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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满目疮痍

俗话说:心里有病,魂神不定。

国家总局会议刚一结束,媒体还没进行相关报道,消息就已不胫而走。尽管冠东地区关闭矿井的建议名单还没有最后敲定,但是被调查摸底过的33个小煤矿的井主,个个都慌了手脚。他们都十分清楚,按照国务院提出的关井压产矿井的标准衡量,他们谁也脱不了干系,再说得严重一点儿,都在“枪毙”之列。可是他们又都不死心,都觉得以前也是年年喊关闭,可年年没关闭,许多小井不都是关闭,关闭,关而不闭吗?再一个让他们感到无望中有希望的是,冠东今年关井计划是30个,而调查摸底的是33个,这就是说还有3个矿井尽管在调查摸底之列,但是不在关井压产之中。为此,这33个矿井,个个都打着不想在30个名单中死亡,又都想在3个矿井中生存的如意算盘。于是,就在辛局一行这次来冠东决心打好、打胜这场关井压产攻坚战的同时,另一场挖门子、找关系、托人情,想把自己矿井保下来的运动战也在冠东大地上悄然展开……

此时坐在车里的辛局,早已料到了冠东关闭小煤矿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重要性。一想起那些棘手的矛盾和焦点问题,他还是吸了口凉气。因为他对冠东,尤其对这里小煤矿发展的历史沿革太熟悉了。这一件件、一桩桩、一出出的事儿,让他一闭上眼睛就历历在目……

冠东,得名于完达山脉的冠山,因地处冠山之东而谓之冠东。

说起来,关于冠山还有一个神话般的传说……

据说,在远古时期,冠东大地荒无人烟,豺狼遍地,树茂林密,野草丛生,每到雨季大小河流泛滥成灾,使这里成为一片汪洋。一批批拓荒者来了,又走了,因为要在这里定居、安家和生活,实在是难上加难。

一天,这里突然来了一位老者,这老人骨瘦如柴,衣衫褴褛,步履蹒跚,好像一阵大风就能把这老人刮倒。可是,还没等风到,在这晴天丽日之下,那老者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几位正吃野餐的拓荒者跟前。这一下,着实把这几个拓荒者吓了一大跳,大家心里疑惑不解:这老者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几个历尽了千辛万苦,走过了千山万水,遭遇了千难万险,连滚带爬地用了多年的时间才来到这里,这么个弱不禁风的老头儿怎么能走到这呢,再说了,他来这儿做什么呢!拓荒?就这岁数和身板还能有这本事!要饭?这地方连个人家都没有,上哪要去!投奔亲人?这方圆千百里就我们这几个人,而谁也不是这老头儿的亲人哪!再一看,说这老头是要饭的吧?可是衣着打扮又不像,尽管衣衫破旧,但是哪有要饭的穿长袍大褂呢?而且戴的帽子也不对,要饭的基本都是头顶个破毡帽,可这老头儿戴的却是个平顶的僧人帽。说这老头不是要饭的吧?可右手却拄着一根棍子,左手端着一个饭钵。再仔细一看,就更觉得奇怪了。先说全身上下衣帽的颜色搭配就很特别,帽子是黄色的,衣服是绿色的,而腰间系的一条带子是蓝色的。再说这根棍子吧,一般要饭的只是随便找个普通的树枝,砍一砍,修理修理就行了,可这老头儿的棍子究竟是什么做成的,大伙儿谁也说不清楚。更让人纳闷的是,要饭的棍子一般都是直的,而这根棍子的顶上还有个奇形怪状的大疙瘩,仔细端详,好像是个龙头。这饭钵就更让人琢磨不透了,质地像是从未见过的一种白色石头,里面盛的东西可真是绝了,黑黑的、硬硬的、亮亮的,肯定不是粮食,不是充饥的食物,也绝不是石头子儿,可这又是啥呢?

大伙儿见这老头昏了过去,一边思忖着,一边七手八脚把他抬进了窝棚里,一个伙计又把老头儿洒在地上的那些黑色的东西,一粒粒地捡进了饭钵里。几个拓荒者有的给老头喂水,有的往他嘴里塞干粮,有的给老头铺上了厚厚的干草,让他躺得舒服些。

过了一会儿,老者苏醒了过来,一看前后左右,一伙儿人紧紧地围着他,忙说:“感谢各位尊者救命之恩!”边说边勉强地坐起来,坐着给大伙鞠了一躬。

几位拓荒者自然也是客气了一番,然后其中一人问道:“请问老者,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又来此地做甚?”

对于前面的问题,老者避而不答,而对最后一问,老者文诌诌地回答:“乞讨也。”

“这里荒无人烟,何处乞讨?”又有人问。

老者只是指了指窝棚外的天和地,随手又把胳膊一挥,并不答话,这让大家更加迷惑了。

这时,天渐渐黑了下来,只见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

这几位拓荒者从未见过这么暗的天,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雨,从未听过这么响的雷。而且这样的暴雨整整下了一夜,响雷一个接一个地打了一夜。然而奇怪的是,过去这窝棚里是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外边雨停了,里边还滴答。可这一夜,无论外边雨怎么下,雷怎么打,风怎么刮,这窝棚里竟然是滴水不漏。再就是,狂风暴雨和电闪雷鸣使这几位拓荒者根本无法入睡,而这位老者却鼾声如雷,与天空的雷声是交相互动。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几位拓荒者醒来一看,外边已是雨过天晴,红日高照,蔚蓝天空。那老者已不知去向,待出门寻找不但无影无踪,而且眼前的景象令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大家觉得这天空变得更高、更大,也更蓝了;这大地与昨天比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西边突然冒出一座山,环山出现一条河,河岸两旁出现一片从未见过的平坦开阔地,远处隐隐约约出现一个湖,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竟出现了一条笔直的大路,通向一眼望不到头的远方。

正在大家惊奇之时,一位拓荒者跑出窝棚,手里拿着一块上面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黄色绢布,可他们谁也不识字,面对此绢布,只能是无可奈何。

改天换地的自然条件,给了这几位拓荒者辛勤耕作,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的良机。一李氏祖姓的兄弟俩李代海、李代红首先带着家眷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便是冠东人的先祖。

又过了若干年,终于有人不知是真是假地把这神符般的黄绢破译出来,说这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意是:玉皇下凡,体察民间,神州东部,横祸泛滥,呼风唤雨,改地换天,泽福于民,恩赐美满……云云。

后来,又有传说说,那老者是玉皇大帝的凡身,他指天又指地,意思是改天换地;他胳膊一挥,那是呼风唤雨;他说前来乞讨,那意思就是在这广阔的空间,向天地要饭吃、要生存、要安居。他把自己头上的帽子化作了那座山,把腰中的玉带化作了那条河,把自己的衣衫化作了河两岸的广阔平原,把那饭钵化作了那巨大的湖泊,把手中的拐杖化作了那条笔直的大道。而那钵中的黑粒粒,则化作了埋藏于地下的石炭。那山与河使这里洪水不再泛滥,那平原和湖泊使这里可以耕作,那笔直大道使这里交通便利,那石炭使这里的人们能够生火、做饭和取暖。

