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六日，福楼拜完成了《情感教育》的五年的持续工作，就在七月十八日，他的最好的朋友诗人布耶（Louis Bouilhet）过世。然而伤痛还在心里，紧接着十月十三日，批评的权威圣佩甫（Sainte-Beuve）也死了。眼看十一月十七日，这部期待甚久的现代生活的巨著就要在书肆应世，福氏写信给朋友道：
又是一个去了！这一小队人马越来越少了！麦杜丝[2]木筏上的难得逃出性命的几个人也不见了！
如今和谁去谈文学？他真爱文学——虽说不就可以完全看做一位朋友，他的弃世让我深深地难过。凡在法兰西执笔为文的人们，都由他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
在文坛得到一位相知像圣佩甫那样深澈、明净、渊博而又公正、有分量，所以轻易也就不许给人，不是人人可以遭逢的机遇。他曾经把最高的评价许给《包法利夫人》和《萨郎宝》。对于前者，他唯一的指摘是“没有一个人物代表善良”，他举了一个他熟识的外省妇女，证明“外省和田野生活之中有的是这类好人，为什么不把她们写给大家看？这激发、这安慰，人类的形象因之而更完整”。对于后者，他嫌它的背景太远了，虽说“尊重艺术家的志愿，他的一时的喜好”，他要求作者“回到生活，回到人人可以目击的范畴，回到我们的时代的迫切需要，那真正能够感动或者引诱时代的制作”。所以临到一八六四年，开始从事于《情感教育》的写作，福氏牢牢记住前辈的指示或者热望，回到他们共有的相关的时代，同时从自己的经验另外发掘一个善良妇女作为参证。《情感教育》是作者虚心接受批评的出品。
但是圣佩甫偏巧早死了一步，所以福氏写信给他的外甥女伤心道：
我写《情感教育》一部分是为了圣佩甫。他却一行没有读到就死了。布耶没有听到我念最后两章。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一八六九年对于我真够残忍了！
那位善良妇女应当就是《情感教育》里的阿尔鲁夫人。她代表法国中产阶级大多数妇女，也象征我们三从四德的荆钗布裙。她识字，她也读书，不曾受过高等教育；她的品德是生成的，本能的，所以深厚；她有乡妇的健康、愿悫，和乡妇的安天乐命、任劳任怨。一个小家碧玉，然而是良家妇女。没有包法利夫人的浪漫情绪，也没有那种不识世故的非常的反动，她是一个贤内助，一个良妻贤母，而她的丈夫却是一个粗俗浅妄又极不可信赖的画商市侩阿尔鲁。她会忍受风雨的摧残，厄运的变易，和子女静静地相守，还要分心来慰藉男子的负疚的暴戾之气。她是中产阶级的理想，中产阶级妇德的化身。
她在最后接受了一个情人，只是一个，因为她的丈夫的颟顸伤害她的信心，她的尊严，因为她的年轻的情人是那样执着，那样懦怯，那样经久不凋，然而生性忠实，在不可能获致物质与精神一致的时候，爱情可以析而为二，死生如一：平静，没有危险性，不感到矛盾，因而也就异常强韧永恒。她可以原谅丈夫有情妇，不原谅他毁坏子女的前途，她可以原谅情人有情妇，因为他们谁也不会属于谁。男女之爱在这里具有更多的母爱、姊弟之爱和忠诚的友谊：只有灵魂在活动。物质的贪婪不息而自息，肉欲的冲动不止而自止，心在这里永久是洁净的。
