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冬宫白厅图（阿道夫·拉杜里尼，1838年）。现藏于圣彼得堡的国立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和莫斯科的彼得鲁沙美术馆。
第一节
1812年8月，正当拿破仑大举入侵俄罗斯之时，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公爵向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沙皇递交了一份报告。亚历山大问这位年轻的副官军中士气如何。“陛下！”公爵回答道，“从最高指挥到普通士兵，每一个人都准备好为国牺牲。”沙皇还问到了普通民众的情绪，沃尔孔斯基依旧满怀着信心。“您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每一位农民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当问到贵族阶级时，公爵沉默了。在沙皇的催促下，沃尔孔斯基终于开口：“陛下！我为自己属于那个阶级而感到羞耻。他们只会说空话。”[1]这是沃尔孔斯基一生中的决定性时刻——他的一生讲述了他的国家和他所属的阶级在一个民族自我发现的年代里所发生的故事。
许多军官在丧失了本阶级傲气的同时，却在1812年的军队中发现了自己的同胞。对于像沃尔孔斯基这样的公爵来说，肯定会为农民才是爱国者这个发现感到震惊：毕竟作为贵族，他们从小就学会把自己视为“祖国真正的儿子”。然而，对有些人来说（就像沃尔孔斯基），这一揭示却也意味着希望——这些农奴将是国家未来的公民。自由派贵族将会站起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这便是1825年12月14日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他们在1812年的战场上与农奴士兵结成联盟，形成了民主的思想。就像一位十二月党人后来所写的：“我们是1812年的孩子。”[2]
1788年谢尔盖·沃尔孔斯基出生，他家属于俄罗斯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沃尔孔斯基的祖上可追溯到14世纪的诸侯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斯基，他在莫斯科公国反抗蒙古人的解放战争中战勋彪炳（后来被封圣），被赠与莫斯科南部沃尔孔纳河边的一大块土地，从此家族便以这条河为姓。[3]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壮大，那些为大公和沙皇服务的军队首领和地方长官步步高升，沃尔孔斯基家族自然也不例外。到了19世纪，沃尔孔斯基俨然成为与亚历山大沙皇和皇室最为亲近的古老贵族——可能也是最富有的。谢尔盖的母亲亚历珊德拉公爵夫人是皇太后（被谋杀的保罗沙皇的遗孀）的女侍长，因此成为帝国首位没有皇室血统的公爵夫人。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皇家在冬宫所拥有的专属宅邸里，夏天则住在皇村（诗人普希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将这个冷若冰霜的女人误认为她那位美丽的法国随从约瑟芬，扑在她身上。这可是一桩丢脸的事）。谢尔盖的叔叔保罗·沃尔孔斯基将军是亚历山大沙皇的亲信，且在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间，被任命为实际掌管皇室家务的宫廷总管，前后长达20多年。他的弟弟尼基塔娶了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基，她是亚历山大宫廷的未婚侍女，而且（可能不太光彩）还是沙皇的情妇。他的姐姐索菲亚和欧洲所有重要王室的关系都很亲密。沃尔孔斯基家族在彼得堡的府邸——那是一座位于莫伊卡河边的漂亮宅子，普希金曾租过底层的房间——有一套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赠送给她的瓷器。“那不是国王的赏赐，”索菲亚喜欢说，“而是一个男人送给一个女人的礼物。”[4]她嫁给了沙皇最好的朋友，后来成为参谋长的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
谢尔盖本人实际上成了广义上的皇室成员。他就读于丰坦卡河边的尼古拉修道院，这是一所由法国侨民创建的学校，学生都来自彼得堡最尊贵的上流社会。毕业后他进入最精锐的圣彼得堡军事预备学校（Corps des Pages）学习，从那里，他很自然地加入了近卫军。在1807年的埃劳战役中，这位年轻的骑兵被子弹射中了肋部。多亏母亲的说情，他才被转到圣彼得堡的皇家卫队。在这里他被选入了沙皇副官团，一个英气蓬勃的精英团队。沙皇很喜欢这个风度翩翩、说话轻声细语而又一脸严肃的年轻人——尽管后者像当时许多贵族（如《战争与和平》开头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一样，崇拜拿破仑，而这可不是俄罗斯皇室喜闻乐见的事。沙皇管他叫“Monsieur Serge”，以将他和他的三位兄弟（他们也都是副官）以及其他姓沃尔孔斯基的随从区别开来。[5]公爵每天和沙皇一起用餐。他是少数几个未经通报即可进入沙皇私宅的人之一。尼古拉王子——后来成为沙皇尼古拉一世——比谢尔盖小9岁。当尼古拉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要求谢尔盖按照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拿破仑军队的方阵来排列自己的玩具兵。[6]40年后，他将他的这位玩伴送去了西伯利亚。
1808年沃尔孔斯基回到前线，在接下来的4年里，他参加了超过50场战役，24岁便升至少将。拿破仑的入侵动摇了公爵和其他许多彼得堡贵族的法国情结。他的心中隐隐感到一个以拥有可贵品性的群众为基础的“民族”。普通百姓在1812年的爱国热忱——士兵们的英雄事迹，为了避免法国人占领的莫斯科大火，以及在冰天雪地中将40多万法国大军赶回欧洲的农民游击队——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民族觉醒的标志。“俄罗斯应该尊敬她的农奴士兵，”1812年8月26日，他在尸横遍野的博罗季诺战场上写信给他的兄弟说，“他们可能只是农奴，但是这些人在战场上拼命，就像公民为祖国而战。”[7]
沃尔孔斯基并不是唯一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他的朋友（也是十二月党人）诗人费多·格林卡同样被普通民众的爱国热忱所感染。在《一个俄国军官的来信》（1815）中，他对比了农奴（“准备用镰刀保卫自己的祖国”）和贵族（在法国人攻到莫斯科时“逃到自己的庄园”）。[8]许多军官认识到农民的道德价值，其中一人写道：
“每天，我都会遇到和贵族一样优秀和理性的农奴士兵。这些淳朴的人还没有被那些来自我们社会的荒诞风气腐蚀，他们有自己的道德观念，与我们相比毫不逊色。”[9]由此看来，这正是民族解放和重生的潜在精神。“要是我们能找到一种和这些人交流的语言就好了，”一位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写道，“他们一定很快就能理解所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10]
这些军官的出身背景让他们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发现没有任何准备。贵族从小就被教导将农奴看作没有任何复杂思想和感情的人形牲畜。但是通过战争，他们顿时进入了农民的世界：军官们住在乡村，和农民一起吃饭，一起担惊受怕；偶尔，在负伤或迷路失去补给时，他们依靠这些士兵的见多识广才得以生存。由于对老百姓的尊敬与日俱增，军官们对自己的部队采取了一种更为人道的方法。“我们拒绝传统的严酷纪律，”沃尔孔斯基回忆，“而是试着和他们建立友谊，以此来赢得他们的爱戴和信任。”[11]一些军官设立了教士兵们认字的野外教室，其他军官则带领士兵讨论废除农奴制和实现农民社会公平的问题。一些未来的十二月党人起草了“军中守则”和其他提案，希望改善战士们的境况。这些经过仔细研究士兵的生活方式而得出的文件，也许可以看成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斯拉夫主义者和民主知识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先声。举个例子，沃尔孔斯基写过一组详细的笔记《我营哥萨克人生活之记录》，提出了一系列的进步措施（例如由国有银行提供贷款、公储粮和开办公立学校），以此来改善贫苦哥萨克人的命运，并减轻他们对富有哥萨克的依赖。[12]
战后，具有民主思想的军官回到他们的庄园，心中怀着对农奴前所未有的责任。许多人像沃尔孔斯基一样，收养了阵亡士兵的遗孤，或者出钱让那些在1812年战争中展现个人才华的农奴接受教育。[13]1818—1821年之间，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和弗拉基米尔·拉耶夫斯基两位伯爵为士兵们兴办学校，传播政治改革的思想。他们俩都是“幸福协会”这个孵化十二月党人起义的组织成员。在退役军官中间有些人的付出尤其显著。帕维尔·谢苗诺夫致力于改善农奴待遇的热情如此之高，仿佛他亏欠了他们，要用一生来偿还。在博罗季诺战役中，他挂在脖子上的一块圣像牌为他抵挡了子弹，那是士兵们送给他的。谢苗诺夫为农奴开了一间诊所，他的宅邸变成战争遗孀和其家人的避难所。1830年他死于霍乱——那是家里的农奴传染给他的。[14]
对有些军官来说，仅仅参与到老百姓的事务中去并不足够：他们渴望的是成为其中一员。在军队里，他们努力向士兵靠拢，穿衣打扮和举手投足都像个俄罗斯人。他们用俄语发表军事演讲，和士兵吸同样的烟草；而且违抗彼得大帝的禁令，蓄起了长长的胡子。某种程度上，这种降尊纡贵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著名的哥萨克游击队统领丹尼斯·达维多夫，发现在村子里很难招到士兵：农民一看到他那身闪闪发亮的轻骑兵制服，就认为他是外来的“法国佬”。达维多夫在日记中写着，为了能和村民们说上话，他不得不“向他们妥协”。“我了解到，在一场人民的战争中，仅仅会说人民的语言还不够：必须将自己的态度和服装降到和人民一样的级别。我开始穿农民的长袍，蓄起了胡子，而且将圣安妮勋章摘下，改为佩戴圣尼古拉的圣像。”[15]然而这些并非只是军官们的权宜之计，也成为他们自身民族性的一种宣示。
1813—1814年，沃尔孔斯基带领一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追击拿破仑直至巴黎。第二年他去参加维也纳和会，沿途有他母亲提供的四轮马车和三个仆人随侍，腰包里还有2万卢布。随后他先是回到巴黎，加入了夏多布里昂和本杰明·贡斯当等政治改革家的圈子，再去到伦敦，旁听了下议院对乔治三世精神问题的讨论，由此领会君主立宪制的运作原则。沃尔孔斯基曾经打算去美国，“一个以其独立和民主而使所有的俄罗斯年轻人向往不已的国家”，但由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走，战争重启使他不得不返回彼得堡。[16]跟其他许多十二月党人一样，和西方的这次短暂接触对沃尔孔斯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坚信人人皆有其尊严——这是十二月党人的基本信条，是他们反对专制政府和农奴制的基础；精英治国的理念自此形成，并通过他和拿破仑手下军官之间的交流屹立不摇，这些人的自由思想和自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多少内伊和达武被俄罗斯军队那僵化的等级制度扼杀了？欧洲使他想起了落后的俄罗斯，它那缺乏基本权利或者公共生活的状态，并使他将注意力集中在学习欧洲的自由主义原则上。
这些从欧洲回来的军官之改变，几乎使他们的父母亲都认不出来了。1815年的俄罗斯仍旧是他们离开前的样子，但是他们自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都为他们那“农民般的粗鲁行为”感到震惊。[17]毫无疑问，这些趾高气扬的退伍军官多少带点军中作风的拿捏姿态。但是他们和老一辈人的区别远远不止在举止和衣着上。他们的艺术品位和兴趣、对政治和一般问题的看法也很不一样：他们不喜欢舞厅这种轻浮的消遣（虽然并不是他们自己在狂欢），而是沉浸于严肃的工作。正如有人这么解释：“我们参加过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难以忍受再回到空虚的圣彼得堡，再听那些老人闲聊所谓过去的荣光。我们已经前进了100年。”[18]普希金在他1818年作的诗歌《致恰达耶夫》中写道：
时尚的圈子已经不再时尚。
你知道，亲爱的，我们现在都已自由。
我们远离社交圈；不与太太小姐们来往。
我们把她们留给那些老男人摆布，
那些18世纪的老男孩。[19]
跳舞尤其被认为是浪费时间。这些1812年一代的人佩戴着宝剑去参加正式的舞会，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拒斥。沙龙在他们眼中是浮夸的代表。就像《战争与和平》里面的皮埃尔一样，年轻人回到他们的书房，去寻找更加质朴和真诚的生活所需要的智慧。十二月党人的圈子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从民俗、历史、考古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他们之间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专门知识。此外他们还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并在当时的主要期刊上发表诗歌和文艺作品。
这些年轻人对父辈和社会的疏离感，在“1812年的孩子”、诗人和哲学家以及军官当中非常普遍。它对19世纪俄罗斯的文化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上个世纪的人”遵守的是彼得大帝治下为国家服役的道德规范。他们非常重视阶层和等级、秩序以及符合理性的规则。亚历山大·赫尔岑——他恰好生于1812年——曾经回忆起他的父亲是多么反对表露情绪。“我的父亲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放纵和任何形式的直白；他把这些都称为缺乏自制力，就好像他认为所有的感觉都是多愁善感一样。”[20]但是那些在赫尔岑的时代长大的孩子全都情感充沛而不拘礼节。他们反抗原有的教条主义，称之为“俄罗斯的奴隶心理”，他们希望通过文学和艺术来提升自己的做人原则。[21]许多人从军队和政府部门辞职，是为了过一种更加诚实的生活。就像格里博耶多夫的戏剧《聪明误》里面的恰茨基所说的：“我很想为国家服务，但是我对卑躬屈膝已经感到厌倦。”
19世纪俄罗斯在文化思想上的复兴，恰恰蕴含着对18世纪为国家服务观念的反抗。按照固有的观点，等级就是贵族的定义：跟所有其他的语言不一样，俄语里面“官员”（chinovnik）这个词是由“等级”（chin）变化而来。成为贵族就意味着接受公职，成为文官或者军官；而一旦放弃职位，即使是成为一名诗人或者艺术家，也会被看成是堕落。“在今天的俄罗斯，我们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国家服役，”1810年代一位官员写道，“一旦离开办公室，接下来我们就等着跨进坟墓。”[22]对于贵族来说，成为艺术家或者诗人都是难以想象的，除非这是一种业余爱好，或者他是一位醉心于庄园生活的绅士。即便是18世纪伟大的诗人加夫里尔·杰尔查文，他的写作也与他的军旅生涯密切相关（他后来被任命为议员和省长，1802—1803年任司法部长）。
19世纪早期随着书籍和绘画市场的发展，作家或者画家独立谋生成为可能，当然还不是很容易。普希金是首批对公共职务说不的贵族之一，他将写作看成一种“职业”；他的做法被认为有失体面或是对等级制度的违背。1810年代作家G.I.格列奇辞去公职从事文学评论，舆论纷纷指责他给自己的贵族门庭带来了羞辱。[23]音乐同样被认为不是一种适合贵族的职业。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被父母送进海军服役，他们将他的音乐视为“不务正业”。[24]穆索尔斯基被送往彼得堡的军官学校学习，接着进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近卫团。柴可夫斯基念的是彼得堡帝国法律学校，他的父母希望他毕业后成为一名公务员。这不是说要他忘记小时候对音乐的热情，而只是暂时将其放在一边。因此对于贵族来说，成为艺术家就意味着反抗他们的阶级传统。他必须脱胎换骨，真正成为一名“有智识的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职责更多是为“这个民族”而不是为国家服务。
只有两位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作家（冈察洛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经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尽管几乎所有国家公仆都是贵族。冈察洛夫是一名图书审查官。但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则不知疲倦地批评政府，而且作为副省长和作家的他总是站在“弱者”一边。作家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人的价值，反对做等级制度下国家的奴仆，这一文学传统几乎不言而喻。因此在果戈理的《狂人日记》（1835）中，精神错乱的主角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务员，他嘲笑一个高级官员说：“即使他是一名来自宫廷的绅士，那又怎么样？不同的只会是你的头衔，一种你看不到也摸不着的东西。宫廷侍从的额头中间并不会有第三只眼睛。”同样的，契诃夫的小说《废除了！》（1885）中，我们应该会嘲笑那个由于从前的军衔被废除而脑子一片混乱的退休准尉（伊席察）。“天知道我是谁，”这名老准尉说，“他们一年前就废除了所有的准尉！”[25]
不愿意遵守父辈的规范且对墨守成规的政府职务感到厌倦，普希金同时代的年轻人在诗歌、哲学和酒酣耳热的狂欢中寻求解脱。就像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1831）中西尔维奥所说的那样，放诞不羁“是我们时代的流行”。[26]纵饮狂欢被认为是自由的象征，是个体精神对抗组织严密的军队和官僚体系的坚定表现。沃尔孔斯基和他的同僚嘲笑那些对沙皇及其家人周日漫游圣彼得堡的路线亦步亦趋的人，以此显示出他们不与上流社会上行下效的做法为伍。[27]另外一位军官、十二月党人米哈伊尔·卢宁则以展示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出名。有一次，他以自己的聪明和机智回击了一位将军。彼得霍夫是芬兰湾靠近圣彼得堡附近一处著名的度假胜地，这里驻扎着一支部队，然而他们的将军为了“不失体面”而禁止军官们在彼得霍夫的海里游泳。于是卢宁在一个炎热的下午等待着将军驾临海边，然后他全副武装地跳进海里，立正站好朝将军敬礼。不知所措的将军忙问他是怎么回事。“我在游泳呀，”卢宁说，“为了不违反阁下您的规定，我在很体面地游泳。”[28]
十二月党人圈子中的年轻人把很多时间都花在无拘无束的取乐上。有些人不赞同这种做法，比如严肃的沃尔孔斯基。但是像普希金和他“绿灯社”（一个由自由思想家和诗人组成的松散文学团体）的朋友，则将争取自由的战斗视为一次狂欢。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摆脱令人窒息的社会习俗，让他们找到了自由。[29]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玩牌、喝酒或者争论，这时他们得以放松一下，且“就像俄罗斯人一样”，用通俗易懂的市井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大多数普希金诗歌中所用的语言——一种夹杂了政治和哲学思想术语、情感表达以及妓院和酒馆粗口的语言风格。
按照普希金的说法，这些毫无节制的狂欢保存了友谊：
因为人可以活在友谊中
有诗歌和纸牌，有柏拉图和美酒，
而在我们顽皮的恶作剧那温柔的面纱之下
是一颗高贵的心灵和思想。[30]
沃尔孔斯基也如此形容他的同僚。他们开心地践踏公共行为准则，但是彼此之间却通过“同志之谊的纽带”以礼相待。[31]十二月党人阵营中的兄弟情谊随后演变成了对集体的崇拜，它将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涯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种精神首先是在军队——爱国主义者的天然之“家”中建立起来的。在《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罗斯托夫休假归来后发现了这个共同体的存在。突然之间——
他第一次感到他和杰尼索夫以及整个团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地紧密。在向[营地]走去时，他的感觉就像回到莫斯科的家里一样。当他第一次看到他们团的轻骑兵（他制服的领子没有扣上），当他认出了红头发的杰缅季耶夫和拴花毛马的绳子，当他看到拉夫鲁什卡高兴地向他的主人喊道：“伯爵回来了！”正躺在床上睡觉的杰尼索夫衣衫不整地跑出泥坯房来拥抱他，军官们也围成一圈欢迎他的归来时，罗斯托夫的感受与他的母亲、父亲和妹妹拥抱他时的感受是一样的，他的眼里充满了欢乐的泪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团也是他的家，而且和他的父母家一样，永远是他最亲爱和最宝贵的东西。[32]
通过这样的纽带，年轻的军官们从国家僵化的等级制里破茧而出。他们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富含爱国情操和手足情谊的新团体——一个“民族”，如果你想这么说的话——在其中贵族和农民彼此和睦相处。19世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探索便始于1812年的行伍之中。