这神话,自古以来在冠东大地广为流传,尤其对石炭的起源一说更是越传越神。

直到20世纪即将到来的前几年,这里来了一伙儿子穿长衫的既像先生,又像学者的人,他们的到来才使人们对石炭的成因有了新的了解。据说,这些人在这待了将近一年,几乎踏遍冠东大地的山山水水和角角落落,当听到一冠东老乡谈起石炭的传说时,其中一位先生就之乎者也地开了腔:“此所传言,非也!这石炭乃煤也,炭也,称作煤炭也。它绝不是玉皇大帝所赐,乃是远古的植物埋没地中,断绝空气之流通,外加地热及强压力,徐徐炭化而生成……”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些人是地质学家。

冠山原来叫皇冠山,不言而喻,那就是因玉皇大帝的皇冠而得名。由于人们认为这是座神山、宝山和福山,所以,当年的衙门、官府都建在冠山脚下并坐北朝南,南面是一座座民宅民舍,而东、西两侧则是商业、饮食等各种店铺。据传,由于人们买日常用品都要去东、西两边的商铺,所以直到现在,冠东人一上街,无论是买吃的、喝的,还是买穿的、戴的,都笼统地说成去“买东西”。

后来,由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很忌讳一些字词,甚至是同音字不能随便在民间使用,皇冠山的官府怕惹麻烦,便下令将皇冠山前面的“皇”字去掉了,从此叫起了冠山,而山下的河也自然叫起了冠河。

再后来,由于煤炭开采、建设的客观需要,城市逐步由冠山东移,冠东这个名字也就顺理成章地产生了。

十一

神话毕竟是神话,传说也毕竟是传说。其实,冠东地区属侏罗纪第四地质年代陆相含煤盆地,“七山一水二分田”是这一地区地貌的大体比例。20世纪50年代后期,冠东又因煤而生、因煤而立、因煤而兴地正式建市。冠东矿区煤炭资源富庶,储量丰厚,煤种齐全,这也成了这一矿区具有光辉历史、光荣传统和光明前景的前提所在。

冠东矿区有着光辉历史。自20世纪初就有煤炭开采活动,至今已有一百余年。尽管经历了白俄资本家经商办矿、日本侵略者的掠夺开采,但是冠东矿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累计为国家生产原煤近7亿吨。当年,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军长林彪在辽沈战役中,从冠东调集炸药和雷管的亲笔手令,至今还保存在当地的档案馆里。

冠东矿区有着光荣传统。多年来,为党和国家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有的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的当上了部长、省长,有的成长为煤矿专家;多年来,支援了国家十几个煤炭基地的开发和建设,实践、总结、升华了许多成功的典型经验,并涵盖了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技术等各个领域;特别是经过几代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努力、拼搏和奋斗,培育了冠东人特有的“拼搏、进取、奉献、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和“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

冠东矿区有着光明前景。矿区自1945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各级组织始终坚持一级干给一级看,各级班子始终坚持一届接着一届干,各级干部始终坚持一辈给一辈当表率,使冠东矿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成长、发展和壮大。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年产千万吨原煤的现代化大型煤炭企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落实和企业改革转制力度的逐步加大,到20世纪90年代初,年产原煤已突破1500万吨。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也完成了从沿用苏联的传统计划经营模式到现代市场经济经营管理方式的初步转变,由矿务局改制为矿业集团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日臻完善。党的十六大召开之后,冠东矿业集团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加快了发展速度,方向更明了,步子更大了,目标也更高了,决心按照国家制定的能源发展战略,尽快建成国家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煤化工基地和煤电联营基地。

十二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从1991年开始后的七八年,却跌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由于企业负债累累,流动资金奇缺,多种矛盾叠加,导致企业处境极其艰难,生产经营无法运行,职工生活难以维持。有一年,原煤产量由年产千万吨骤降到500多万吨,职工少则连续十几个月多则两三年不开工资,根本吃不上饭。子女有在市里上班的,在矿务局工作的爹娘就吃儿女的;有丈夫或妻子在市里上班的,丈夫就吃妻子的或妻子吃丈夫的;一家都在矿务局的,有时离退休人员间歇还发些工资,于是儿女就吃老爹的,孙子、孙女吃爷爷的,全家都吃离退休的……一度被业内权威人士断言为“全国煤矿第一穷”。

面对这种局面,迫使业内业外的人士都不禁冥思苦想:冠东这是怎么了?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能这样?症结是什么?根子在哪里?

家富无人问,家贫乱炝汤,一时间众说纷纭,各有陈言。有的说是矿老、人多、包袱太重;有的埋怨国家政策对煤矿不公平;有的认为企业领导太无能。更有人望空扑影,把问题归罪于领导干部腐败成风,说什么,某某领导只管往自己兜里搂,往上级那儿送,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人心散了,队伍乱了,从上到下各级班子和干部也急得团团转了。更为严重的是,很快又刮起了一股背井离乡的巨大风波。一些有经验的管理干部,有才干的工程技术人员,有能力的生产业务骨干纷纷离开冠东而南下远征,劝也劝不住,留也留不住,卡也卡不住。是呀!企业长期发不了工资,人总要吃要喝吧,孩子总得上学吧,家庭特别是老人总得养活吧!谁能拦得住这些人不让他们外出务工谋生存呢?于是,短短的一年多,凡是有点能耐的都走了,走了将近700人。人才几乎走空了!

当冠东矿务局许多领导班子成员对这种局面感到茫然、迷惑、不知所措时,只有一个人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就是冠东矿务局局长——钟思进。

钟局长认为,煤矿企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突然陷入困境,虽然有思想准备不充分的问题,比如搞计划经济轻车熟路,搞市场经济则非常陌生;虽然有物质条件不具备的问题,比如,头一天我们搞的还是计划经济,而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就把我们捆起来扔到商海里去了;虽然有体制机制不适应的问题,比如我们进入了市场经济,可体制、机制、经营、管理还是计划经济的老一套;等等。这些问题确实是企业步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绝不是问题的关键。要看到,冠东的小井遍地开花、滥采滥挖是造成冠东矿务局陷入困境的首要因素。要不,为什么矿务局的年产量下降了50%,而全冠东的小井产量却增长了50%呢?为什么矿务局偌大个国有企业发不出工资,而每个小井的工资都月月不欠呢?为什么矿务局的局长、矿长整天被压得愁眉苦脸,而小矿主却个个兴高采烈、趾高气扬呢?是小井,是这些无序开采的小井与矿务局争资源、争劳力、争市场,才使矿务局到了今天如此难堪的地步。