福氏用不着到远地方寻找这样一位善良妇女，如圣佩甫在一封给他的信里所形容，和包法利夫人“同样真实的人物，而情愫却温柔、纯洁、深沉、蕴藉”。老早，老早就有一位阿尔鲁夫人密密护封在他的感情和生活之中。她的夫姓是施莱新格（Schlessinger），父姓是福苟（Foucault），名字叫做爱丽萨（Elisa）。施莱新格是一个德国人，在巴黎开了一家商店，专做音乐绘画以及其他艺术上的交易，为人正如小说里的阿尔鲁，可能比阿尔鲁还要恶劣，曾经盗印罗西尼（Rossini）的《圣母痛苦曲》（Stabat Mater），福氏在上卷第五章为了点明时代（一八四二年一月）顺手拾来做为一个标记。福氏和他们相识，是在一八三六年八月，不过十五岁，随着父母在海滨的土镇（Trouville）消夏。土镇在当时是一个“荒凉的海滨，潮退下去，你看见一片广大的海滩，银灰的沙子，湿湿的和浪水一样，迎着太阳熠耀。左面有些山石，贴着一层水草，全变黑了，海水懒懒地打着；往远看，在炽热的日光之下，是蔚蓝的海洋，沉沉地吼号，好像一个巨灵哭泣”。他在这里遇见那所谓的施莱新格夫人，所谓，因为如翟辣·喀义（Gérard Gailly）所考据，她的真正的合法丈夫另有一个，不出面，也不抗辩，没有人清楚是为了什么不得已的苦衷。直到这位姓虞代（Judée）的神秘的缄默的丈夫在一八三九年死后，施莱新格夫妇才算有了正式的名分[3]。
但是昧于一切，福氏陷入初恋的痛苦。他发狂地爱着这位讳莫如深的少妇。她最先走进他的情感，也最后离开他的记忆。这是纯洁的：
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从十四岁到二十岁，没有同她讲起，没有碰她一碰；差不多之后有三年，我没有觉得我是男子。[4]
这是命：二十年以后，施莱新格在巴黎站不住脚，去了故国，福氏在信里告诉施氏夫人：
命里注定，你和我的童年的最好的回忆连在一起。[5]
然而这是神圣的：
我如今依然是怯怯的，如同一个少年，能够把蔫了的花藏在抽屉里面。我曾经在年轻时候异常地爱过，没有回应地爱过，深深地，静静地。夜晚消磨于望月亮，计划诱拐和旅行意大利，为她梦想光荣，身体与灵魂的折磨，因肩膀的气味而抽搐，于一瞥之下而忽然苍白，我全经过，仔仔细细经过。我们每人心里有一间禁室，我把它密密封起，但是没有加以毁坏。[6]
这间禁室他终于换了一个艺术方式启封，那就是他的《情感教育》。他从他的自身经验寻求真实，并不违背他对于艺术作品的一贯的无我的主张。他拿自己做材料，然而在小说里面，并无一行字句出卖他的隐私。如若不是因为他的造诣卓越，如若不是由于后人苦心钻研，我们止于表现本身的欣赏，这些加深了解的索引也许永远湮灭。这里是“一个青年的故事”，这个青年并不等于作者，但是含有若干成分，即使清醒如福氏，往往不一定就能够彻头彻尾加以分析。
毛漏的情感教育在本质上即是福氏的情感教育。但是毛漏不就是福氏。这是一个天性不纯，禀赋不厚，然而一往情深的习见的青年，良弱，缺少毅力。他追求理想，甚至于理想的憧憬，同时他可以纵情淫欲，这里是种种由反动而生的交错为用的心理。正如福氏所谓的“若干力”：
你不见她们全爱阿道尼斯（Adonis）吗？这是她们要求的永久的丈夫。寡欲也罢，多欲也罢，她们梦想爱情、伟大的爱情；要想医好她们（至少暂时地），不是一个观念就可以见效，而必须是一种事实，一个男子，一个婴儿，一个爱人。你也许以为我太刻薄。然而人性不是我创造下来的。我深信最猛烈的物欲是由理想主义的飞跃于不知不觉之中组成，而最龌龊的肉的淫乱是由于一心指望不可能，仰望神贵的欢悦而产生。再说，我不懂（也没有人懂）这两个名词的意义：灵魂与肉体，一个在这里完结，另一个在这里开始。我们感到若干力，如此而已。[7]
相为因果，互为消长，精神与物质并非两种绝然不同的形体。所有福氏创造的男女主角，包法利夫人，萨郎宝，从这种心理的角度去看，环境个别，过程相同。毛漏属于同型。阿尔鲁夫人的指尖轻轻拂了他一下，毛漏立即盼望和他的妓女晤对，然而在一起了，心有所动，他马上想起他的伟大的爱情。属于常人，无论男女，活在“若干力”的迸击之上，终为火花销铄。福氏的朋友杜刚（Du Camp）有一部小说叫做《力的浪费》（Les forces perdues）同样可以移来作为《情感教育》的标题。毛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理性和兽性只是他的存在的真实的两种应用。不是一个苦修僧精神全然向上，也不是纨绔子弟的纯物质的沉溺。这里是一个中产阶级的青年爱上一个中产阶级的妇人：缺乏毅力冲出社会的囚笼，更其缺乏毅力跳出自己的温情。他们接受人世的命运，念念不忘各自在人间应尽的职分。中产阶级的品德是自私，爱也是自私。
