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4月开始，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频频亮相，向全国观众讲解《红楼梦》，直至该年10月。同年5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最先发表评论文章，表达对刘心武红学研究成果的异议。此后，一批老一辈红学家、学者陆续发表文章，对刘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
这场论争，时间长、规模大、影响深，它牵动着每一个红楼读者的心。作为《红楼梦》的爱好者，我始终关注着论争的内容和双方的基本观点，不仅拜读了论争中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也拜读了刘心武先生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所有书籍。
刘心武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是位名不虚传的多产作家。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1977年发表伤痕文学代表作《班主任》，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其主要作品有：《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此外还有长篇《栖风楼》、《四牌楼》，与《钟鼓楼》合称“三楼”；1993年至1994年，刘心武先生出版文集八卷；2003年，刘先生获长江杯笔会优秀作品奖。《画梁春尽落香尘》是刘先生解读《红楼梦》的第一本书，他自称开“秦学”分支；后又把研究成果写成“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2005年，出版《红楼望月》等红楼专著。
刘先生以为自己研究《红楼梦》与众不同，别出一格，另辟蹊径，走出了另一条路。因为刘先生的威望，媒体认为他是“弄潮儿”、是“平民红学大师”。
但是，恕我直言，对刘先生的红学观点（或者说“秦学”观点），远不敢苟同。我认为，刘先生的观点硬伤是：它缺乏证据，甚至可以说是没有证据。以下将分三个问题，对2005年以来红学界的这场论争作一浅析。
一、刘心武“红学”及其影响
刘心武之“红学”
刘心武精心研究了《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中的秦可卿。
秦可卿，贾府长房宁国府的重孙媳妇、第五代贾蓉之妻、贾珍之媳。书中第5回出场，第13回就死了，这中间第6、第9、第12回没有提起，只第7回露了一面，第8回写了她的出身，第10回写太医为她治病，第11回写她病未好，都是一笔带过。整部《红楼梦》120回，她说了不到10句话，只有第5回安排宝玉睡觉写得稍微多一点，但也不过几百字。书中写她的相貌、性情都是贾府女性中数一数二的，是贾母重孙媳妇中第一得意的人。金陵十二钗中，只有她出身最低下；十二钗中，曹雪芹只有这个人物是写完了的。作者集中笔墨写了她的丧事，这段故事历来为红学家所看重，因为与元妃探亲形成鲜明的对比，一红一白，贾府的奢靡铺张，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两段情节，是书中的两个小高潮。
刘心武认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康熙长子胤礽的女儿、弘晳的妹妹，书中“义忠亲王老千岁”原型，是二废二立的太子胤礽。这个观点，是刘心武“红学”的核心。秦可卿是太子第二次被废时生的，太子将其偷运出宫，先寄养于养生堂，后养在曹家，对外说是童养媳。秦长大后，表面上与贾蓉为妻，实际上与公爹贾珍发生两性关系，故书中有焦大酒醉后所骂的“扒灰”之说。
刘心武认为，贾府（曹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康熙一朝，贾府红得发紫，康熙六下江南，有四次住在曹家。胤礽把女儿偷运出宫，清朝的王法是绝对不允许的。曹家是在政治投机，希望胤礽能东山再起。而曹家的女儿元春是贵妃，她洞悉胤礽及儿子弘皙在宫廷政争中必败（乾隆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不动声色就消灭了“弘皙逆案”），让张太医传递密令叫秦可卿自杀，曹家政治投机失败。
刘心武还认为，贾府是“四大家族”之一，找媳妇要“门当户对”，这可以推出秦可卿血统必然高贵。同时，秦可卿死后用高级棺材，丧事档次高，北静王、大明宫内相来上祭，既风光又招摇，可推出有公主身份。