十三

钟局长一家三代是矿工:爷爷、父亲和他本人。1937年日本侵华“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爷爷便带着全家离开老家山东崂山开始闯关东,来到日伪统治下的冠东株式会社下属的平阳炭矿当了“煤黑子”。他父亲14岁那年也下井当了童工。后来,钟局长的父亲在平阳结了婚,成了家,接着又有了钟家第三代。用钟局的话说,是冠东和平阳生了他,养了他,也成长了他。

应该说,伴随着共和国的诞生、成长和发展,冠东矿务局的阶段性创业史,也是钟思进一生中最重要一段的成长史。钟思进从小到大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苦、很累,也很艰难。他记忆最深的,就是母亲成天唠叨“粮不够吃,钱不够花,布票不够用……”也难怪,家里底子本来就薄!一个闯关东来的穷农民有啥底子呀,再加上人口多,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兄妹八个共十二口之家,只靠父亲一个人下井养家糊口,日子真是过得紧紧巴巴。八个孩子中,钟思进又是老大。因此,他从八九岁开始就一天也闲不着,春天上山跟着大人去种地,夏天晒着骄阳去铲地,秋天顶风冒雨去收地,到了冬天就更累,更苦了,每天天不亮就得去矿上的矸石山和锅炉房捡煤和煤核,冻得手脚跟猫挠的似的。他白天要上学,回家还要写作业,累得他一天到晚总觉得要死要活!就这样,还不算完,平时那些零碎的家务活儿是干也干不完,大人一会儿就“老大,老大”地叫,弟妹们一会儿就“大哥、大哥”地喊。就这样,“老大”“大哥”的称呼一直喊到现在,家人叫,外人也叫;亲属叫,朋友也叫;同事叫,领导也叫。因此,“钟老大”的这一称谓起初是在平阳矿,后来到全冠东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钟老大为人十分忠厚、实在,从不说一句虚话、谎话和假话。但每当听到人们这样评价他时,他自己就逗趣说:“那也不一定,我参加工作下井‘挂号’时就撒过一次弥天大谎……”

那是1961年,正值全国的三年困难期间。由于爷爷奶奶已年老体迈,父亲母亲又久病缠身,他这个刚满18岁的“老大”不得不放弃高中的学业,去平阳矿下井当采掘工。钟老大个子不高,身子骨儿又单薄,人长得还出奇的白,所以“挂号”时费了不少周折,岁数不够改了户口不说,最难过的就是检查身体过磅这一关。按规定,新工人体重必须达到55公斤以上,即110斤,可钟老大100斤都不到。怎么办?钟老大脑子来得快,临到他过磅前,他先到医院水房,嘴对着自来水笼头咕咚咕咚把小肚儿喝了个滚瓜溜圆,接着又跑到医院后院的工地上,捡了两块砖头揣到裤兜里,然后把身上穿的那件他父亲曾穿过的大上衣又往下拉了拉遮掩好。等护士刚一叫“钟思进!”“到!”,他一个高儿蹿进体检室,又顺势往秤上一蹦,只见秤砣一下子就起来了,当时秤砣正定在120斤的准星上。还没等秤平稳,他就一下子跳下了秤,大喊“大夫,120斤还高高的呢”。还没等大夫说话,他就跑出了门去,就这样连懵带唬地混过了关。

可是,谁能料到,就是这一谎,若干年后却成就了一名十分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优秀煤矿领导干部。

十四

钟老大从小的艰苦经历,使他养成了生活俭朴和清正廉洁的良好作风。无论他当矿长还是当局长,从不去饭馆吃饭,他不去也不允许班子成员去。他严格地规定:“接待客人,怎么招待都不过分,尤其是对用户,但必须在自己的招待所餐厅,谁犯了这条就是犯了纪律。”他不许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经商办企业,他的小弟弟看开小井挣钱,也动了心思,并提出让大哥给批块资源,结果让他一顿臭骂,弄得他小弟弟过春节都不想回家,后来他只得求助老伴帮忙。大嫂在兄妹中最有威信,因为父母去世后,是大哥特别是大嫂把兄妹七个拉扯大的。尤其是小弟弟,大嫂刚嫁给钟老大时,他才一岁多,等大嫂生下大女儿之后,小弟弟是天天吃着大嫂的奶。在小弟弟眼里,大嫂就是自己的妈,俗话说,老嫂比母嘛!钟老大最反对的是拉拉扯扯、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他的女儿、儿子结婚时,他没收过一分钱的礼,没办过一桌酒席,没请过一次客,弄得儿女都有意见:“毕竟是终身大事,也太简单了吧!”经过他一手提拔的各级干部成百上千,他从来没收过一分钱,一提什么“买官卖官”他都听不懂:“怎么?还有这等事儿?”

有一年春节前,一个基层干部跑到他办公室,说有工作汇报,可一见面却掏出个红包来:“快过年了,来看看老领导。”他一看就火了,把这个干部一顿臭训。办公室主任王帆听到里边吵得如此厉害,赶紧进了房间。钟老大命令说:“给我把门看住,汇报工作的可以,搞什么歪门邪道的,就说我不在!”王帆也真负起了责任,春节前,不管是基层的、机关的,还是局内的、局外的,也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再有找钟老大的,他总是先讲这段“故事”,这些人一听只得悻悻地走了。

钟老大有个突出的个性,那就是洁癖。从当采煤工那天起,他的作业服就拿回家天天洗,两套换着穿,尽管很旧,但补得非常整齐,洗得干干净净。每天下井的靴子,里外地刷,连鞋垫都刷得白白的,弄得许多人都不理解,还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后来这话传进了井长耳朵里,井长在一次全井班前会上发了话:“什么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你们懂吗?资产阶级有穿破工作服,破靴子的吗?干净点就是资产阶级了?难道无产阶级都是埋汰的?真是胡说八道!钟老大不但人干净,穿得干净,而且活也干得干净!你们说说,采煤工作面的活你们哪样活有他干得好,有他干得利索,有他干得干净。”

是啊!井长说的这些话,大伙都从心里服气。钟老大不仅脑子聪明,手脚勤快,而且虚心好学,干啥像啥。参加工作刚两年,采煤工作面各工种、各岗位点的活儿都能拿得起,放得下,有时自己的活干完了,谁没完活儿就伸手去帮忙,所以段里的老少爷们都挺喜欢他,再加上他在段里算是个文化人,平时爱看书,肯钻研,又经常向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师傅们去请教,因此很快成了段里的顶梁柱。特别是由过去的炮采工作面改为机械化采煤之后,段里一遇到现场难题解决不了,经常半夜上家里去找他。这样的好工人,领导能不喜欢吗?