福氏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有大作家难得一个例外不是，然而深深打入他的时代和阶层，却又百分之百地现实，临到具体摄取形象、综合（不是象征，那可怜的没有血肉的稻草人）是他的颖特的成就。典型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样活在世纪之中而不朽的。哈穆莱特（Hamlet）、哈巴贡（Harpagon）、白特（Bette）、奥布劳冒夫（Oblomov）……都含有各自的作者，然而含有更多的人性。
了解毛漏这样的青年，等于了解中产阶级。自私，然而却不就是自私。毛漏一向慷慨，一向热衷。许多人慷慨而又热衷，具有经验以及从经验体会出来的处世哲理，并非毫无区别地兼善。毛漏不然，这是一块软面，随心所欲，由人揉搓。他没有鲜明的人格；他的人格富有弹性，像一张琴，人人可以弹出自己所需要的共鸣，然而不是毛漏自鸣。他会将别人的拨弄看做自主，天赋独厚的音籁。不认识自己，他以为认识；他把一时的习染误做天才的流露，因而自负过高。他逗留在事物的表皮，永久吸入现象，永久默默无闻，富有流动的接受性，没有比他易与的人，仿佛河床的污泥，一波一波流过，依然故我，在河床沉淀、淤积。他在急湍之中回旋，以为是自己波动：他或许有动的意识，他当然有，而且很多，然而从来没有形成一种意志，一种活力。他有计划，也高自期许。他写诗，因为他多少读了一些浪漫诗歌；他学画，因为阿尔鲁是画商；他想做新闻记者，因为戴楼芮耶向他借钱办报；他想做议员，因为党布罗斯怂恿。他“由于一种问心不过的荣誉观念，保持着他文学的计划。他想写一部美学史，这是他和白勒南谈话的结果；随后又想把法兰西大革命的各个时期写成悲剧，另外制作一出大喜剧，又是由于戴楼芮耶和余扫乃的影响”。东沾西染，似有所悟，未能深入，便又见异思迁。像一个票友，有票友的怯怯的骄傲；他东张张，西望望，来到人生尽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受尽情感的欺蒙。然而这样庸庸碌碌，旁观者一样放过花花绿绿的人生，于是和他的老朋友戴楼芮耶碰在一起，谈到他们过去得意的辰光，几乎只是一片空白。
狄德罗（Diderot）曾经在十八世纪创造了一个同样落伍的人物，然而和毛漏一比，拉摩（Rameau）[8]显然还有一点火气，他可以撕破面具，无所顾忌。毛漏只是一个中小产阶级，有廉耻，有虚荣，吃着小小的利息，决不忿而有所作为。他懑，然而他不忿，所以同是一事无成。拉摩近乎男性，阳刚、反抗，于是孤独；毛漏近乎女性，阴柔、顺受，不愁没有朋友。一个怨恨，一个爱，而且被爱。从这一点来看，虽说没有大观园加以隔离，他也只是一个贾宝玉。他得不到男子的敬重，他争到女子的眷顾：女子崇拜英雄，然而溺爱弱者。《红楼梦》实际只是一部情感教育。和拉摩相近的倒是包法利夫人，挽不住狂澜，然而追寻机会，失望、绝望、挣扎、自尽。毛漏不挽自住，失望、永久失望，但是无声无臭地活下去，福氏序布耶《遗诗》道：
幻灭是弱者的本色，不要信任这些厌世者，他们几乎永远无能为力。
毛漏不会寻死，正如贾宝玉，至多一走了之。死也要用力。还有悲剧比这更其沉痛的？