刘心武对自己的上述研究成果，颇感自豪，说：我基本自信，我的研究，“（1）另辟蹊径；（2）自成体系；（3）自圆其说”。“引发了人们对《红楼梦》的更浓厚的兴趣，读《红楼梦》的人更多了，参与讨论的人更多了，红学在民间的空间，大大拓展了。”
不过，刘心武还是有点心虚，说：“我们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依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胤礽的女儿被曹家藏匿的一手档案而已。”可见，刘先生自己也承认没有证据。
刘心武在《画梁春尽落香尘》自序中说：“我的研究，因为是从探究秦可卿之谜入手，10年前就有人戏称我搞的是‘秦学’，原来我听了挺不好意思的，现在我要坦率地告诉读者，积10年研究，我的心得已自成体系，把这个体系概括为红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命名为‘秦学’，不但是未为不可，而且完全当得起了。”“谦虚固然是美德，但眼下中国更应该提倡的是创新的勇气，而创新，首先是要开创新的思路！”
刘心武很自信，说自己“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他还认为，如果以他所研究的“谜底”为前提，就能把《红楼梦》“原来读不懂的地方都读通”（《红楼望月》）。
刘心武“揭秘”之影响
2005年4月2日，刘心武“揭秘”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正式播出，共20讲。同年8月，东方出版社以重金购得刘心武电视节目讲稿，首印10万册。
接着，报纸等媒体也跟上，报道、访谈、评论、广告等连篇累牍，图文并茂，网络论坛更是议论纷纷，热闹非凡。一时间，刘心武受到媒体和广大观众的高度关注，其“揭秘”《红楼梦》的讨论竟成了“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的热门候选项目，有人甚至把它与“超级女声”的轰动效应相媲美。
“人怕出名猪怕壮”，“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先出来讲话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总编吴祚来，同年5月14日，他发表了《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一文。文中讲到：“当知识分子把情感与思想都交付给红学之时，他就不是知识分子了，他的灵魂昄依的不是红学，而是红教——情色之邪教，不知道刘心武现在属于不属于‘红教徒’……刘心武当年是位‘班主任’，关注现实，关注教育，关注班里的孩子们，现在，他与自己的‘二奶’秦可卿混上了，陷进去了，没救了！知识分子包二奶，与官僚包二奶不同。权贵们（赖昌星们）建一红楼，玩弄八方妙女，知识分子包二奶是把《红楼梦》中的女子包养在家中，笔墨侍候，‘红袖添香夜读书’。”
5—10月间，《京华时报》、《世界商业评论》、《北京晚报》、《成都商报》、《南京日报》、《重庆青年报》、《青年参考》、《重庆商报》、《科学时报》，分别发表记者专访或评论，在全国掀起一股讨论刘心武红学热。
10月下旬起，红学界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终于也开始发言。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刘心武的路在学术上是走不通的，像一个人走到死胡同。文学创作可以随心所欲，比如依托《红楼梦》写“可卿之死”、“元春之死”都可以，但是说秦可卿是你考证出来的人物，别人是肯定要讲话的。考证是科学研究的方式，考证的对象一定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必须是可靠的资料，文学作品的形象是不断被考证的，这是常识。你可以考证曹雪芹或曹家，但《红楼梦》中的人，作者写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只有作家自己说了才算数。你说林黛玉是苏州的什么女子，能考证吗？作者说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刘心武偏说她是废太子的女儿，怎么能证明呢？除非曹雪芹自己证明……目前红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多与商品经济大潮中文章著作商品化及借此谋取名利有关。以学术为幌子，标榜创新，猎奇立异，哗众取宠，追求轰动效应，这不是“百花园中的百花，而是垃圾场里的垃圾”。
