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青年时代在美国银行供职，常往普林斯顿大学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闲聊，以解其孤独寂寞之苦。有光先生告诉我，印象中爱因斯坦远非人们想象的高冷，相反，倒是一派谦和，且衣着随意，袖口和肘部有多处磨损，但对话内容早已不复记忆。用老人的话讲：“谈话仅限于生活琐事，毫无学术价值可言。”不过，他也承认，与历史伟人倾心交谈，不管所涉主题为何，于自身终究是一种濡养。由此想到，十年前与歌王帕瓦罗蒂虽只是擦肩而过，短暂交流，但他那谐趣的话语、天籁的声音、浪漫的情怀，仿佛波尔多红酒，随着时间流逝，愈加醇厚，芳香久久挥之不去……
二〇〇五年岁末，帕瓦罗蒂冒着蒙蒙细雨来到上海举办告别演唱会。作为古典音乐界一代传奇，他是《波希米亚人》之诗人鲁道夫，《阿依达》之名将拉达梅斯，《托斯卡》之画家卡瓦拉多西，也是《弄臣》之公爵曼图瓦，《爱之甘醇》之乡村少年莫里诺。他堪称上帝的宠儿，有一副被“上帝亲吻”过的嗓音，那金属般的高音纯净圆润，声震裂帛，强烈的胸腔共鸣甚至令水杯发颤。不想，出现于眼前的歌王满脸憔悴，消瘦乏力。因膝关节和髋关节手术，庞大的身躯显得步履蹒跚。他双手搭在两个助手肩上艰难前行，与过往电视里神采飞扬的形象判若两人。事先早已知晓大师身体抱恙，经纪人也特别关照他座椅前要放置一大圆桌，旁边还要配备两把高背椅，以便他疲惫时可随时有所依靠。还有，圆桌上的监视器亦不可缺。据说，老帕十分注重自身形象，还常自嘲：“有时，我痛恨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模样，照镜子时，会对着自己嚷道‘噢，我的天哪’，所以我对自己在镜头里的模样很在乎。”那日，歌王身着宽松深藏青亚麻布衬衣，脖子上围一条色泽鲜艳的丝质围巾，并戴一顶淡奶黄色巴拿马草帽，镜头效果甚佳，但其形象设计师仍不停调整摄影机与灯光位置，直至老帕满意为止。在机器调整过程中，他不断为迟到而致歉。因为要与乐队排练，采访比预定时间延后约三小时。其实，我知道，老帕每逢演出总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出现哪怕丁点儿差池。或许，当年斯卡拉大剧院被嘘事件对他产生某种心理阴影。他曾在自传中说：“我一向喜欢保留充裕的时间来慢慢化妆与穿衣服，因为令人紧张的事情已经够了，我不想再仓促粉墨登场，火上加油地平添紧张气氛。”所以，我安抚大师没有必要介怀，但他仍颇为自责地絮絮叨叨：“我从来不是个喜欢迟到的人。”
和“高音C之王”做采访，话题自然由“高音”切入。因为，人们通常对男高音的判定在于他是否能唱“高音C”，但帕瓦罗蒂断然否认，“高音C固然是歌者演唱时某种接近动物般狂野的冲动，是一种激情澎湃的状态，但它事实上只是一种习惯，就像单纯的运动竞技一样，只要接受训练，应该不会有问题。对我来说，高音C在很多歌剧中并不是困难的部分。这不是说高音不存在危险，因为在声音的上半音域当中，往往危机四伏。然而，有时要将高音以外部分唱好，恰恰更加困难。”老帕以卡鲁索为例，“卡鲁索说过，歌者最重要的素质是记忆，也就是说，大脑要像电脑那样，记住每时每刻即将发生的事。然后，要有音乐才能，拥有自己独特的唱法，个人对生活要有见解，还要充满积极乐观的心态。就像斯苔芳诺那样，声音优雅，没有半点矫揉造作，演唱激动人心。很显然，光有一副好嗓子，是成不了一个好的歌唱家。说到高音C，我至少可以说出十个唱不上高音C的优秀歌唱家的。”
至于歌者与指挥的合作，帕瓦罗蒂最难忘的莫过于卡拉扬。老帕童年伙伴、女高音歌唱家弗蕾妮深受卡拉扬青睐，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一九六八年，卡拉扬选用帕瓦罗蒂与弗蕾妮在《波希米亚人》分饰鲁道夫与咪咪，演出大获成功，成就了歌剧史上的一对“金童玉女”。歌王从此将《波希米亚人》视作幸运之神，所到之处，无论是纽约、巴黎、旧金山，抑或米兰、哥本哈根，他总是首选《波希米亚人》。在老帕看来，与卡拉扬的合作就如同注入荷尔蒙般幸福，“卡拉扬就像舒马赫。舒马赫率领法拉利车队去实现伟大梦想，而非附属于法拉利车队，被牵着鼻子走。舒马赫赛车时身负全队希望，但同时又是自由的。这便是成功的奥秘所在，卡拉扬同样如此！”歌王如是说。
虽然早知道，“体重”向来是老帕“禁忌”的话题，但采访临近尾声，仍忍不住“冒险”挑战，询问其“瘦身”秘诀。歌王听完问题，拿起桌上的马克杯，喝了口水，用手指着我，露出狡黠的微笑，“哈哈，你居然敢问这个问题。要知道，我虽然并非减肥狂，但还是经常称体重，检验瘦身成果。当然瘦身关键还在于饮食。所以我来中国最担忧找不到控制体重所需要的新鲜蔬菜和水果，而中国菜又实在太好吃，容易导致发胖。这才是我最大的顾忌。”说话间，老帕忽然对马克杯上黄永玉先生为我绘制的“孙尚香”像产生兴趣，仔细端详，反复把玩。听我讲述刘备与孙尚香的故事，老帕回忆起一九八六年访问北京欣赏《霸王别姬》时的情景。那日，歌王童心萌发，竟要求装扮成西楚霸王项羽模样，还即兴表演一段类似意大利“数来宝”的玩意儿，惹得众人狂笑不止。他在自传中也专门记录了那次难忘经历，“我的脸被涂上黑白相间的油彩，头上还顶着头套，看起来简直像是图兰朵公主。”想必老帕深爱京剧，爱屋及乌，竟对眼前这只普通马克杯爱不释手，并将杯子递给我，用略带羞涩的语气问道，“可否签个名，送给我留作纪念！”听闻此言，不禁诚惶诚恐，恭恭敬敬写上“敬赠帕瓦罗蒂先生”字样，歌王这才露出满意的神情。
与歌王的采访仅仅半小时，匆匆间自然无法完整勾勒其艺术与人生，也如有光先生所言，“毫无学术价值”。即便如此，那样的闲谈仍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迹。
二〇〇六年九月六日，帕瓦罗蒂，这位上帝的宠儿，沐浴着第一缕阳光，从家乡摩德纳走向极乐世界。而我正在数百公里之外的维也纳，默默地向着远方行注目礼，耳边回荡着歌王留给世人最后的话语：“我希望人们把我当作一部歌剧里的男高音记住我，或者说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代表，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在我的国家中找到了他最好的表达方式。另外，我希望我对歌剧的热爱能成为我生命能留下的最重要的部分和最永恒的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