这个观点得到了十二月党人圈子中所有文化人的认同：不仅仅是起义的领导者，而且还包括那些同情十二月党人却并未实际参加起义的人（“没有参加十二月叛乱活动的十二月党人”），后者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中的大部分诗人都专注于公共事务的主题（如格涅季奇、沃斯托科夫、梅兹利亚科夫、奥多耶夫斯基和雷列耶夫，尽管普希金没有这么激进）。他们放弃了卡拉姆津的沙龙式美学和肤浅主题，转而用一种简练的笔触书写史诗性的诗歌。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当前战争中士兵的无畏精神与古希腊和罗马的英雄事迹相提并论。一些诗人记录下农民日常的辛勤劳作，并将其拔高到为国牺牲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诗人的本分便是去做一个为民族事业献身的公民。跟所有1812年一代的人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宣扬民主的一部分，即去了解和教育普罗大众，把整个社会团结在俄罗斯人的行为规范之下。他们排斥“世界民族”的启蒙主义思想，而是就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号召“我们所有的作家都来反思俄罗斯这个民族的特色”。[33]
普希金在这项事业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法国人战斗他还太年轻——1812年他才13岁，但在就读于皇村中学期间，他目睹了皇村的卫戍部队出发到前线去。这个记忆伴随了他一生：
你会想起：战争很快就席卷了我们，
我们向所有的哥哥们告别，
然后和其他人一起跑回我们的课桌，
心中嫉妒着那些独自去死
抛下我们的人……[34]
尽管不像他们，普希金从未去过欧洲，但是他却呼吸着欧洲的空气。在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孜孜不倦地阅读父亲书房里的法国藏书。他的第一篇诗作（作于他8岁那年）就是用法语写的。后来他发现了拜伦的诗歌。欧洲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完全扎根，则要多亏1812—1817年间他在皇村中学所受的教育——这是一所模仿拿破仑的公立中学建造起来的学校，借鉴了大量英国公立学校的课程，包括古典与现代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人文学科。皇村中学同学之间的感情非常浓厚。在这里结下的友谊，使得普希金愈发将俄罗斯的欧化视作一种精神：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联合真是太奇妙了！
它像一个灵魂，将永远存在下去——
不可分割、发自内心而又快乐无比，
它受到了博爱的缪斯的祝福。
不管我们的未来将如何不同，
不管我们的命运是什么，
我们依然不变：世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外来的东西，
而皇村则是我们的祖国。[35]
然而，不管普希金如何地向往西方，他仍然是一个俄罗斯诗人。由于父母的忽视，他实际上由农奴出身的保姆带大，保姆的故事和歌曲给了他一生的创作灵感。他喜欢民间故事，常常到乡村集市去收集农民的故事和他们使用的词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诗歌。他跟1812年的军官一样，认为地主照顾农奴的义务，要比他对国家的责任重要得多。[36]
他也将这种义务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并且希望塑造一种基于口语的书面语言。十二月党人将这看成是他们的核心理念。他们呼吁用一种“每个公民都能理解”的语言书写法律。[37]他们试图创建一套俄罗斯的政治词汇，而不是照搬外来的概念。1812年战争的历史，按照格林卡的呼吁，应该用一种“简洁明了、各阶层的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撰写，因为是来自各阶层的广大人民参加了这场解放我们祖国的战争”。[38]在1812年的士兵看来，民族语言的创建似乎成为培养袍泽情谊、塑造一支基于多数人的新兴民族的手段。“如果有人想了解我们的人民，”十二月党人的诗人、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写道，“那么他必须和他们一起生活，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吃一样的东西，庆祝同样的节日，跟他们一切去树林里打猎，或者坐上农民的马车到集市去。”[39]普希金的诗歌首次建立了这样的联系。他使用通俗的俄语创作，从识字的农民到尊贵的公爵，人人对他的诗歌都耳熟能详。通过他的诗歌，普希金创造了一种民族语言，令其在众口传唱中发扬光大，这是他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节
沃尔孔斯基于1815年回到俄罗斯，担任乌克兰亚速海军团的指挥。跟所有的十二月党人一样，他对亚历山大一世的保守态度感到失望透顶，本来他将自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沙皇身上。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前半段（1801—1812），曾经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方案：放宽了审查制度；参议院被提升为帝国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机构——这是对沙皇个人权力的重要制衡；模仿拿破仑的最高行政法院，建立8个部委和立法性质的上院（国务会议），形成一套更加现代的政府系统。甚至还有鼓励贵族解放农奴的一些初步措施。在自由派的军官们眼里，亚历山大似乎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有着进步和开明思想的人。
沙皇命令御前顾问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制定宪法草案。如果斯佩兰斯基的改革成功，俄罗斯将会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拥有以法制为基础的文官政府。但亚历山大对于是否实施这位大臣的提案犹豫不决。随着法俄战争的打响，这些提案受到了保守派贵族的谴责和怀疑，因为它们都是仿效法国的做法。斯佩兰斯基失宠了——他被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将军所取代，后者对1812—1825年亚历山大后半段的统治有着显著的影响。阿拉克切耶夫实行残暴的军屯政策，农奴出身的士兵被强制为国家种地和进行其他义务劳动。这激怒了那些1812年的军官，因为他们的自由思想正是源于对士兵的尊敬。当沙皇不顾他们的反对，强制推行军屯政策，并大肆屠杀反抗的农民时，十二月党人愤怒了。“大家对这种强制性的所谓军事殖民感到惊讶和愤怒，”弗拉基米尔·施泰格尔男爵回忆说，“突然占领整个村子，占用老实本分农民的房子，征用他们祖祖辈辈辛苦攒下的一切东西并强制将他们变为士兵，难道历史上曾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吗？”[40]这些军官征战时曾经到过巴黎，他们希望俄罗斯能够变成一个现代的欧式国家。他们梦想有一部使每一位俄罗斯农民都能享受公民权利的宪法。但是他们却失望地回来了——回到一个农民依然被当成奴隶对待的俄罗斯。正如沃尔孔斯基所写的，去过巴黎和伦敦再回到俄罗斯，“感觉就像回到了史前时代”。[41]
沃尔孔斯基公爵加入了他的老同学米哈伊尔·奥尔洛夫的圈子，奥尔洛夫参加过1812年战争，和南方十二月党人的主要领导者联系非常紧密。这个阶段十二月党人只是小圈子内的秘密活动。1816年，当时6名年轻的近卫军军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他们起初称之为“救国联盟”），旨在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和国民议会。从一开始，这些军官就为如何达成目的而意见不一：有些人想等到沙皇去世，这样他们就能拒绝向下一任沙皇宣誓效忠，除非他在改革方案上签名（他们不愿违反已经向现任沙皇立下的誓言）；但是亚历山大还不到40岁，一些像米哈伊尔·卢宁这样急性子的人更倾向于弑君的方法。1818年这个组织解散了——那些较为温和的成员立刻重新成立了一个名为“幸福协会”的组织，它只有一个相当模糊的教育和慈善活动方案，而没有清晰的起义计划——尽管奥尔洛夫伯爵身为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勇敢地向沙皇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农奴制。有不少十二月党人朋友的普希金，在他那段打算用于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不朽文字中，将他们的密谋描绘成一场游戏（故事的背景设于1819年，然而在沙皇的时代，这些文字是不可能出版的）：
全部都是空谈
在拉菲酒庄和凯歌香槟之间来回摇摆。
友好的讨论，诙谐的警句
不会太深刻。
煽动叛乱这门科学
只是无聊和懒惰的果实，
是已经长大的淘气男孩的恶作剧。[42]
幸福协会没有制定叛乱的计划，而是集中精力在各地发展松散的成员网络，如彼得堡和莫斯科、基辅、基什尼奥夫，以及有驻军的其他外省城市，像第二军的总部图利钦。沃尔孔斯基正是图利钦的一名积极分子。他是通过基辅的共济会参加到奥尔洛夫的密谋计划中去的——一个参加十二月党人活动的普遍方法——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年轻的十二月党人领导，帕维尔·伊凡诺维奇·彼斯捷尔上校。
跟沃尔孔斯基一样，彼斯捷尔是西伯利亚西部一位外省省长的儿子（他们的父亲是好朋友）。[43]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表现出色，随军队到巴黎，带着满脑子的欧式学识和理想回到俄罗斯。普希金在1821年与彼斯捷尔会面，称他为“我见过的最有创造性思想的人”。[44]彼斯捷尔是十二月党人中最激进的领导者。他魅力超凡，霸气十足，显然受雅各宾派的影响很深。他的宣言《俄罗斯真理》号召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一个革命的共和国（必要时可以使用暂时的独裁作为手段），以及废除农奴制。他设想一种符合大俄罗斯民族利益的国家统治。其他的民族——芬兰人、格鲁吉亚人、乌克兰人，等等——将被迫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变成俄罗斯人”。彼斯捷尔认为，只有犹太人无法同化，应该将他们驱逐出俄罗斯。这样的观点在十二月党人中间很普遍，他们在努力按照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改造俄罗斯帝国。即使是具有相对开明观点的沃尔孔斯基，也把犹太人蔑称为“小犹太”。[45]
到了1825年，彼斯捷尔已经成为策划反对沙皇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在“南方协会”（“救国联盟”解散之后的南部组织）拥有一批数目不多但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他的计划有失周全，打算在1826年沙皇视察基辅附近的军队时趁机将其逮捕，然后前往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北方协会”盟友的帮助下夺取政权。彼斯捷尔拉上沃尔孔斯基参与了这场密谋，让他负责与“北方协会”以及波兰的民族主义者联络，后者同意参加起义，但需以胜利后获得独立为交换条件。“北方协会”由两个人说了算：年轻的近卫军军官尼基塔·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列耶夫。前者参加过1812年战争并与皇室关系很好；后者以其吸引军官和自由派官员的“俄式午餐”闻名：这里没有欧式菜肴，只有白菜汤和黑麦面包，人们喝着伏特加唱革命之曲，庆祝俄罗斯从外国人主宰的宫廷中解放。“北方协会”的政治要求比彼斯捷尔的要温和一些——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议会和实现公民的自由权。沃尔孔斯基在彼得堡和基辅之间来回奔走，为彼斯捷尔的起义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我从未像当时那么快乐过，”他后来写道，“我知道自己在为俄罗斯人民的事业奋斗，并为此感到自豪——我要将他们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46]尽管当时他正和玛丽亚·拉耶夫斯基谈恋爱，后来还娶了她，但是他却很少看到他年轻漂亮的新娘。
玛丽亚的父亲是拉耶夫斯基将军，1812年的著名英雄，甚至曾经受到拿破仑的赞扬。玛丽亚生于1805年，17岁那年和沃尔孔斯基相遇。她年轻时非常美丽且气质优雅。普希金称她为“恒河的女儿”，因为她的肤色较黑，而且头发也是黑色的。诗人是拉耶夫斯基家的朋友，曾经和将军一家到克里米亚和高加索旅行。根据有的说法，普希金爱上了玛丽亚。他经常会被年轻漂亮的姑娘迷住——但是从玛丽亚出现在他诗歌中的频率来判断，这一次他或许是认真的。至少普希金两部长诗中的女主人公——《巴赫奇萨赖的泪泉》（1822）中的玛丽亚公主以及《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中的切尔克斯姑娘——都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两部长诗讲的都是单恋的故事，这也许有些意味深长。与玛丽亚一起在克里米亚的海水里嬉戏的回忆，可能激起了他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灵感：
我多么嫉妒那些海浪——
那些喧嚣翻滚着的海水
像奴隶一般扑倒在她的脚下！
我渴望与那浪花一起压在
那双脚上就像双唇在……亲吻。[47]
沃尔孔斯基接到了命令，要他将普希金招纳进这桩密谋中来。普希金属于泛十二月党人的文化圈子，他有许多朋友参加了这次密谋活动（他后来宣称，假如不是有一只野兔跑过他前面的小路，使他对旅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他很可能会到彼得堡参加他的朋友在元老院广场的集会）。事实上，他曾经被放逐到他位于米哈伊洛夫斯克的庄园，那里靠近普斯科夫，因为他的诗歌对十二月党人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
相信我，同志，将会升起
一颗迷人的幸福之星，
当俄罗斯从沉睡中醒来
而我们的名字将会被铭刻在
专制统治的废墟之上。[48]
然而，沃尔孔斯基可能担心这会将伟大的诗人暴露在危险之下——因此他没有兑现向彼斯捷尔做出的承诺。不管怎么样，沃尔孔斯基心里肯定很清楚，普希金以轻率著名，而且与宫廷的关系又这么密切，吸收他进来将会是个负担。[49]关于叛乱的谣言在圣彼得堡甚嚣尘上，因此，十有八九，亚历山大沙皇已经知道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沃尔孔斯基当然也这么认为。在一次视察他的军队的时候，沙皇轻声地警告他说：“把精力花在你的军队上，政府的事我来就好，因为，很抱歉地告诉你，亲爱的公爵，那不关你的事。”[50]
起义原定于1826年的夏末举行。但1825年12月，由于沙皇突然死亡，而君士坦丁大公拒绝继承帝位引发了继承人危机，计划被匆忙提前了。彼斯捷尔决定抓住这个时机，他和沃尔孔斯基一起从基辅来到圣彼得堡，就起义的方式与时间和“北方协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问题在于如何取得军队的广泛支持，他们既无意弑君也没有武装起义的打算。与谋者对此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们将这看成是一次自上而下的军事政变；作为军队的将领，他们认为能够或多或少地召唤他们的老部下，那就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棋子。他们拒绝了大约50名下级军官的积极倡议，后者都是来自小职员或者小地主家庭，他们的组织“斯拉夫联盟”（United Slavs）一向号召上级军官在士兵和农民中煽动起义。“我们的士兵既优秀又单纯，”一位十二月党人的领袖解释说，“他们不会考虑太多，只应该是我们实现目标的工具。”[51]沃尔孔斯基也持相同意见，他在起义前夜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相信我会赢得部队的支持，因为我的士兵信任我，爱戴我。一旦发动起义，他们会听从我的领导。”[52]
最后，只有大约3000名士兵响应十二月党人的领袖们来到彼得堡——尽管比预期的2万人要少得多，如果好好组织且行动果断的话，也许仍然足以使政变获得成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12月14日，驻扎在圣彼得堡的卫戍部队被召集，举行宣誓效忠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仪式。这3000名叛乱者拒绝宣誓，而是摇旗打鼓走向元老院广场，他们聚集在“青铜骑士”的雕像前，高喊“君士坦丁和宪法”（Constantine and a Constitution）的口号。两天前，在君士坦丁明确表示不愿意继承王位之后，尼古拉已经决定接下皇冠。君士坦丁在士兵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当十二月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向士兵派发传单，伪称尼古拉篡位，号召他们起来“为自己的自由和人类的尊严而战”。聚集在元老院广场的大部分士兵都不知“宪法”为何物（一些人以为那是君士坦丁的妻子）。不像匆忙拟定计划的起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他们既无意夺取参议院，也不想占领冬宫。这些士兵在寒冷的天气里站了5个小时，直到尼古拉指挥他的嫡系部队向叛乱者开枪。60名士兵倒下，其余作鸟兽散。
几个小时之内，起义的主要发动者统统被捕，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警察早就清楚地知道他们要抓的是谁）。南方的叛乱本来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他们完全可以和波兰人一起向基辅进发，那里的卫戍部队聚集着革命的主要力量（这个地区大约有6万名士兵）。但是那些原来宣布支持起义的军官，在得知彼得堡发生的事情后都懵了，根本不敢采取行动。沃尔孔斯基一声高呼，却只有一名军官准备追随他，结果，1月3日向基辅进发的只有寥寥数百人，三两下便被政府的大炮击溃。[53]两天后，在最后一次去彼得堡探望玛丽亚和孩子们的路上，沃尔孔斯基束手就擒。警察手中握有沙皇亲自签署的逮捕令。
500名十二月党人被逮捕、接受审问，但大多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都被释放了，只要他们能提供起诉主要领导人的证据。在这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场审判秀中，121名共谋者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他们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并作为罪犯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彼斯捷尔和雷列耶夫以及其他3人被处以绞刑——尽管俄罗斯官方当时已经废除了死刑。行刑的地点位于彼得保罗要塞的庭院，场面相当滑稽。当这5名犯人被吊在绞刑架上，脚下的板子被抽空之后，其中3名由于身体太重，绳子经受不了，活生生跌进了沟里。“多么悲惨的国家啊！”其中一个喊道，“他们连如何操作绞刑架都不知道。”[54]
在所有的十二月党人之中，没有一个人像沃尔孔斯基一样与皇室的联系如此密切。他的母亲亚历珊德拉公爵夫人，尚在冬宫微笑地伺候着皇太后，而此时此刻，他却是沙皇陛下的一名要犯，关押在涅瓦河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尼古拉对沃尔孔斯基相当严厉。也许他觉得被儿时的玩伴背叛了。多亏母亲的干预，沃尔孔斯基才免于像其他的起义领导者一样被判处死刑。但是20年的戴罪劳役再加上终生不得离开西伯利亚的流放地，也堪称严厉至极的惩罚。公爵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和对法战争中所获得的所有勋章。他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和农奴。从此以后，他的孩子在官方意义上的身份将是“国有农民”。[55]
将沃尔孔斯基送去流放的警察局局长，亚历山大·本肯多夫伯爵，是他的老同学。这两个人还是1812年的军中同僚。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描绘了彼得堡贵族阶层的本质，那是一个很小的宗族社会，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而且大多数家族都或多或少有亲戚关系。因此沃尔孔斯基家族为谢尔盖的事情感到丢脸。尽管如此，他们试图抹去对他的记忆的做法仍然令人难以理解。谢尔盖的哥哥尼古拉·列普宁完全和他断绝了关系，而且在沃尔孔斯基待在西伯利亚的漫长日子里，从未给他去过一封信。尼古拉是一位典型的朝臣，担心如果给一位流放者写信的话，沙皇可能就不会原谅他（好像沙皇无法理解兄弟之情似的）。这种狭隘的态度是贵族的典型特征，他们从小就被教育不可轻易对宫廷说三道四。谢尔盖的母亲也将她对沙皇的忠诚置于对儿子的感情之上。她参加了尼古拉一世的加冕典礼，并获得一枚圣凯瑟琳勋章的钻石胸针；就在同一天，戴着沉重脚镣的谢尔盖开始前往西伯利亚的漫漫征程。作为宫廷里思想陈腐的老太太，亚历珊德拉公爵夫人一直都恪守着“正确的行为”。第二天她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哭得任谁也劝不住。“我只希望，”她跟来访的客人说，“家族里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恶魔。”[56]她好几年都没给儿子写信。母亲的排斥让谢尔盖很受伤：这使他更加排斥贵族阶层的道德和价值观。在他母亲的眼里，被剥夺了贵族头衔就等于被剥夺了生命。“谢尔盖已经死了。”这位老公爵夫人跟她宫中的朋友这样说。1865年，谢尔盖在临死前的信中写道：“这些话在我的流放生涯中一直困扰着我。它们不仅抚慰了她的良心，而且还成为她背叛我的借口。”[57]