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红楼梦〉学刊》副主编孙玉明：刘心武是“想当然”，“往往是脑子里面武断地存有某种想法，然后去找证据”。比如刘说，曹雪芹应该有一个姐姐入了宫，先是在太子胤礽那里，胤礽被废后又转移到雍正这边。这查史料是绝对没有的，无论是曹家的史料，还是宫廷的记录。但他坚持这么说，还说史料中找不到，是因为乾隆篡改了历史，删去了那一段，但也没有证据。这反映了刘先生生造证据，治学不严谨，缺乏历史常识！
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张书才：刘心武靠“悟”，不是靠证据！而史学不是靠“悟”，而是靠证据。刘心武为证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就从康熙第一次废太子讲起，把康、雍、乾三朝的历史都拉上，可是讲来讲去，都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没有关系，所以是有果没有因。太子间的争夺是宗室内部的问题，曹家不可能卷入其中，根据宫廷建制，曹家作为内务府的人不可能到亲王府做事，把曹家说成“太子党”是无稽之谈。
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复旦大学教授陈维昭：刘心武的书给我的印象是在借助“红学”的成果来写小说，捕捉他在文学操作上新的生长点，与其说他在作学术研究，不如说是在利用学术来写小说。在方法上，刘心武大量运用了想象，因而有较强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可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刘心武的方法，是一种实录观念，这种方法如果在《红楼梦》研究上展开，必然走向“妖魔化”、“玄学化”、“游戏化”，是非科学的，必须予以澄清。
中国红楼梦学会老会长冯其庸：刘心武是“红外乱谈”、“信口乱说”。中央电视台播放这样的节目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秦学”所以能到这样状况，与央视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希望央视要重视这件事，“我提醒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要认真考虑注意这个问题，如果都这样乱来，文化界就不成其为文化界了”。任何一位红学研究者，都可以建立什么贾（宝玉）学、林（黛玉）学等，这样的“学”，其学术含金量和示范意义又有多大呢？
原《〈红楼梦〉学刊》副主编李希凡：《红楼梦》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艺术典型的创造，不是在写史实。“百家讲坛”这样重要的舆论阵地，应该把学术研究、把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引向正确的方向，不能什么说法都引入。学术讲坛不是娱乐台，不能像现在电视上某些改编名著的作品那样，那纯粹是败坏古典名著。我希望中央电视台少做这种事，否则贻害无穷。
红学会表态后，对刘心武“红学”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有说：对刘心武的观点，不妨用最起码的学术规范衡量一下，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考证，是否具备学术价值。这不复杂，只需检验一下它是否“自圆其说”即可。“自圆其说”是最低的学术要求，如果连自圆其说也达不到的话，就不可能“自成体系”，则“另辟蹊径”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了。
有说：刘心武的核心论点完全没有史料根据，牵强附会，整体上漏洞百出，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达到“自圆其说”的标准。其研究方法错误，学术理念荒唐，治学态度轻率，某些观点还严重背离了文明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还有问：刘心武在设计曹家“政治投机”方案时，说他这样推测并不离奇，因为据清史专家考证，弘皙确实在乾隆离京出行的时候营造了一次谋刺事件。事后，乾隆销毁了有关档案以维护自己的尊严。那么，所谓的“清史专家”究竟指谁？他在哪部著作或哪篇论文中“考证”过此事？既然有关史料已经销毁，他又是以什么史料证实“谋刺事件”的？
二、刘心武误读“红楼”
以血统观念推测出秦可卿出身必然高贵，曲解了《红楼梦》
文本内涵
