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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大家总要到戴利埃公馆聚一下，像去咖啡馆一样稀松平常。
在那地方聚会的就是那么七八个人。他们不是什么无业游民，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有商人，也有城里的青年才俊。他们一边喝着查尔特勒酒，一边挑逗着姑娘们，或者和他们所尊重的“夫人”一本正经地聊天。
然后，他们会在十二点前回家睡觉，不过年轻人有时会留下来过夜。这家店很小，漆成黄色，在一条小街的角落里，非常有家庭感觉。从店里的窗口望出去，看得见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的停泊区-人称“丰收”的大盐田，以及后面圣女山的坡儿和坡儿上那座颜色灰黑的古教堂。“夫人”原是一个农村人家的女儿。她认为卖淫这种行业如同开帽子店或内衣店似的。城市里认为这种行业不体面的观点根深蒂固，诺曼底的农村却不同。农村里的人说：“那是一桩好生意。”于是，有人派自己的孩子经营妓院，就像派他管理一所女生寄宿学校一样。这家店是从年老的舅父那继承的，夫人和她的丈夫原本在伊佛朵附近开小客店，他俩认定这里的买卖有利可图，卖掉了小客店。一天早上他们来到这里，接管了这个因为经营不善而陷入危机的店。
夫妻两个很正直，受到邻居和店员尊敬。
新工作让丈夫无事可做、筋骨发软，时间长了，变成了一个大胖子，肥胖断送了他的性命。两年后，夫人的丈夫因为脑出血去世了。
寡居以来，夫人受到店里长期顾客的垂涎。但她很正直，姑娘们绝没从她身上发现过什么。
她身材高大、丰腴，性情和蔼。由于整天关着房门，住在晦暗的房子里，皮肤变得苍白，有些发亮。一层薄薄的，像是烫过的假发贴着她的额头，使她展现出一种和成熟的体格不很和谐的少妇姿态。
她开朗乐观，谈吐诙谐，还带着一种没有被这种新职业所俘虏的谨慎。她始终觉得那些俗气的字眼有些刺耳，如果遇到一个不懂礼貌的年轻人，用真正的名称称呼她的店，她就会生气。
总的说来，她头脑清醒，虽然把店里的姑娘们当作朋友，却明确表示自己和她们不一样。
星期日以外的时候，她偶尔租来车子，领着一部分姑娘出游，到峡谷里小溪边的草地上玩耍。她们像逃离枯燥学习的学生似的，疯狂地玩乐，做儿童的游戏，像幽居的人陶醉在新鲜空气里一样。
大家在草地上嚼着熏冷肉，喝着苹果酒，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带着一种回味无穷的疲倦，一种甜蜜的柔软感觉回家。在车子里，姑娘们把夫人当作一个温馨善良的好母亲吻着。
这家店有两个门。角上开着一家性质不明的小咖啡馆。傍晚时才有小市民和海员光顾。两个女店员负责本店的这项独有买卖，满足这部分顾客的要求。她们的助手是一个名叫弗里兑里的矮个男员工，强健得像牛一般，淡黄头发，没有胡须。她们在那些吱吱扭扭的大理石桌上招待顾客。把身子斜坐在他们腿上，臂膊搭在喝酒者的项颈上，推销大杯的葡萄酒和成瓶的啤酒。
其余三个姑娘在楼上，除非楼下需要帮忙而且已经客散，否则她们是不下楼的。她们形成了一种贵族阶级，专门服侍楼上的顾客。
楼上叫作朱庇特沙龙，专门为当地的资产阶级聚会之用。墙上糊着蓝纸，上面画着朱庇特的爱人勒达躺在一只天鹅的肚子下。沙龙有一条螺旋形的楼梯，沿着梯子走下去是一扇不引人注意的小门。门上的花格子里点着一盏长明小风灯，像某些城市圣母像前点着的小风灯一样。
这所潮湿而古老的房子充满了霉气。偶尔，一股科隆香水味在过道里散开，或者一扇半开的门把楼下顾客们的粗俗调笑断断续续传上来，响彻整个房子。于是楼上的先生们都把嘴巴稍稍撇一下，表示他们的心情受到干扰，感到厌恶。
夫人对顾客们像朋友一样自然。她喜欢待在沙龙里，留心他们带来的本市的各种风声和消息。她雅致的言论，可以使那三个姑娘的胡言乱语停止。这些大肚子顾客每晚总来和妓女们喝一杯，利用这机会冠冕堂皇地放浪一下，夫人的发言，是放浪中的一点调剂。
楼上那三个姑娘是拉翡尔、费尔南迪和“鸵鸟”。店里的姑娘们都经过精挑细选，使她们每个都成为一件典型女性的样品，尽可能满足每位顾客对女人的幻想，使他们流连忘返。
拉翡尔是在各处跑码头的老油条，马赛人，是少有的犹太美人，瘦瘦的，仰着一张涂满了胭脂的脸蛋。她的黑发在两鬓卷成钩形，用牛骨髓擦得通亮。如果没有右边那一只眼翳，那双眼睛应该很美。她那条弯弓式的鼻梁压着一条很长的上牙床，下牙床的牙齿旁两粒新装的牙非常显眼。