玛丽亚的家族同样不依不饶。他们埋怨这桩婚事，并且试图说服她利用自己的权利申请撤销婚姻。他们有理由相信她会这么做。玛丽亚要考虑刚刚出生的儿子，假如她要追随谢尔盖去西伯利亚，是否能带上儿子仍未可知。而且，她的婚姻生活看上去并不是很幸福。过去一年她几乎没有见到丈夫——他去了南方，忙于起义的事情，那可是他们结婚的第一年。她也曾经跟娘家人抱怨过，说觉得这种情况“令人难以忍受”。[58]然而玛丽亚选择和丈夫同甘共苦。她放弃一切跟随谢尔盖去了西伯利亚。沙皇警告她这么做的话她就得把儿子留下，玛丽亚回信说：“我的儿子很快乐，但是我的丈夫却不快乐，而且他更需要我。”[59]
很难知道玛丽亚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她下决定的时候并不知道，如果自己跟随谢尔盖，将会被剥夺返回俄罗斯的权利——她到了伊尔库茨克才被告知，那里已是俄罗斯和西伯利亚流放地之间的边界——她可能会回心转意，乖乖回彼得堡去。事实上，这正是她父亲所希望看到的。然而，就算知道回不去，她真的会改变初衷吗？
玛丽亚这么做是出于为人妻的责任。在出发去西伯利亚的前一晚，谢尔盖从彼得保罗要塞给她写了封信，信中恳求她这么做。“你必须自己决定要怎么做。我在让你做出一个残酷的决定，但是亲爱的，我无法忍受与我终身伴侣的永久分离。”[60]贵族的教养培养了玛丽亚根深蒂固的责任感。罗曼蒂克的爱情，尽管并不少见，在19世纪早期俄罗斯贵族的婚姻中却并非最重要。它似乎也没有在玛丽亚的决定中起到关键作用。在这一点上，她和十二月党人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的妻子亚历珊德拉·穆拉维约夫非常不同，后者来自一个不像玛丽亚·沃尔孔斯基娘家那么显赫的贵族家庭。是罗曼蒂克的爱情促使亚历珊德拉放弃一切，选择了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她甚至宣称“爱我的尼基提什钦纳胜过爱上帝”是她的“原罪”。[61]相比之下，玛丽亚的行为受到了社会文化准则的影响，对于一名贵族妇女而言，跟随丈夫去西伯利亚并非不常见。押解犯人的车队经常有马车陪同，运送他们那自愿被流放的妻子和孩子。[62]此外，军眷有随军出征的惯例。妻子们会谈论起“我们团”或者“我们旅”，而且，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她们一直准备着与丈夫同甘共苦，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63]玛丽亚的父亲拉耶夫斯基将军在他几次重要出征时都带上了太太和孩子——直到他的小儿子在战场附近采摘浆果时被一颗子弹射穿了臀部。[64]
也有人说，玛丽亚的行为是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其中充满了对自我奉献的崇拜。[65]她读过雷列耶夫的诗歌《纳塔利亚·多尔戈鲁卡娅》（1821—1823），也许确实在道德上给了她行动的灵感。这首诗是以一位年轻公爵夫人的真实故事为基础创作的：陆军元帅鲍里斯·舍列梅捷夫最钟爱的女儿，在1730年丈夫伊凡·多尔戈鲁基公爵被安娜女皇流放之后，跟随他去了西伯利亚。
我已经忘了我的故乡，
财富、荣誉和姓氏
为了与他一起忍受西伯利亚的严寒
和无常的命运。[66]
对玛丽亚非常宠溺的父亲相信，女儿跟随谢尔盖去西伯利亚，并非因为她是“一个深爱着丈夫的妻子”，而是因为她“爱上了自己扮演女主角这个想法”。[67]钟爱的女儿自愿去流放，这位年老的将军从未停止过悲伤——他将此事归咎于谢尔盖——这导致他们关系的破裂。玛丽亚从父亲的不常来信中感觉到他的不满。她无法抑制心中的痛苦，于1829年给他写了封信（这是他临死之前收到的最后一封信）：
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尽管我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值得你如此不满。我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受苦的——但是让其他人受苦却使我无法忍受……如果你在信中给了我祝福却没有给谢尔盖，我怎么可能会高兴呢？[68]
圣诞前夕，玛丽亚与儿子和家里人告别，前往莫斯科，开始她远赴西伯利亚的第一程。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她在妯娌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家里稍事停留。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是一位著名的美人，也是已经去世的亚历山大一世的密友，被普希金称为“艺术女皇”。季娜伊达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文学沙龙的女主人，这类沙龙在当时一般不再朗诵法语诗。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和杰利维格、巴拉滕斯基、丘特切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伊凡和彼得）以及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都是那里的常客。在玛丽亚离开前一天的晚上，沙龙举办了一个特别的晚会，普希金在晚会上读了他所创作的《寄西伯利亚》（1827）：
在西伯利亚深深的矿井里
保留着听天由命的骄傲和容忍；
你的艰苦辛劳并不是白费，
你的凌云心志也不是徒劳。
希望——这悲伤永恒的姐妹，就在附近，
照亮了漆黑可怕的地牢
使虚弱的人欢呼，使疲劳的人恢复；
你叹息的时刻将会到来，
爱情和友谊将会
穿透痛苦的围栏，
到达你憔悴潦倒的囚区，
就像现在我自由的嗓音抵达你的身边。
每一条可恶的手铐和锁链都将断开；
你的地牢将分崩离析；
外面自由的快乐在等着你
同志们会把宝剑赠还与你。[69]
玛丽亚抵达西伯利亚一年后，她的宝宝尼科连卡夭折了。玛丽亚的悲伤从未停止。经过30年的流放生涯，在她漫长的一生即将结束之时，有人问她对俄罗斯的感情，她这么回答：“唯一我称得上是故乡的，就是我儿子躺在下面的那片草地。”[70]
第三节
玛丽亚花了8个星期才到达中俄边境的流放地涅尔琴斯克，她那被流放的丈夫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正在那里的银矿戴罪劳动。横跨了6000公里冰天雪地的大草原，玛利亚先坐敞篷马车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当时俄罗斯文明在亚洲的最后一个据点，再从那里坐马车和雪橇经过贝加尔湖周围一段冰雪覆盖的危险山路。在伊尔库茨克，省长试图说服玛丽亚不要再往前走，并警告她说，假如她一意孤行，根据一项由沙皇颁布、针对十二月党人妻子的特别法令，她将会被剥夺一切权利。一旦公爵夫人进入伊尔库茨克所在的流放区，她的自由就一去不返。她将失去对自己财产的直接控制权，不再拥有女仆或者其他农奴，即使在丈夫死后，她也不得回到身后的俄罗斯。这些规定，白纸黑字写在她为追随丈夫去涅尔琴斯克而签署的文件上。然而任何有关自我牺牲的疑虑，在她第一次去牢房探望丈夫之后就都烟消云散了。
刚开始我看不清任何东西，四处一片漆黑。他们打开左边的一道小门，我走进了我丈夫的小牢房。谢尔盖向我扑了过来：我被锁链叮当作响的声音给吓坏了。我不知道他还戴着手铐。当我看到他所遭受的巨大痛苦时，我的感受无法用言语形容。他戴着枷锁的情景使我愤怒万分，难以忍受，我不禁趴在地板上亲吻他的锁链和双脚。[71]
涅尔琴斯克举目荒凉，只有一些围绕着监狱营地建起来的简陋木屋。玛丽亚从一个当地的蒙古居民手中租了一间小木屋，她后来回忆说：“那间屋子实在很小，我躺在地板的垫子上，头就顶到了墙壁，脚则挤着门板。”[72]她和另外一位年轻的公爵夫人卡佳·特鲁别茨科伊分享这间逼仄的小屋，卡佳也是追随她十二月党人的丈夫来到西伯利亚。当局没收了她们的财产，只给微薄的补贴让她们勉强维生。她们人生中第一次不得不亲自做家务，此前原本有成群的仆人帮她们干这种活。她们学会了洗衣服、烤面包、种菜，使用俄式木炉做饭。她们很快就忘记了法国菜的味道，开始“像俄罗斯人那样生活，吃腌白菜和黑面包”。[73]但玛丽亚抛诸脑后的这种文化培养了她坚强的性格，成为她能在西伯利亚生存下来的关键。她严格遵守所有的宗教节日，并且记得俄罗斯家人的生日（尽管他们早已把她的生日遗忘）。她很重视衣着得体，总是戴着皮帽子和面纱，即使到涅尔琴斯克赶集也一样。她所弹奏的那台击弦古钢琴，是她经过仔细的包装，随身携带着跨越了千里冰封的亚洲草原，千辛万苦才带到涅尔琴斯克。她翻译邮局分发的书籍和杂志，以这种方法使自己不忘记英语；每天她都替人誊写东西，因为这些“政治犯”是严令禁止在营内写信的。大家称玛丽亚为他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74]
西伯利亚把这些流放者团结起来。他们早就羡慕农民的大家庭生活和自给自足，这里则向他们揭示了如何真正地按照农民的方式生活。1828年他们搬到赤塔，数十名犯人和他们的家属组成了合作社（artel），一个劳动者的集体，彼此之间分工协作。一些人用原木搭建小屋给老婆和孩子居住，后来他们自己也住了进去。另外一些人做起了木工，或者是鞋匠和裁缝。沃尔孔斯基是菜园的总管。他们将这个集体称为他们的“囚徒之家”，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人人平等的简朴生活几乎就是农村公社的变体。[75]1812年的军官们第一次在军队里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
家庭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18世纪贵族家庭由仆人照看孩子的年代已经一去不返。这些西伯利亚的流放者自己带孩子，并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他们。“我是你们的奶妈，”玛丽亚告诉她的孩子们，“你们的保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你们的老师。”[76]他们的次子米沙于1832年出生；两年后又有了女儿埃琳娜（“涅琳卡”）。1835年沃尔孔斯基一家搬到了乌里克，一个距离伊尔库茨克30公里以外的小村庄。在这里，他们跟其他村民一样，分到一座木房子和一小块地。米沙和埃琳娜跟当地的农民孩子一起长大，玩他们的游戏——掏鸟窝、钓鳟鱼、放兔子夹和捉蝴蝶。“涅琳卡长得像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人，”玛丽亚在给她的朋友卡佳·特鲁别茨科伊的信中说，她只肯说当地话，你拿她毫无办法。至于米沙，我不得不同意他和村里的调皮孩子一起去树林里野营。他喜欢冒险；有一次他哭得很厉害，因为他睡得太死，错过了一头狼出现在我们家门口那惊险的一幕。我的两个孩子正按卢梭的方式成长，他们就像两个小野人，我对此无能为力，除了要求他们在家里跟我们讲法语……但是我要说，这种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健康有利。[77]
孩子的爹则持不同观点。他曾骄傲地跟一位朋友说米沙已经长大，拥有“真正俄罗斯人的感情”。[78]
对于大人们来说，流放生涯同样意味着一种更加简单而且更加“俄罗斯式”的生活。一些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在乡村住了下来并和当地女孩结婚。另一些人则养成了俄罗斯式的习惯和爱好，特别是在不乏野生动物的西伯利亚森林里打猎。[79]而生平第一次——尽管是形势使然——所有的人都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对于已经习惯用法语表达和思考的玛丽亚和谢尔盖来说，这是他们新生活最难入手的问题之一。他们第一次在涅尔琴斯克的牢房里见面时，就不得不说俄语（这样看守才能监听），但是当时他们没有掌握足够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复杂情绪，因此他们的谈话有点做作，而且话题极为有限。玛丽亚开始从营地拿来的一本《圣经》学习俄语。谢尔盖在军中服役时便学会了用俄语书写，现在他的俄语变得更加原汁原味。他从乌里克写来的信中夹杂着西伯利亚的土话和一些基本的拼写错误。[80]
谢尔盖跟他的儿子一样，正在“变成本地人”。每一年他都变得更像一名农民。他穿得像个农民，留着胡子，很少洗澡，大部分时间都在干农活，或者在当地市集上与农民拉家常。1844年，沃尔孔斯基家被允许在伊尔库茨克居住。玛丽亚立刻就融入了新省长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的交际圈，后者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些遭到流放的十二月党人的同情，并将他们视为发展西伯利亚的智识力量。玛丽亚乐于接受这个重新进入社交圈子的机会。她创办了几所学校、一所接收弃婴的医院和一个剧院。她在家里举办城里最重要的沙龙，省长成为这个沙龙的常客。谢尔盖则很少参加。他很讨厌玛丽亚家里的“贵族气氛”，宁愿待在乌里克的农场里，只在赶集的日子才到伊尔库茨克去。但是知道妻子已经在西伯利亚受了20年的苦，他不会去妨碍她。
至于这位“农民公爵”，大部分人则认为他性格古怪。19世纪40年代在伊尔库茨克长大的N.A.别洛戈洛维回忆说，当人们“看到公爵坐在一辆面粉袋堆积成山的农用马车上去赶集，并和一群农民聊得正欢，还和他们一起吃灰面包”时，有多么吃惊。[81]夫妇俩经常为了些小事争吵。玛丽亚的弟弟A.N.拉耶夫斯基受托管理她的庄园，却用收来的租金支付赌债。谢尔盖指责玛丽亚偏袒弟弟，但是拉耶夫斯基全家人都站在她弟弟那一边，最后谢尔盖订了一份协议，将自己的庄园和妻子的分开，以确保孩子们能继承他的财产。[82]谢尔盖从俄罗斯的地产每年保留给他们的钱（大约4300卢布）里，拿出3300卢布给玛丽亚（这足以使她在伊尔库茨克过得很舒服），自己只留1000卢布用来管理他那座小农场。[83]谢尔盖和玛丽亚之间越来越疏远，他们开始分居（后来谢尔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称之为“离婚”）[84]——尽管当时只有“囚徒之家”的人才清楚他们之间的约定。玛丽亚爱上了英俊而有魅力的十二月党人流放者亚历山德罗·波焦，他的父亲是一位18世纪70年代来到俄罗斯的意大利贵族。在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波焦每天都去拜访玛丽亚，尽管他是谢尔盖的朋友，但是他和玛丽亚独处的次数实在太多，很难不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有传言说波焦是米沙和埃琳娜的父亲——谢尔盖直到1864年（他去世前一年），在给他“亲爱的朋友”波焦写最后一封信的时候，还受到这个谣言的困扰。[85]最后，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婚姻，谢尔盖在玛丽亚房子的院里建了一间小木屋，他在那里睡觉、做饭和接待他的农民朋友。在别洛戈洛维印象中，他很少出现在玛丽亚的客厅。“他的脸上沾着焦油，乱蓬蓬的大胡子东一根西一根混着秸秆，而且身上有一股牛棚的味道……但是他仍然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像真正的法国人那样发‘r’音。”[86]
许多贵族都想过一种简单的农家生活（让人不禁想起沃尔孔斯基的远房亲戚列夫·托尔斯泰）。这种非常“俄罗斯式”的对“真实生活”的向往，比起欧洲其他地方的浪漫追求——能促进文化发展，“纯天然”或“有机”的生活方式——来得更加深刻。其核心是对“俄罗斯灵魂”的宗教愿景，它激励着虔诚的民族先知们——从19世纪30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到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去景仰农民的圣坛。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国农民村社在道义上优于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并呼吁回归农村的行为准则。民粹主义者则相信村社的平等主义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一种范式，在多数人的基础上重新整合社会；他们纷纷转向农民，希望他们成为自己革命事业的盟友。对于所有这些知识分子而言，俄罗斯农民的风俗和信仰就像救世主的真知一样呈现在他们眼前。皈依它们并且从中获得救赎，必然意味着与贵族子弟所生长的罪恶世界断绝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沃尔孔斯基是第一人，他这种精神上的追求即源于1812年。在他之后，许多俄罗斯贵族相继在农民中发现了自己身之所系的民族与救赎。沃尔孔斯基背弃了那种他认为虚情假意、以阶级为基础的旧社会，转而期待一种人人平等的理想新社会。“那些和社会人士往来频繁的家伙我一个也不信任，”他在1841年写给他的老朋友、十二月党人伊凡·普辛的信中说，“西伯利亚的农民给人感觉更加诚实和正直。”[87]
跟所有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一样，沃尔孔斯基将西伯利亚看成一片充满了民主希望的土地。在他们的眼里，这里是一个朝气蓬勃、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原始而粗犷，并且富含天然资源。这是一块未开发的土地（另一个“美洲”），作为拓荒者的农民没有受到农奴制或者政府的压迫（因为西伯利亚极少有地主），因此他们保留着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智慧、一种天然的公正和平等，古老的俄罗斯也许可以由此获得新生。这些无拘无束的农民精力充沛，身上蕴含着俄罗斯民主化的潜力。因此十二月党人致力于西伯利亚民俗和历史的研究；他们创办乡村学校，或者像玛丽亚一样，到农民的家里给他们上课；而且，如同谢尔盖，他们或是学会了农民的手艺，或是自己种地。公爵在农事劳作中找到了安慰和人生的意义。它是望不到尽头的放逐生涯的一种放松。“体力劳动对健康非常有益，”沃尔孔斯基在写给普辛的信中说，“而且，它能使家人填饱肚子，对其他人也有好处，这真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88]
但是沃尔孔斯基不仅仅是个农民；他是农业研究的自媒体。他从俄罗斯的欧洲地区买来书本和新型种子（玛丽亚给家里写的信中列满了各种需要购买的园艺品清单），将他的研发成果向从外地特意登门请教的农民推广。[89]可以想见，这些农民对“我们的公爵”（他们这么称呼沃尔孔斯基）怀有真正的敬意。他们喜欢他的坦诚和直爽，喜欢他用他们的方式说话，如此平易近人。在他面前，他们不会像平时与其他贵族打交道时那样拘束。[90]
这种进入普通人世界的非凡能力是很值得品评的。别忘了，托尔斯泰都没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尽管他努力了将近50年。也许沃尔孔斯基的成功源于他在军队里长期与农奴士兵相处所获得的经验。又或许，一旦杜绝了习以为常的欧洲生活方式，他就能够重新找回伴随他长大的俄罗斯习俗。他的转变和《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之舞的那一幕并非没有相似之处——在“大叔”的林中小屋里，娜塔莎突然发觉自己的身上流着农民的血液。
第四节
读过《战争与和平》的人都知道，1812年那场战争是俄罗斯贵族文化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它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使俄罗斯摆脱了法国的文化殖民——这个时期，像罗斯托夫和沃尔孔斯基这样的贵族开始挣脱上流社会的外国做派，遵照俄罗斯的道德原则生活。这种变化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发生了（而且要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慢得多，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那些贵族几乎一夜之间就找回了已被他们遗忘的民族生活方式）。尽管在19世纪的头十年里，反对法国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强烈，但是贵族阶层仍然沉浸于这个与他们开战的国家的文化之中。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挤满了年轻的波拿巴崇拜者，就像《战争与和平》里面的皮埃尔·别祖霍夫。最为时尚的圈子当属鲁缅采夫伯爵和法国驻彼得堡的大使科兰古伯爵他们，这是托尔斯泰笔下的海伦生活的圈子。“我们怎么能跟法国开战呢？”在《战争与和平》中，莫斯科省省长罗斯托普钦伯爵说，“我们可以拿起武器，反抗我们的老师和神灵吗？看看我们的年轻人！看看我们的太太小姐！法国是我们的上帝。巴黎是我们的天堂。”[91]然而，即便是这些圈子，在拿破仑入侵消息传来时也是一片恐慌，而他们继之反对一切法国事物，形成了俄罗斯式生活和艺术复兴的基础。
在爱国热情高涨的1812年，说法语在圣彼得堡的沙龙并不招待见——在街上甚至更加危险。托尔斯泰的小说完美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些从小就被教育说法语和用法语思考的贵族，当时都在努力学说他们的母语。书中有一幕，大家一致同意禁止说法语，并对违规者处以罚款。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俄语的“罚款”（forfeit）该怎么说——俄语里没有这个词——因此大家只好用“处罚”（forfaiture）代替。这种语言上的民族主义并不新鲜。早在1803年，时任公共教育部部长的希什科夫上将就将保卫俄语作为反对法国运动的核心。他与卡拉姆津们展开了长久的辩论，攻击他们沙龙式的法语，并希望俄罗斯的书面语言回到它那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语源头。在希什科夫看来，法语的影响是造成东正教和旧的父权道德规范衰落的原因：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正受到西方的文化侵蚀。