接着井长又十分严肃地说话了:“现在,我宣布,经井口党政领导班子研究,报矿批准,任命钟老大……”哈哈哈,大伙都笑了。是啊,这不像座山雕委任八大金刚了吗?“不,错了,错了,”井长连忙纠正,“任命钟思进同志为261采煤段段长”。井长宣布完,会议室竟然静得出奇,足足有十几秒钟,直到井长带头鼓掌,会场才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会场静得出奇,不足为怪,因为钟老大毕竟参加工作才两年,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毛孩子,刚临时当了两个多月的副段长,又一下子当了段长,大伙听到这个消息不免有些吃惊;会场掌声热烈,又理所应当,因为钟老大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和所作所为确实令人折服。采煤段长,虽然是煤矿最基层的一名上挤下压的豆饼干部,但是这意味着钟老大已从一个普通的采煤工完成了向煤矿企业管理者的初步过渡。也正是有了这一步,才使得钟老大以后的仕途,一路在副井长、井长、副矿长、矿长、副局长,直到局长的各个职位上飞黄腾达。

可是有一点,不管钟老大职务怎么变,洁癖的个性始终没有改。他的官虽然不断地升,可他的家仍然很普通,但有一条,干净劲很少有人家能比得上。他的衣服极少,当副局长时只有一套灰的中山装,常常是自己晚上洗,白天穿,总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他老伴总说他是“穷干净,等死了那一天,全身肯定得长蛆”。常说得大伙哈哈大笑。你说你的,我做我的。钟老大说了:“是人就得有个性,没个性那就不是人。”看来真如俗话说的那样“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呀!

十五

钟老大在位时,培养、提拔、重用了一大批各级煤矿管理干部,像辛家、王帆和林冬都先后成长于他的麾下。他有一个常人少有的优点,就是坏人之心从没有;但是,他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防人之心也皆无。因此个别人在提拔前是能说会道,溜须拍马,低三下四,点头哈腰;而提拔后,特别是到了关系切身利益的关键时刻,竟反目为仇,造谣惑众,诬蔑诽谤,无事生非。

就拿武浩新和徐明淮来说吧,钟老大在平阳矿当矿长时,这两人一直是他的老部下,后来先后当了副矿长。钟老大当了副局长之后,又先后建议把他俩提拔到其他两个矿当矿长。钟老大分工抓常务后,又积极举荐武浩新当了几个月的办公室主任,紧接着当上了局党委的副书记,徐明淮当了矿务局的工会主席。按理说,他俩对钟老大的知遇之恩都应该感激不已。可是,谁能想到“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呢!自从提到了局领导这个位置,他俩就为所欲为起来,竟把什么政策呀,原则呀,甚至党纪国法呀统统抛到了脑后。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一件事,就是武浩新支持自己所谓的侄儿,徐明淮帮助自己所谓的小姨子暗地里开起小煤矿来。这件事,在全矿务局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后来,钟老大听说了,简直气了个半死。这个一生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的“一本正”,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儿?

于是,在半年一次的局领导班子谈心会上,作为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和主持行政全面工作的钟老大,把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提了出来:“这件事影响很坏,不管有还是没有,一定要认真调查清楚。如果确实存在,咱们如实报告上级听候处理;如果没有此事,你们两位也要深刻反思。为什么单单说你们出了这个问题,而没说别人?要闻者足戒!”

他又十分严厉地说:“班子每个成员都要严格要求自身,要不,我们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张嘴说话?我们指手画脚谁还听?”接着,又再次约法三章,特别把领导干部和党员不许与小煤矿有任何瓜葛的问题说得重之又重。

武、徐二人在谈心会上自然是一再否认存在此事,然后就是一通近乎发誓的表态,诸如什么“如有此事宁愿受到党纪国法论处……”云云。班子其他成员也都围绕坚决远离小煤矿的问题,表明了各自的看法和态度。

很显然,在武、徐二人看来,这次谈心会的主题就一个:小煤矿问题;目标就两个:一个是武,一个是徐;内容就三个:内部通报批评,逼着他俩表态,决定立案调查。什么谈心会,这不是公开整人吗?他俩把钟老大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于是,局领导班子内部的一场明争暗斗也由此全面展开。争斗的焦点十分明确——谁当局长?

十六

冠东矿务局的领导班子确实正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更迭期。可是,对于谁当局长这个问题,应该说从部到省、从局到矿、从上到下,早已毫无异议,人选只有一个:钟老大——钟思进。由于矿务局原局长年龄接近退休,身体一直不好,又多次提出退居二线,最后煤炭部领导也就同意了。为此,部长还专门来过冠东一次,他在听取完局领导班子工作汇报,并宣布由钟思进主持全局行政全面工作后,当着大家的面开玩笑说:“钟老大,你在家里是老大,可在矿务局总是个‘千年老二’,这回该是个名副其实的钟老大了吧!”这话要是别人说出来,可能是个玩笑,可从部领导的嘴里说出来,这不就是一锤定音了吗?不就是跟局领导班子表明部里的态度了吗?说得更直接一点,不也就是告诉班子其他成员,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谁也别再想入非非了吗?

其实,部长不说,大家心里也都十分清楚,论能力、论水平、论威信,目前谁能比得上钟老大?局长非他莫属!尤其是钟老大已经当了十五年的副局长,而且这期间又两次错过了当局长的机会。一次是正值钟老大在北京煤炭干部管理学院学习时,部里调整部分矿务局的领导班子,当时,部领导的意见是让他中止学习,走马上任。在征求钟老大意见时,他不同意,说三年学制才刚刚过半,这也是一生中能念大学唯一的机会了。后来部领导权衡利弊,同意了钟老大的意见;第二次是部里准备提他到省煤管局当局长,可又偏偏天不遂人意,钟老大在一次下井时把腿摔伤了,先后两次手术折腾了一年半。部领导征求他意见时,他又不同意,说哪有拖着瘸腿当局长的,他是怕国家的事业受损失。令钟老大根本料想不到的是,就在部里已宣布由他主持冠东矿务局工作,并正由人事部门履行组织程序,就要任命他为局长的关键时刻,一把又一把的刀子从背后暗中向他捅来。

十七

一把刀子是瞎造谣。“钟老大的局长梦泡汤了”“局长是部里外派的了”“已经定了,由某某副局长当局长了”,究竟是谁,说法不一,名字点了好几个,甚至武、徐二人也在内。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就组织提拔任用原则来说,他俩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够,因为他俩提拔副局级的时间才一年刚出头,根本不够资格。

再一把刀子是搞恐吓。这一段时间,钟老大的手机、办公室、家里,甚至是局办公室主任几乎天天接到漫骂钟老大,诅咒钟老大,并扬言要杀钟老大和他全家的恶毒攻击电话。一查电话号,不是IP卡电话,就是公用电话,再不就是神州行卡,根本查无结果。

最狠毒的一把刀子是告恶状。告状信写到省里,邮到部里,甚至寄到中纪委。但是,不管告到哪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最后还得由主管部门调查处理。一天早晨刚上班,煤炭部部长正在办公室商量工作,秘书就急忙拿着中纪委的批件走了进来,因为部长有话,不管工作多忙或干什么事情,一有中央和国务院的急件,必须立即送到。

部长看完信,问时任部监察局局长的安兴说:“老安,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合适?”因为当时部长办公室坐着好几个人,特别是还有外部的两名领导,加之,安兴在中纪委批示前就接到信也呈部长看过了,于是,就把这两天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向部长耳语起来……”

“好、好、好”,部长连连点头称许,然后说:“今天下午开不了党组会,晚上连夜开,明天你就带着人事司和有关人员去冠东!”

