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义和团针对的只是传教士，和被他们称作二毛子的本地教民吧，不会把矛头对准所有外国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赫德嘴边冒出一句中国古话，神色变得凝重忧虑，“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那么多年，真没想到惟一获得的果实却是仇恨，真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莫理循语锋咄咄逼人，“那帮传教士，尤其是天主教传教士，他们自己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跳蚤！总司大人应该记得，去年颁布的一项法令，给予天主教的主教与督抚平起平坐的地位，可以乘坐绿轿子，有全套跟班侍从、仪仗伞盖，就是一般教士也有知县的官衔，这样招摇着去传播上帝福音真是天大的笑话！他们还不顾中国人的反对，到处盖屋顶尖尖的教堂。如果有人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缔建一座令人讨厌的皮革厂，一定会引起英国上下的强烈愤怒，那么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风水宝地盖一座尖顶教堂难道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吗？更不必说那些良莠混杂的教民了，仗着教会的势力，做下鱼肉乡里的种种丑行。”
赫德表示赞同：“难道你不觉得，我们给中国老人的喉咙强灌下的西方灵丹妙药正在杀死这个患者吗？我们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改变一下药方，只是死死绑住摁住这个老人，直到他停止乱踢。”
“现在，报应终于来了。”
“是啊是啊，恶的种子就要开花。义和团不是没有来由的怪物，正是这块神奇土地上催生出的果实。莫理循先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介入这个国家太深了？”赫德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太保守了。事实上，才到5月，义和团已席卷山东，如同洪水一般泛滥到北直隶，并沿着铁路线从省城保定向北京涌来。沿途教民遭杀戮，教堂被捣毁，火车站、铁轨、电报线被拆毁，到处呈现出一片亢奋状态。
那条从紫禁城出发、流经使馆区的敞口排水沟的臭味越来越重了。风暴正在形成，对于使馆区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这却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春天。尽管饥饿的农民在外省引发暴乱，但他们已习惯了对这些不理不睬。这个时节，差不多该是打点行军床、浴盆和各种瓶瓶罐罐，前往西山或北戴河休养的时间了。野餐、舞会、赛马和远足，这些令人愉快的消遣将填满春天的最后几个星期。
他们其实并没有把这场正在迫近的危险正儿八经当回事，因为他们正忙于对付这个时期在北京最大的危险：无聊。驻在北京的外国人都在对他们乏味的社交生活感到厌倦，他们觉得自己正生活在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冬季已经过去了，外交官们在考虑夏天的度假，有人想回欧洲，有人想去邻近的日本，最不济也想去上海，那里起码看上去还像一个欧洲城市，有黄浦江边整洁的外滩大道。远处省份传来的暴动和屠杀的消息没有引起他们的担忧，友好的船舰仍然停泊在胶州半岛和大沽口。首都风平浪静，没有危险的迹象。美国公使爱德华·康格和英国公使窦纳乐嘲笑义和团是“几个神神叨叨的家伙”，实在不必恐慌。
这个春天没有下雨，整个华北都没有。他们坚持认为，只要老天下几场透雨，那么所有事情很快都会平息下来。
到了初夏，北京城里的拳民渐渐多了起来。一天，赫德从东交民巷的海关总署下班回柴火阑胡同的家，在一处街角，看到拳民在表演法术，他让轿子停下，想看个究竟。
围观的人群水泄不通。只见场地中央百十个拳民，最小的还是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他们束紧了腰带在练功，那情状如同昏迷了一般，口吐白沫，乱舞乱跳，口出怪声。一个大汉自称有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的保佑，可以刀枪不入。只见他扎了个马步，一运气，身上的肌腱一块块鼓了起来。几个团民在几丈开外拿了火枪向他齐射，枪管的硝烟尚未飘散，只见他一跃而起，拱手向全场致礼，再看他身上，居然毫发无损。