希什科夫最辉煌的时候是在1812年以后。作为一名扑克牌高手，他经常出入圣彼得堡的时髦家庭，在两轮21点牌戏的间隙，他会向大家宣扬俄语之美。在招待他的主人之中，他有着“民族圣人”的称号，而且他们聘请他做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可能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欠他赌资）。[92]贵族家庭的孩子纷纷以学习阅读和书写母语为荣。在19世纪第二个十年，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普拉斯科维娅的儿子德米特里·舍列梅捷夫正值青年，他花了3年时间学习俄语的语法，甚至是修辞——与他花在法语上面的时间相当。[93]由于缺乏俄语教材，孩子们便学习俄语版的《圣经》——事实上，跟普希金一样，给他们授课的常常是教堂职员或者当地的神父。[94]跟男孩相比，女孩较少上这类俄语课。跟那些注定将成为军官或者庄园主的兄弟相比，她们很少有机会和商人或者农奴打交道，因此没有必要。然而在外省，妇女和男人一样学习俄语却变得越来越流行。托尔斯泰的母亲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就写得一手漂亮的俄语文章，甚至能作诗。[95]假如没有越来越广泛的俄语读者，19世纪的文学复兴将是不可想象的。此前俄罗斯受教育阶层主要读的都是外国的文学作品。
在18世纪，法语和俄语的使用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法语是关于思考和情感的，俄语则是有关日常生活。俄罗斯人区分文学的语言形式（法语或者法式的“沙龙”俄语）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形式（农民说的质朴语言，和商人以及小职员的口语差别不大）。这些语言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举个例子，贵族给沙皇写信应该用俄语，用法语写信会被认为失礼；但是与沙皇交谈，则如同贵族之间的社交场合，一向使用法语。另一方面，妇女的书信往来应该使用法语，不管对象是君主还是所有的官员，因为这是上流社会的语言；使用俄语会被看成极度粗鄙的行为。[96]然而在私人信件中，则甚少这种约束，到了18世纪末期，贵族的两门语言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而且可以在俄语和法语之间自由地转换，不着痕迹。一页纸左右的文字语言切换可以达十几次，有时候甚至出现在一个句子中间，而且并非为了某个主题。
在《战争与和平》里，托尔斯泰也玩弄了一把这种语言上的不同之处，突出俄罗斯人所讲的法语在社会和文化上的细微差别。举个例子，安德烈·沃尔孔斯基说一口带有法国口音的俄语，这使他在彼得堡的贵族精英中处于亲法阵营。又或者安德烈的朋友、外交官比利宾更喜欢说法语，“只在他希望强调鄙夷观点的时候才用俄语”，这表明比利宾是大众所熟知的文化典型，读者很容易就能认出他来：那种希望自己是法国人的俄国人。但是也许最好的例子是海伦——这位公爵夫人更喜欢用法语讲述自己的婚外情，因为“她总是觉得用俄语讲不清楚，用法语讲就好得多”。[97]在这一段文字中，托尔斯泰故意重提了法语是欺骗性的语言而俄语是真诚的语言这个古老的区别。他在对话中也有一种类似的民族主义特点。这部小说中最正面的角色都只说俄语（玛丽亚公爵小姐和农民卡拉塔耶夫）或者（跟娜塔莎一样）说法语时错漏百出，这一点绝非巧合。
当然了，没有一部小说是直接反映现实的，而且，不管《战争与和平》与现实主义者的理想如何接近，我们都不能将这些观察所得当成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阅读沃尔孔斯基的书信——当然，别忘了他在《战争与和平》里变成了博尔孔斯基——将会发现情况比托尔斯泰所展示的要复杂得多。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用法语写信，但是在说到庄园上的日常生活时会夹杂几句俄语；或者说当他希望突出某个重点或者强调自己的诚意时，就会使用俄语。他更倾向于用俄语写信，特别是在1812年以后；而1825年之后他从西伯利亚寄出的信件都不得不用俄语书写（因为审查官只懂俄语）。但是他偶尔也用到法语（即便在1825年之后）：例如，当他使用虚拟语气或者是正式的短语和礼貌用语；又或者在某些段落违反规定，想用一种审查官看不懂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有时候当他想表达一个概念，但是却找不到对应的俄语词汇时，他就用法语来表达，如“勤勉”、“表里不一”和“裁量”。[98]
贵族在风俗和日常习惯方面也变得越来越“俄国化”。这些经历过1812年战争的贵族开始放弃精美的法式菜肴，转为吃简朴的俄式便餐。贵族们娶农民为妻益发成为普遍且公开的现象（这对舍列梅捷夫家族来说是好事，对其他贵族来说也不赖），而且还出现了贵族妇女和农奴住在一起或者嫁给农奴的情况。[99]即便是以残暴治军而臭名远扬的陆军大臣阿拉克切耶夫，也娶了一个农民做外室，她给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人都毕业于军官学校。[100]本土的手工艺品突然流行起来。那些画有乡村生活场景的俄罗斯陶瓷，比古典样式的18世纪进口瓷器更受欢迎。卡累利阿桦木和其他俄国木材制造的家具，特别是那些由农奴工匠制造、造型更为淳朴的，开始与贵族宅邸中进口的高级家具一争高下，在贵族休憩的私人空间甚至取而代之。亚历山大·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是1812年的战争英雄，在圣彼得堡的英式堤岸上拥有一座华丽的宅邸。会客室四面镶嵌着大理石墙壁和镜子，是美轮美奂的法兰西帝国装饰风格，但是1812年之后，他在卧室四周码了一圈原木，使它看起来像一座农民的小木屋。[101]
娱乐也在走向俄罗斯化。在彼得堡的舞会上，原来占统治地位的都是欧式舞蹈，1812年以后，普利亚斯卡舞（pliaska）以及其他俄罗斯舞蹈成为一种时尚。奥尔洛娃伯爵夫人以跳这些乡村舞蹈而闻名，她认真学习过这些舞蹈，并在莫斯科的舞会上表演。[102]但是，还有类似娜塔莎·罗斯托夫这样的贵族妇女，从某种角度来看她们汲取了这些舞蹈的精神，就像呼吸着“俄罗斯的空气”一样。埃琳娜·戈利岑，这位公爵夫人在1817年彼得堡的新年舞会上第一次跳起了普利亚斯卡舞。“没有人教过我如何跳普利亚斯卡。（我之所以会跳）仅仅是因为我是一名‘俄罗斯女孩’。我在乡村长大，当我听到乡村歌曲《女仆去取水》的副歌响起时，便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舞动起来。”[103]
去乡村消闲以另一种方式展现了被“重新发现”的俄式生活。正是在这个时候首次出现了乡村别墅，尽管要到19世纪的后几十年里，位于乡村或者郊区的避暑别墅才开始大规模地建设（契诃夫著名的《樱桃园》就是以此为背景）。18世纪彼得堡的大贵族都租住乡间别墅。巴甫洛夫斯克和彼得霍夫是他们最喜欢的两个度假胜地，在那里能够逃避城市的热浪，呼吸松树林或者海边的清新空气。历代沙皇在这两个地方建造了许多细致考究的夏宫，并且都带有供游玩的巨大花园。19世纪早期，建设乡村别墅的风潮蔓延到了中小贵族阶层，他们在乡下建起了规模小一些的宅子。
跟城里宫殿那庄严的古典主义风格相比，乡间别墅具有一种简朴的俄罗斯风格。它通常是一座两层的木制建筑，周围是一圈夹层走廊，房子上饰有雕花窗户，门框上雕刻着农家屋子上常见的花纹，尽管一些华丽的乡村别墅可能会在房子前面加上古罗马样式的拱门和柱子，显得极不协调。乡村别墅是俄国人休闲的去处：到树林里摘蘑菇、做果酱、用茶炊（samovar）煮茶喝、钓鱼、上澡堂，或者就像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一样，穿着东方式的大袍，慵懒地度过一整天。在乡下过上一个月，贵族得以摆脱宫廷和官员生活的压力，在一种俄罗斯式的环境中更为自在。这个时候摒除一切正式的制服，换上一身休闲的俄式服装，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简单的俄式食物代替了美味佳肴，而一些菜肴，例如用克瓦斯做成的夏季汤（okroshka）、鱼肉冻和腌蘑菇、茶配果酱，或者是樱桃白兰地，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乡村别墅这种生活方式的代名词。[104]
在所有的乡村休闲活动中，打猎是最为全国性的一项运动。它将贵族和农奴团结起来，因为他们同台竞技，又是同胞。19世纪早期是狩猎的鼎盛时期——这与1812年以后贵族重新发现了“庄园生活的美妙之处”密不可分。有些贵族放弃了政府部门的官职，隐退乡间，过上充满户外活动的生活。《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家的“大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大叔，您为什么不做官？”
“做过，后来放弃了。我不太适合那种工作……完全一窍不通。我看你倒是挺适合的——我的脑子不够用。至于打猎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咯……”[105]
俄罗斯有两种狩猎形式——一种是带上一群猎犬的大规模正式狩猎；另外一种较为简单，一个人徒步，带上一只猎犬和一个农奴作伴，就像屠格涅夫的不朽名作《猎人笔记》（1852）所描写的那样。正式狩猎在形式上与军队的出征很相似，通常会持续几周时间，由几百名骑手、庞大的狗群和大批农奴猎手组成的队伍，在贵族的庄园安营扎寨。梁赞省的贵族首领列夫·伊斯梅洛夫“出征”时带了3000名猎手和2000只猎狗。[106]门登男爵保留了一支统一穿猩红色制服的农奴精英猎手，以及一群为狩猎特别准备的阿拉伯马。他们出发时，由男爵领头的队伍包括几百辆载着干草和燕麦的马车，一座为受伤猎狗准备的流动医院，一个流动厨房以及大量的仆人，男爵家人倾巢而出，只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儿，由一个侍者和一名男孩作伴。[107]这种类型的狩猎要求贵族拥有大量的农奴和几乎所有的土地——如此现象在1861年农奴制废除以前一直存在。它跟英国的狩猎方式很相像，既严肃又沉闷，严格遵守社会的等级制度，而农奴猎手即便没有跟猎狗一起奔跑，也显然处于从属地位。
相比之下，屠格涅夫的狩猎则相对要平等一些，而且是一种明显的俄罗斯风格。当贵族和他的农奴伙伴一起出去打猎时，他将庄园的文明抛在脑后，进入了农民的世界。地主和农奴正是通过这种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衣着相似；歇脚时他们吃的是同样的东西，喝的是同样的饮料；他们并肩睡在农家的屋舍和谷仓里；而且就像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所描绘的那样，他们畅谈各自的生活，那种倾心的态度使他们往往结成亲密而长久的朋友。[108]这比那种围绕着打猎所形成的“男性友谊”更有凝聚力。对地主而言，徒步狩猎是一次长途的乡间旅行，与未被发现的农村土地的一次邂逅；至于能打到多少只鸟或者野兽，这几乎是无法预计的。在《猎人笔记》那极富抒情意味的最后一章中，讲述者在总结打猎的种种乐趣时，几乎没有提到打猎这件事情本身。美妙的文字中浮现出的，是猎手对俄罗斯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以及它那随着四季变化而变换的美丽景色：
夏天7月里的早晨！除了猎人，有谁体会过黎明时候在灌木丛中散步的乐趣？你的脚印在白露沾湿的草上留下绿色的痕迹。你用手拨开濡湿的树枝，夜里蕴蓄的一股暖气立刻向你袭来；空气中到处充满着苦艾的新鲜苦味、荞麦和三叶草的甘香；远处有一片茂密的橡树林，在阳光底下发出闪闪的红光；天气还凉爽，但是已经觉得炎热逼近了。过多的芬芳之气使得你头晕目眩。灌木丛没有尽头……只是远处某些地方有一片黄灿灿的成熟了的黑麦，一条条狭长的粉红色的荞麦田。这时候一辆大车轧轧地响出；一个农民缓步走来，把他的马预先牵到阴凉的地方……你同他打个招呼，就走开了；你后面传来镰刀的响亮的铿锵声。太阳越升越高。青草立刻干了。瞧，已经开始热起来。过了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天边变得暗沉沉的；静止的空气发散出火辣辣的炎热。[109]
俄罗斯风格的服装在1812年以后极为流行。在圣彼得堡的舞会和招待会上，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们开始穿起了民族服装，她们在外面套一件无袖的对襟长袍，再戴上古老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的头巾。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俄罗斯农民戴的头巾在贵族妇女中非常受欢迎。欧洲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兴起了佩戴东方风格头巾的风尚，俄罗斯人则亦步亦趋，从印度进口头巾。但是1812年以后俄罗斯农民戴的头巾大为流行，农奴工坊一跃成为时尚产业的主要中心。[110]俄罗斯式长袍（kapot）本是农村妇女和外省商人妻子的传统服装，早在18世纪80年代就进入了高级时装行列，因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穿它，但是大规模流行还是从1812年开始。长衫和晨袍（khalat，一种美妙的家居服或者说晨衣，可以穿着它在家里休息或会见客人）重新在贵族男子中间流行起来。一种通常由农民穿的短袍（podyovka）也出现在了贵族的衣橱里。穿上这类服装并不仅仅意味着放松和感到自在；用一位回忆录作者的话来说，它是“有意识地表明自己的俄罗斯人身份”。[111]1827年画家特罗皮宁为普希金画了一幅肖像画，画中的普希金穿着一件晨衣，画作生动地描绘出诗人身着民族服装时那种悠然自得的神情。
19世纪20年代，“自然”装束在贵族妇女中风靡起来。新时代的“美”着重强调古代女性和俄罗斯农民的纯洁之美。菲德尔·布吕尼为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画的肖像画（1810）就体现了这种风格。实际上，按照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正是她那简单的装束引起了多情的沙皇的关注，[112]沙皇自己非常容易为自然的魅力所折服。妇女们穿起了棉质的裙子。她们梳着简单的发型，抵制浓妆艳抹，因为这种对不加修饰的天然之美的追求，要的正是苍白的脸色。[113]
从18世纪晚期开始，这股追求天然和简单的风尚便席卷了欧洲。妇女们扔掉了扑粉的假发，摒弃像麝香这样气味浓烈的香水，改为使用清淡的玫瑰水，以便透出干净的体香。这种风尚是在卢梭和有关自然美德的浪漫主义观点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对天然之美的追求另有民族主义的一面。它和人们必须脱去一层层文明的外衣才能揭露俄罗斯人的个性特征这个观点相联系。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塔季扬娜，就是俄罗斯人这种自然天性在文学上的化身——以至于贵族妇女着装的朴素风格被称为“奥涅金”。[114]读者将塔季扬娜看成一位“典型的俄罗斯女性”，她的天性体现在她对童年时期乡下生活的回忆：
对我来说，奥涅金，所有的这些辉煌，
我的这种令人感到疲倦的光彩生活，
伟大的世界对我俯首帖耳，
王亲贵族们在我那时髦的家里用餐——
这些都是空虚……我宁愿将
这种乔装打扮的破烂生活，
这个亮闪闪的，充满各种烟雾的嘈杂世界，
换成我的书本，和老家那简简单单的
既有散步也有花朵的快乐，
换成那些我曾经熟悉并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东西……
那时，我第一次遇见你，奥涅金；
换成小教堂墓地那些阴凉的树荫，
那是我可怜的保姆现在安息的地方
那里竖着一个十字架，在树枝之下。[115]
此外，普希金的作品还对1812年那代贵族阶层典型复杂的欧洲——俄国意识进行了微妙的探索。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普希金本人则在最后几节中，提出了小说是生活之书这个理念。在其他作品中，人们无法如此清楚地看到文化传统对俄罗斯人自身意识的内在影响。实际上，这部小说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生活和艺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个重要命题。塔季扬娜性格中的包容天性是她所处文化世界的象征。有时她在读一本浪漫小说，有时又在听她的保姆讲那些充满了迷信色彩的民间故事。她被欧洲和俄罗斯这两个引力场撕成两半。她的名字，塔季扬娜，正如普希金在脚注中所强调的，来源于古希腊，然而在俄罗斯却是“普通人才用的名字”。[116]在坠入爱河时，塔季扬娜同样受到了欧化的俄罗斯和农民的俄罗斯这两种不同文化标准的影响。作为一名来自外省而且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孩，她生活在浪漫小说描绘的幻想世界，并且用这些字眼来理解自己的情感。她很自然地爱上了奥涅金这个拜伦式的人物，而且，就像她读过的那些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她写信向他表白。然而，当害了相思病的塔季扬娜问她的保姆是否恋爱过时，展示给她的却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种观念中，浪漫的爱情是从国外来的奢侈品，顺从才是女人的主要美德。这位农奴出身的保姆告诉塔季扬娜她是怎么在13岁就出嫁，而丈夫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比她还小的男孩：
我简直吓坏了……眼泪不停地流；
我不住地抽泣，他们解开我的辫子，
唱着歌把我送到教堂的门口。[117]
两种文化的碰撞预示了塔季扬娜自己的艰难处境：是追求她自己的浪漫理想还是牺牲自我，接受传统的“俄罗斯”方式（这正是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所选择的道路，她放弃一切跟随十二月党人的丈夫去了西伯利亚）。奥涅金拒绝了塔季扬娜——他把她看成一个天真的乡下姑娘，接着，在决斗中杀死朋友连斯基之后，奥涅金消失了几年。在此期间，塔季扬娜嫁给一个她并不爱的男人，据我们所知，这个人是一名1812年的战斗英雄，在宫廷“很受欢迎”。塔季扬娜一跃成为圣彼得堡著名的宴会女主人。奥涅金现在回来了，并爱上了她。在祖国大地几年的四处游历总算改变了这位圣彼得堡曾经的纨绔子弟，最终他发现了她的自然之美，她的“毫不做作，也不愚蠢地模仿别人”。但塔季扬娜选择忠于自己的结婚誓言。她似乎已经接受了她作为俄罗斯人应遵守的规矩，也看透了浪漫爱情不过是虚幻的泡影。在浏览了奥涅金书房中的藏书之后，她最终理解了他性格中的虚幻之处：
一个披着哈罗德斗篷的莫斯科人，
矫揉造作集于一身，
满口流行的词汇……
单纯的模仿，只不过是个无赖？[118]
但即便这时，塔季扬娜依然对奥涅金说，
我爱你（我为什么要掩饰呢？）
但我现在是另一个人的妻子，
而我将一生都忠于他。[119]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文化交织的重大影响。这些诗句改编自一首广为传唱的俄罗斯民歌。在普希金的年代，人们认为这首歌的歌词是彼得大帝所作，普希金的叔叔将它译成了法语。塔季扬娜可能看过一期旧的《法国信使报》。然而她也可能从农奴保姆那里听说了这首歌。[120]这是一个典型例子，展现普希金时代欧洲文化和俄罗斯本土文化之间复杂的互相影响。
普希金自己是俄罗斯歌曲和俄罗斯传奇的行家。丘克罗夫的《俄罗斯迷信集》（1780—1783）和列夫申的《俄罗斯传说》（1788）是普希金书架上被翻旧了的两本书。他是听着亲爱的保姆阿林娜·罗季奥诺娃的农民故事和迷信长大的，阿林娜成了塔季扬娜保姆的原型。“妈妈”罗季奥诺娃是一个极有天赋的讲故事好手，从普希金后来对她讲的故事的记录手稿来看，她精心改编了许多普通的故事，使之变得丰富而且翔实。[121]在1820—1824年流放南方期间，他认真地搜寻民间的风俗传统，特别是那些有关哥萨克的。接着，在1824—1826年流放米哈伊洛夫家族庄园的这段时间里，他又收集起歌曲和传奇来。利用这些素材，普希金创作了他的第一部重要诗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1820年，一些评论家抨击这部诗作不过是“农民诗歌”），以及他生命最后几年所创作的一些风格固定的“童话”，例如《沙皇萨尔坦的故事》。然而他毫不犹豫地将俄罗斯的传奇与拉封丹的寓言和格林兄弟的童话这些源自欧洲的故事结合起来。在《金鸡的故事》一书中，他甚至利用了偶然发现的一本华盛顿·欧文的《阿尔罕布拉的传说》（1832年的法文版），借用书中的《阿拉伯占星家的传说》这个故事。就普希金而言，俄罗斯是西方和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假如他将所有这些元素按照俄罗斯的风格进行文学再创作，并不会削弱这些“民间故事”的可信度。由此可见，苏联的民族主义者认为普希金的故事直接取材于俄罗斯民间，这种看法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
普希金死于1837年，这时文学作品中使用民间故事已经变得非常普遍，而且几乎是文学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与其他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相比，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更加植根于口述故事的传统，这也是它们独特的感染力和原创性的来源。普希金、莱蒙托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列斯科夫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看作民俗研究者，他们都曾经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过民间传说，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尼古拉·果戈理那样捕捉到民间故事的精髓。