十八

冠东矿务局宾馆的会场里座无虚席,近5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早早就坐在这里。局党委和矿务局联合下发的通知与会场的横标一致:“冠东矿务局干部大会”。起初,大家虽然不知道什么内容,但是都知道这次会议一定十分重要。因为全局召开这样规模大、层次高、人数多的处级干部大会每年最多两次,且都是正常例会,即半年总结和安排一次党政工作。而今天召开的这次大会,在今年已是第三次了,时间又跟上次处级干部大会仅相距20多天,特别是会场布置与往次不同,以往,主席台上只安排三个座位,一位是局长,一位是书记,再一位是主持会议者,而今天的主席台座席安排了20多个,又没写座席标牌,充满了神秘感。

上午8时整,各位领导走进了会场,在主席台就座。坐在台下前排的各矿、厂、处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数认识安兴这位身材魁梧、面容可亲、神态稳健的老领导,因此带头起立鼓起掌来。

安兴一行的到来和矿务局副局级以上领导全部在主席台就座,使与会者更加意识到了这次会议一定非常重要。

“同志们,现在开会!”钟老大主持会议。他的声音非常洪亮,素有“钢炮”之美誉!意思是说起话来就像一串串小钢炮。

“部党组昨天下午四点毕会后,安书记一行六人傍晚就乘机飞往省城,又乘了一夜火车今天早晨刚刚到达冠东。在此,让我代表冠东矿务局党委和矿务局向日夜兼程、披星戴月、不辞辛苦的部领导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致以崇高的敬意!”钟老大语气诚恳,用词准确,称谓得体。因为安兴同志是部党组成员,有他在,称为部领导一行那是恰如其分的。

“至于这次会议的内容嘛,我也不知道!”钟老大不经意地拉了个长声,弄得包括安兴和主席台其他领导在内的与会者全都笑了起来。

安兴在极其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他用浑厚、稳重、铿然的声音说道:“大家都很忙,今天虽然是个大会,但是一定要开个短会。我主要讲两件事,第一,代表部党组宣布一个决定,这就是任命钟思进同志为冠东矿务局局长。”

安局语音刚落,会场立即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第二件,就是最近状告钟思进同志的信件很多,由于告的内容不太具体,有些无法进行调查,但有一条必须查清,就是状告钟思进指使老婆和亲属一共开办了八个小井的问题。”安兴的语音刚落,会场不禁哄堂大笑起来。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不是胡扯吗?说别人还有可能,说钟老大办小井而且还开了八个,真是连撒谎、造谣都离了谱!

“不要笑,”安兴严肃地说,“对钟思进该任命是任命,该调查是调查,这是两码子事。希望各位积极支持钟局长的工作,同时,也要对部调查组的工作全力搞好配合。”按理说,对一个干部宣布任命的同时又宣布立案调查的,这在冠东干部任命史上还从未有过,更让人纳闷的是,安兴讲完,本来钟局长应该简单地进行表态发言,可是还没等与会者反应过来,安局就自己宣布了:“现在散会!”

十九

安兴是个既懂政治又懂业务,既懂经营又懂管理,既懂基层又懂机关的复合型人才。他“文革”前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曾先后在企业、学院、机关搞过技术,抓过管理,当过党政主要领导。丰富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一名高水平、高能力的高级领导干部。

他思想政治性极强,从来不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当成一句时髦的词儿,也从不当作一句口号喊,而是始终贯穿于指导自己思想、行动和作为的全部过程中。凡是同他共事过或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一提到安兴,都会对这位无限忠诚于党和国家事业的老领导肃然起敬。

安局非常识才、爱才和善于用才,对所有的部下都有一种十分深厚的感情。凡是看到有人调到他的麾下干工作,别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唉!你可真有福,摊上这么个好领导……”他为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对于不是他部下的优秀人才,一被他发现,他也会积极、主动地去举荐。实践证明,多年来,无论是他亲自考察培养的,还是他建议推举的,个个都拿得起、放得下、叫得响。像钟思进、辛家、林冬、王帆的提拔重用就都和安书记的精心培养密不可分,而这些人又都是非常称职、让人放心和让组织信任的优秀人才。

他政治敏锐,思想解放,勇于创新,干什么工作总有一种大胆开拓进取的劲头儿。特别是对任何一项工作都能一件事抓到底、干出头、弄出样。那种能吃苦的劲头,常人无法与其相比。就拿他在煤矿当总工程师期间来说吧,为了解决薄煤层综采机组在急倾斜工作面防侧滑的一个技术难题,他竟在井下现场同工人们干了三天三夜,工人们换了九个班,他却三天没升一次井,饿了就啃口面包,困了就打个盹儿,渴了就喝口凉水,等升井时,腿肿得连胶靴都脱不下来了,洗澡时站着就睡着了。就这样,经过他和工人们的半年努力,这项采煤新工艺终于获得成功。多年来,他总结了许多在全国、全行业和全系统至今还在普遍学习和推广的先进典型经验。比如刚才提到的,在煤矿当总工程师期间总结的急倾斜煤层综机采煤防侧滑的经验;在医学院当党委书记期间总结的党组织争创“三先一优”(先进党委、先进党支部、先进党小组、优秀共产党员)的经验;在当矿务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时总结的企业经营管理增收节支百路进财的经验;等等,都体现了一个煤矿领导干部的时代精神风貌和高素质、高能力、高水平。

安兴对自身严格要求简直到了“极限”。往他那儿谁也别想送上什么钱呀,物呀,就是小来小去的东西也不行。但是他又特别重感情、重交情、重友情,处人有心、有意、有血、有肉。就拿林冬来说吧,去年去北京开会,又赶上快过中秋节了,林冬想这些年自己作为安书记的老部下,从来没给老领导带点什么礼物,这次就带点省城特色食品吧。于是,带了一个俄式大列巴,又带了5斤里道斯红肠。带是带了,可林冬心里却犯嘀咕了,包括见了老领导怎么说,怎么送,怎么个理由,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当他一早下了火车,走进已是中纪委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组组长,即安书记的家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安书记不仅没有任何反感的表情和言语,反而很客气地说:“小林,你费这心干啥?”