赫德边上是一个男孩，穿着全套义和团的服装，身上贴着黄色避邪符，练功累了正坐在地上，用鞋底来磨剑。赫德正看得入神，肩上被人一拍，一只手用力把他从人群中拉了出来，定睛一看，是总理衙门一个熟识的章京。
那章京说：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来这种地方，不要命了吗？您看看他们旗帜上写的什么！
赫德这才注意到那猎猎飞动着的黄旗帜，一看倒吸一口冷气，那上面写的分明是：天降神拳，以灭洋人。
京中纷传，到了8月就是外国人的末日，恐惧的气氛弥漫在各公使馆间。公使和随员们都在想方设法把妻女送回国内去。从天津发往欧洲的邮船，每一班都是满的，有买不到票的，只好就近送到日本去。赫德的妻儿离开中国多年，倒也省去了哭哭啼啼的离别。邸报他是每天必看的，但消息错综，真假莫辨，越看越是糊涂。没有谁告诉他，政府对这场动乱到底持什么态度。伦敦的电报倒是隔三差五地发来，说的都是国内情形，对远东正在发生着的危险却很隔膜。
他也想过离开北京。他不是外交官，不过是中方雇佣的一个外方高级职员，这个时候离开谁也不会指责他。但他还是不想离开，居京三十多年了，那熟悉的街道、胡同，熟悉的工作环境，以及寂静愉快中度过的一个个温暖时刻，都让他留恋。他不能忘怀那一场场花园音乐会和觥筹交错的社交生活，他不忍割断这一切一个人跑回国。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立场到底如何？朝中那些老派的官员，到底有没有可能像盛传的那样与义和团联手，把所有外国人都驱逐出境？
总理衙门大臣在与他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期期艾艾的，就像嘴里含着石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赫德知道，这些人都在看上头的风向呢，太后亮出底牌前，没有一个大臣会麻着胆子轻易表态的。
形势的变化对京城里的外国人越来越不利了。
此时当朝最有权势的人是端郡王载漪，他是道光皇帝的孙子、恭亲王的侄子、当今光绪皇帝的堂兄，他的儿子在年初刚被西太后立为皇储，他本人又掌管着宫廷禁卫军虎神营。不久前，太后把亲王找去训话，把专司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也一并交给了他。太后向他大倒苦水并循循告诫他说：“你和你的一伙人走一条道，庆亲王和他的一伙人走另一条道，我夹在你们中间如何是好？可你既然是将来皇上的阿玛，就要想着你儿子的长远。你应该知道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我让你到总理衙门办差，让你去做你认为最值得做的事，一定要让祖宗传下来的皇位光彩体面地传给你儿子，祖宗留给我们的基业不能有丝毫的削弱！”
这位亲王是个让人头痛的人物，他是个强硬的排外派，一直赞同利用这些狂热的庄稼佬来打击外国势力。以端王为首，步兵统领、庄亲王载勋，总兵载澜和刚毅、赵舒翘，大学士徐桐等人，结成了很大的一帮势力。京中百姓有想加入义和团的，只要去庄王府登记一下姓名，就成了团民。在这些大臣们的纵容下，十几天时间，京城聚集起了数万拳民。他们头缠红布，手持大刀，日夜嘈杂大声喧闹，嚣张得地方官都不敢过问。
最高当局的意向如何呢？据说，端王领着几个义和团的头目已经进宫在西太后面前表演过他们吹嘘的神功了，太后对他们刀枪不入的功夫深感兴趣。更夸张的一种说法是，大阿哥也在宫中带着一帮太监耍枪弄棒，练起了神拳。
5月中旬，位于北京和保定府中间的一座教堂被义和团烧为平地，骚乱中，有多名教民死于非命。天主教北京大教堂主教樊国梁[1]给法国公使毕盛送来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内称，拳民暴乱已造成巨大伤亡和破坏，成千上万教民为逃生涌入北京，吁请公使派四十至五十名水手来保护他们。报告还披露了义和团在京城的计划，先攻击教堂，然后攻击公使馆。
报告内容一传开，各国公使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英国公使窦纳乐召集各国公使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向总理衙门发去一份照会，要求政府弹压所有反洋势力，保证在京所有外国人的生命安全。窦纳乐邀请赫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美国公使爱德华·康格、法国公使毕盛、意大利公使马提奥、德国公使克林德等一致接受窦纳乐的建议，同意立即派卫队保护使馆，并要求总理衙门予以批准。总理衙门拒绝了各国公使的要求，传话来说，所谓动乱只是一场儿戏，大可一笑了之，各位公使大人何必小题大做。总理衙门后来终于作了让步，同意各国驻京使馆加派卫队，但条件是，各公使馆卫队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