还有人物比这更其起腻的？
所有批评家对于《情感教育》的指摘和误解，几乎都和毛漏本人有关。乔治·桑（George Sand）极力为作者辩护，仍然以为“错处就在人物缺乏挣扎。他们接受事实，从来不想据为己有”。后人如法盖（Emile Faguet），便直截了当以为《情感教育》起腻，由于主要人物本身无聊。布雷地耶（Brunetière）的攻讦更为彻底：
如今正相反，你想绝对现实，如左拉先生所谓：“你投到生存的庸俗的行列。”——为了你的报章英雄，为了你的传记热狂的殉难者，你选了一个人物，我承认，“在日常生活的简单中，”我们一打一打地遇见，没有职业，没有地位，尤其是，缺乏个性；你选了这样一个人物以后，即令你精于观看与呈现，观察与描绘，掘发事物与运用语言：你令人起腻。一切持续不断的东西令人起腻。我用唯一光荣的例子来证明，只要念过福楼拜先生的《情感教育》的人们全都回忆一下就成了。你也许问，何以这种枝节的持续令人疲倦，何以不得不有这种选择的必要？回答在如今并不难：因为在人生之中，理应如是的事务实际并不如是。我们需要一点理想。[9]
这种传统的看法，把小说当做传奇，把主人公当做英雄，虽说在民间一直流行，毕竟过于陈腐。现代小说所含的本质几乎千百倍于《情感教育》的平凡，《情感教育》只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什么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们不妨借用布雷地耶的诠释：
是人生，共同的人生，附丽于环境的人生的表现，“未经选择”的人生，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又不为任何学派的成见所限制；嵌在它的现实框架之中的人生，被观察、被研究、被表现于你可以叫做人生的无限琐细之中，犹如有时颠覆人生的重大危机之中；永久如一的人生，然而永远被自身的发展的唯一无二的效果所修正，就外表看来是，而且将长时间是，小说的独有的特殊的目标。[10]
假如布氏无以调和他的观察和观点，福氏在写作期间未尝没有体验到其间的矛盾：
这是一本关于爱情、关于热情的书；一种可以生存于今日的热情，这就是说，消极的热情。所想象的主旨，我自信是十分真实，唯其如此，不大解闷也难说。有点儿缺乏事变和戏剧；而且时间过长，动作未免松懈。总之，我很不放心。[11]
在另一个时间，福氏说起他的苦闷，并不因而改变他对于近代生活的认识：
这样的人物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吗？伟大的效果需要简单的事物、明显的热情。然而在近代的世界，哪里我也看不见简单。[12]
他写了一个寻常人，一个复杂人，一个活在繁复紧张的大时代的无名小卒。毛漏不是英雄。福氏也不是在写传奇。他似乎已经预感《情感教育》不易于被同代人士所接受，然而艺术良心不许他作伪，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若他必须忠实于人生，忠实于艺术，忠实于近代，忠实于自己。他为这个大感苦恼。他往前多走了一步；他也许没有想到这上面；然而他痛苦；然而他不认输：
把我的人物和一八四八年的政变穿插在一起，我很感棘手；我害怕背景吞下全书的结构，这也正是有历史性质的作品的毛病；和小说里的人物相比，历史上的人物更易于引人注目，特别遇到前者的热情不很激昂的时候；人家觉得拉马丁（Lamartine）比毛漏有趣多了。再者，在现成的事实中间，选择什么好呢？我简直是心烦意乱，也就真够苦的！[13]
不仅毛漏没有历史的圆光相衬，全部小说的人物都是平常而又平常，渺小而又渺小，然而属于时代，属于生活。