二十

安兴此时心里十分温暖,他感到林冬这个小伙子太可爱了。他心里明镜似的,林冬之所以这次给他带来这两样食品,还不就是因为上次他去省城检查期间吃早餐时,对俄式面包和香肠赞不绝口吗?

“小林哪,我听说你今天到京,昨天就告诉邵九峰今天一定找到你,未承想说曹操这曹操就到。今天是星期天,我一会儿去部里看个讲话稿就回来。下午三点,我叫上邵九峰同志,你们来我家坐坐,你是基层来的,也帮助研究研究咱们下步反腐倡廉有几项重点工作该怎么抓?”安书记约林冬喝酒像布置工作一样认真。

“我能行吗?”林冬一边说,还一边想,给安书记顺道带来这么点食品,就让人家破费,真是不好意思。但一看安书记言语中带着命令,又不得不边点头边答应:“好,好,好,安书记,保证准时。”

领导召见总不能迟到吧?当下午二点五十多分钟,林冬敲开安书记的家门时,发现安书记和邵九峰两人已经坐在餐桌前等他了。两位领导笑呵呵的,几乎是异口同声:“行,还行,组织纪律性挺强。”玩笑一开,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林冬往餐桌上瞥了一眼:呵!菜虽然不多,但是荤素搭配、颜色诱人、香气扑鼻,让人胃口大开,两瓶“飞天”商标的贵州茅台已经打开了一瓶,并斟满了三个酒杯,看来是万事俱备,只差开喝了。

“来、来、来,”安书记等林冬刚一落座就举起了酒杯,“今天是星期天,咱哥仨聚一聚,吃好吃不好别怪我,这是九峰的手艺。”

“今天咱们喝个公私兼顾酒,这私呢,是我跟九峰给小林来京开会接接风;这公呢,是想听听二位对反腐倡廉特别是下一步一些工作抓法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最近中纪委和监察部对整治小煤矿的官煤勾结问题十分重视,要求对这项工作抓紧进行。可是目前怎么去开展这项工作又没有路数,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规定。所以,小林哪……”

安书记端着酒杯拉了个长声,然后说:“来,用北京的话说,咱走一个,九峰你陪着。”

三人一饮而尽。安局瞅着小林接着说:“你长期在基层,对这方面工作比较熟悉,我看趁着开会这几天,你针对整治官煤勾结这个问题,从表现上、界定上、政策上、要求上拿出个初步意见来,贪贪黑,起起早,受受累。”

他又对邵九峰说:“小林拿出草稿后,你们俩再按上级要求认真反复地推敲推敲,一定细一点,等提交部党组讨论后,我去中纪委和监察部汇报。”

这三人不但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工作是把好手,上级像上级,下属像下属,就是喝酒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在推心置腹的交杯换盏之中,不知不觉地就把两瓶茅台喝见了底。按理说,53°烈性酒,一人喝近七两了,应该差不多了。可是,几杯酒下肚,邵九峰的情绪上来了,一劲地问:“首长,家里有啤酒吗?没有我下楼弄!”这位平时在单位见了安书记总是毕恭毕敬的老实人,也无所顾忌地开上玩笑了。

对邵九峰,林冬是再了解不过了。这位种过地、当过兵、下过井的山东汉子,虽然个头不高,身体也不健壮,但是眉清目秀,面善可亲,是一个老实、憨厚,值得信任的人。

他是安书记亲自点将调到纪检组的,起初任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一年前提拔为正厅级。安书记之所以把他调来,不仅仅是因为他文字功底厚,材料写得好,综合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他在基层煤矿企业当纪委书记期间,曾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煤矿纪检监察系统标兵。他对纪检监察工作的开拓性思路、创新性工作和前瞻性构想,让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林冬先后多次被借调到纪检组,在九峰的带领下做过一些像筹备会议,调查研究,草拟政策和查办案件等工作,每来一次林冬都觉得受益匪浅。今天是老同志见面,喝酒又这么投机,林冬顿时也来了兴致,不再顾忌自己是安书记和邵九峰的部下了,也一直在说:“对、对、对,再来点啤的!”

二十一

其实安书记也没尽兴,听他俩这么一说,也顿时酒兴大发,说:“还用下楼?打个电话马上送到。”安书记打了个电话,楼下超市送酒的人就来了,开门一看,嗬!两箱共24瓶燕京纯生。

这时,安书记更加兴奋了:“今天咱哥仨是对脾气,对心思,对撇子,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咱们不把这些啤酒喝掉,谁也别想出这个屋!”安书记下了死令。安书记的老伴刚退休,去上海儿子家伺候儿媳生孩子了。安书记自己在家,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想今天的机会十分难得,干脆哥仨好好喝一通。

听安书记这么一说,九峰更加来劲了。一会儿敬首长,一会儿敬林冬,一会儿又慷慨陈词了:“我说安书记、林冬啊!咱纪检干部是得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可咱纪检干部也是人哪!也有七情六欲呀!也有亲朋好友哇!今天喝得多痛快,多开心哪!咱今天喝的是安书记的酒,没毛病,下回有机会,咱仨喝酒我做东!”

他们仨是三下五除二,嘁里喀喳,又把24瓶啤酒一扫而光。“还来不来?”九峰又开始叫板了。

安书记给林冬递了一个眼色,意思是九峰不能再喝了,喝多了对身体没好处。按理说,他们仨论酒量,应该是不相上下,白酒每人一斤都不成问题,但是如果再掺点啤酒,那么就该属安兴有量,林冬次之,而九峰是不论喝多少白酒,掺上啤酒就不行了。

尽管他们三人都挺能喝,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酒量,因为他们在公共场合很少喝酒,甚至滴酒不沾。除了因工作需要而不得不喝的酒,他们喝酒的对象,往往都是十分投缘的同事、同志、同学,而且范围极小,机会极少,私密性极强。像今天这样的场合,一年也没有几次。

林冬对安书记的意思心领神会,于是站起来说:“九峰大哥呀!我看咱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咱俩还有安书记布置的任务呢,一会儿咱俩回去休息一下,晚间约个时间讨论讨论,尽快把这个政策规定的草稿拿出来。”

九峰毕竟是九峰,酒喝得再多,头脑也十分清醒,听林冬这么一说,马上回应:“对、对、对,工作要紧,工作要紧。”

安书记劝他们喝点茶再走,可是九峰和林冬执意不肯。回去的路上,他俩都为今天的欢聚而感到非常高兴。只是林冬有些不安,给安书记送点儿食品就让老领导这么破费,真不应该。可又一想,今天可不单单是喝酒,更重要的是接受了一项反腐倡廉工作的艰巨任务,看来,整治官煤勾结的序幕从今天就正式拉开了,一场新的正义必定压倒邪恶的较量,也将全面展开。想到这些,林冬心里踏实了许多。