刘心武作出秦可卿是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弘皙的妹妹的结论的前置词是“可能”，他拿不出史料，拿不出证据，把“可能”直接当事实。他的理由是：贾府系名门，势力之风盛行，上上下下都“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为子孙挑媳妇，必然不会看中“从养生堂抱回来的野婴”，只能选择出生高贵的女子。
事实是否这样呢？
第29回写清虚观道士为宝玉提亲，贾母却说：“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得上就好”，“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难得好的”。这话与中国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相对立，她所看中的，是人品。顺序是，模样第一，性格第二，因为模样是天生的，性格可以慢慢调教。贾府长房贾珍妻尤氏夸秦可卿时说：“这么个模样儿，这么个性情的人儿，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两人都欣赏、重视个人价值，而不问家庭背景和出身。
贾母是“老太君”、“老祖宗”，她的话，代表了贾府的观念。
第36回，王夫人、王熙凤、薜姨妈说到袭人，薛说：“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三人也着眼于模样和性格，王夫人是荣府的当家太太，王熙凤是管家奶奶，代表了荣府、王府的观念。
再从事实看，荣国府的邢夫人、宁国府的尤氏，都是长房太太，出身都不是贵族，与贾府不能门当户对。小说写邢岫烟进京投靠邢夫人，尤二姐、尤三姐来投靠宁国府，可见两家家境都不好。这说明贾府没有按刘心武所谓的以“家庭背景”和“门户”相当的标准来选择长房媳妇。
第57回，薛姨妈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经王熙凤、贾母说与薛蝌为妻。薛姨妈是薛家人，代表了薛家的观念。
四大家族择媳的标准，基本一致，这是《红楼梦》在这个问题上的内涵，刘心武对此根本没有解读好。固然，“四家皆联络有亲”，但并不意味着每一家子弟娶妻都必出名门。刘心武仅凭秦可卿的婚配，一口断定她出身“另有隐情”的结论是极不严肃的。
靠“悟”而不是靠证据的推论，必然错误
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写出了《红楼梦考证》。胡适认为，在提出假设时，是几种“可能性”、“或然性”，在有充分证据证实后，再下结论，否则，宁可暂时放一放。他举例说，一个铜圆丢在地上，龙头朝上，还是另一面朝上，可能性各占一半，即50%，这时结论就很难下；一个不倒翁丢在地上，头总是要朝上的，那个可能性就是100%，两者不是一回事。胡适的话，即说，考证需要史料支撑，这是最基本的学术准则。
有人问刘心武，秦可卿是胤礽的女儿，你有什么文献材料依据？他说，没有，靠感悟，我考证时靠想象力，靠自己的心灵，靠自己的悟性。也就是说，刘心武自己也承认根本没有史实根据。
《清会典》：“宗室自亲王以下至国公所生子女周岁，由长史、司仪长、典仪等官，详开嫡出庶出，第几男第几女，母某氏，并所生子名，所生女之年月日，具册送府……存案。如将抚养异性之子捏报者，治以重罪。”因为所生子女，弥月后要送金银、绸缎绫罗，因此想要蒙混隐匿是不可能的。故刘心武所说胤礽把自己女儿送到养生堂去，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里牵涉到对“悟”和“证”的理解。“悟”，形象思维，凭想象写小说用；而“证”，逻辑思维，学术研究用。刘心武是小说作家，他把写小说的思维方式，用到学术研究上，不可能不得出错误结论。他在讲座中，对秦可卿的一系列推理，都犯了这个错误。
比如关于秦可卿卧室的摆设：文本写她的房内，有唐伯虎的《海棠春睡图》，有宋秦观的对联，有武则天用的宝镜，有赵飞燕用的金盆、盆内有安禄山掷过的伤了太真乳的木瓜等东西。刘认为这一组符号系统，暗示着秦可卿身份的无比尊贵。而专家认为，这是曹雪芹的戏笔，是隐喻秦可卿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而已，是通过室内的摆设的铺张描写，烘托一种令人心醉的气氛，暗示小说人物将有风流韵事发生（宝玉的第一次性行为，是与侄媳妇之间发生的）。
又如关于秦可卿的棺材：文本写所用的樯木棺材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用的，因“坏了事”没有用，板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叮当如金玉，价1000两白银。刘认为这暗示秦可卿像老千岁那样尊贵，睡那棺材是适得其所。而专家认为这段描写是完全仿照《金瓶梅》中李瓶儿的丧事（370两银子，原是一个举人为其老夫人预备的，锯开后，喷香，有花色，厚5寸），故脂观斋在这段文字处批：“深得金瓶壸奥。”
