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从我爷爷开始，祖上都是当大官的，我们现在那个家门口在过去就是县衙，是个判案的地方，判完就在那里杀人。也就是说，我家房屋那块地以前是县衙的一个法场。居住在周围的几家都被病人拖垮了，有一家的孩子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到处借债，花了几十万也没救活。我伯父的儿子也是白血病，我哥哥是精神病，我姑妈的女婿是个飞行员，出事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一个大脑有问题，去人家小卖部里见什么拿什么，不给就抢，最后他家人就给他那个了……
反正谁也没看见，在农村，一个精神病人消失了，也不会有人去问的，也没人去告，也没有证据。以前我们那个乡有好多赤身裸体在街上走的，这两年都死的死，消失的消失了。现在这个社会，家里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能怪家长心狠。
我哥哥他不洗衣服、不洗澡、不刷牙，智商跟两三岁的孩子差不多。他20岁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拿起棍子把只有九岁的我打得头破血流……
谁家有这样的病人都承受不起。我哥哥就是这样，他不死我也成不了家，所以我父亲压力特别大。
有人给我出主意说：“冬季把你哥哥带到东北，他一下车不久就会冻死，这样就可以丢掉这个包袱。”我实在是不忍心自己下手，要是有人愿意把他带出去让他失踪，我也不反对，但是让我下手，我下不了手。为什么呢？因为和谁成为兄弟姐妹，你是无法选择的。
我听得心里不是滋味，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索性就接着问下去：“那个衙门还在吗？”
“衙门没有了，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拆了……我们家过去就是斗争的对象。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都不幸福，还连累我妹妹也离婚了。”
“嫁出去的女孩子，怎么会受到家里的连累？”
“现在我父亲是他兄妹几个里生活条件最差的。我妹妹出嫁也没有嫁到一个有钱的人家。最后，由于娘家经济不好，妹妹经常贴补我们这边，最后跟夫婿家闹了矛盾，结婚三四年后，2006年也离婚了。她有一个女儿，现在一个人在上海打工。我知道这次去宁夏相亲的风险很大。如果到那里能买过来一个媳妇，哪怕买一个离过婚的，带过来一个孩子的也可以。”
他很自然地将话题从他妹妹转到自己身上，很快又想到了自己的生活条件，又说了起来。
来到我们这里的女人能否留得住，也是个问题。我家里穷，加上我哥哥是个精神病人，人家愿不愿意跟我都是个问题。我想找个外地的，她不会计较钱多钱少，不缺吃不缺穿，能和我过日子就行，不要求她的文化程度，什么都不要求。我也没一个固定工作，没有一技之长。今天打个工，明天当个保安，后天都不知道在哪儿。我要是有一技之长，或者有个稳定的经济收入还好一些。
我们家就剩下一两分地，以前我们家老头子种些口粮够吃喝。我们这里种水稻、芝麻都可以。我们家里自从出了这些事情，在村里也抬不起头，家里的土地一分钱也不要，都包给外地人种了。
我们孝感是全国有名的“建筑之乡”，每年很多人都到东北、俄罗斯做建筑工程，做一个平方米就好几块钱，一年下来能弄好几万。但我的身体不好，干不了这种体力活。
村里一开始有两家生活条件比我们家还差，有一家最后都死光了，儿子、爸爸、妈妈都死了，一开始脸色蜡黄，后来才知道得的是肝腹水，没有钱医治就到乡政府闹，政府也就给些棉衣、面条。挺了一段时间就死了，那个孩子跟我同龄。
村里还有一个瞎老太太，政府把她算作五保，给她盖了一间房子。大家给她的捐款有三四万，有专人负责这些捐款的支出，等于村民们花钱养活她。她死后政府花钱把她的丧事给办了，也算还不错了。
我有几个本家宗亲，一个都没有结婚，这里男多女少。人老了也不愿意去福利院，就住在庙里，自己种些口粮。政府原来准备给他们盖房子，可他们觉得房子小，住庙里宽敞。在福利院吃得不好，照顾他们的人态度也不好，庙里是个行善的地方，不会受到冷落。
我主要担心我哥哥的病情，这几年他也不打人不骂人了，就是吃、玩。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是病情好转了，要是政府能把他送到医院继续治疗一下，也许就能回到社会里来，那该多好。
我们附近村里有一个女孩子，打工时跟人家谈恋爱，对方是东北的，最后人家抛弃了她，她拿了一瓶农药就喝了下去，经过抢救，现在成了植物人。她爸妈出去干活，都把她带在身边，很可怜。以前那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被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还好这家人的父母有良心，没把她弄消失，让她活着，给她一口饭吃，其余的疯子大部分都没有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国家在对待残疾人这块缺乏一个完整的制度，现状很难改变。
我们村里有一个哑巴，他身体好，在外面很能挣钱，后来带回一个贵州女人做老婆。这个女人又看上我们村里另外一个小伙子，跟着那个小伙子跑了。愤怒的哑巴冲到小伙子家里，把他家给砸了，在纸上写出誓言：“只要我活着，你们两个就别想再回到村里，回来就把你们杀了。”
