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在信中，为自己归纳了成功的二十一条理由，其中包括：良好的体质，长时间伏案工作的能力，广泛的阅读，聪敏的才智，善于倾听他人意见，思想和外表上诚实，超强的记忆力，认真周密，谨慎小心而且有条不紊，平和的性情，退让而不放弃立场的技巧，容忍和奉献精神，勇敢，自信，对中国雇主的忠诚等。他也特别提到了自己在性格上的优势：事实上，我是一个工作努力、天性谦逊、多才多艺、性情平和而且内向、敬畏上帝和追寻天国的那种可靠的人……”
“您的雇主如果能够亲聆这一曲赞美诗，我敢保证他会愈加信任您。”我冷冷地打断了他，“可是您说的一切，对我寻找母亲有什么帮助呢？”
金登干说：“我老了，但我们都是从年轻时过来的。我清楚地知道，激情和偏执会让一个人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所以我告诉了你这么多，然后让你自己去判别。至于你母亲，很抱歉我真的没有她的丝毫消息。到了中国后，你去找马士吧。这个美国佬1876年去的中国，一直在你父亲领导下的海关工作，我听说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你父亲的传记，他手上有你父亲大量的早年日记。你去找他，或许能得到关于你母亲的一些线索。”
离开老皇后街的海关办事处时，我本来想向金登干要一些路费，但他不说，我也绝口不提。回到家我把所有钱找出来，也不够买一张去中国的邮轮船票，这些钱只够我搭乘一艘货轮。这船要在马六甲、新加坡一路停靠装卸货物，估计到达中国的行程要三四个月。这不要紧，只要能把我送到中国就行。
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我来到火车站，我要从这里坐火车去南安普敦港，然后搭乘去中国的货轮。我没有向任何人道别。我在屋里给安娜留了一张纸条，我想有一天她终究会看到的，那时我应该是在去中国的路上了。
火车慢慢启动的时候我在站台上看到了安娜。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我动身的消息的。是我刚一离开她就看到了我留的纸条找来的吗？拥挤的人群中，她茫然地四处找寻着，她的身影是那么单薄。我别过了脸不去看她，可是她已经看见了我，发疯一般的向我那节车厢跑来。
火车越开越快，有一会，喷出的白气遮没了她的身影。当雾气散去，她变小了的身影还在徒劳地奔跑。“风吹动她没有扣紧的短上衣，就像鸟儿张开的翅膀。”我把头伸出车窗向她挥手，大声叫着姐姐姐姐。她终于停下了，蹲在路基边没命地干呕起来。
我颓然坐下，一下子泪如泉涌。我知道，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总会牵引着一个人的目光直到天涯海角。
我，阿瑟·哈特，一个流浪者，于1892年夏天乘坐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货轮来到了中国广州。船停停开开，走了快半年，我成了货轮上的一个编外水手。时间冲淡了记忆，我不再关心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每天所见除了海水还是海水，除了干活就是睡觉，活得就像一头快乐而容易满足的猪。船上的水手们时常嘲笑我亚裔人种一样的脸型和肤色，有的当面都叫我杂种，我与他们干架，也与他们一起喝酒、吹牛。
船进广州港卸货是在一个黄昏。夕阳下，我看到了许多回港的渔船，那些平底舢板上都站着古铜色脸庞的中国渔夫和他们的妻子、女儿。那些渔家女人都有着柔软健康的身段，又长又密的黑发。淡棕黄色美丽清秀的脸上，是典型的中国南方人宽宽的额头。由于长年日晒雨淋，她们的肤色是吉卜赛人的橄榄色。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看到东方女性，由于母亲的缘故，她们在我眼里都像姐妹一样亲切。
离开广州后，我们的船沿着帝国漫长的海岸线逆风北上。沿海城市的港口，到处可见挂着黄龙旗的海关船只。这种三角形的杏黄旗帜在海风中翻卷着，中间镶着的一条条蓝色的龙，作势欲飞。到了晚上，漆黑一团的中国海，突然会跳出一座灯塔。它们穿透海上的雾气散发出的光，指引着我们的船不至于在茫茫大海里迷路。常常，一盏灯的光歇下去，远处又有一盏灯为我们亮起。它们在黑暗中紧紧地串在一起，就像一串夜明珠，护卫、照亮着中国海。我听金登干说起过，这些年，在北京的父亲一直敦促口岸城市税务司加快设立航标灯，他还直接与欧洲的灯具生产商谈判。这一切，就是他在中国这些年所谓了不起的业绩之一吧。