刘心武的目的，是用想象、推测代替考证，以证明胤礽方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把秦可卿送往养生堂藏匿——被贾家收养——许给贾蓉为妻——引诱了宝玉——与贾珍淫乱——暴露，发生了天香楼事件。而贾府收养秦可卿的目的，是政治投机，后因暴露政治投机失败，所以特别悲痛，把那故事搞得轰轰烈烈。
刘心武是小说家，想象出奇，推理大胆，但结论经不起史料的推敲：（1）据记载，雍正接班时，政敌胤礽等均被“严加看管”，绝无人身自由；（2）曹頫曾替八阿哥藏过镀金狮子而被告，哪还有胆藏活人？此时的曹家自身难保，哪有胆收养雍正政敌的子女！
南通大学教授徐乃为认为刘心武的立论完全站不住脚。刘心武把秦可卿写成是与皇上争帝位的胤礽之女，贾府当然是皇帝的叛党，这是逻辑上于理不通。道理很简单：皇上是贾母的孙女婿和贾政的女婿，就这层亲戚关系，贾府会支持叛党夺自家嫡亲的政权吗？显然不可能。《红楼梦》文本中有这样的暗示吗？一丝一毫也没有。仅这一点，就可以把刘先生辛辛苦苦所得的结论推倒否定。
专家们说：确实佩服刘心武的胆量，他关于秦可卿、贾元春、妙玉三篇文章，的确有索隐不少功劳，但不能算是研究成果，刘更多的只是发挥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长处，而且有些心急，刘的文章只能供人一笑。周汝昌先生的推断固有些偏执，却多有可信之处。刘心武臆测附会的占多数。如此可见，并非任何人都可染指红学，至少需有些学术功底。
王蒙于2005年12月18日在中央电视台作红楼讲座，他提到刘心武的作品原先叫“红楼边角”，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评价还比较合适。
常识性小错误
因为急于论证《红楼梦》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刘心武把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挂钩，其文章、演讲在整体上让人感到急躁而缺乏严肃性，因此，表现出小错误不断，常识性失误不少。从而导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立论的可信性。
（1）认为“千岁”等于“太子”。刘心武对秦可卿的棺材的解读是：这个棺材原来是谁定的啊？是义忠亲王老千岁定的货。……什么叫“千岁”？万岁之下只有一个千岁，也就是说，在万岁没有了以后，将升格为万岁的那个人才叫千岁……
这就错得很厉害了，如果刘心武熟悉历史，恐怕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了。《薛刚反唐》中写江夏王李开芳救唐皇，李开芳是唐皇的远房兄弟，他不可能接班，小说中称其为“千岁”；《说唐》中称李元霸为“千岁”，但他为李渊第四子，也不可能接班；《万花楼》中写到了五位王爷“千岁”；……所谓“千岁”，是对“王”一级人物的俗称或尊称，明、清两代，凡亲王、郡王、皇后、皇贵妃，都可以称为“千岁”，明朝独揽大权的大太监魏忠贤，就有人称他为“九千岁”。刘心武凭“千岁”两字，就断定这棺材是废太子胤礽的，这是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样的错误，认为“太医”就是只有皇帝设的太医院里的大夫才能够叫太医，实际上明、清时为表示对医生的尊重，都泛称太医。
（2）对一副对联的误解。书中写荣国府有一副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刘心武说这副对联原型出自“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而后面这副对联是太子胤礽写的，并说“这是以前没有人说出来的，我第一个提出来”。
有人为这两副对联采访了唐宋诗词专家蔡义江先生，蔡先生很快查到“楼中……”这个对子是唐刘禹锡的诗句（见《全唐诗》卷359）。刘心武是小说家，诗词方面造诣不深，这两副对子之间实际上根本没有关系，刘却用来证明秦可卿是胤礽的女儿，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3）错读错解张友士开的药方。太医张友士来给秦可卿看病，开的药方中有人参、白术，刘心武认为其中“参”代表“星”，唐诗有“动如参商”；中药的“白术”，术字读为zhu，刘读为su；把“星宿”，读为星“塑”（su）。从而，推出“术”和“宿”是谐音，都是代表天上的星，星星高高在上，代表高一辈.
