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4月13日，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逼仄的月台上，聚集着数百名帝国
政坛的权贵和名流，十几个西方国家的驻华使节，上百名总税务司署的职员，
以及许多实业家、商人、买办，他们来为一个人送行。
罗伯特·赫德，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一个活着时就进入了当代传奇的人物，
在结束了自己在中国长达五十四年的生活后，即将启行回国。尽管帝国还为他
保留着总税务司的职位，他个人也一再表示，只要身体许可，不久后将重返北
京。但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贪恋权力之人的谵语。这个已经七十四
岁的老人再也来不了中国了。
五支铜管乐队在月台的一角反复演奏着各国国歌，这五支乐队分别属于
帝国外务部、邮传部、印度支部、西方驻北京外交使团，以及赫德领导下的海
关。他们以这么一种方式表示对一个担任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又即将离去的老
人的纪念。
伤逝的气息笼罩了整个火车站。赫德的侄女朱丽叶·布莱顿后来记录道：“我记得，他动身的那天早晨，天刚拂晓，美好而晴朗。总司大人的乐队自发
地组织起来演奏《友谊地久天长》。他在站台的尽头迈步走出轿子，表情迷茫，
怅然若失。但只是一小会儿，他就神情坚毅地说，我准备好了。就在乐队演奏《家，甜蜜的家》的时候，他稳步走向送行人群的行列。”
深情而感伤的乐声中，赫德蹒跚着，和朋友们一个个握手、拥抱。在场的《北华捷报》的记者观察到：道别时，赫德脸色苍老黯淡，灰色的目光中满是
失意。他神情落寞，步履疲惫。要不是一位列车员搀扶了一把，有一次他差点
跌倒在路基下。
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了这个秃顶的、几乎一年四季都是一袭双排扣短大
衣的老人身上。他低着头，双手无力地别在身后。他对着这静静蹲伏着的草绿
色的庞大专列似乎有些畏惧。终于他伸出手去，拉住了车厢的扶把，在一左一
右两个人的搀扶下，登上了专列。人们以为，他会在车厢门口挥手致意。但没
有。他抬起脚后，似乎犹豫了一下，微微侧了一下身，最后留给准备好的镁光
灯的还是一个背影。
这细微的一切，也都落入了他的老朋友、赶来送行的《泰晤士报》记者莫
理循的眼里。“仿佛终场演出落幕时，一个演员最后的谢幕。”莫理循在发回国
内的报道中这样描述。
这年初，赫德中风过一回，莫理循曾去探望。他发现这个老人浑身抖动得非常厉害，身子很虚弱，一说话就容易激动。令他吃惊又略觉反感的是，这个人到了这个地步还如此迷恋权力。那次探视回来，莫理循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赫德爵士看上去非常衰弱，头脑和身体都垮了。可他还希望明年4月返回北京，对中国这个大钱窖还死守不放。显然，他执著地希望，他能回到中国，并在那里终此一生。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几乎是泪水盈眶，刺耳地尖叫着。”
随着专列驶离永定门车站，盛大而短暂的送别仪式结束了。人们也纷纷坐上汽车、西式马车散去。这个春天的火车站又恢复了旧时的嘈杂。
裴式楷带着上百名总税务司署的职员回到海关大楼。当他推开赫德办公室的门，在那张巨大的办公桌上，他发现了一张镇纸石压着的白纸。这是离去的这个清晨，赫德留给他们的最后笔迹：
“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罗伯特·赫德，走了。”他忽然想到了很久以前，一次酒宴上，他的姐夫曾表情落寞地念了这样一首短诗，来预言自己的离去：
你嬉戏已足你吃饱喝足该是你离去的时候了
1911年9月20日，罗伯特·赫德在英国南部白金汉郡的马洛去世。二十天后，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他为之服务了半个世纪的大清王朝耗尽了最后一口元气，土崩瓦解。
阿瑟于1900年冬天从天津起程前往香港，一年后回到欧洲，此后一直在伦敦特别浸信会担任牧师。1935年，年届七十的阿瑟受主教委派再次前往香港，筹办浸信会香港教区的扩展事宜。期间，他有过一次秘密的中国内地之行，历时三个多月，主要盘桓在上海、宁波等地。之后，他常居香港。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阿瑟随一批英国情报官员、宗教界人士坐快艇突围，他们的船在维多利亚港被日军炸沉。
赫斯特·简于1876年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国后，1882年又短暂回过北京。但更多的时候，她带着孩子们住在爱尔兰。在把孩子们交给她的母亲之后，赫斯特开始了她一生中长时期的独居生活。1906年，赫斯特带着离开时还是婴儿、时已芳龄二十七岁的女儿梅布尔再一次回到中国。赫德发现这个名义上的妻子
已经变成一个十分陌生的女人。不久赫斯特回国，重新投入到那个看上去更适合她的性情和喜好的社交圈子中去了。在丈夫去世后，赫斯特又多活了几年，并以一个健谈的女主人形象长久地留在她孙辈的记忆中。生活对于她，在最终一刻还充满着1866年9月扬帆启航时隐约可见的希望。
金登干于1907年12月3日因肠梗阻手术无效死于伦敦的一家医院，那时赫德还没有踏上回国的途程。从目前可见的赫德写给他的编号为3508的最后一封信中，充满着两个被病痛和衰老折磨的老人的同病相怜，“我们应该靠边站了。”但据悉在这之前还有一封赫德对金登干四十年来的服务表示感谢的信，这封信已经遗失了。
赫承先一直活到了九十岁，而他的儿子小罗宾却于1933年三十七岁那年先其父亲死去。赫德本来是想让他的这位孙子继承爵位的。最后是赫承先的孙子也就是小罗宾之子，继承了第三世男爵。
包腊在1866年欧洲之行后出任宁波税务司，1872年任广州税务司，1874年代表中国参加维也纳博览会，不久在英国病死。
斌椿在欧洲之行后调任同文馆提调，但这一任命似乎只是荣誉性质的。他始终没有成为赫德所希望的总理衙门大臣。他在19世纪晚期的中国政坛碌碌无为，没有发出一丝声音。1871年他去世后，儿子广英接受了同文馆教习的任命。
张德彝在1866年欧洲之行后，又多次以译员身份出洋。1890年回国后任总署英文翻译官，翌年当上了光绪的英文教师，此后先后出使英国、意大利、比利时。但他对“同文馆英文学生”的出身一直耿耿于怀，抱着强烈的自卑感，慨叹自己“无异舌人”，只是一个搬嘴弄舌之徒。直至走向共和，垂老的张德彝仍以不曾参加过科考为最大遗憾。他死于1919年，正当举国为巴黎和会的决议义愤填膺之际，这位前驻外公使却仍以“宣统十年”为年号，向时年十三岁的废帝溥仪敬呈临终遗折，称“臣八旗世仆，一介庸愚，瞻望阙庭，不胜依恋之至！”
两兽相向，嘴对着嘴，争夺着一枚朝代不可辨认的钱币，左边是一条颤抖的龙，颤动着翼、鳞和爪。右边是一只躯体颀长、灵活的虎，它弓着腰，显出强烈的肉欲……上帝呢？上帝被撇在一边已经很久了。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