果戈理实际上是乌克兰人，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普希金（普希金是他的导师，而且他的主要作品《钦差大臣》和《死魂灵》情节的现实原型就是从普希金那里来的），他可能会一直用米尔哥罗德当地的农村方言写作，果戈理的父亲是乌克兰当地一位有名的作家（尽管他的作品在沙皇的法律政策下无法出版）。果戈理童年时期就爱上了当地农民淳朴的方言。他喜欢他们的歌曲和舞蹈、那些恐怖和滑稽的故事，后来他自己笔下那些彼得堡的奇妙故事正是从这些故事中吸取了灵感。他首先是以“红头发的养蜂人潘科”而出名，这是他在一本畅销故事集《狄康卡近乡夜话》（1831—1832）中所用的笔名，这本书满足了读者对乌克兰民间故事的狂热兴趣。阿拉丁的《科丘别伊》、索莫夫的《海尔达马其》和库尔任斯基的《哥萨克的帽子》都在俄国首都大卖。果戈理如果没有野心的话那他就不是果戈理了，1828年，刚从学校毕业的他就跑到彼得堡追寻他的文学梦。他白天是一名卑微的职员（他的小说中都充斥着这种人），夜里就在他那间阁楼里孤独地写作。他缠着他的妈妈和妹妹给他寄乌克兰歌曲和谚语的详细资料，甚至要求她们买一些当地农民穿的衣服，装在一个皮箱里寄给他。读者会喜欢“真实可信”的《狄康卡近乡夜话》。一些批评家认为这些故事被一种“粗俗”而且“不得体”的民间语言给毁了。然而这些故事的语言正是它最为成功的地方。它完美地反映了富有音乐般节奏的乡村语言——这就是为什么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要将果戈理的故事进行改编的原因之一（如未完成的作品《索罗钦集市》以及《圣约翰的荒山之夜》、《五月之夜》）——而且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能理解。在《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校样阶段，果戈理拜访了排字工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跟普希金说，“我刚打开门，工人一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赶紧把头扭过去。我有些吃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印刷商解释说：‘你写的东西太有意思了，排字工人都被你逗得乐得不行。’”[122]
随着像果戈理这样的作家开始在写作中运用一些习惯性口语，日常用语渐渐地进入了文学领域。文学语言就这样挣脱沙龙的束缚，可以说是乘风而去，进入了市井街头。它呈现俄国人说话的韵律，在描述普通事物时不再一味使用法语借词。莱蒙托夫的诗就充满了这种民间语言的节奏和表情，这些都来源于他所记录的农民话语。他的叙事诗《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1837）就模仿了古老的民间英雄歌谣（bylina）的风格；而他那部出色的爱国主义诗歌《博罗季诺》（1837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25周年而作）就从农奴士兵的角度重现了战场上的英雄气概：
整整三天我们都在任意射击，
我们知道我们还没有使他们气馁，
双方都不想投降。
每一位士兵都认为战争应该结束：
因为，我们打过仗吗，还是我们只是假装打过？
接着那关键性的一夜到了，
夜幕降临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战场上。[123]
俄罗斯音乐同样在与民间歌曲的融合中找到了民族之声。第一部《俄罗斯民间歌曲集》于1790年出版，由尼古拉·利沃夫收集，伊凡·普拉奇注释。独特的农家小调——不停变换的音调和不均衡的节奏，成为从穆索尔斯基到斯特拉文斯基俄罗斯音乐风格的特点——经过变更，变得符合西方的音乐程式，这样就能在传统的键盘乐器的伴奏下演唱这些歌曲（俄罗斯那些拥有钢琴的阶层需要让他们的民间音乐变得“顺耳”）。[124]利沃夫和普拉奇的这本合集迅速走红，很快又再版了几次。整个19世纪，这部歌曲集都被作曲家们拿来寻找“真正的”民间音乐，因此几乎俄罗斯所有的民歌曲调，从格林卡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都来源于利沃夫和普拉奇。西方的作曲家也从这本书里寻找充满异国情调的俄罗斯风格和“俄罗斯主题”。贝多芬就从利沃夫的选集中借鉴了两首歌曲，用于创作“拉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作品第59号），这部作品是1805年贝多芬受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委托创作的，当时正值俄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候，两国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拿破仑。其中一首歌曲就是著名的“斯拉瓦”（意为“光荣”）合唱曲——后来被穆索尔斯基用于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的加冕典礼现场——贝多芬作品第59号“俄罗斯主题”的主旋律，三部弦乐四重奏中第二部第三乐章。它原本是一首“庆典曲”（sviatochnaya），是俄罗斯女孩在新年玩占卜游戏时所唱的歌。少女们会将一些小玩意儿放进一碟清水里，哼唱着一个一个地取出来。这首简单的曲子在1812年战争期间成了伟大的民族大合唱——在合唱中，沙皇的名字取代了占卜里的神，后来的版本还加入了一些军官的名字。[125]
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1836）一剧同样体现了国家对这一农民主题的运用。高潮部分那首同名的“光荣”大合唱，实际上成了19世纪的第二国歌。米哈伊尔·格林卡很早就接触俄罗斯音乐。他的爷爷一直担任诺沃斯帕科（斯摩棱斯克的一个地区，以刺耳的教堂钟声而闻名）地方教会的音乐主管，他的叔叔则拥有一支以演奏俄罗斯歌曲而闻名的农奴管弦乐队。1812年，格林卡的家乡遭到了正向莫斯科进军的法国士兵的蹂躏和抢劫。尽管当时格林卡只有8岁，但是这次事件肯定激发了他后来创作《向沙皇献身》的爱国热情。这部歌剧的情节来源于农奴士兵，它讲述了伊凡·苏萨宁的故事，他来自科斯特罗马，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罗曼诺夫王朝的创立者）庄园的农奴。根据传说，1612年冬天，波兰入侵了当时正处于“混乱时期”（Time of Troubles，1605—1613）的俄罗斯，他们来到科斯特罗马，想在米哈伊尔登基的前夕杀死他。苏萨宁为波兰军队指了错误的方向，从而救了米哈伊尔一命。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却挽救了整个王朝。英勇牺牲的苏萨宁与1812年农奴士兵的明显具有相似的命运，激发了民众对苏萨宁这个传奇人物的极大兴趣。雷列耶夫写过一个关于苏萨宁的著名芭蕾舞剧，米哈伊尔·扎戈斯金（Mikhail Zagoskin）则有两部畅销的小说，背景分别设在1612年和1812年。
格林卡说，他的歌剧可以理解成波兰音乐和俄罗斯音乐之间的一场战争。波兰人表现为波洛涅兹舞曲和玛祖卡舞曲，而俄罗斯人则体现为他自己改编的民间和城市歌曲。格林卡应该感激民间传说，是民间传说使他成为俄罗斯第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民族作曲家”；《向沙皇献身》具有“俄罗斯歌剧”的典型特点，国家规定所有重大的国家典礼都必须演奏这部歌剧。然而事实上这部歌剧使用的民间曲调（形式上较为明显的）相对来说很少。格林卡吸收了民间音乐的风格而且表达了它的基本精神，但是他写的完全是属于自己的音乐。他融合了俄罗斯农民乐曲的特征和欧洲音乐的形式。用诗人奥多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他显示出“俄罗斯的小调也可以提升为一种悲剧风格”。[126]
绘画也在向俄罗斯乡村靠拢。18世纪的高雅艺术要求将农奴排除在所有严肃艺术形式的表现对象之外。古典规则要求艺术家应该体现普世的主题：描绘古代或者《圣经》中的场景，并以永恒的希腊或者意大利风景为背景。俄罗斯的世俗绘画发展得很晚，直到18世纪最后几十年才兴起，而且所表现的普通人形象被浪漫化：田园风光中胖乎乎的村娃或者是顺从的“乡下人”，脸上都带着固定不变的表情以表示他们也有人的感情。这些画是视觉版的感伤小说或者滑稽歌剧，通过讲述农奴的恋爱生活和浪漫遭遇来突出他们的人性。然而，随着1812年的觉醒，一种不同的绘画出现了——这种绘画着重强调农奴的英勇气概和尊严。
我们可以从典型的1812年之子——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韦涅齐阿诺夫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家族来自希腊），他在19世纪初成为画家和版画家之前，是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绘图员和土地测量员。跟许多俄罗斯文化的开拓者一样（令人想到了穆索尔斯基），韦涅齐阿诺夫没有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而且一生都没有加入美术学院。1812年，他以农奴士兵为题材的一系列版画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这些版画的销量很好，提升了农奴士兵的形象，他们在画中成了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勇士，从那时起农奴士兵被称为“俄罗斯的赫拉克利斯”。[127]
1812年战争塑造了韦涅齐阿诺夫。尽管不是一名政治家，但是他活动的圈子跟十二月党人一样，而且和他们有共同的理想。1815年他通过自己的妻子得到了特维尔的一座小庄园，4年之后，他在那里退休，为村里的孩子建了一座学校，还从微薄的收入中拿出钱来资助几名农奴。其中一位就是格里高列·索罗卡，他于19世纪40年代给恩师画了一幅肖像，那慈祥的形象生动地证明了韦涅齐阿诺夫的性格。
韦涅齐阿诺夫认识他村子里的每一位农奴——而且把他们原原本本地画进了他最出色的肖像画作之中。他传达了他们的个性特点，正如其他的肖像画家努力想传达出贵族的个性特点一样。这种心理方面的捕捉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当时的肖像画家画的都是“固定的农奴形象”（只有少数几个例外）。韦涅齐阿诺夫画的都是人物特写，这样就迫使观众与农奴面对面，直视农奴的眼睛，并邀请他们进入农奴的内心世界。韦涅齐阿诺夫还开创了俄罗斯风景画的自然主义一派。特维尔乡村的特点——它那柔和的绿色和安静的土地颜色——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他通过降低天际线来突出平坦开阔土地上的浩瀚天空，以此来表现俄罗斯大地的广袤无边——这种技巧来源于圣像画，后来被史诗风格的风景画画家，例如弗鲁贝尔和瓦斯涅佐夫所模仿。跟那些学院派的艺术家不同（他们只把风景看成是绘画的背景，而且模仿欧洲绘画中的风景），韦涅齐阿诺夫直接从大自然中取景。为了画《打谷场》（1820），他让农奴打掉谷仓的后墙，这样他就能够画他们在里面干活的情景。没有其他画家像他这样如此逼真地描绘农村的生活。在《洗甜菜》（1820）中，他让观众的目光投向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三位年轻女工，她们那布满老茧的肮脏双手和疲倦的神态。这是首次有如此丑陋的女性形象——它与古典画派是如此不同——出现在俄罗斯画坛。然而这些悲伤的人物形象却赢得了我们的同情，因为他们在面对痛苦时体现出人性的尊严。韦涅齐阿诺夫对人类劳作的升华性描绘，在他的许多幅农村妇女画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可能是他最好的画作《在犁过的田野：春》（1827）中，他运用了象征手法来刻画一个怀抱孩子的农村妇女，将俄罗斯女工的典型特征与雕刻作品中古典女英雄的比例相结合。这名田中妇女成了一位农民女神。她是俄罗斯的土地之母。
第五节
跟他们的父辈相比，1812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俄罗斯贵族更为看重他们的童年。这种观念的转变花费了很长时间，但是，19世纪中叶的人们已经能够从那些回忆录作者和作家对他们1812年之后成长经历的回顾中，看到一种全新的对童年岁月的崇拜。这种对童年的怀念与一种对俄罗斯传统——他们孩提时期通过父亲家里的农奴所了解到的——全新的尊崇融合在一起。
18世纪的贵族阶层将儿童时代视为进入成年世界的一个准备阶段。这个阶段越快过去越好，而那些转型得比较晚的孩子，像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米特罗凡，就会被认为是傻子。出身上流社会的孩子被要求行为举止像个“小大人”，而且他们很早就准备好踏入社会。女孩从8岁起就学习跳舞，10岁或者12岁已经开始参加由舞蹈老师在显赫人士家中举办的“儿童舞会”，到了十三四岁，她们就可以出师去参加首次的成人舞会。在《战争与和平》里面，娜塔莎·罗斯托夫18岁才第一次参加舞会并和安德烈公爵跳舞，已经算有点晚的了。与此同时，男孩子则早在他们还不能拿剑的时候就报名参加了近卫军，穿上了制服。年幼的沃尔孔斯基6岁就参加了他父亲的军团（“挂名军士”）。8岁时他是赫尔松精锐部队的一名军士，再过一年已成为苏沃洛夫将军的副官；尽管，当然了，他要晚些时候（16岁）才真正地在战场上杀敌。那些天生要做文官的男孩则在八九岁时就被送往寄宿学校，他们在那里被灌输文官的职业道德，并且像成年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穿着文官（而不是学校的）制服。既然学校只是培养为国服务人才的摇篮，而且学生满15岁就可以获得公职，极少有贵族家庭认为有必要让他们的儿子在这之后继续接受教育。实际上，由于官员等级制使晋升主要依靠资历，任何进一步的学习都是浪费时间，把自己置于不利地位：越早爬上晋升的阶梯越好。
回忆录作者瓦西里·谢利瓦诺夫长在一个有7个男孩的家庭，7个孩子都从小就准备到军队服役。他的父亲用一种治军的方式管理家庭，在他面前，孩子们从大到小排成一列，按照严格的要求站立，并叫他“长官”。1830年，谢利瓦诺夫17岁，那一年他参加了龙骑兵，从自家庄园到营房的转变，感觉上应该就是从一个家来到另一个家。[128]当然，并非所有贵族家庭都像谢利瓦诺夫家那样军事化，但是许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参照治理军队和国家的基本准则。这种严厉情况并非一直如此：17世纪的贵族家庭也许是典型的家长制，但是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相反，这一套都是俄罗斯从西方，特别是从英国学来的——尽管它跟许多18世纪被引进到俄罗斯的外国事物一样，深深地影响着贵族的生活，因而事实上成了19世纪整个贵族阶级的典型特征。贵族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通常意味着父母要去看孩子，必须走过长长的走廊，或者是下一截长长的楼梯，来到位于仆人生活区内的一层独立地下室里。V.A.索洛古布在圣彼得堡皇宫堤岸的一所大宅邸里长大。他的父母住在主楼，而孩子们则跟保姆和奶妈一起住在侧翼的房子里，每天只能见父母亲一两面——例如，感谢他们的晚饭（但并不是和他们一起吃），或者在他们出门时跟他们亲吻道别。“我们的生活完全隔离开来，”索洛古布回忆道，“而且没有一丝感情的表露。我们这些孩子可以亲吻父母的手，但是却没有爱抚，而且我们不得不用正式的法语‘您’（vous）称呼他们。孩子们必须听话并遵守严格的家规，这些家规几乎就像农奴的法律一样。”[129]尼古拉·沙季洛夫19世纪60年代长在图拉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便被限制在家里一套单独的房间里，跟家庭教师住在一起，自己吃饭，连续几个月都见不到父母。[130]
当然，冷漠的父亲在19世纪的欧洲非常普遍，但是却鲜有母亲像俄罗斯的贵族妇女那样冷漠。贵族家庭的孩子通常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交由奶妈照顾。随着孩子渐渐长大，许多贵族妈妈不是忙于社交，就是忙于照顾其他更小的孩子，而无法给他们所渴望的关爱。“妈妈非常可亲，但是我们很难见到她”，经常可以在19世纪回忆录作家关于上流社会的描写中读到这句话。[131]安娜·卡列尼娜显然不是一个模范母亲，她对于育儿知识的无知（“我在这里真没用”）在当时却比比皆是。[132]
因此，对于贵族孩子来说，成长时没有受到父母直接管教的情况也很常见。父母通常将孩子托付给亲戚（通常是未婚的阿姨或者奶奶），或者是让家里的保姆、女仆和其他的仆人照顾。然而仆人自然不敢管教主人的孩子（“小老爷”或者“小夫人”），因此总是纵容他们，让他们为所欲为。男孩子特别爱调皮捣蛋（“小魔鬼”），他们心里很清楚，保姆不过是农奴，即使她们胆敢去告状，父母也会偏向自己。社会体制的批评家们（例如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认为这种自由鼓励了贵族孩子对农奴的冷漠态度；他们成年之后会继续以为他们能主宰所有的农奴，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这种对农奴自私而残酷的态度遍及整个沙俄帝国的精英阶层，有时，的确可以从童年这个性格形成的关键期的经历中看到一些端倪。举个例子，如果一名贵族孩子被送往当地的教区学校（这种做法在外省相当普遍），他会随身携带一名年幼的农奴，这个男孩的唯一任务就是当主人在课堂上犯错时代他受过。这样一来，贵族孩子怎么可能会有正义感呢？
然而，许多贵族孩子和他们的农奴之间结成了亲密且互相尊重的关系。赫尔岑认为孩子们喜欢和仆人待在一起，“因为他们厌倦了客厅，在仆人准备食物的房间里则过得很快乐”，也因为他们有相同的性格：
仆人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导致他们互相喜欢对方。孩子痛恨贵族对“成人”的定义及高傲的举止，他们聪明地认识到，在成人眼中他们只是孩童，但在仆人眼中，他们是“人”。因此跟客人相比，孩子们更愿意和女仆们玩纸牌或者赌牌游戏。客人们和孩子玩游戏时会有种优越感。他们会让着他们、逗他们玩，而一旦不想玩了，就会立刻停止；一般来说，女仆们，除了陪孩子玩，自己也要玩得开心，这更给游戏增添了趣味。仆人们对孩子忠心耿耿，这种忠诚并不是奴隶式的，而是弱者和淳朴的人之间相互的爱。[133]
以一种社会学家的笔触，赫尔岑将他“对压迫的憎恨”归结于他童年时期为对抗家中长辈而与仆人结成的“联盟”。他回忆道：“当我还是个孩子时，维拉·阿尔塔莫诺娃（他的保姆）有时会因为淘气而严厉地训斥我说：‘等着瞧，你长大后就会跟其他人一样，变成另一个主人。’我认为这是个可怕的侮辱。这位老妇人大可不必担心我跟其他人一样，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改变。”[134]当然了，这么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效果起见——这可是个好故事。然而其他作家同样声称，他们的民粹主义信念都是童年时期和农奴接触时形成的。[135]
这些俄罗斯上流社会的男孩，在楼下仆人的世界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他由农奴保姆照顾，保姆和他一起睡在育婴室里，他哭时抱他，很多时候就像是他的妈妈一样。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位农奴“叔叔”陪伴。即使是上学或者参军，这位可靠的仆人也会做他的护卫。年轻的女孩也会由一位“毛茸茸的仆人”陪伴——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制服的外面套了一件毛皮大衣——就像《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塔季扬娜梦见的那头“毛茸茸的大熊”一样：
她不敢向后望，
摇摇晃晃地往前越走越快；
可是怎么都甩不掉他，
这个毛茸茸的总是亦步亦趋的仆人！……[136]
仆人的孩子不可避免地成为贵族孩子的玩伴——因为在乡村，方圆几英里以内都没有其他相似阶层的孩子。跟许多19世纪的回忆录作家一样，安娜·勒隆保留了她与村里的男孩女孩一起玩游戏的美好回忆：击木游戏（gorodki），用骨头和废铁块玩的击球（babki和它的许多变种），拍掌——唱歌——跳舞，以及占卜。夏天她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到河里游泳，或者由保姆带她到其他村子里和更小的孩子玩，后者的妈妈都去打麦子了。到了秋天，她会和村里的女孩子去摘越橘果，做成果酱。她喜欢这些可以进入乡村世界的时光。父母禁止她这么做，保姆也要她发誓绝不告诉别人，这只能令女孩感到更加刺激。食品储藏室里温暖而亲密的气氛是她父母的起居室里所没有的。“我会早早起床溜到女仆的房间里，她们已经在纺纱了，保姆则在织袜子。我会听她们讲农奴被卖、年轻男孩被送到莫斯科或者女孩出嫁的事情。这些在我父母那里都听不到。”这些故事使她“开始了解农奴制的含义，并希望生活发生变化”。[137]
赫尔岑写道，在贵族家庭和他们的农奴之间，存在着“一条封建的情感纽带”。[138]1917年以来，在形成我们看待农奴制观点的压迫叙事中，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条纽带了。但是它仍然存在于贵族阶层对童年的回忆之中，生动地出现在19世纪文学作品的每一页上，人们可以在俄罗斯的绘画中感觉到它的精神——如韦涅齐阿诺夫情感充沛的《庄园女主人的早晨》（1823）。
在所有家仆中，那些照看孩子的仆人（女仆、奶妈和保姆）与家庭的关系最为密切。她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它于1861年农奴解放之后便随即消亡。她们因强烈的奉献精神而与其他的农奴有所区别，尽管今天看来可能令人难以理解，她们中的许多人全部的幸福来自服侍主人。这些女人拥有特别的房间，而且一般受到主人的尊敬和仁慈的对待，她们成为家庭的一员，许多人在停止工作以后很久还被主人赡养着。贵族阶层对童年的怀念，就跟他们与这些人之间形成的温暖而亲切的关系有关。
奶妈在俄罗斯贵族家庭中的地位特别重要。在欧洲其他地方母乳喂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之后，俄罗斯人仍然继续雇用农奴奶妈。19世纪早期的育儿手册里满是民族主义者对这种习惯的捍卫，他们声称“农家女孩的乳汁可以给贵族孩子带来一生的健康和纯洁的道德”。[139]通常奶妈会穿着俄罗斯的传统服装，有时候甚至会成为画像的对象——这种风俗在许多家庭都存在过，直到1917年。舍列梅捷夫家的农奴画家伊凡·阿尔古诺夫就画过几幅很可能是奶妈的“佚名农家女孩”。画师在主人的委托下为这样的女孩画像，并将画像挂在主人的房间里，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她在俄罗斯贵族文化中的地位。帕维尔·苏马罗科夫在回忆18世纪贵族的日常生活时说，奶妈在所有的仆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家里人会叫她的名字和父名，而不是像对大多数农奴一样只叫诨名。她也是主人或者女主人在场时唯一可以坐着的仆人。[140]19世纪的贵族回忆录充斥着家人对他们老奶妈的热爱之情，她被当成一位备受敬爱的家庭成员，并可以在家里一直住到老死。安娜·勒隆“比任何人都要”热爱她的奶妈瓦西里娅，她由于结婚不得不与奶妈分别，这使她“悲伤不已”。她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就像妈妈和女儿一样”），源于奶妈自己婴儿的死亡。她由于给安娜喂奶而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孩子。对安娜和她的奶妈来说，内疚和代养的情感互相交织。后来，安娜的丈夫死后，她便担负起照顾老奶妈的责任，让奶妈搬来和她一起住在家族的庄园里。[141]