还说“张友士”是谐音“有事”，意思是说父母叫秦可卿要在她熟悉的地方自杀。
专家说：“刘先生大概只忙着作揭秘的事，竟忘记了在这些古代汉语常识上下点工夫吧！”也有专家讥笑他，照刘心武这种推理方法，“友士”也可以推成《红楼梦》中的“尤氏”。
（4）对“曲柄七凤黄金伞”的错解。刘心武确定：“曲柄七凤黄金伞”只有乾隆朝才开始用，在康熙朝和雍正朝，都是直柄的，因此《红楼梦》中第18回到第53回，写的都是乾隆期间的事。
对此，《大清会典》、《清史稿》载：“曲柄伞”自清太宗元年就有，雍正时已有“曲柄九龙伞”，乾隆之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早在用。刘心武下结论，连这两部重要的典籍也不去查一下？
（5）对“元妃省亲”、“冯紫英打围”的错解。刘心武认为，《红楼梦》第26回说冯紫英跟他父亲去潢海铁网山打猎，是皇帝出去打猎时刺杀皇帝的一次“尝试”，这事发生在乾隆元年。
经专家查证乾隆《起居注》、《实录》、《清史稿·高宗本纪》等典籍，乾隆元年、二年，根本没有举行围猎。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会把“省亲”、“打围”这种事说成是乾隆元年发生的事，因为那是“国丧”期间，乾隆要“持服三年”（27个月）守孝，“不作乐”，停止王妃进宫行礼，“省亲”、“打围”是违制的事。年过花甲的刘先生，未必不知不懂这点常理吧。
有专家指出：刘心武成名于小说创作，应该说更懂得小说之道，带领读者领悟《红楼梦》的艺术奥妙可能是他的拿手好戏，但是，他偏偏要舍弃文学去研究历史，摆弄关于清史的学问，要将《红楼梦》“政治事件化”，而且一搞就是十几年，其精神可嘉，但历史知识太差了，基础没有，推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还有专家严肃提出：刘心武先生怎么说也总是个中学语文教员出身，总会知道文学不同于现实，不该荒唐到这个地步。要知道，“百家讲坛”不比中学课堂，以往的听众最多也就是每年一两个班的七八十学生，如今不同了，到中央电视台出镜，到国家级出版社出书，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误人子弟，在久远的时间长河中散布谬误，这实在是太不负责任，太不严肃了。
三、对刘心武“红学”（“秦学”）的讨论
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能引起这么大的效应，无论谁，上至红学家下至普通老百姓；也无论你是赞同他的观点还是反对他的观点，都必须承认，这股红学热浪是空前未有的。
这是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视觉看，刘心武的讲座，从形式上实现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这是“刘心武现象”的正面效应。但从实质上看，刘心武借助《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位吸引了人们，用猜谜、戏说偷换了《红楼梦》的审美价值，这是“刘心武现象”的负面效应。
刘心武表示：我是代表大众文化流派或群体，是民间的，是下层的，开辟了研究红学的全新渠道。不同于专业红学家、红学机构和权威学者，他们是专业的，是上层的，存在独享的、传统的观念。我一直希望能够打破垄断，解除老百姓对高深莫测的悬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会其民族瑰宝的价值。
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文化界、学术界空前繁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得以实现。在这种态势下，以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的流行，势在必行。这是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格局发展和变化的必然结果。
改革开放的大气候的确立，为大众文化的萌动、勃发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现代传媒事业的迅猛发展为大众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手段；丰富生活、舒缓紧张、宣泄情绪等的多元化为大众文化提供了接受基础。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繁荣与混乱并存，狂欢与堕落同在，这使大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现象。以至于追求时尚、迎合大众、以感官刺激成为最高选择，而不关心文化产品是否具有人文价值和教化功能。