费尔南迪是个金发美人，又高又胖，几乎像个皮球。是个脾气温柔的农村姑娘，一脸的雀斑没法消除，头发很短，稀疏地分布在她的头颅上。鸵鸟是一个大肚子细腿的肉球儿，从早到晚用发嗲的声音不停地唱着或放荡或悲伤的曲子，讲着不知所云的故事，除了吃饭就是说话。虽然脂肪过多而四肢细小，却敏捷得像松鼠一样。她的笑声尖锐，不管在哪儿，都可以无缘无故地爆发起来。
楼下的两个姑娘：露思绮，绰号“老母鸡”；而佛丽娜，因为有些跛，被人称为“跷跷板”。前一个系着一条三色腰带，打扮得像个女神，后一个的装束是幻想的西班牙式的，她在头发里挂着许多铜制的圆片，跟着她晃荡的脚步叮咚摇晃。她们像两个穿上奇装异服过狂欢节的厨娘。她们和平民的一切女人一样，不美也不丑，是地地道道的小客店里的女招待。在码头上，人们用“两条唧筒”的绰号称呼她们。
因为夫人善于调教的智慧和好脾气，五个女人之间虽然存着妒意，仍能和平相处，很少有什么骚动。
这种小城市里的独家买卖总是客人不断。夫人把店装潢得赏心悦目，对顾客和蔼亲切。大家知道她心底厚道，都尊敬她。
老顾客在这里玩乐后，夫人比较明显地主动向他们表示亲热时，他们都感到十分惬意。白天做生意相遇时，他们一定互相说道：“今天晚上，在您知道的那个地方会面。”如同我们说：“晚饭以后，去咖啡馆好不好？”
总的说来，戴利埃公馆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愿意去那儿赴日常的约会。不料，五月底的某个晚上，第一个上门的顾客木材商人、前任市长布莱梅先生，竟发现那扇小门是紧闭的。花格子里的小风灯也熄了，那所房子死一般沉静。
他开始从从容容地敲门，然后使了点劲儿，仍没有回应。于是他慢慢迈着步子向街道的坡上走去，走到市场，他碰着了船行经理魁尔先生，他也要去那里。他们一同折回那地方，还是没人应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忽然爆发一阵喧嚷，他们循声绕着房子走了一周，看见一群英国水手和法国水手正挥着拳头撞击咖啡馆放下的木板帘。
这两个资产阶级立刻逃走了，避免惹上麻烦。但是他们被一声轻轻的“喂”止住了。原来咸鱼行经理都伏仑先生认出了他们，在和他们打招呼。他们把事情告诉咸鱼行经理。这真不是个好消息。他结了婚又有了孩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在星期六到戴利埃公馆，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安全”。事实上这是一句隐语。他的朋友泊尔德医生把卫生警察规定的周期检查的日子告诉了他，他利用这消息给自己安排了夜假。这一天正是夜假，看来要耽误了。
三人转了个大弯，在路上遇见了年轻的菲利普先生和班巴斯先生。菲利普是银行家的儿子，戴利埃公馆的老主顾，班巴斯是本地的税务局长。一行人从犹太人街走回来，准备做最后一次尝试。那些怒不可遏的水手包围了咖啡馆，扔石头、吐口水，一直嚷嚷。这五位老顾客赶紧退回来，开始在各处的街道上逛着。
他们又遇见了保险公司经理迪布伊先生，随后又撞见了商业法庭的审判员华斯立先生，一个漫长的散步开始了。最后他们走到了防波堤上，并排在石栏杆上坐下来，无聊地瞧着浪花翻动。
这几个发愁的散步者坐了一会儿，菲利普先生开始说话了：“这真扫兴。”
“扫兴，是的。”班巴斯先生接着说。最后，他们迈着不情愿的步子都走开了。
走过了坡下那条“林荫街”，从水库的木桥上走回来，经过铁路周围，又重新回到市场。这时候，税务局长班巴斯先生和咸鱼行经理都伏仑先生正谈到一种可食用的鲜菌，有一个声称在附近找到过这东西，于是突然爆发了争论。人们由于无聊郁闷变得易怒，假如其他人不来调和，他们或许会打起来。怒不可遏的班巴斯先生先走了。一个新的争论又在前任市长布莱梅先生和保险公司经理迪布伊先生之间产生了，种种侮辱性的语言从双方口里流淌出来。这时，突然传来雷鸣般的喧嚷，接着等在咖啡馆外的水手们涌到了广场上。他们挽着臂膊，排成一长列，愤怒地咒骂不停。
这群资产阶级在某家大门下躲着，那些狂吼的群众走向了修道院。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阵喧嚷如同消逝的雷声一般渐渐消失了，最后恢复了沉寂。
