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打量校舍的时候，从楼梯下的杂物间里探出个头来向我们打了个招呼，楼梯下很昏暗，从稀疏的头发辨认出是袁老师。
他说：“等我一会儿，我马上收拾完。”
毛有雨说：“不急，我们把湿东西搁楼上晒晒。”
我们把自行车推到走廊上，把站脚支好，行李上的水还在滴着。我们把行李打开，把毛有雨的被子搬到二楼栏杆上铺好，把他的衣物用衣架撑好后挂在桂花树的杈丫上，让这灰黄的院落顿时添了一些生气。
楼下，袁老师在喊我们。我们走下楼梯，看到对方，都指着哈哈大笑起来。袁老师稀疏的头发上、脸上被蛛网包裹着，有如套上了一个头套，把几根头发牢牢守住，只有两只眼睛在缝隙中一眨一眨，像极了三毛。
袁老师被我俩盯着笑得莫名其妙，用左手一抹脸，明白了，也用手指着我俩，说：
“莫笑我了，看看你们两个。”
我们侧过身，就着教室的窗玻璃，看到了头发上沾着草屑，浑身是泥的自己，毛有雨的裤子右侧裂开，一摆一摆的，像是穿了件旗袍。我们仨足足笑了十来分钟才打住。
袁老师利索地把一堆竹竿木板烂皮球用绳子捆住，丢到铁门边，折返回来，点上一根烟，叼在右嘴角，右眼乜斜，右嘴角便习惯性的往右眼靠，把整张脸都拉得有些歪曲，那是长期烟熏后的不由自主的表情。
他说：“我们这里是黄泥巴冲村小，一百多点学生，原来是个牛栏，这是去年新建的，是从上面拨的款！”
他指了指头顶的天空，一脸的得意：“我们村有人在上面工作，是我的堂兄，也是我的同学。”
说完顿了顿，颗颗黄牙都跃动起来，他盯着我们，直到我们理解了上面的意思是最高机关。
他说：“这里只有一到四年级学生，都是本村人，五六年级就都到樟树完小，周围六个村的五六年级学生都在那里。这里本来有五个老师，一个工友，上期末两个外地的调回去了，一个代课老师不干了。放心，在这里干，没什么压力的，我都混了快三十年了。”
他左手往前一指，说：“跟着我来，告诉你们住的地方。”
我们随他的脚步，走进西头第一间教室，楼房是靠山而建，教室里的光线有些昏暗，墙面刮的石灰大多脱落，四周靠边的一圈凹了进去，应该是学生上课无聊时用笔或棍子戳的，有些地方还歪歪扭扭写些字，有“X X不是人，是猪是狗是畜牲”“X X喜欢XX”之类，“XX”的部分涂改很多次，后者肯定是把自己的名字擦抹掉，又添上前面写的人名字，如此往复多次，直到无法辨认后罢手，才留下如此杰作。
前面是两根酸枣树斜靠在正中央墙上，两根酸枣树各伸出一个丫杈正好叉着一块裂了缝掉了漆白的多黑的少的“黑板”，白的地方像无数的眼睛盯着整个教室，倒也威严无比。
从后门往里走，右转是一个小房间，十来平方，摆着一张床，一个桌子。
“丁一粟，你就住这里，外面是你的班级，你教三年级。”
“好的。”终于见到安放自己的小窝了。
袁老师又把我们带到楼上，推开楼梯间的门，对毛有雨说：
“你就住这里。你的教室就在旁边，是四年级。”
这个房间只有六七个平方，两堵墙恰好把一张床卡住，靠窗一个学生课桌当书桌，剩下的空间最多也只能转个身了，还得是我们这些营养不良的农村人。
我的“闺房”虽然比毛有雨的空间大，但是毛有雨的“绣阁”不需要穿越教室，是独立的居所，我们的“狗窝”各有千秋。
袁老师说：“你们外乡来的，住校条件艰苦些。”
是的，艰苦些，艰苦不止一些。不知怎的，我没有悲伤，反而有一点庆幸，事情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下楼看过厨房，我们更加庆幸，这是独立的三间，一间是灶台，一间是饭堂，一间堆放杂物。灶是那种老式的烧谷壳的灶，打米厂蜕下的谷壳没有其他用途，只用来烧，农村的灶用不上，只能是单位用或者烧砖，很多很便宜，锅上灶台砌成四方形，上面可以放木框，利用蒸汽煮饭热菜，学生按月交点粮食交点钱，学中午校还兼给学生热饭菜。
靠墙还有一个藕煤炉，几个黑乎乎的煤球散落在旁边。中间摆放着一个四方桌，供老师们就餐用，旁边杂物间的窗户可以支起来，临窗是一个木柜子，是饭堂老头儿准备的一些学习用品和零食，卖东西所得给老头儿增加一点收入。
饭堂与教学楼之间有一块十来米长的空地，呈现着这片土地固有的本色——黄泥巴色。
袁老师交代完这些，叮嘱我们注意安全，明天要去镇上领书，要开始忙开学的事了，又叼着烟，眯缝着眼睛，提着那一捆东西，回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