“总理衙门大臣是一帮不折不扣的傻瓜。”窦纳乐对赫德说。他让来人转告庆亲王，“各国公使馆的卫队如若在赴京途中受到阻拦，卫队人数将增加十倍以上。”
5月24日是维多利亚女王诞辰日，年初，英使馆早就在准备庆祝典礼了。近来时局吃紧，好多人竟然忘了这个重要的节日。这天傍晚，赫德受邀请出席了庆祝晚宴。他从马车下来时，《泰晤士报》的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也正好到达，两人在公使夫人的亲自迎接下步进大厅。
莫理循首次出现在赫德的花园聚会上是在1897年的春天。这个年轻人来自澳大利亚，体格强健，相貌英俊，略微有些斜肩，浅蓝色的眼睛里总是含着迷离恍惚的微笑。比漂亮的外表更可贵的是他还胆子大，脸皮厚，从不放过向女士们献殷勤的机会，有着很好的女人缘。在一座西方女性的供给十分有限的都城里，他就像一只公猫一样渴望发生艳遇。这个神枪手兼合格的骑手，前些
[1]樊国梁(Monsignor Alphonse Favier)，天主教北京教区大主教，执掌北堂（西什库教堂）三十多年。
年曾经徒步、骑马穿越中国内陆，进入缅甸的北部边境。作为全球最大的报社派驻北京的惟一一位常驻记者，他是一个没有使臣头衔的使臣。赫德第一次见到莫理循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
晚宴举行的地点是英使馆内的一个小剧院，一共有七十名客人出席。外界的人心惶惶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来宾们的好心情。晚宴热闹非凡，宾主频频干杯，开了许多香槟。晚宴过后，来宾们又在装饰得漂漂亮亮的网球场上举行了舞会。铜管乐队奏了一支又一支曲子，绅士们彬彬有礼，女士们花枝招展，一对对结了伴儿在舞池中央翩翩起舞。身材高大、头发蜷曲的莫理循身边从不缺少美女，这一晚上他都不知换了多少个舞伴了。一曲终了，看到赫德一个人端着酒杯坐在角落，他便大喇喇地在赫德对面坐下。
“真希望这一刻能永远停留，包围我们的永远是美酒和美女。”莫理循已有了醉意。
“你还年轻，是应该好好享乐。”赫德说，“我已吃饱喝足，该是谢场的时候了。”
“总司大人怎么如此伤感！我来中国才几年，却在很多个场合都听人说，您是斗不垮的，是帝国官场的常青树。历任公使在交接时都是这样说的，有事情，找赫德。”
“呵呵，你别寒碜我了。”听莫理循这么夸他，赫德还是受用的，但一想到混乱的时局，不由双眉紧锁。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泥潭中去，这一关，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过呢。”
“各国增派的使馆卫队已经从天津起程，他们到了就好了，我想不会有太大麻烦的。再说了，义和团是什么东西？那不过是一伙由农民、本地小青皮、退役士兵、失业船员、流浪汉、无赖、江湖骗子、街头小混混和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包着红色的头巾，戴着护腕和腰带，焚烧写有咒语的黄裱纸，然后把纸灰吞下去，进入假想中英雄附体后的迷离恍惚，这样一个中国旧文化结出的怪胎有什么好怕的？”
“事情没你说的这么简单，朝廷和义和团结盟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过不了几天，这里将被清军和义和团的长矛和炮火包围，我们都要靠使馆长长的围墙来保命了。”
“我不相信政府会容许义和团在北京制造混乱，我更不相信政府也会加入到这场动乱中去。有国际法在，谁也不会胡来。”
赫德苦笑，“你说得没错，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条约关系已经快一个甲子了，他们向国外正式派驻使节也二十多年了，而且同文馆里很早就讲授惠顿先生的国际法，即他们说的万国公法了，他们确实向着现代化迈出了几步。但你要知道，西方人制订的法律，在中国不一定会适用，自由、民主、进步这些概念，他们可能一时还领会不了，中国人惟一欣赏的文明就是他们自己的文明。”
“我前段时间给报社撰写电讯稿时，找了许多大臣和中央各部的青年官员，有一个很让人担心的消息，说是太后也站到了义和团一边。以前朝廷老想着扑灭义和团这股邪火，现在，他们的立场完全变了，都同流合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