二十二

安兴的领导方法和艺术是有口皆碑。他有谋略,有招法,有智慧,再棘手的事到了他那儿可以说是易如反掌。就拿这次对钟老大既任命又立案一事来说吧,就是安兴定的夺。他在部长办公室耳语时说的就是这个意见,而且在下午的党组会上得到了成员们的一致赞同。安兴认为: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同样,企业不可一日无头。像冠东这样一个年产量千万吨的大矿务局,如果成天围绕一个谁当局长的问题乱呛呛,不怕生产不稳,就怕人心不定。效益受点损失是小事,万一要是在安全上捅出点娄子来了,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安兴一直认为,冠东矿务局局长这个位置非钟老大莫属,其他的都是造谣,忽悠,搬弄是非,只要一张任命状,肯定稳住全局心。至于在任命钟老大当局长的同时,又宣布对其一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那是安兴用的既然真要打鬼,就要借助钟魁的计谋。安兴心里十分清楚,钟老大不可能办小井,不仅不能办八个,就是一个也不可能。因为安兴对钟老大太了解了。安兴在部人事司当司长,钟老大在平阳矿当矿长时,安兴就对钟老大这个矿务局的后备干部多次亲自考核过。他不但了解钟老大的现在,而且了解钟老大的从前;不但了解钟老大的个人,而且了解钟老大的家庭;不但了解钟老大的表现,而且了解钟老大的品行、为人和处世。诬告好人,就是坏人。安兴就是想通过立案调查状告钟老大的几件事,把冠东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与小煤矿勾勾搭搭的盖子彻底揭开。

二十三

提起冠东地区的小煤矿谁都头痛。用“乱、多、差”表述可以一言以蔽之。

先说“乱”。这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国家从能源短缺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有水快流”的煤炭开发产业政策。这本来是为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提供足够能源的一项战略决策。可是,到了下面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了。就拿冠东来说吧,“有水快流”到了这里就变成“有水乱流”了,一时间,党、政、军、工、青、妇、商、贸、企、财、税、银、公、检、法,再加上什么学校、医院甚至居民委,是各行各业开小井,千军万马干煤矿。至于成分就更复杂了,有党员也有群众,有干部也有工人,有领导也有百姓,特别是过去一些打仗斗殴,偷鸡摸狗,吃喝嫖赌的地痞赖子,凭借欺行霸市的看家本事,也乘机开起了小煤矿。“好人穷,赖人富,不三不四万元户”成了当时风靡的顺口溜。是啊!开小井,资源是国家的,设备器材不是从矿务局偷来的就是“借”来的,而挣的钱是往自己腰包里揣的。不开白不开,白开谁不开?结果把冠东弄得是小矿满山遍野,井架到处林立,植被千疮百孔,一个好端端的矿区被折腾得面目全非。

再说“多”。至于当时小井多到什么程度,至今冠东无论是哪级领导、哪个部门,甚至是哪个管煤矿的权威人士都说不清楚。有的说四千多,有的说五千多,有的说根本就没有数,说多少就是多少。这话说得其实一点都不玄。因为当时开小井是有手续也开,没手续也开;有批件也开,没批件也开;有领导点头也开,没领导点头也开。再加上冠东这一地区煤层赋存条件的特点是埋藏浅、露头多、范围广,有的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甚至在灶坑里、菜窖里和院子里都能挖出煤来,照此计算,究竟冠东有多少小井谁能数得清?对于当时这种无序开采的状况,冠东市委、市政府和矿务局确实在管理上也动过不少脑筋,而且采取了许多严厉打击的措施,比如行政处罚、没收设备、炸平矿井等。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政策规定,冠东地区的小井就像韭菜地一样,是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再加上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使治理小井的人怨声载道,甚至说:“我是上辈子作孽,这辈子才管矿业。”这种说法一点儿也不过分,因为凡是能开小井的不是有门子,就是有路子,再就是有票子。要不信你屈指算一算,哪有一个小井是一个啥也没有的普通工人和普通群众干的,还不是“扯着耳朵腮动弹”,光说关井,你关谁去?你要关得紧了,弄不好把你自己先关了进去!

要说“差”。那问题就更严重了,记得当时有个业内权威人士给总结归纳了三条:一是矿井基础差。可以说当年和在相当一个阶段中,冠东的小井有95%以上达不到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全基础、安全前提和安全标准。大多数小井都是一个小立井的开拓方式,即“小立井,独眼龙,下井死活没保证”。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合理和不可靠,再加上冠东矿区特有的瓦斯大、煤尘大、灾害大,导致发生各类伤亡事故特别是重大恶性事故的概率大。

二是安全设施差。许多小矿主和小老板是办矿不懂煤矿,甚至连煤矿最基本的开采程序都不懂,不知道要采煤得先掘进,看见矿井出石头就骂人,看见矿井出煤就咧嘴。尤其是他们只顾自己挣钱,不要工人的命,根本不在安全生产上投钱、投物、投设备,导致矿井事故频发。矿主草菅人命,矿工生死难卜。有个叫“于黑子”的,这人本是个流氓歹徒,可不知啥时候也开起了小井。一次他井口砸死了一个四川来的民工,这小子既不报告,也不通知家属,竟然私自给火化了,并花了几个钱把当时井口知情人都一一给打发了。后来死者同乡把这件事告诉了死者远在四川的父母,两位老人不远千山万水,来到冠东寻子。“于黑子”一见面竟然开口大骂,死不承认。二老在亲属的陪同下,告到区里、市里,又告到省里,各级领导的批示一大摞,先后折腾了一年多,可就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一方面“于黑子”是有钱、有势,又有人;另一方面,是一点线索都没有,上哪儿查去?最后只能是“于黑子”出了点路费钱把死者的亲属送回了老家。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而“于黑子”拿几个路费钱,还装得满肚子委屈。后来,一位知情人正义地站了出来,他慷慨陈词地给死者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绝不能让‘于黑子’这样的黑心矿主无法无天。”他详细描述了他和当时几个知情人火化死者的时间、地点和过程,并出具了“死亡证明”复印件。死者的父母和亲属二返冠东,在公、检、法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案情终于真相大白,“于黑子”不得不认罪伏法。