也有一些山梁上修筑着工事，一个个灰扑扑的炮台三三两两排列着，黑洞洞的炮口寂寞而又冰冷地指着我们。船上的水手们说，这些火炮的制作水平可能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炮位不能伸缩，最多射程只有百来米远，摆在那里就像一堆废铁一样，吓唬吓唬管用，真有外敌来犯，跟搔痒痒差不多。看来，外强中干的武器装备已经暴露出这个曾经强盛的东方古国身染重疴，它柔软的腹部已禁不起任何重一些的撞击。
途中我突发奇想，就在我坐船北上的时候，会不会与父亲的船擦肩而过？因为我知道，每隔两三年，父亲就会离开京城的海关总署，沿着帝国内河和曲折的海岸线巡视口岸城市。他的旅行线路，一般是从京城一路到广州，有时中途会在上海稍作停留，沿着长江溯向帝国内陆，走一个巨大的T字形。那个T字形蔓延开来的一大块地盘，都是他的王国，他就像一个国王旅行在自己的疆域。对这个王国里总税务司署管辖的数千人，不管洋人华人，他都有绝对的权力，操控着他们的升迁、调动、去职。他掌握着他们的命运。
当海水变得浑黄，远远地望见山间的农田与白色的古塔，我知道，吴淞口到了。如果把帝国漫长的弧形海岸线比作一张弯弓，上海就在这张弓的正中间、箭簇的位置上。但这枚箭簇生了锈，再也射不出去了。码头上到处都拥挤着面带菜色的挑夫和人力车夫，我刚下甲板，就被他们拉扯来拉扯去。这些人的脸上挂着谄媚的笑，你越是对他们发火，他们笑得越是卑贱。好不容易挣脱出来，已出了一身大汗。这座我生下来不久就离开了的城市，一点也引不起我的好感，我只觉得它潮湿、闷热，嘈杂得如同一个大蜂房，到处都是没有目的嘤嘤嗡嗡的人。
我来到江海关大楼，寻找在这里任职的副税务司、我父亲的传记作者马士先生，可是很不巧，几个月前马士先生就调到宁波去了。
我没有心思再在上海逗留，急着想去宁波。我找人问了一下，如果从陆路走，须绕道杭州拐好大一个弯，雇车或者骑马都要七八天。如果坐太古和旗昌轮船公司在两个城市对开的渡轮，时间上是缩短了，船票却有些贵。打听到十六铺码头有船家专门接散客的生意，傍晚下船，次日一早就可穿过杭州湾到宁波西北的小镇庵东上岸，价钱也不贵，我就决定坐渡船去。在十六铺小东门的一条小巷里，船家约齐了七八个乘客，他们大多是一些在上海做小生意的行贩，随身挑着的行李里有一种长方形的铁皮火油箱。傍晚时分我们就上了船。
正是这个草率的决定差点让我命丧海上！我们坐的平底货船，又叫沙船，是近海商家用来贩运土布、糖盐等货物的，船身不大，七八个人带上行李已经很拥挤了。早一步跳上船的靠着船舷躺在了舱里，另一些乘客只好把火油箱立起来当做凳子坐。有一个乘客还把买来的猪耳朵和花生米摆在铁皮箱上，靠着这张简易的餐桌惬意地喝起了黄酒。小小铁皮箱竟有如此妙用，不得不让我佩服这些海边人的精明。
船行开始还顺利，船老大对这一片水域摸得很熟。再说这一夜月光明亮，海上能见度很高，好几处大旋涡和海浪都有惊无险地避过去了。到天色熹微时，南岸灰蒙蒙的土丘已经远远可以看见了。一行人紧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趁着上岸前赶紧打个盹，好积蓄继续赶路的力气。我也合衣蜷在舱底迷迷糊糊地睡去。突然呯的一声，我们的船像撞上了什么，所有人都被撞得弹了起
05
来。不好，是绿壳[1]！船老大惊恐地叫了一声，一个趔趄掉进了海里。我睁开惺忪的睡眼，整个人已经在水里了，我们的面前是一艘墨绿船身、包着铁壳的大木船，船舷上站了十几个身着玄色衣服、举着大刀和火枪的海盗。正是这只墨绿色的大船把我们的小舢板撞成了碎片。
我不会游泳，双手下意识地乱舞乱抓着，好不让自己被海水呛死。一个乘客和我一起抓到了一个漂到跟前的铁皮箱，伏在上面我才把满口的海水吐了出来。我们的行李，皮箱呀，箩筐呀，箱子呀，全都漂在了水里。我看到海盗们伸出装有铁钩的长竿在打捞我们的行李。他们全然不管我们的死活，捞完了就嘎嘎地笑着把船开走了。我们漂在海上哭喊，骂娘，除了哗哗的涛声回应，再也没有别的。和我一起趴在铁皮箱上的同伴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明白。他指了指岸的方向，做了个划水的动作，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靠自己划到岸边了。可是岸在哪儿呢，刚才在船上还影影绰绰看见的，现在举目望去，除了海水，还是海水。
