实有人去割草，顺便采摘浆果，这个岛子因此就被称为割草岛。
但是还在日俄战争以前，有个叫做安德烈·西维的移民带着两个儿子从俄罗斯来到了阿塔曼村。他四面八方察看了一番，使当地农民大为吃惊的是，他竟选中了安加拉河这边的土地来经营家业。他像阿塔曼村所有的人一样把住房盖在村子里，可是却过河到这边来开荒种地。他用不着花多大的气力去掘树刨根，因为适宜于耕作的林间旷地在这里有的是。
他还用原木搭了两间过冬用的小屋，一间搭在小河边，离割草场较近，另一间搭在小山冈上，离开前一间大约两公里，然后就经营起家业来，——而且经营得多么得法啊！
从那时候起，人们就按照安德烈·西维的名字管这块地方叫安德烈耶夫田庄。
安德烈·西维本人倒是在成立集体农庄时期以前就死了，他的一个儿子在对德战争[4]中一去不复返，另一个儿子在一九三〇年被定为富农，财产没收，全家被流放到别处去了。移民安德烈·西维到底还是没有在新垦地上扎下根来。
他的田地，正如预料到的那样，被集体农庄废弃了。为了这几公顷地，要在春天、夏天、秋天都派人路远迢迢地去耕作，有必要吗？还要把播种机、收割机都运过安加拉河去，并且还要特地为此搞一条渡船，值得吗？
现在，安德烈·古西科夫应当感激移民安德烈·西维，多亏这人给他留下了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合适的、安全可靠的栖身之处。
如果他的生命能够在这里延续下去，那么，山下这间过冬小屋只能用到夏天以前。以后就必须迁移到山上那间小屋里去，或者另觅住处，以防渔民或者某个喜欢东奔西跑的人忽发奇想拐到这里来张望一下。
于是他决定：明天就到山上那间过冬小屋去一趟，看看它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他有滑雪板。可以先顺着小河滑到上游，然后再踏着滑雪板，拐一个弯，从另一头绕到小屋。既然想活下去，总得安排一下，看看那儿有些什么，怎样开始过新生活。最好有一支猎枪。必须去找纳斯焦娜，旁人可不能找。单靠他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
他颓丧地把这一切考虑停当之后，侵袭他的寒战也略微平静了些，他便在炉子里再添上些木柴，一头倒在铺板上，足足沉睡了一昼夜，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