但是在贵族孩子的心目中，最亲切的还是他们的保姆。典型的旧式保姆——那种出现在无数的文学作品（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人——是一位淳朴而善良的俄罗斯农妇，她把孩子们带大，看着他们玩耍，带他们出去散步，喂他们吃饭，给他们洗澡，给他们讲童话故事，唱歌给他们听，并且在晚上他们做噩梦惊醒时安抚他们。保姆不仅仅是代理母亲，还是孩子爱和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淳朴而且直率，”一位贵族妇女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说，“我从保姆那里汲取了生命的爱的汁液，它们直到现在还滋养着我。有多少忠贞而慈爱的俄罗斯保姆在生活中保护并激励着她们的孩子，同时在他们的心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142]
的确，保姆温柔的照顾持续影响着许多19世纪的回忆录作者，使他们一直都忘不了童年这个主题。并非他们的成长受到了抑制，而是他们最初的情感被锁在了过去那个遥远的房间里，它是对这个事实的一种反思。这些回忆录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是他们的保姆教会了他们如何去爱和如何生活。对一些人而言，是保姆善良的天性唤醒了他们的道德情感；对其他人而言，是她那虔诚的宗教信仰把他们带进了精神世界。“我们的保姆简直太伟大了！”勒隆回忆道，“她很聪明，一直都很严肃，而且非常虔诚；我常常半夜在儿童房醒来，看到保姆跪在房间的门口祈祷，从那里她可以看到许愿灯。我们一起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她讲的童话故事可有趣了。它们使我重新看待森林的世界，并从一种诗意的角度去热爱大自然。”[143]这个失落的田园诗般的“俄罗斯童年”（假如它确实存在过的话），包含在这些成年后记忆里与保姆的形象有关的情感之中。“可能这看起来有点奇怪，”A.K.切尔科娃（托尔斯泰秘书的妻子）写道，“我们的童年时代已经过去40年了，而我们的保姆却依然活生生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年纪越大，我脑海里童年的记忆就越是清晰，这些回忆如此生动，以至过去成了现在，在我心中，每一件和亲爱的小保姆有关的事情，都显得格外珍贵。”[144]
贵族小孩到了六七岁就要离开保姆，转为由法国或德国家庭教师照管，不久后会被送进学校。与保姆分开，是从童年进入青年和成年世界要经历的一项痛苦的仪式，就像近卫军军官阿纳托利·韦列夏金所回忆的那样。6岁时人们告诉他他将被送往学校，他“被将要和保姆分开这个想法给吓坏了。我非常害怕，半夜常常哭着醒过来；我会大声地叫喊，要保姆过来，并恳求她不要离开我”。[145]从女性伴同的玩乐童年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管教严厉的男性世界寄宿学校，从讲俄语的儿童房到纪律严格、孩子们在里面只能说法语的学校，更是加深了痛苦；这些幼小而天真的孩子将不再受到保护，免受成人世界残酷规则的伤害。忽然之间，他被迫将他表达童年情感的语言抛到一边，转而说一种陌生的语言。简而言之，失去保姆，意味着一个人将被自己的童年情感所折磨。然而对于保姆来说，分离也同样非常痛苦：
因为费夫罗尼娅·斯捷潘诺娃一直都毫无止境地溺爱我，我成了一个动不动就哭的孩子，和一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后来我参军时对此感到很后悔。保姆的影响使所有家庭教师都对我束手无策，于是只好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看到我开始长大进入成年人的世界，她感到很不好受。她在整个童年时代都宠溺我，当她看到我跟大哥和我们的家庭教师一起下河游泳，或者是我去骑马，或者是我第一次使用父亲的猎枪，她竟然哭了。几年后，我成为一名军官，回到家发现她竟然为我准备了两间房，但是它们看起来都很像儿童房。她每天会放两个苹果在我的床头。我带勤务兵回家这件事伤了她的感情，因为她认为照顾我是她的天职。她看到我吸烟时吓了一大跳，我不忍心告诉她其实我还喝酒。但是她最震惊的，是我要去和塞尔维亚人打仗。她试图说服我不要去，然后，有一天晚上，她说她要和我一起去。我们可以住在一间小小的乡下房子里，我去打仗时，她就整理房屋并做好晚饭等我回来。假期一到我们就一起烤馅饼，就跟我们经常做的那样，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回家，我的胸前戴满了勋章。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沉，想象战争充满了诗情画意，就像她所认为的那样……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加需要保姆。九岁时，我们的瑞士家庭教师第一次来到家里，父亲说我必须从和保姆一起住的房间里搬出来，和我的大哥以及这位卡德利先生一起住。结果证明，没有保姆我根本就不会脱衣服，也不会洗澡，甚至连上床睡觉都不会。每天夜里不喊她六次，检查她是否在房间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能睡着。穿衣服同样非常困难。我从来没自己穿过袜子。[146]
对于成年以后的贵族男女来说，跟以前的保姆经常保持联系丝毫也不奇怪；实际上，在保姆年老时赡养她同样很正常。普希金和他的老保姆非常亲近，还将她的形象写进了他的许多作品里。从某些方面来说，保姆就是他的缪斯——他的许多朋友都承认了这个事实，所以——举个例子——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才会在写给诗人的信尾附上一句“向罗季奥诺娃鞠躬，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感谢！”[147]普希金比任何人都更热爱他的保姆。从小就与父母疏离的他一直叫她“妈妈”，她死的时候他就像儿子一样悲伤：
我的朋友这几天都不太好，
我的年老衰朽的宝贝啊！
你被抛弃在遥远的树林里，
一直亲切地等着我。
你悲哀地坐在大厅的窗户旁边，
仿佛守望着什么，
有时你的毛线针停住了，
停在你那双现在满是皱纹的凄凉的手里。
你透过年久失修的大门窥视着漆黑的远方：
不祥的预感、痛苦、忧虑和恐惧
挤压着你现在疲倦的胸脯。[148]
佳吉列夫跟他的保姆的关系同样非常出名。他从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她在他刚出生时就死了。杜尼娅奶奶是他母系家族叶甫雷诺夫庄园上的一名农奴。她曾是佳吉列夫母亲的奶妈，作为陪嫁来到他父亲位于彼尔姆的庄园。佳吉列夫到圣彼得堡求学时，他的保姆跟他一起住在公寓里，并充当他的管家。《艺术世界》杂志著名的星期一聚会——围绕杂志而形成的一个圈子，正是这个圈子萌生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概念——一直都在佳吉列夫的公寓里举行，杜尼娅奶奶就像女主人一样坐在茶炊的旁边。[149]经常出席聚会的画家莱昂·巴克斯特，在他1906年为佳吉列夫画的那幅著名的画像中，将杜尼娅奶奶的形象永远地保存了下来。
在俄罗斯贵族阶层对自己的童年崇拜中，保姆成了一个近乎神圣的人物。没有其他国家的人对童年如此伤感或者痴迷。哪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的回忆录，用如此长的篇幅描绘作者生命开始的最初时光呢？赫尔岑、纳博科夫、普罗科菲耶夫——他们终其一生一再地在自己对童年的印象里徘徊。这种崇拜的本质是一种过度膨胀的失落感——失去了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失去了母亲或者保姆的悉心照料，失去了童话故事中孩子们所喜爱的俄罗斯乡村。难怪这些文化精英会如此专情于民间故事——因为它将他们带回他们快乐的童年，带回到那些他们白天在树林里一边散步一边听保姆讲故事、夜里则听着催眠曲入睡的日子。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1852—1857）、阿克萨科夫的《童年时代》（1856）、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1852—1868）、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1947）——这些经典文学作品都将童年塑造成一个极为幸福且令人心醉神迷的国度：
快乐，快乐，无法挽回的童年时代！一个人怎能不爱且珍惜关于它的回忆？那些回忆振作和提升了我的心灵，是我最大的快乐之源。[150]
俄罗斯人描写他们童年的方式也很特别。他们全都描绘了一个传说的世界（阿克萨科夫的回忆录故意将它写成一个童话故事），将神话和回忆混淆在一起，仿佛他们并不满足于回忆，而是从内心深处想把童年找回来，即使需要重塑一遍也在所不惜。纳博科夫称之为“我少年时代传说中的俄罗斯”，这种渴望寻找它的感情，在贝诺瓦和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1911）中同样存在。这部芭蕾舞剧表达了他们对在圣彼得堡度过的童话般少年时代的声音和色彩的怀念。这种感情也存在于普罗科菲耶夫创作的有关童年的幻想曲之中，从钢琴伴奏的歌曲《丑小鸭》（1914）到“童话故事的交响曲”《彼得和狼》（1936），这些作品的创作灵感都来源于他小时候听到的睡前故事。
第六节
“噢，求你了，阿妈，跟我讲讲法国人是怎么来到莫斯科的。”赫尔岑如此展开他那本令人赞叹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生于1812年的赫尔岑特别喜欢他的保姆给他讲那一年发生的故事。他的家人不得不逃离火海中的莫斯科，襁褓中的赫尔岑由母亲抱着，正是因为有拿破仑亲自签发的战时通行证，他们才得以逃到雅罗斯拉夫的庄园。赫尔岑感到极度的“骄傲和快乐”，因为自己“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战争”。他的童年故事与他所喜爱的俄罗斯民族大事件融合在一起：“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别列津纳战役、攻占巴黎，它们都是我的摇篮曲和幼儿故事，是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51]对赫尔岑那一代人来说，1812年的传奇故事与他们的童年记忆联系得非常紧密。即使到了19世纪50年代，孩子也依然听着那一年的故事长大。[152]历史、传说和回忆，这三者相互交织。
对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而言，1812年是悲惨的一年。随着他莫斯科的邻居纷纷离开去庄园避难，他拒绝“相信这个古老而神圣的城市已经不存在了”，就像他在8月20号所写下的话那样，他宁愿选择“死在莫斯科的墙下”。[153]卡拉姆津家的房子毁于这场大火，而且由于他从没想过要转移藏书，他许多珍贵的书籍也毁于一旦。但是卡拉姆津救回了一个本子——那是一本鼓鼓囊囊记满了他那部著名的《俄罗斯国家史》（1818—1826）草稿的笔记本。卡拉姆津的著作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史——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第一部俄罗斯人写的历史，而且还在于它以民族叙事的方式呈现俄罗斯的过去。此前俄罗斯的历史一直都是些关于僧侣和圣人、爱国主义宣传的神秘纪事，或者是由德国学者编纂的大部头文件，既晦涩难懂，也没有人读。但是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具有文学作品的特点，兼具严谨的学者观点和小说家的叙事技巧，这使得这部12卷的著作在全国各地广受好评。卡拉姆津注重他笔下历史事件主人公的心理动机——甚至不惜凭空捏造——因此他的叙述扣人心弦，令读者有种阅读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感觉。中世纪的沙皇，像伊凡雷帝或者鲍里斯·戈东诺夫，在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中都变成了悲剧主角——现代心理剧的表现对象；他们还走出书本，来到舞台，出现在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歌剧中。
1818年卡拉姆津出版了《俄罗斯国家史》的前8卷。“一个月内卖出了3000本——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从未出现过。每个人，甚至是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也开始读起了她们国家的历史，”普希金写道，“这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可以说卡拉姆津发现了古代俄罗斯，就像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154]1812年的胜利引发了一种全新的对俄罗斯过去的兴趣和骄傲。在旧观念影响下长大的人们一直都认为他们的历史始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现在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去那里寻找他们国家意想不到的力量来源。1812年之后，各种历史书籍以迅猛的速度涌现。大学纷纷开设讲座（果戈理有一次去申请参加圣彼得堡的讲座，但是没有成功）。历史研究会纷纷成立，许多都位于外省。突然之间，为拯救俄罗斯的过去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行动。历史成为展示所有与俄罗斯的本质和命运有关的恼人问题的舞台。就像别林斯基1846年所写的那样：“我们审问过去，以获得对现在的解释和未来的一点线索。”[155]十二月党人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对历史的痴迷。如果俄罗斯不再沿着成为一个现代宪政国家的西化道路前进（就像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那么它真正的命运又是什么？
这正是彼得·恰达耶夫在他那封引起轰动的《哲学书简》（第一封，1836年）中所提出的问题。他是一名近卫军军官，普希金的纨绔朋友。恰达耶夫也是“1812年之子”。他曾参加过博罗季诺战役，1821年在事业的高峰期退役，接下来的5年他都在欧洲度过。作为一名极端的西化主义者——他甚至改信了罗马天主教——1825年，他为俄罗斯没能沿着西方的道路走下去而感到极度失望。这是他写作《哲学书简》时的环境——他正“处于一个疯狂的时期”（他自己承认道），而且曾经试图自杀。“我们俄罗斯人发明过或者创造过什么呢？”恰达耶夫在1826年写道，“已经到了停止模仿别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重新坦诚面对自己；我们必须了解真正的自己；我们必须停止说谎并找到真理。”[156]《哲学书简》是揭示这个惨淡且令人不快的真相的一种尝试。与其说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还不如说它是一部历史。它总结道，俄罗斯立在“时间之外，没有过去和未来”，在世界历史中并没有发挥作用。罗马的遗产、西方教会和文艺复兴的文明——它们全都和俄罗斯擦肩而过——而现在，过了1825年，这个国家已经沦为一个“文化空洞”，一个“被人类家庭抛弃的孤儿”，只能模仿西方国家但却永远无法成为它们中的一员。俄罗斯人就像是他们国土上的游民，对自己感到陌生，没有自己的民族遗产或者民族特性。[157]
现代的读者——这个世界，媒体上几乎每个月都要发布一些自揭疮疤的民族宣言——也许难以理解《哲学书简》在当时所带来的巨大震撼。它把每个人脚下的立足之地给抽走了，这些人一直以来都相信“欧化的俄罗斯”才是他们的祖国。反对的呼声山响，爱国者要求公开起诉这个“残忍地侮辱了我们的民族荣誉”的“疯子”。在沙皇的命令下，恰达耶夫被宣布是疯子，软禁在家里，由医生每天上门检查他的情况。[158]但是他写的却是很多年以来每一位有头脑的俄罗斯人心里所想的：那种住在一片荒原或者一个“虚幻国度”（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强烈感觉，他们害怕自己也许永远也无法了解这个国家；以及一种强烈的恐惧感，与他们接受西方文明的理由恰恰相反，实际上他们也许永远也无法赶上西方。保守势力的胜利引发了一种对“俄国人生活方式”的深深厌恶。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在1828年写道：“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包括憎恨她现在的表现。”[159]文学评论家纳杰日金（他在自己的杂志《望远镜》上刊登了《哲学书简》）1834年写道：“我们俄罗斯人的创造为零。我们在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贡献。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俄罗斯立于世界文明之林。”[160]
斯拉夫主义者对恰达耶夫所提出的危机反应截然不同。他们首次以独立的团体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当时他们和西化主义者进行了公开的辩论，但是他们的根源也是1812年。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恐怖，使斯拉夫主义者拒绝接受启蒙主义的普世价值，而是强调那些使俄罗斯区别于西方的本土传统。这种寻找一种更为“俄罗斯”式的生活方式，是对1825年起义失败的一种普遍反应。一旦俄罗斯将明确地背离西化道路，欧化的俄罗斯人便开始探索起那些有别于西方的俄罗斯文化，希望从中找到它的价值——就像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中的拉夫列茨基：
这位自由思想家开始去教堂望弥撒；这个欧洲人开始到俄罗斯浴室中洗桑拿浴，两点钟吃饭，九点钟睡觉，还让一个老管家的喋喋不休催他进入梦乡……[161]
斯拉夫主义者首先求助于乡村父权主义传统的德行——这点毫不奇怪，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于一个已经在同一地区生活了数百年的地主家庭。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这位最有名也最极端的斯拉夫主义者，一生都在一座房子里度过，与它相依为命，用一位当时人的话来说，“就像蜗牛背着它的壳一样”。[162]他们将普通民众（narod）理想化，认为他们是民族性（narodnost）的真正承载者。彼得·基列耶夫斯基等信奉斯拉夫主义的民俗学者到乡村采风，他们认为民歌民谣可以理解为“俄罗斯灵魂”的历史性表述。这些人虔诚地维护着东正教的理想，主张俄罗斯人的特点便是基督教徒的牺牲和谦卑精神。它是精神共同体的基础，他们想象，地主和农奴由他们的父权传统和东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阿克萨科夫认为，这种“俄罗斯性”体现在传说中的民间英雄伊利亚·穆罗梅茨身上。在史诗故事中，穆罗梅茨是一名保卫俄罗斯国土的战士，他抵抗入侵者和异教徒、强盗和魔鬼，“性格温和且缺乏侵略性，然而为了人民的事业，却随时准备参加一场正义的保卫战”。这些参加过1812年战争的农奴士兵身上恰好显示出这些特点。传说进入了历史。
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是一场关于俄罗斯过去和未来的漫长讨论的开场白，这场讨论贯穿了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卡拉姆津的写作完全处于君主制传统的脉络中，他将沙皇统治的国家和它那些高贵的公仆描绘成一种进步和启蒙的力量。沙皇和他的贵族发动改革，“人们则保持沉默”，就像普希金在《鲍里斯·戈东诺夫》最后一幕的舞台说明中所写的那样。关于俄罗斯的历史，普希金拥有和卡拉姆津一样的国家主义观点——至少在后期，在1825年他的共和信念（这怎么说都很可疑）崩溃之后是如此。在《普加乔夫史》（1833）中，普希金强调必须有一个开明的君主来保卫国家，才能使国家免受哥萨克叛乱的领导人普加乔夫及其农奴追随者的可怕暴力（“残酷而无情的”）伤害。通过突出贵族慈父般的角色——如比比科夫将军和帕宁伯爵，他们镇压了普加乔夫的起义，然而却向女皇求情，恳求她对老百姓仁慈一点——普希金强调了古老的地主阶层对国家的领导作用，他为自己出身于这个阶层而感到自豪。
和这些观点相对应的，是由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所推动的民主潮流。他们强调俄罗斯人民的反叛精神与热爱自由，并将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以及17、18世纪的哥萨克起义（包括普加乔夫起义）理想化。他们相信普通人一直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隐形）力量——这一理念主要来自他们对1812年战争中农奴士兵的观察。在回应卡拉姆津的著名格言“国家的历史属于沙皇”时，十二月党人、历史学家尼基塔·穆拉维约夫用战斗性的语言作自己研究成果的开篇：“历史属于人民。”[163]