三是管理水平差。冠东除矿务局外,从市里到所属的各市、县、区,凡煤矿行业管理部门,真正懂煤矿专业、管理和技术的人才极其匮乏。就拿冠东下属的冠南县来说吧,全县二百八十多个井口,县里煤炭工业管理机构共四十多人,而真正有专业知识的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超过三四个人。其余的不是这个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就是哪个有头有脸人物的三叔四舅母,再就是一些“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地痞无赖。一到喝酒、打麻将、玩扑克、唱歌跳舞、洗浴按摩找小姐时都来了劲,可一到下矿井、搞检查、抓隐患、拿措施的时候,那可就是牛犊子叫街——全懵了门。这些人你是调也调不走,换也换不了,拿也拿不下,因为他们都愿在这个部门“尽职尽责”?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热爱”煤炭事业?这里边到底有什么“猫腻儿”?谁也说不清楚。要是分析领导层就更让人笑掉大牙了,市、县、区政府绝大多数主管煤矿工作的副职和煤矿行管部门的局长、副局长,不是搞农业的,就是搞林业的,还有的是搞商业出身的,再就是什么交通局长、学校校长、派出所所长等,五花八门,唯独就是学煤矿、懂煤矿、干煤矿的极为罕见。这些人如果人尽其才,放在他们所熟悉的专业和行业上当领导,绝大多数也都非常优秀。但是,如果让他们管煤矿那可真是隔行如隔山了。国家和省里领导几次来听小煤矿专项治理的工作汇报,市里一位主管副市长总是先喊政治口号,谈具体措施时空话连篇,问到一些实际情况时,回答的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白帽子”话,气得省经贸委主任直跺脚,他愤愤地说:“冠东要是把小煤矿能够整治好,我这个主任就大头朝下跑!”

二十四

这“三差”是导致冠东煤矿多年来事故多发、频率极高、伤亡重大的主要原因。有一个区一年光瓦斯爆炸就接连发生了七起,少则三五人,多则十几人。气得当时国家驻省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前任局长对这个区的区长王联想说:“王区长,你叫王联想,但矿井瓦斯不能连着响啊!现在是11月末,到年末你再控制不住,也就是说,再响一次,我就建议撤你的职。”吓得王区长是连夜开会,全区停产,年末之前谁也不准开工。

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后来成了冠东保证安全的法宝措施,“一井惹祸,全市遭殃”,不管哪个井口出了事故,整改的措施就是一个——统统停产。殊不知,这本身就违背了煤矿生产的特有规律,往往是煤矿一停产,再重新开工更危险。但是,不懂煤矿的领导和部门就这样决策,你又有什么招法?后来直到冠东出了市委书记和副书记买官卖官的惊天大案,且有些煤矿干部也卷了进去,大家才明白了冠东煤炭工业系统任用和使用干部的一些内幕,但有些事情毕竟过去多年并已时过境迁。

在冠东,唯有钟老大对小井的整治是天不怕、地不怕,敢抓,敢管,也敢顶,用他的话说是:“我矿务局局长没权关你,但我有权治你。”他对小井主深恶痛绝,不光是因为一些小井影响了党风政风,影响了干部的廉政勤政,更重要的是坑害了矿务局和好几个矿的老百姓。不说小的影响,光大的至少有三次:一次是一个小井着火,影响了光华矿的一个主力采区,被迫封闭了半年;再一次是透水,大雨过后一支河流灌入小井,又淹掉与之相通的东升矿立井的两个采区,全矿停产了八个多月;更可气的是一次小井瓦斯爆炸,波及向山矿一个采区,炸毁了刚刚安装完的上千万元设备,如果不是这个工作面在井上交接班,工人都已升井,那后果简直不可设想。就这三次大事,至少给矿务局造成了2.5亿元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作为矿务局大掌柜的钟老大,对小井是个什么印象不是可想而知吗?

但是,钟老大毕竟是钟老大,他整你治你既不大吵大嚷,也不真刀真枪,而是跟你软磨硬泡,让你死不起,也活不成。他通过长时间调查研究,决定对矿区范围内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小井在用电的问题上下茬子。他召集全局有关电力专家开会研究办法,然后逐个小井核定通风、排水、照明的电量,又把小井用电监察大队成立起来,24小时巡回监察。也就是说,对每个小井的供电量,只限于能把主扇开起来,保证矿井的正常通风;能把水泵开起来,保证矿井的排水;能把井口各个岗位点的灯点亮,保证井上的照明。至于进行正常的开采活动是哪个井口也别想,因为电量的限制使你无法提升。这条措施对凡是在矿务局转供电范围内的小井全部适用,就连武浩新的侄儿,徐明淮小姨子的井口也不例外。尽管有很多人都找矿务局的供电部门去疏通此事,可供电负责人说:“这是钟老大主持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决定的,这还有会议纪要。”他用手一指——他把局长办公会议纪要摘录下来,专门用大字版印刷之后,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你们不是不知道,钟老大定的规矩谁敢破?再说了,就是我敢破,变电所变压器的容量也破不了啊!总不能停了大矿生产去保小井用电吧!”原来钟老大决定把全局每个变电所的变压器都换得与供电的电量相互匹配,谁也别想在这上面钻空子!

“钟老大太损了”“钟老大不得好死”“钟老大的孙子生下来都没屁眼”!小井主、投资人以及与这些小井有关联的方方面面人物,甚至是头头脑脑,都恨透了钟老大。你骂你的,我干我的,用钟老大引用毛主席的话说是“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年多。这期间,尽管矿区范围外的小煤矿瓦斯事故是炮火连天,但是矿区范围内是稳如泰山。钟老大整治小煤矿的这一做法,得到煤炭部的领导的肯定,并多次表扬,还作为经验在全国推广。然而,这些欲活不能,欲黄又不肯的小煤矿主都对钟老大一直不停地骂,不停地整,不停地告,从而给钟老大的仕途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二十五

果不其然,就在国家改革煤炭工业管理体制仅仅半年多的时间,随着冠东矿务局和全国所有统配煤矿一样下放到省管理之后,钟老大这个局长的宝座就被冠东市委一位副书记取代了。钟老大则被任命为省煤炭行业一个局的巡视员。尽管省局给他安排了办公室、汽车和住房,待遇从优,可是钟老大感到,自己已经五十八周岁了,俗话说“年龄五十八,赶紧快回家”,于是,经请示省有关领导同意,他只是去省城报了一次到,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班,就在家里专心致志地伺候起心脏不好的老伴来了。用他的话说,自己的人生还有两大阶段:一是混吃等退;二是混吃等死。每次说完不等别人搭话,他自己就哈哈大笑。

两年后,钟老大正式退休了,而从市委调过来的那位当局长的副书记来了不到一年就把冠东矿务局搞得乱七八糟,特别是许多已关闭的小煤矿死灰复燃,使省里领导都受到了国家的严厉批评,他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不,确切地说,实在是干不了了。于是,只得灰溜溜地又想方设法挖门子,找路子,到省里的一个贸易部门混饭去了。这一年因为他把冠东矿务局整乱了套,本局连局长都选不出来了,省里只好从外局调来一个矿务局局长收拾这个乱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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