无论如何，福氏如圣佩甫所嘱望，在《情感教育》里，“回到生活，回到人人可以目击的范畴，回到我们的时代的迫切需要”。他为自己选下一段他年轻时候亲眼看见的第二次革命做背景，一个人人可以印证的昙花一现的浮动的大时代，对于法国有影响，没有成就。他曾经就《力的浪费》指出道：
这有好些地方类似我的书。他这本书极其老实，对于我那一代人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我那一代人，和现在年轻人一比，变得真和化石一样。一八四〇年的反动，挖了一道深沟，将法国隔而为二。[14]
他采用这动乱的时代，不是由于同情二月革命，而是从一个艺术家的眼里看来，由于革命本身的进行的形式的瑰丽。我们明白，福氏不相信任何革命。因为往长里看。社会主义者往往陷入同样狭小、同样只是人类进展之中的一个形体。这种哲理观点，对于了解《情感教育》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正因为我相信人类永久的演进与其无穷的形体，我恨所有的框架，拼命把它装镶进去；所以我恨一切限制它的程式，一切为它想出来的计划。奴隶制度不是它最后的形式，封建制度更不是，君主政体更不是，便是民主政体也不见得。人眼所望见的天边决不是尽头，因为在这天边以外，还有别的天边！这样以至于无穷。所以访求最好的宗教，或者最好的政府，我以为是一种蠢极了的举措。对于我，最好的也就是垂危的，因为要给别一个挪出位子来。[15]
悲观是福氏一切写作的基调。这不妨害他清醒，因为说到最后，理想主义的依据即是悲观，对于艺术家，重要更在方法和态度的选择。福氏的精神是谨严，选择客观和观察作为叙述的准则：
你反对人世的偏私、它的卑鄙、它的暴虐，同生存的一切龌龊与猥亵。但是你认清它们了吗？你全研究过吗？你是上帝吗？谁告诉你，人的裁判不会错误？谁告诉你，你的情感不会欺骗你？我们的感觉是有限的，我们的智慧是有穷尽的，我们如何能够获有真与善的绝对的认识？我们会有一天晓然于绝对的存在吗？你要是打算活下去，无论关于什么，你就不用想有一个清晰的观念。人类是这样子，问题不在改变，而在认识它。[16]
这显然只是一个艺术家的立场，而且正和传统的带有虚伪意味的学院论调违忤。你没有权利删削，假如人类原来就有这种形象。对于艺术家，丑陋犹如美丽，本身含有美丽。你观察，你选择，不是因为你有道学家或者宗教家的热情，而是因为你活在现代，要有科学家的诚恳：
依照我，小说应理科学化，这就是说，追求或能的普遍性。[17]
政体摇动，物体瓦解，自然而然呈出一种复杂的崩溃局面，现象本身需要详密的分析，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联尤其重要。福氏自己曾有一个譬喻：
珠子组成项圈，然而是线穿成项圈；为难的，就在一只手要穿起珠子，不许一粒遗失，另一只手还要握住了线。[18]
艺术在这里和科学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无善无不善，无大无小，在人类历史的进行上，合成一股澎湃的气势，木石不分，连水带泥，流向永生的大地。《情感教育》是在这样的美学观点之下切开的人类活动的片段，精神上永远只是一个。
这是科学带给我们的一种新的认识，一种对于浪漫主义的修正，把唯我心理从笔尖剔开，让宇宙以本来面目在文字之间和我们重新接识。《情感教育》之不为传统的批评所认可，这里划着一条理解人生的鸿沟。福氏自己分析它的失败：
这缺乏透视的虚伪。因为用心组合结构，结构反而消失。一切艺术品全有一个点儿，一个尖儿，和金字塔一样，或者叫阳光射在球的一点。然而在人生里面，就没有这回事。不过艺术不是自然。[19]