在历史学家的这场论战中，俄罗斯的起源是一个主要的焦点。拥护君主政体者同意“诺曼说”，这一理论首先由18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认为第一位大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在9世纪时），他是受战乱中的斯拉夫部落之邀才来到俄罗斯的。这一学说唯一存在的证据是《往年纪事》——这本书写于11世纪，描绘了862年基辅公国的创立过程——它的写作可能只是为了合理化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俄罗斯的征服。随着19世纪考古学家在俄罗斯南部发现了斯拉夫部落的先进文明，这一理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一个可以追溯到古斯基泰人、哥特人、罗马人和希腊人时代的文明浮出了水面。然而对专制统治的维护者来说，诺曼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源传说——他们假设（实际也的确如此），没有君主，俄罗斯人将无法管理自己。用卡拉姆津的话来说，在君主统治建立之前，俄罗斯不过是“一块空荡荡的地方”，住着“一些和鸟兽生活在一起的野蛮而好战的部落”，别无其他。[164]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民族是由本土的斯拉夫部落自然演变而成。根据这种观点，早在瓦良格人到来之前，斯拉夫人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他们的自由共和政体逐渐被外来的君主制所破坏。这种观点有多个版本，全都由那些相信斯拉夫民族天性热爱民主的团体所提出：不仅包括十二月党人，还包括左翼斯拉夫主义者、波兰历史学家（他们利用这一点来攻击统治波兰的沙皇制度），以及乌克兰和（后来）俄罗斯的民粹主义者。
辩论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在十二月党人眼中，这个俄罗斯自由最伟大的象征同时也是人民自治权力的历史证明。诺夫哥罗德和附近的普斯科夫一起，得益于与汉萨同盟的德意志城市所形成的商业联系，经济高度繁荣，直到15世纪晚期被沙皇伊凡三世征服而并入莫斯科公国。十二月党人崇拜这座城市的共和政体。他们将它的市政厅（veche）或者说市民议会，看成一种人民丧失已久的自由象征，一种将俄罗斯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传统联系起来的神圣遗产。“神圣合作社”（1814—1817）的那些年轻成员——其中有几个是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每次开会都要仪式性地敲响市民大会的大钟。十二月党人在他们的宣言中使用了中世纪诺夫哥罗德的用词，将未来的议会称为“国民议会”（national veche）。[165]在起义遭到镇压后，诺夫哥罗德的传说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和颠覆性力量。1830年莱蒙托夫写了一首诗，题为《诺夫哥罗德》（“斯拉夫勇敢的儿子们，你们为何而死？”），诗中哀悼的究竟是中世纪诺夫哥罗德陨落的英雄，抑或是1825年牺牲的自由战士，作者有意使之模棱两可。德米特里·韦涅齐阿诺夫在他支持十二月党人的诗歌《诺夫哥罗德》（1826）中也有同样的怀旧主题：
伟大的城市，回答我：
你那辉煌的自由哪里去了？
那时你们的声音是国王的灾难，
像钟声一样响彻在喧闹的市民议会上。
说，那些时光哪去了？
它们如此遥远，啊，如此遥远！[166]
君主制的拥护者对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根据卡拉姆津的观点，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莫斯科不可避免地要征服诺夫哥罗德，这一点也得到了市民的认可。在卡拉姆津看来，这种顺从是俄罗斯人民智慧的体现：他们认识到没有秩序和安全的自由毫无价值可言。诺夫哥罗德市民因此成为第一批同意接受专制统治这个利维坦的人。为了从自己的内部争吵不休中脱身（城市事务都掌握在一群波雅尔手中，他们专断腐败，甚至威胁要把城市卖给邻国立陶宛），他们选择了沙皇的保护。跟十二月党人想象的那种平等和谐的民主共和比起来，卡拉姆津的版本几乎可以说更接近历史真实。然而它也是个自我正当化的神话。对卡拉姆津来说，他的《俄罗斯国家史》要提供的历史教训非常明显：共和要比专制更容易走向独裁——在法兰西共和国变成拿破仑帝国之后，这个教训变得尤为深刻。
对那些相互抵触的俄罗斯历史迷思而言，1812年的战争就是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一点可由19世纪的人们对它的纪念来反映。对十二月党人来说，1812年的战争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它是俄罗斯人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时起，俄罗斯人从少年变成了成年的公民，而且随着他们胜利进军欧洲，俄罗斯本该加入到欧洲这个大家庭中去。但是对于那些希望维护现状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标志着神圣的俄罗斯专制政体的胜利，是它将欧洲从拿破仑手中拯救出来。它显示出沙皇统治的国家是上帝选中的代理者，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已经到来。
沙皇俄罗斯的形象被镌刻在亚历山大纪功柱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根柱子是由法国建筑师奥古斯都·德·蒙弗朗设计的。它矗立在彼得堡的皇宫广场上，于博罗季诺战役20周年时落成。柱子上方的天使是沙皇亚历山大的面容。[167]5年之后，在莫斯科可以俯瞰克里姆林宫外墙的地方，开始建造一座更大的纪念俄罗斯君主政体神圣使命的不朽建筑——救世主大教堂。半为战争纪念馆半为教堂的救世主大教堂，是为纪念1812年莫斯科奇迹般的拯救而建。建筑师康斯坦丁·托恩采用了过去俄罗斯教堂的建筑手法，但是却将其比例扩大到与帝国相称的规模。50年之后（1883）这座巨大的教堂建成，成为莫斯科最高的建筑。即使在斯大林1931年将它炸毁（基于艺术的理由，也许判处他死刑也不为过）之后重建的今天，它依然是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景点。
在整个19世纪，1812年战争的两种形象——民族解放或帝国救赎——人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其中一方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从贵族和农奴的角度，讲述了一个真正激动人心的民族故事。另一方是用石头建成的纪念碑、凯旋门和胜利大道，它们以浮夸的“帝国风格”歌颂着俄罗斯强大的力量；或者是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中那些轰隆隆的炮声。即使到了19世纪60年代早期，伴随着农奴解放运动的觉醒，民族团结的热情高涨之时，这两种观点依然针锋相对。1862年，1812年战争的50周年纪念日恰逢俄罗斯的千年国庆。国庆本来应该于春天在诺夫哥罗德（这个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举行，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命令将其推后至8月26日——这是博罗季诺战役纪念日和他自己1856年加冕的神圣日子。罗曼诺夫王朝试图通过将这三个纪念日叠加在一起，将自己重塑为由两次圣战（1812年和千年前的那次）洗礼过的伟大国家。坐落于诺夫哥罗德的那座花岗岩纪念碑就是其象征。它的外形像一口诺夫哥罗德市民议会的大钟，外面环绕着一圈浮雕，上面雕刻着各类人物——圣人和公爵、将军和战士、科学家和艺术家——正是这些人创造了千年俄罗斯的历史。大钟的顶部是俄罗斯之母的形象，她一只手拿着东正教的十字架，另一只手拿着饰有罗曼诺夫家族族徽的盾牌。十二月党人愤怒了。经过了30年的流放生涯，归来的沃尔孔斯基对托尔斯泰说，这座纪念碑“是对诺夫哥罗德神圣过去的践踏，也是对1812年为我们自由而战的所有英雄的践踏”。[168]
第七节
“他是一位狂热主义者，神秘而不可思议，同时又是一位基督徒，对新俄罗斯抱有崇高的理想。”托尔斯泰在1859年见过沃尔孔斯基之后写信给赫尔岑说。[169]作为这位十二月党人的远房表亲，托尔斯泰对自己拥有与沃尔孔斯基同样的血统感到非常自豪。他3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他对研究她的家族背景并非只有学术上的兴趣：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情感上的需要。谢尔盖·沃尔孔斯基是托尔斯泰儿时的英雄（所有的十二月党人在与托尔斯泰同时代的进步青年眼里都偶像化了），后来还成为《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沃尔孔斯基的人物原型。[170]托尔斯泰致力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甚至自己想成为一名农民的想法，都是受到这位遭流放的亲戚影响。
1859年，托尔斯泰在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为农家儿童开设了一所学校，这座沃尔孔斯基家族的古老庄园是母亲留给他的遗产，它对托尔斯泰有着特殊的意义。他出生在这座庄园的宅邸里——在一张墨绿色的皮沙发上，这张沙发他一直都放在书房里，陪伴他写出多部伟大的小说。他的童年是在庄园度过的，直到9岁那年，他才和父亲一起搬到莫斯科。亚斯纳亚——博利尔纳不只是一座庄园，这块小小的俄罗斯土地还是他祖先的栖居地，是保留他童年记忆的地方，也是他的心灵归属之地。“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出卖这座房子，”1852年托尔斯泰跟他的哥哥说，“它是我最不愿意失去的一件东西。”[171]托尔斯泰的曾祖母于1763年购买了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他的外祖父尼古拉·沃尔孔斯基把它开发为一个文化空间，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宅邸（里面有大量的欧洲藏书），还有风景优美的公园和湖泊、纺纱厂，以及用石头建成的著名的白色大门（从图拉到莫斯科的路上，这些大门发挥着驿站的功用）。托尔斯泰还是孩子时就非常崇拜他的外祖父。他想象自己跟外祖父非常相似。[172]这种对祖先的崇拜，是托尔斯泰保守精神的核心，在他的小说《魔鬼》（1889）中的尤金身上也有体现：
通常都认为保守主义者是些老人，而那些喜欢变化的都是些年轻人。这并不正确。通常来说保守主义者都是些年轻人：他们想生活却不去思考该如何生活，而且也没有时间思考，因此就以他们见过的一种生活作为自己的榜样。尤金就是这样一种人。在村子里住下来之后，他的目标和理想就是恢复那种曾经存在过的生活，不是他父亲那个年代的……而是他祖父的那个年代。[173]
在《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沃尔孔斯基作为安德烈的父亲而复活——尼古拉·博尔孔斯基，这位骄傲而独立的退休将军，晚年在童山的庄园度过，全部的精力都用于教育女儿玛丽亚（跟托尔斯泰的母亲同名）。
《战争与和平》一开始设想是一部“十二月党人的小说”，以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真实故事为基础松散地组织起来。但是随着作者对十二月党人的理解越加深入，他越加意识到他们的思想来源于1812年的战争。在这部小说早期的创作（《十二月党人》）中，这名十二月党人的英雄在经过30年的西伯利亚流放生涯之后，回到了19世纪50年代晚期骚动的知识分子之中。当时，随着亚历山大二世于1855年继承帝位，第二个亚历山大王朝刚刚开始，跟1825年时一样，民众对政治改革寄予厚望。1856年沃尔孔斯基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回到了俄罗斯，他描绘了一种以现实为基础的新生活：
谎言。这就是俄罗斯的病因。谎言和它的姐妹，虚伪和玩世不恭。没有它们，俄罗斯无法生存。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还要体面地活下去。如果我们想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假如俄罗斯不能以有别于过去的方式存在的话，那么她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174]
真实地生活，或者，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真实地生活——这些就是托尔斯泰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是《战争与和平》主要关心的问题。它们首先是由1812年那些人明确提出来的。
解除沃尔孔斯基的流亡令是新沙皇上台后的新措施之一。在1826年被流放的121名十二月党人中，只有19位于1856年活着回到了俄罗斯。谢尔盖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他的身体从未真正地从西伯利亚的艰苦劳作中康复过来。虽然被禁止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定居，然而他却是斯拉夫主义者在莫斯科聚点的常客。在他们看来，他身上有着典型的“俄国人”特点，个性温和、吃苦耐劳、生活简朴而且亲近大地。[175]莫斯科的大学生将沃尔孔斯基视为他们的偶像。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和头发，神情悲伤而富有表现力，“像月亮一样苍白纤弱”，他被看成是某个“出现在俄罗斯荒原的基督”。[176]作为受尼古拉一世政权镇压而中断的民主事业的象征，沃尔孔斯基是十二月党人和民粹主义者（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人民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之间的一条活纽带。沃尔孔斯基自己一直忠于1812年的理想。他继续反对官僚政府和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同时他继承了十二月党人的精神，继续维护公民的义务并在为人民（国家的具体表现）服务中过一种诚实的生活。1857年他给儿子米沙（当时在阿穆尔地区的军队中服役）的信中说——
你知道，我从未试图说服你接受我自己的政治观点——它们属于我自己。按照你母亲的计划，你将朝着政界发展，而且我在你为祖国和沙皇服务时也给了你祝福。但是我一直都教导你在和来自不同阶级的同僚相处时，不要带有贵族的做派。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功——没有通过你奶奶的帮助——得知这一点，我的朋友，将会使我至死都心安。[177]
沃尔孔斯基关于祖国的观点与他对沙皇的看法紧密相连：他将君主看成是俄罗斯的象征。终其一生，沃尔孔斯基都是一名君主制的拥护者——实际上，当听到尼古拉一世（那位30年前将他流放的沙皇）的死讯时，他像个孩子似的失声痛哭起来。“你的父亲整天都在哭泣，”玛丽亚在写给米沙的信中说，“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178]也许沃尔孔斯基在哀悼那个他曾经认识的男孩，也许沙皇的死是他在西伯利亚忍受的种种苦难的一种宣泄。但是沃尔孔斯基的眼泪也为俄罗斯而流：他将沙皇看成是将帝国团结在一起的唯一力量，现在沙皇已死，他不禁为他的国家感到担心。
沃尔孔斯基对俄罗斯君主制的信任从未得到回报。在沙皇的命令下，这名前流放者从西伯利亚回来后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警察的盯梢。恢复公爵头衔和财产的要求也被驳回。而令他感到最伤心的，是政府拒绝将1812年的战斗勋章退还给他。30年的流放生涯依然没有改变他对俄罗斯的爱。他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发生于1853—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并为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其中就有年轻的托尔斯泰）的英雄气概深深感动。这名年老的战士（他已经64岁了）甚至要求以下级士兵的身份加入步兵，只是在妻子的恳求下才最终放弃。他将这场战争看成是1812年精神的回归，而且他深信，这一次俄罗斯同样将在对法作战中取得胜利。[179]
事实并非如此。但是俄罗斯的失败却使得沃尔孔斯基的第二个愿望更有可能实现：解放农奴。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另外一名1812年之子。他曾接受自由派诗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的教导，后者1817年曾担任宫廷教师。1822年，茹科夫斯基让他庄园上的农奴恢复了自由。他的人道主义对未来的沙皇有着重要的影响。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亚历山大意识到，俄罗斯只有抛弃古老的农奴经济，实现现代化，才有可能打败西方。贵族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从他们的庄园上获利。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农事或会计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继续大肆挥霍，由此累积了巨额的债务。到了1859年，三分之一的庄园和三分之二的农奴（为贵族地主所拥有）都已抵押给国家和贵族拥有的银行。许多小地主几乎无法养活他们的农奴。解放农奴在经济上已经变得无可争议，而且许多地主通过与其他人的农奴签订合同，正无可奈何地向自由劳动制度转变。由于农奴偿还款将可用于抵消贵族的债务，经济上的合理性同样日益无法抗拒。
但是除了金钱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沙皇相信解放农奴是防止发生自下而上革命的一项必要措施。那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士兵已经习惯了崇尚自由，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六年，农奴解放法令颁布之前，全国共发生了500起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180]亚历山大跟沃尔孔斯基一样，相信解放农奴——用沃尔孔斯基的话来说——是一个“关于正义的问题……是每一位热爱祖国的公民在道德上和作为基督徒的义务”。[181]就像这位十二月党人在给普希金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废除农奴制是“国家承认农民在过去两次战争中所做出牺牲的最起码的回报：是时候承认农奴也是公民了”。[182]
1858年沙皇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通过与各地的地主委员会磋商，制定解放农奴的提案。顽固的乡绅要求有限的改革，或者制定对他们有利的土地转让规则。面对种种压力，委员会在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陷于政治角力的泥沼而停滞不前。沃尔孔斯基一生都在等待这个时刻，他担心自己“可能在农奴解放法案通过之前就死去”。[183]这位年老的公爵对地主贵族并不信任，他明白他们抵制改革的精神，担心他们有能力阻碍法案的通过或者利用它来增加对农民的剥削。尽管没有人邀请他参加委员会，但是沃尔孔斯基自拟了一份农奴解放草案，他设想国家银行向个体农户贷款，用于购买地主的小块土地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农户通过耕种所分配的公有土地来偿还贷款。[184]沃尔孔斯基的提案和后来彼得·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方案并无二致，后者于1906—1911年任俄罗斯首相，是沙皇俄国改革的最后希望。假如它能在1861年就实施，那么俄罗斯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繁荣的国家。
最后，顽固的地主失败了，温和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沙皇本人的干涉。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签署了《农奴解放法案》。改革并没有农民想象的那么彻底，许多地方都爆发了叛乱。《法案》允许地主在选择转让的土地时有很大的灵活性——而且由他们定价。大体而言，也许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耕地有一半从地主手中转变成农民的公有土地，但是确切的比例主要由地主的意愿决定。由于人口的增长，这些土地根本不足以使农民脱离贫困的境地。即使在谢尔盖·沃尔孔斯基的庄园也存在土地短缺的现象，尽管凭借公爵的影响，那里几乎全部的土地都转让给了农民。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爆发了农民愤怒的示威行动。[185]尽管农民对改革大为失望，但是这次农奴解放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某种形式上的自由，不管实际是多么有限，最终赋予全体人民，使人们看到民族重生以及地主和农民之间和解的希望。1812年的精神终于取得了胜利——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
沃尔孔斯基公爵听到法案公布的消息时，他人正在尼斯。那天晚上公爵参加了俄罗斯教堂的感恩弥撒，在唱诗班的歌声中他失声痛哭。那是，他后来说，“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刻”。[186]
沃尔孔斯基死于1865年——玛丽亚早他两年。长时间的流放耗损了他的健康，妻子的死讯让他几乎彻底崩溃，但是直到最后一刻他的精神依然完好无损。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开始写回忆录，死时手里还握着笔，一个描写被捕后沙皇审问他的关键时刻的句子没有写完：“皇帝对我说：‘我……’”
在回忆录的最后，沃尔孔斯基写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审查机关从第一版（直到1903年才出版）中删掉了。它可以作为他的墓志铭：“我选择的道路把我带到了西伯利亚，我在那里流放了30年，但是我的信念一直没有改变，假如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会这么做。”[187]
注释
[1]S.M.Volkonskii,Zapiski（St Petersburg,1901）,p.193.
