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一年四季都开着花的屋角的小花园。喜欢他们家的小阁楼，那里有着腐烂的土豆甜丝丝催人欲眠的气味。我常常一个人悄悄躲在上面，趴在窗口，听着街上的叫卖声，看着街上的房子啊树啊沉入黄昏的薄雾。我让黑暗一点一点把我吞没，越来越深的黑暗的重量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也不吭声。阿瑟·哈特！阿瑟！阿瑟！戴维森太太和安娜在到处找我，我听见她们被风拉长的叫喊声，我就是不出声。
到了我们刚刚开始上学的年龄，戴维森先生有一次向我们传达了远在北京的监护人对我们人生道路的设计：我和赫伯特，粗通文字就可以了，最好是先做商店学徒，以后一个学做药剂师，一个开一家专营呢绒的小商铺自食其力。如果我们有能力为大英帝国出一把力，那么，去印度做个殖民地文官这样的差事他也不会反对。以后大概是看我太过调皮捣蛋，又建议我去做一个水手自谋生路。至于安娜，一个女孩子家，必须先学好法语和音乐，因为这是判别一个姑娘是不是有教养的两条重要标准，更事关她以后能不能嫁个好人家。
可怜的赫伯特一听让他做商店学徒就哭了起来，因为这条街上皮草行的一个学徒就是我们的玩伴，他常常撩起衣服，给我们看手臂上和背上一条青一条紫的挨打的伤痕，一边龇着牙骂东家不是东西。赫伯特说他才不做什么呢绒商人药剂师呢，他要么去做一个画家，要么就去挣大钱，挣我们所有人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大钱！
戴维森先生摘下眼镜，把埋在报纸中的头抬起来感兴趣地听着。他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
我喊了起来：等我长大了，我要去中国！
去中国？去中国干什么？
我要去找妈妈！说完这话我就跑开了，我怕他们看到我眼里的泪水。现在想来，父亲在清国海关经营多年，把海关打造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他成就了无数想到东方寻找发财机会的欧洲人的梦想，这些人散布在数十个帝国口岸城市大大小小的职位上，甚至他的弟弟赫政、妻弟裴式楷，也都靠着他的关系平步青云，在他的独立王国里做着各个城市的税务司。但他从来就不想让我们重返中国。从一开始，他就把我们放在了他在帝国事业的对立面上，像避瘟疫一样远远地避着我们。他可以遗弃我们，但凭什么要来安排我们今后的生活！就凭着他寄给戴维森太太的那些银行支票？我可不想按着他排定的脚本，出演他指定的角色。
我问安娜，我们的母亲长什么模样，叫什么名字。
安娜也说不全妈妈的名字，她甚至也说不清妈妈死了还是活着。因为1866年春天父亲带我们回国前，先把我们从上海带到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她只知道那时候妈妈刚生下我，身体非常不好，至于我们离开上海后她一个人怎样了，她也说不上来。
安娜告诉我，妈妈的名字里有个瑶字，人们叫她阿瑶。
“我们的妈妈有一头乌黑的漂亮的长发，她的眼睛像宝石一样明亮。”安娜说，“我们的妈妈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
“有艾伦那么美吗？”在我看来金真备的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傻弟弟，那是两种不一样的美，就好像玫瑰与水仙。”
每到星期天，戴维森太太就雷打不动地带我们上街区教堂做礼拜。出门前，她总是把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穿上浆洗过的领子直挺挺的衣服，戴维森先生还要穿上黑色礼服。跨进教堂的黑色大门前，她总是一再嘱咐我和赫伯特不要大声说话、吵嚷。上帝无处不在，他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她警告我们说。
我不相信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干瘦的男人真有那么大的法力。布道坛上，牧师拉长了调门的布道声像苍蝇嗡嗡一样烦人，他那套天堂、地狱和严酷刑罚的描述，我们都听得耳朵起茧了。汗味、香烟味和无数人聚在一起散发的说不出来的气味几乎让人透不过气。趁着戴太太闭起眼睛祷告或者画十字的时候，我和赫伯特就挤眉弄眼的，相互投掷小石子玩。
实在无聊了，我就偷偷溜出去，跑到广场上看鸽子飞来飞去。在我看来这些鸟儿要比我幸福得多。它们与人混熟了，人走拢去也不会惊惶着飞走。戴太太说过，传说中圣灵有时会显身为鸽子。我摊开手掌，一只飞来啄食玉米粒的鸽子却拉下了一泡屎。这并没有让我讨厌它。我抚摸鸽子的脑袋，它小小的、微温的躯体调皮地蹭你，又暖和又柔软。那一刻我真想告诉他们，爱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空洞，爱就是相互挤靠在一起取暖。
戴维森太太总会在广场上的鸽群中找到我。她掸干净沾在我身上的鸽子粪，搂着我的脑袋靠在她的胸前。可怜的孩子，你的小脑袋里都装着些什么啊。她喃喃着，一手拉一个，领着我们回家。
那一年我十岁。8月的一个下午，金登干来看望我们。他和戴维森先生关着门说了会儿话，就匆匆登上停在门口的马车走了。他一走，戴维森先生才发作了起来。一向和气的戴维森先生生气的样子真是十分可怕。他怒气冲冲地在屋里乱走，就像一头被困住了的野兽一样，骂骂咧咧，乱摔东西，乱踢桌脚和凳子。
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他激动地嘟哝着，连花园里的狗都远远地避着他。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猜想这事儿可能与我们有关系。
傍晚，戴维森太太回来了，我们才知道，金登干带来最新指令，监护人要求我们即刻离开戴维森先生家，到外地去上学，我和赫伯特去克利夫顿学院，安娜去瑞士的一所私立学校。这个消息一下把我们打懵了。安娜本来在弹着一支玛祖卡舞曲，听了这些，砰地合上琴盖，她长着几颗雀斑的脸涨得通红，噔噔地跑进了房间，不一会传出了她使劲压抑着的抽泣声。
戴维森太太得知消息也是满脸愁云。来到戴维森太太家九年了，我们已经把这里看做了自己的家，他们也把我们看做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这一大家子朝夕相处，彼此信赖，虽然靠着戴维森先生的一点薪金和金登干带来的钱，日子过得不富裕，却也快乐安宁。现在平静的生活就要被打破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好脾气的戴维森先生，再也听不到已经习惯了的戴维森太太的数落，我们兄妹三个也要硬生生地被分开。将要独自去面对的这个世界有着怎样的险境，会有什么样的黑色悬崖等着我们摔下去把我们一口吞没？
隔壁房间里，安娜的抽噎声小了下去，可是绝望和恐惧已经传染给了我和赫伯特，它像黑色的水一样淹到了我们喉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