他的谦虚使他在最后驳斥自己。但是年轻人，一批又一批的后进，促成现代小说的大流，走出学院批评，正如他之走出传统观点，把《情感教育》看做他们进军的指南。邦维勒（Banville）[20]纪念福氏去世，首先指出它在现代小说里占有的重要地位：
……然而他走的还要远；在《情感教育》里，他必须先期指出未来的存在：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小说化的小说，和城市本身一样地忧郁、迷模、神秘，而且和城市一样，以可怖的结尾为满足，唯其结尾并非物质上地戏剧的。[21]
它把小说带出一个陈旧的形体，走上另一个方向，一个现代小说共有的方向。这慢慢地，隐隐地，为现代开辟了一块新土地。甚于《包法利夫人》，后进把《情感教育》看做他们的圣书，尤其是自然主义者群。古尔孟（Gourmont）赞美它：
在艺术上，只有小孩子和不识字的人们对于主旨感到兴趣。什么是法国语言最美的小说——这部《奥狄赛》（Odyssée）——《情感教育》的主旨？[22]
没有主旨，他一语道破福氏的小说趋势，现代小说的趋势。这在一九〇二年。三十年后，赖翁·都德[23]（Léon Daudet），一个并不太喜欢福氏的晚辈，自问自：
什么是法国语言写成的十九世纪小说，公认的杰作，美丽，而又有影响于文坛？
那是《情感教育》。它的名声逐日上涨，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处处虚伪狂妄，欺人又欺己，人人如逢故友，批评家把《情感教育》看做作者最高的成就。
在这一八四八年貌似伟大的时代，多少人小产、流产，或者无所产！吃苦，受气，没有名，缺钱用，谁不想做出什么来，谁又做出了什么来！谁又敢说高谁一等，不负当年的夸口，友朋的推许？这样、那样，临了还不都是一样！形形色色，几乎全有一个代表在小说里活动，一个一个，仿佛一堆漠不相干的群众：你推搡我，我推搡你；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你闪在我的身后，我闪在你的身后；我推翻你，踏过你的背脊，你扳转我，登上我的胸脯；老实人被牺牲，狡黠者受拥戴。摔下来又爬上去，爬上去又摔下来；前赶后，后赶前，然而逃不出一个“踏步走”，动而不进。各人有各人的梦想，难得一个梦想成为事实。你想做这一件事，结果你做了另一件事。你爱这一个人，却不得不睡在另一个人的枕畔。你以为害他，反而成全了他；你以为成全他，反而害了他……“你相信这会有什么结果吗？不要做梦了，一天一天过去，几件事是有结果的？”人生不是一出圆满的戏。今天你在茶馆遇见他，再去你就遇不见他，隔些年你忘记了，偏偏你又遇见他。什么样平凡、幻丽而又正常的人生！怎样的巧合！怎样的巧离！肩摩肩，踵接踵，这一个从小巷溜出来，那一个从小巷溜进去，全又走在相同的单调而又喧豗的人行道上。
茫茫一片灰色，偶尔在这中间看见一点粉，一点绿。
福氏以一个艺术家的心情喜爱人群的骚动，因为这里有诗，有形象的美丽，有阔大的波澜。然而往里看，这是一种力量，并不就是一种可靠的智慧：
人类愚蠢的举动，同人类一样永久。我相信人民的教育与穷苦阶级的道德全是将来的事。致于群众的智慧，我否认到底，因为无论如何，这永久是群众的智慧。[24]
群众并不坚牢，甚于水性杨花的妇女，甚于人情世故的友谊，最是接近忘恩负义。活在今天，福氏或许要相当地修正他的见解，然而他和易卜生（Ibsen）属于同一时期，对于群众和社会主义具有不小的戒心。为了写作《情感教育》，他研读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书籍，得到的印象仅仅是：