当我开始有了点意识，我已经躺在岸上了。手动弹一下，我能感觉到身下是吸足了阳光的干草的香气。有人用一块湿布在擦我的额头，又小心地摊开来敷在上面。我想看清楚给我擦脸的人是谁，可我就是睁不开眼睛。那如春天的风儿一样凉丝丝的，是姐姐安娜的手，还是妈妈的手？我好像睡着了，又好像在不停地向着远方赶路。
不知躺了多久，我彻底醒了。屋内空无一人。我的湿衣服已经被脱下，换成了中国人常穿的那种打着补丁的蓝色土布衫。这是一间土坯墙的简易屋子，陈设非常简单，桌、凳、铺着干草的板床，屋角一个熏黑了的灶台，靠着门边放着一长排箩筐、扁担等工具。是谁把我从大海中救了上来？大脑像患了失忆症，一片空白。我努力回想落水后发生的事，只记得自己和另一个乘客抱住了一个铁皮箱，劈面而来的都是浑黄的海水。
我拉开吱哑作响的门，刺眼的阳光让我晃了晃。扶着门框，向着海边的方向望去，满眼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盐田，一些戴着草帽的晒盐工正在日光下挥汗劳作。
一个人影向我站着的方向跑来。奔跑的姿势那么矫健，就像一头小鹿。越过一个土坎后，人影一下飘到了我跟前。那顶麦秸草帽下是一张精巧的被海风吹得有些黧黑的脸，扑闪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瞳仁像黑夜一样幽深。那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中国女孩。由于跑得过快，她小小的胸膛在剧烈起伏着，黑里透红的脸上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她一笑，嘴角好看地弯了起来。她随手取下那顶麦秸帽，盘在头顶的黑亮
[1]晚清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对海盗船的一种称呼。
辫子哗地一下荡到了背上。女孩垂到腰间的油亮的麻花辫如此美丽，简直把我看呆了。女孩一口气喝干了一杯水，舔了舔被水润湿的唇，又看着我笑。是我这身显得太短的衣服引得她一直发笑吗？我都让她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指了指自己，说，我，阿瑟，你叫什么名字？她惊异地看着我，从她的表情我知道她有些吓着了，她是把我当做一个中国人了，却没想到我的嘴里冒出的是一串洋文。
阿瑟？你叫阿瑟？她指着我问。我不住点头。她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意，一双眼睛像月亮一样好看地弯了起来。她明白过来我是在问她的名字，四处张望着，突然一把拉住我的手跑到屋边的水渠前，指着水渠中一丛水芹菜说：“小芹，我叫小芹。”
小芹的父亲是附近镇子上的一个盐场主。这天清晨，她和父亲带着一帮雇工来海边出工。她耳朵尖，别人还在忙乎的时候，她就听见了海上传来的隐约呼救声。她招呼来一帮盐工下了海，七手八脚把漂在海上的我们捞上了船。其他人都无什么大碍，上岸休息了一会儿就都离开继续赶路了。只有我不会游泳，趴在铁箱上的时候就被海水呛得昏迷了过去，多亏那个好心的同伴一直护着，我才没有沉到海底去喂鱼。她比划着告诉我，我已经在那间小屋子里躺了一天一夜了。
她指指门口那条被荒草遮没的小路，我明白她是问我要去哪里。我说，NINGPO。她的脸上一下子露出向往的神色。后来我知道，宁波府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商埠，她父亲和几个兄弟合伙在宁波府城开了一个很大的盐铺，只是她从来没有去过。
我很奇怪，那座城里既然有她们家的产业，她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去过。
她告诉我，因为在她们这儿，女人是不许随便出远门的。
我觉得体力恢复得差不多了，想马上就动身。我想送给这个中国姑娘一些什么作为礼物，可是我的皮箱已经被可恶的海盗抢走了，在上海出发时兑换的十几两银子也全没了。小芹告诉我不必着急，过两天就要有一车盐送到宁波的盐铺去，可以顺路把我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