愤然的布莱梅先生和迪布伊先生，各自走了，甚至没有互相道别。其余四个人重新本能地由下坡道向戴利埃公馆走去。店呢，寂静无声，是关着的。一个安静而倔强的醉汉，一面轻轻敲着咖啡馆的前门，一面低声叫着一个伙计的名字。他似乎感到谁都不会答复他，于是下定决心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等。
这些资产阶级正要退下来。那群闹哄哄的海员又在街口出现了。法国水手们高唱着《马赛曲》，英国水手们狂吼着《大不列颠国歌》。全体向着墙壁冲去，随后那些愚笨的家伙转头向堤岸扑过去，两国水手在那儿爆发了一场械斗。争斗之中，一个英国人被打断了胳膊，一个法国人被打破了鼻子。门边的醉汉如同委屈的孩子似的哭起来。
最后，那些资产阶级各自回家了。吵闹的城市重新迎来了安宁。偶尔有人声从某处传来，随后消失在远处。
有个人继续游荡着，那是咸鱼行经理都伏仑先生。他为要等到下星期六而难过，希望门会打开，这在旁人看来不可理解，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他认为警局令他们监视的店关门是令人非常生气的。他又转回了那地方，四处窥探，后来他看见一张纸粘在防雨板上。他划燃了一支火柴，看见上面笔迹不匀地写着：因为第一次领圣体，关门。
他明白肯定不开门了，于是走开了。醉汉现在睡着了，平躺在那张恕不招待的门前。第二天，一个跟着一个的熟客，在臂膊下面夹些纸头，假装有事的样子从这条街走过。每个人都为了读这张神秘的启事偷偷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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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娘家姓里韦，有个做木匠的弟弟，名叫约瑟夫，住在故乡欧尔州。夫人在伊佛朵开小客店的时候，为弟弟受洗礼的女儿担任教母，她给这侄女取的教名是康尼斯丹。木匠知道姐姐家境很好，尽管两人由于工作和居住地的限制不能常常碰头，但一直保持联系。如今女儿快十二岁了，决定今年第一次领圣体，他把握住这个机会，写信给姐姐，要求她承担这场礼节的开销。他们父母早亡，因侄女引起的要求她不能拒绝。她的兄弟，更是一心指望这种拉拢可以让姐姐立一个有利于自己女儿的遗嘱，因为夫人没有子女。
他不觉得姐姐的职业伤害他的廉耻心，何况当地人也不知道。有人谈到了他仅仅说：“夫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妇人。”这话足以说明她能够靠年息过活。他们的距离，至少有二十法里，赶一段二十法里的路程，在农村老百姓看来，比一个航海人跨越大西洋还困难。约瑟夫那儿的居民从没去过鲁昂以外的地方，同时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夫人到乡下去。因此，两地几乎毫无联系。
领圣体的日子近了，夫人感到十分为难。她没有帮着照料店面的人，即使仅仅关门一天，她也不放心。楼上和楼下的姑娘们积怨已久，必然会因为她的离开而升级。最后，她决定让全部人员都跟着自己。至于那个男工，她给了他三天假期。
弟弟得到了消息，一点也没有意见，并且自愿安排所有人住一夜。星期六早上，八点钟的快车，夫人和她的同伴坐在一节二等车厢里走了。开车后，没有其他的旅客，所以她们聒噪得像一群喜鹊。到了柏时乡上来俩夫妇。男的是一个乡下老头儿，披着一件蓝布罩衫，领子皱皱巴巴，宽大的袖子在手掌边收得紧紧的，上面绣着些白花做装饰，戴着一顶平顶高帽，四周的丝褪色成红黑相间，活像一圈倒竖的毛。他一手抓着一把大绿伞，另一只手挽着一只很大的篮子，篮口探出三只鸭子的脑袋。女的呢，村妇的打扮，身子僵硬，长着母鸡一样的样貌，钩子鼻梁像鸡喙。她与男人面对面坐着-四周都是漂亮的女人，一直不敢乱动。事实上，车厢里确实色彩艳丽。夫人从头到脚都是蓝缎子的，披着一条红的、耀眼闪光的法国开司米大围巾。费尔南迪在一条苏格兰式的裙袍里喘气，裙袍的腰身是女伴使劲帮着缚好的，把她颤动的胸部托了起来，它们不停晃动，像包在布囊里的水包。
拉翡尔戴着翎毛帽子，像一只装满鸟儿的鸟窝，穿着一套青莲色衣裳，带着金色闪光，这装束的确适合她犹太人的面貌。
鸵鸟穿着条宽边镶滚的玫瑰色短裙，使她像一个过于肥胖的孩子，或一个肥胖的侏儒。两条唧筒装束怪异，衣服像从古老窗帷中剪下来的，上面的花叶图案是19世纪法国王室复辟时代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