比如说，电视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电视传媒系统已呈爆炸式发展与几何级数的扩张，成为人类发展中最主要的文化传播形式。人们以最大的接受能力接纳它、喜欢它。电视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空间，使得人们阅读文学经典（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的时间所剩无几。大众文化的发展借助这一媒介带来新的契机。再一点，文本以语言传达，语言是一种符号，使人们领略作者的意图，要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而电视的图像是直观的，它使观众的接受面大大增加，这是其他媒介所无法比较的。更重要的是，谁出镜，谁长时间占据着电视传媒空间谁就有发表言论的控制权，谁就行使了“权威”的代言人。
正是由于这些，使得刘心武的“揭秘”得以广泛流传，收到前所未有的效应，创造出神奇的魅力。
而多数观众、听众，并不是在真正研究《红楼梦》，而是抱着崇尚《红楼梦》的心理，从娱乐出发，觉得刘心武讲得新鲜、有趣，值得欣赏、品味而去听讲座的。刘心武抓住这一点，在每一讲的结尾，制造“悬念”，迎合了观众的需要。
而学术界的那些学者、教授、专家长期远离基层、远离大众、远离外面喧嚣的世界，反应迟钝，没有知觉，他们的研究，形式单一，内容枯燥，只知学术上的对话和争鸣，因此两者之间的反差是很大的。
强烈的商品属性，使得一些大众文化的制作者难免忽略了文化的艺术底蕴和文化的社会效益，忽略了大众传媒产品中原来应该具备的人文关怀。
由刘心武“红学”引发的争议实在需要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认真思考，因为它显示了学术的泡沫化、学术的浮躁化、媒体商业化现象，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学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需要遵守学术规范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面对全国亿万观众，而不是娱乐节目如评书、演义、戏说、搞笑、猜谜之类或文明属创作的连续剧等非学术性层面的表演。“百家讲坛”属“科学与教育频道”的重要栏目，开播时就宣言其宗旨定位于“建构时代常识”，“追求学术创新”。既然如此，就必须遵循学术规范，要检验是否实事求是、追真务实，是否言之有理、言之有据，是否反复论证、一丝不苟。在学术上只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刘心武的“秦学”没有建立在事实和科学论证基础上，不讲学术规范，因而作为一门学科是不能成立的。刘心武是在戏弄我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人人都像他这样搞“创新”，热闹非凡，电视热播，媒体热炒，网络热评，实质上正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学术上的浮躁心态。
学术不是政治，文艺创作不能政治化
《红楼梦》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宫廷秘史，不是家史兴衰的实录，不能将文学作品《红楼梦》政治化。
有人“利用小说反党”的思维模式解读《红楼梦》，将其说成阴写帝位更迭、权力争斗的政治传记小说，这严重歪曲了《红楼梦》文本的本意和大大低估了这部名著的社会影响力。
解读《红楼梦》，只能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档案来进行。刘心武的解读方法，实质上是一种错误思潮的回归。
学术问题的是非不能援引民意调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
争论开始以后，有人搞了个民意调查，网上有12945人参与投票，认为刘心武“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值得肯定”的占投票人数的77.17%。又有人搞了个“万余网友力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结果，认为刘“某些地方有道理”的占53.14%，认为刘对“红学作出重大创新”的占30.85%，认为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的占15.74%。
专家指出：学术之争，不能诉之行政干预和司法裁决，也不能靠民间投票，用所得票数的多或少来决定是非。而只能靠健康的、平等的自由讨论，靠百家争鸣，靠社会实践检验。要按照务实求真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进行学术层面的认真探索，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运用网上调查的办法，搞百分比，无助于学术问题的真正解决，甚至会走入误区。
电视等新闻媒体有责任推进健康的学术争鸣，营造良好的
学术讨论氛围
中央电视台在臆说《红楼梦》、戏说《红楼梦》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因为电视台的客观报道和正确导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电视台是国家的公共资源，在严肃的学术讲台上不能用纳税人的钱为学术臆说大开绿灯，不能为庸俗化的解读推波助澜，不能人为制造社会文化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