[2]M.I.Murav’ev-Apostol,Vospominaniia i pis’ma（Petrograd,1922）,p.178.
[3]A.Bogdanov,Skazanie o volkonskikh kniaz’iakh（Moscow,1989）,pp.4-5.
[4]S.M.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o semeinum vospominaniiam（Moscow,1994）,p.77.
[5]Volkonskii,Zapiski,pp.136-7.另外三位分别是尼基塔·沃尔孔斯基和尼古拉·沃尔孔斯基（谢尔盖的两个兄弟），以及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公爵（他的连襟）。保罗·沃尔孔斯基将军后来也成了皇帝的心腹。
[6]C.Sutherland,The Princess of Siberia:The Story of Maria Volkonsky and the Decembrist Exiles（London,1984）,p.111.
[7]RGIA,f.844,op.2,d.42.
[8]F.Glinka,Pis’ma russkogo ofitsera（Moscow,1815）,part 5,pp.46-7,199.
[9]TsGADA,f.1278,op.1,d.362,l.183.
[10]Vosstanie dekabristov,11 vols.（Moscow,1925-58）,vol.1,p.267.
[11]Volkonskii,Zapiski,p.387.
[12]IRL RAN,f.57,op.1,n.9,ll.1-9.
[13]IRL RAN,f.57,op.1,no.21,ll.9-10.
[14]N.P.Grot,Iz semeinoi khroniki.Vospominaniia dlia detei i vnukov（St Petersburg,1900）,pp.1-8.
[15]D.Davydov,Sochineniia（Moscow,1962）,p.320.
[16]Volkonskii,Zapiski,p.327.
[17]E.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Moscow,1999）,pp.198,290-91.
[18]Zapiski,stat’i,pis’ma dekabrista I.D.Iakushkina（Moscow,1951）,p.9.
[19]‘To Chaadaev’（1812）,in A.S.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7 vols.（Moscow,1937-49）,vol.7,p.246.
[20]A.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trans.C.Garnett（Berkeley,1973）,p.68.
[21]I.Vinogradov,‘Zapiski P.I.Vinogradova’,in Russkaia starina,vol.22（1878）,p.566.
[22]F.F.Vigel’,Zapiski,chast’1（Moscow,1891）,p.159.
[23]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 pushkinskoi pory,p.22.
[24]N.Rimsky-Korsakov,My Musical Life（London,1989）,p.9.
[25]N.Gogol,Diary of a Madman and Other Stories,trans.R.Wilks（Harmondsworth,1972）,p.32;A.Chekhov,‘Uprazdnili!’,in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30 vols.（Moscow,1974-83）,vol.3,p.226.
[26]The Complete Prose Tales of Alexander Sergeyevitch Pushkin,trans.G.Aitken（London,1966）,p.73.
[27]Volkonskii,Zapiski,pp.130-31.
[28]N.A.Belogolovoi,Vospominaniia i drugie stat’i（Moscow,1898）,p.70.
[29]请参考Iu.Lotman,‘Dekabrist v povsednevnoi zhizni’,in Besedy o russkoi kul'ture:byt I traditsii russkogo dvorianstva XVIII-nachalo XIX veka（St Petersburg,1994）,pp.360-64。
[30]‘To Kaverin’,in 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p.238.
[31]Volkonskii,Zapiski,p.4.
[32]L.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Maude and A.Maude（Oxford,1998）,p.417-18.
[33]Ia.A.Gallinkovskii,Korifei ili kliuch literatury（St Petersburg,1802）,kn.2,p.170.
[34]‘The Time Has Come’（19 October,1836）,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lexander Pushkin,15 vols.,I.Sproat et al.（Norfork,1999）,vol.3,p.253-4.
[35]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2,p.425.
[36]请参考他写的《第八封信》，出自‘A Novel in Letter’——写于1829年，但直到1857年才发表（精简过）——收录于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8,pp.52-4。
[37]Vosstanie dekabristov,vol.7,p.222.
[38]Syn otechestva（1816）,chast’27,p.161.
[39]A.Bestuzhev,‘Pis’mo k N.A.i K.A.Polevym,1 ianvaria 1832’,Russkii vestnik（1861）,vol.32,p.319.
[40]引自A.Ulam,Russia's Failed Revolutuions:From the Decembrists to the Dissidents（New York,1981）,p.21。
[41]IL RAN,f.57,op.1,no.63,l.57.
[42]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6,p.525.
[43]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t.1.,Do sibiri（Petrograd,1918）,p.149.
[44]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2,p.303.
[45]Volkonskii,Zapiski,p.212.
[46]同上,p.402。
[47]A.Pushkin,Eugene Onegin,trans.J.Falen（Oxford,1990）,p.19.
[48]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2,p.72.
[49]有关在招募普希金的问题沃尔孔斯基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参考S.M.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o semeinum vospominaniiam（Moscow,1994）,pp.35-6。
[50]Volkonskii,Zapiski,p.434.
[51]Ulam,Russia's Failed Revolutions,p.44.
[52]Volkonskii,Zapiski,p.421.
[53]GARF,f.48,op.1,d.412,l.19.
[54]Ulam,Russia's Failed Revolutions,p.5.
[55]RGIA,f.1405,op.24,d.1344,l.12;GARF,f.1146,op.1,d.2028,l.6.
[56]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p.xixi,xxiii.
[57]IRL RAN,F.57,op.1,no.61,l.65.
[58]GARF,f.1146,op.1,d.2028,l.7.
[59]GARF,f.1146,op.1,d.2028,l.13.
[60]‘Neizdannye pis’ma M.N.Volkonskoi’,in Trudy gosudarstvennogo istoricheskogo muzeia,vyp.2（Moscow,1926）,p.16.
[61]引自K.Bestuzhev,Zheny dekabristov（Moscow,1913）,p.47。
[62]Lotman,‘Dekabrist v povsednevnoi zhizni’,pp.352-3.
[63]F.F.Vigel’,Zapiski,chast’1（Moscow,1891）,p.12.
[64]K.Batiushkov,Sochineniia（Moscow-Leningrad,1971）,p.168.
[65]Lotman,‘Dekabrist v povsednevnoi zhizni’,pp.353-4.
[66]K.Ryleev,Polnoe sobranie stikhotvorenii（Leningrad,1971）,p.168.
[67]GARF,f.1146,op.1,d.2028,l.12.
[68]IRL RAN,f.57,op.5,n.22,l.88.
[69]The Complete Works of Alexander Pushkin,vol.3,p.42.
[70]GARF,f.1146,op.1,d.2028,l.28.
[71]Zapiski kniagini M.N.Volkonskoi（Chita,1960）,p.66.
[72]同上,p.67。
[73]同上,p.70。
[74]Arkhiv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xxxi.
[75]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kn.3（Moscow,1938）,p.354.
[76]Zapiski kniagini M.N.Volkonskoi（Chita,1960）,p.101.
[77]引自Sutherland,The Princess of Siberia,p.253。
[78]M.P.Volkonskii,‘Pis’ma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Zapiski otedela rukopisei,vyp.24（Moscow,1961）,p.399.
[79]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66.
[80]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pp.91,96,100;Volkonskii,‘Pis’ma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p.369,378,384.
[81]N.A.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6.
[82]IRL RAN,f.57,op.1,n.50,ll.11-19.
[83]IRL RAN,f.57,op.1,n.63,l.52.
[84]IRL RAN,f.57,op.1,n.65,l.2.
[85]IRL RAN,f.57,op.1,n.97,l.1.
[86]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7.
[87]Volkonskii,‘Pis’ma dekabrista S.G.Volkonskogo’,p.371.
[88]同上,p.372。
[89]Volkonskii,Zapiski,p.478.
[90]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7.
[91]Tolstoy,War and Peace,p.582.
[92]F.F.Vigel’,Zapiski,chast’2（Moscow,1892）,p.56.
[93]RGIA,f.1088,op.1,d.439.
[94]N.S.Ashukin,Pushkinskaia Moskva（St Petersburg,1998）,p.44.
[95]S.L.Tolstoi,Mat’i dd L.N.Tolstogo（Moscow,1928）,p.45.
[96]Iu.Lotman,‘Zhenskii mir’,in Besedy o russkoi kul'ture,p.57.
[97]Toltoy,War and Peace,pp.159,898.
[98]RGIA,f.1035,op.1,d.87,ll.1-2;f.914,op.1,d.34,ll.3-10（esp.l.5）即为两例。
[99]N.A.Reshetov,‘Delo davno minuvshikh dnei’,in Russkii arkhiv（1885）,kn.3,no.11,pp.443-5.
[100]I.S.Zhirkevish,‘Zapiski’,in Russkaia starina,vol.9（1876）,p.237.
[101]D.I.Zavaliashin,‘Volpominaniia o grafe A.I.Osterman-Tolstom（1770-1851）’,in Istoricheskii vestnik（1880）,vol.2,no.5,pp.94-5.
[102]Lavrent’eva,Svetskii etiket,p.321.
[103]E.Khvoshchinskaia,‘Vospominaniia’,in Russkaia starina（1898）,vol.93,p.581.
[104]M.N.Khrushchev,‘Petr Stepanovich Kotliarevskii（otryvok iz vospominanii）’,in Izvestiia tavricheskoi uchenoi arkhivnoi komissii,no.54（1918）,p.298;K.A.Soloviev,‘V vkuse umnoi stariny’.Usadebnyi byt rossiiskogo dvorianstva II poloviny VXIII-1 poloviny XIX vekov（St Petersburg,1998）,p.30;V.V.Selivanov,Sochineniia（Vladimir,1901）,p.151;S.M.Zagoskin,Vospominaniia’,Istoricheskii vestnik（1900）,vol.79,no.1,p.611;V.N.Kharuzina,Proshloe.Vospominaniia detskikh I otrocheskikh let（Moscow,1999）,p.312;N.P.Grot,Iz semeinoi khroniki,Vospominaniya dlia detei i vnukov（St Petersburg,1900）,pp.58-9.
[105]Tolstoy,War and Peace,p.544.
[106]Selivanov,Sochineniia,p.78.
[107]E.Mengden,‘Iz dnevnika vnuchki’,in Russkaia starina,vol.153,no.1,p.105.
[108]可参考以下几个例子：Pomeshchich’ia Rossia.Po zapiskam sovremennikov（Moscow,1911）,pp.61-2;N.V.Davydov,‘Ocherki byloi pomeshchechei zhizni’,in Iz Proshlogo（Moscow,1914）,p.425;以及S.T.Aksakov出色的回忆录：The Family Chronicle,trans.M.Beverley（Westport,Conn.,1985），特别是p.199。
[109]I.Turgenev,Sketches from a Hunter's Album,trans.R.Freeborn（Harmondsworth,1967）,p.247.
[110]Sharfy i shali russkoi raboty pervoi poloviny XIX v.（Leningrad,1981）.
[111]Sverbeev,Zapiski,1799-1826,vol.1,p.415.
[112]M.Fairweather,The Pilgrim Princess:A Life of Princess Zinaida Volkonsky（London,1999）,p.36.
[113]Iu.Lotman,‘Zhenskii mir’,p.52.
[114]同上。
[115]Pushkin,Eugene Onegin,p.209.
[116]同上,p.232。
[117]同上,p.65。
[118]同上,p.167。
[119]同上,p.210。
[120]W.M.Todd III,‘Eugene Onegin:“Life's Novel”’,in same author（ed.）,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Imperial Russia,1800-1914（Standford,1978）,pp.228-9.
[121]M.Azadovskii,Literature I fol’klor（Leningrad,1938）,pp.89,287-9.
[122]1831年8月21日的信，收录于C.Proffered.and trans.Letters of Nikolai Gogol（Ann Arbor,1967）,p.38（本书作者对译文做过修改）。
[123]Mikhail Lermontov:Major Poetical Works,trans.A.Liberman（London,1984）,p.103.
[124]请参考R.Taruskin,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rinceton,1997）,pp.41-7。
[125]R.Taruskin,Musorgsky:Eight Essays and an Epilogue（Princeton,1993）,pp.302-8.
[126]引自Taruskin,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p.33。
[127]Aleksei Gavrilovich Venetsianov（Leningrad,1980）,p.13.
[128]Selivanov,Sochineniia,p.12.E.I.Stogove（1797-1880）在‘Zapiski E.I.Stogova’一文中关于自己的成长也有类似的描述。见Russkaia starina,vol.113（1898）,pp.137-8。
[129]V.A.Sollogub,Otryvki iz 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1881）,p.7.
[130]N.I.Shatilov,‘Iz nedavnego proshlogo’,in Golos minuvshego（1916）,no.4,p.219.
[131]可参考以下例子：A.Labzina,Vospominaniia（St Petersburg,1914）,p.9;A.N.Kazina,‘Zhenskaia zhizn’,in Otechestvennye zapiski,219,no.3（1875）,p.211;E.Iunge,Vospominaniia（Moscow,1933）,p.41。
[132]L.Tolstoy,Anna Karenin,trans.R.Edmonds（Harmondsworth,1974）,p.650.
[133]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p.26.
[134]同上,pp.32-3。
[135]A.K.Lelong,‘Vospominaniia’即为一例，in Russkii arkhiv（1913）,kn.2,chast’6,p.789。
[136]Pushkin,Eugene Onegin,p.115.
[137]Lelong,‘Vospominaniia’,pp.794,808.关于乡下的游戏，可以参考I.I.Shagina,Russkie deti i ikh,igry（St Petersburg,2000）。
[138]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p.26.
[139]K.Grup,Rukovodstvo k vospitaniiu,obrazovaniiu I sokhraneniiu zdorov’ia detei,3 vols.（St Petersburg,1843）,vol.1,p.63.
[140]P.Sumarokov,Stary i novy byt.Maiak sovremennogo prosveshcheniia i obrazovannosti（St Petersburg,1841）,no.16,p.20.
[141]Lelong,‘Vospominaniia’,chast’6,p.788 and chast’7,p.99.
[142]A.Tyrkova-Williams,To,chego bol'she ne budet（Paris,1954）,p.38.
[143]Lelong,‘Vospominaniia’,chast’6,p.785.
[144]A.K.Chertkova,Iz moego detstva（Moscow,1911）,p.175.
[145]A.V.Vereshchagin,Doma i na voi?e（St Petersburg,1885）,p.48.
[146]V.A.Tikhonov,‘Byloe（iz semeinoi khroniki）’,in Istoricheskii vestnik,vol.79,no.2（1900）,pp.541-2;no.3（1990）,pp.948-9.
[147]Druz’ia Pushkina,2 vols.（Moscow,1984）,vol.2,p.117.
[148]‘To My Nanny’（1826）,in The Complete Poems of Alexander Pushkin 15 vols.（London,1999- ）,vol.3,p.34.
[149]S.Lifar,Diagilev i s Diagilevym（Moscow,1994）,pp.17-19.
[150]L.Toltoy,Childhood,Boyhood and Youth,trans.L.Maude and A.Maude（London,1969）,p.58.关于这部经典作品，可以参考A.Wachtel,The Battle for Childhood:Creation of a Russian Myth（Stanford,1990）。
[151]Herzen,My Past and Thoughts,p.10.
[152]Lelong,‘Vospominaniia’,chast’6,pp.792,797.
[153]Pis’ma N.M.Karamzina k I.I.Dmitrievu（St Petersburg,1866）,p.168.
[154]Pushkin,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vol.11,p.57.
[155]V.G.Belinski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13 vols.（Moscow,1953-9）,vol.10,p.18.
[156]Sochineniia i pis’ma P.Ia.Chaadaeva,2 vols.（Moscow,1913-14）,vol.1,p.188.
[157]同上，pp.74-92。
[158]R.T.McNally,Chaadayev and His Friends（Tallahassee,fla.,1971）,p.32.
[159]引自M.Gershenzon,Chaadaev（St Petersburg,1908）,p.64。
[160]A.Koryé,La Philosophie et le problem national en Russie au début du XIX siècle（Paris,1929）,p.286.
[161]I.Turgenev,A Nobleman's Nest,trans.R.Hare（London,1947）,p.43.
[162]I.I.Panaev,Literaturnye vospominaniia（Leningrad,1950）,P.151.
[163]Dekabristy-literatory.Literaturnoe nasledstvo（Moscow,1954）,vol.59,p.582.
[164]N.M.Karamzin,Istoriia gosudarstva rossiiskogo,3 vols.（St Petersburg,1842-3）,vol.1,p.43.
[165]S.S.Volk,Istoricheskie vzglizdy dekabristov（Moscow-Leningrad,1958）,pp.331-3,342.
[166]D.V.Venevitanov,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Leningrad,1960）,p.86.
[167]V.A.Ashik,Pamiatniki medali v pamiat’boevykh podvigov russkoi armii v voinakh 1812,1813 i 1814 godov i v pamiat’Imperatora Aleksandra I（St Petersburg,1913）,p.182.
[168]IRL RAN,f.57,op.1,no.62,l.31.
[169]L.N.Tolstoi,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v 90 tomakh（Moscow,1949）,vol.60,p.374.
[170]研究托尔斯泰的学者鲍里斯·艾亨鲍姆（Boris Eikhenbaum）相信沃尔孔斯基是托尔斯泰人物创作的原型，同时也认为博尔孔斯基身上有另外一个十二月党人D.I.扎瓦利申（D.I.Zavalishin）的影子。[Lev Tolstoi:60e gody（Leningrad-Moscow,1931）,pp.199-208.]
[171]引自V.Shklovsky,Lev Tolstoy,trans.O.Shartse（Moscow,1988）,p.31。
[172]S.L.Tol'stoi,Mat’i ded L.N.Tol'stogo（Moscow,1928）,p.9.
[173]S.L.Tol'stoi,‘Te Devil’,trans.A.Maude，in The Kreutzer Sonata and Other Tales（Oxford,1968）,p.236.
[174]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82.
[175]IRL RAN,f.57,op.3,n.20,l.1.
[176]Belogolovoi,Vospominaniia,p.37;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p.119.
[177]IRL RAN,f.57,op.1,n.65,l.79.
[178]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81.
[179]同上,p.81-2。
[180]RGIA,f.914,op.1,d.68,ll.1-2.
[181]IRL RAN,f.57,op.1,n.7,l.20.
[182]IRL RAN,f.57,op.1,n.7,l.16.
[183]Dekabristy.Letopisi gosudarstvennogo literaturnogo muzeia,p.113.
[184]IRL RAN,f.57,op.1,n.7,ll.20-23.
[185]RGIA,f.914,op.1,d.68,ll.1-3.
[186]IRL RAN,f.57,op.1,n.80,ll.58-9.
[187]Volkonskii,O dekabristakh,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