有一件事触目极了，把他们连在一道：就是憎恨自由，憎恨法国大革命与哲学。他们全是中世纪的老实人，陷于过去而不可自拔的人物。而且何等村学究气！学监气！好比道士喝醉了酒，掌柜乐晕了过去。如若一八四八年他们没有成功，全因为他们来在伟大的传统之流以外。[25]
如今让我们回到《情感教育》，我们将在这里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即使是在中国，也都熟熟的，似乎见过，听说过。
谁不是见异思迁的毛漏？孩子气十足的西伊？循规蹈矩的马地龙？我们难道没有戴勒玛尔，装模作样，貌若无人，永久是“一只手放在心上，左脚向前，眼睛向天，他的镀金桂冠套在他的风帽上，用力往他的视线放进许多诗意，来勾引贵夫人们”。小报回头捧成了救国明星。我们难道没有罗染巴，成天到晚，酒馆一坐，借酒浇愁，满腹牢骚，问急了，便是他的“莱茵河”的口号。我们难道没有白勒南，开口艺术，闭口势利，一幅画三分不像人，七分活像鬼，高唱艺术革命，向临时政府请愿，成立一个类似交易所的艺术公会。我们难道没有余扫乃，浪子文人，专办短命的蚊子小报。我们难道没有法提腊斯女士，打起妇女参政的旗帜，捧无聊的戏子，而且睚眦必报，不愧一个妇女先进。像那摇身三变的老政客，老奸巨猾的党布罗斯，我们难道没有看够！革命的前一日还是保皇党，后一日连腮帮子都挂满了主义。和他相反，和他一样善变，我们难道没有看够比比皆是的赛耐喀，你可以骂他狼心狗肺，你可以夸他铁面无私，一朝人民嫌他独裁，踢他下台，他会成为皇室走狗，刺死大好人杜萨笛耶，唯一可以称为英雄的老百姓。
隔着万头攒动的人海，是贫贱与富贵两岸，虽说波浪滔天，人从卑微到发迹辟了两条航线，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政治。承继遗产的毛漏，勿须株守乡间，勿须苦学博名，他可以回到都市，称心如意，为所欲为，黄金一直铺平党布罗斯的高石阶，笑脸和毛漏相迎。他有幸运不劳而获。这正是他和穷朋友分手的因由。他满足，他自足，革命对于他只是一首好听的短歌，然而对于别人，唯有政治斗争，唯有革命，才能补足命运的亏欠。是什么堵住了他们上进的道路，是谁这样霸道，这样残酷？
他们彼此同情。先不说他们对于政府的憎恨达到一种不容讨论的教义的高度。
他们不能不革命，这是他们唯一自救以救人的道路。我们看到赛耐喀，一个工头的儿子，戴楼芮耶，一个衙役的儿子，另外杜萨笛耶，一个无家可归的私生子，然而各不相同。毛漏承继了一笔产业，杜萨笛耶道喜，赛耐喀认为堕落，戴楼芮耶居为奇货，后两位有若干地方相同，嫉妒是其中之一。他们需要统治，同样失之于刻。得到我们敬爱的，只有一个，就是心地单纯、见义勇为的学徒，傻小子杜萨笛耶。他没有学问，尊重学问；他要革命，不是由于野心，由于欲望，是因为法国袖手旁观，不援助弱小民族。他知道感激，赛耐喀一流革命家缺乏的美德。毛漏的朋友当中，不打他的算盘的，只有这么一个人。他愿人人成功，从不居功。他属于《双城记》里的贾尔通（Sidney Carton）一类的英雄，死于他的所爱，不是一个有夫之妇，而是整个被压迫阶级。他不投机，别人爬上去再跌下来，再爬上去，他永远只是自己。他盼望革命，他支持革命，革命来了，停也不停变了质，又去了，他得到的只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梦想。赛耐喀变节了，戴楼芮耶变节了，这头脑简单的可爱的穷孩子陷入绝望，然而始终如一：
……长此以往，我会发疯的。我倒情愿人家杀了我。
他终于叫一个警官、他旧日的同志赛耐喀，杀了，直到死，他喊着：
——共和国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