我们这边光棍很多，男女比例失调。每个医院都贴着禁止鉴定胎儿性别的标语。但是男的还是太多了，找不到媳妇，而且我们当地很多女的去温州、深圳打工后，就嫁到那边去了。
吃完饭，我和刘祥武一起前往他家。
打车到镇上，我先去了县医院，看望刘祥武住院的父亲。老人因为胆结石发作，躺在病床上输液，老人家很感谢我能来这里看望他，同时也很希望能在我的帮助下，给祥武找到一个媳妇，让他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离开医院，祥武带我去他家。刚进村就看见一座破旧的木龙庙，祥武说这里就住着一位独身老人，这会儿老人没在庙里。
祥武家的房子看起来也还不错，二层小楼，只是屋里没多少值钱的家当。楼后面是他家坍塌的老宅，面积有200多平方米，从房子上的大梁和雕花窗，可以看出那个年代这户人家应该是很富有的。祥武说这里以前就是衙门，衙门拆掉后，他爷爷在这里盖了这些房子，后来这些房子破烂不堪，他家又在前面盖了现在的房子。
小楼旁边的老房子里有一间还能住的隔间，门窗屋顶都仅剩一半，这里就是祥武的哥哥住的地方，里面就像垃圾房一样。祥武说他哥哥白天出去，到晚上才会回来。
在二楼装修过的新房里，一切还都是新的，就像昨天刚装修完一样，只是冷清的屋里没有人居住的余味。祥武从楼梯一个隔断上拿出两幅婚纱照。这是他和前妻的婚纱照。从婚纱照上看得出两人爱恋时的甜美。拿着婚纱照的刘祥武独自站在这个房间里，使得原本应该很温馨的房间现在却显得那么不协调。
在祥武家门口，一个剥花生的村妇告诉我：“他就是没有举行婚礼，要是公开办了婚礼，那女子也走不了。”
她说的也许是对的，在中国农村，举办一次隆重的婚礼能证明这家娶的媳妇是谁，同时也能证明这女子嫁的丈夫是谁。这样的婚礼远比一张结婚证重要得多。
之后，祥武带着我去田间的一座庙，这座庙叫“修来寺”，其实就是谐音“修来世”的意思。庙门口坐着几个村妇和尼姑，看来这是个尼姑庵。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她们露出警觉的目光。
祥武和门口的妇女、尼姑打过招呼后走进庙里，二话不说就在庙里每个神像前磕头。
出来后我问祥武：“你在神像前磕头，许了什么愿？”
他说：“我什么愿也没有许，也从来不许愿，进庙就希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帮一帮自己，但是现实中那些实际的东西，还是得靠自己。”
“你为什么信神？”
“就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不是说信了神，今天我就能中个500万，明天神能给我派个仙女下凡做老婆……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我老父亲一天就睡两三个小时，我后继无人啊！在乡村断了香火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妈妈活着的时候说，以前有人给我算过命，算命的说我是家里最有福的一个人，看来没有成为现实。”
他一边走一边说着。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是51岁，那个时候还征收农业税。我家本身就很困难，根本就承担不起农业税了，但是派出所的人就拿着扁担、麻袋等东西，强行去家里称粮食，强行征收。没有钱就把家里的大门给卸下来拿走，晚上睡觉不能关门。
那时交完农业税，家里留下的粮食只能勉强喝口稀饭了，我们几个孩子一年都吃不到几次肉，后来温总理把农业税给取消了。
我父亲和我伯父他们都出生在当官的家庭，大概受家庭遗传的影响，都是读书人的体质，干不了农活。我上学的时候，校长和班主任都说我学习很好，将来就算考不上清华北大，考个武大也不是问题。由于我们家里穷，我的学费总是从开学一直拖到年底还交不上。我父母之间也总为家里的经济困境发生争吵，造成他们婚姻也很不幸福。
2002年，一个很冷的冬天，我母亲早上起来后就倒在地上，当时人还能说话，但是身子好像偏瘫一样站不起来。我们就把她送到镇医院，镇医院说这种病要往武汉送，孝感不好治。
她是大脑血管破裂，要在她的头上打洞（开颅手术），医疗费得好几万块钱。当时给我哥哥治病花的钱还没还清，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把她拉回家，在家里躺了几天后就那样死去了。
刘祥武说完这些后，一脸无奈，显得很平静，想必是时间磨灭了他内心的痛苦。
我们俩刚吃完午饭，医院就来电话让祥武的父亲转院，说是病情加重。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在医院的拍摄让医院感到不安，就借机让病人转院。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匆匆而别。本想看看祥武的哥哥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上。
12月19日，祥武来电话说，由于只顾着照顾住院的父亲，家里的哥哥没有饭吃，犯病了。他回家做饭时，被发病的哥哥一棍子打在头上，在医院缝了九针。
后来刘祥武的父亲还是做了保守治疗，没有动手术，为了节约钱。
2010年12月20日，我们电话约好去宁夏相亲，在固原县火车站见。
和刘祥武一起看望他父亲。
刘祥武家的村子里，有一座破旧的木龙庙。
刘祥武哥哥住的地方。
刘祥武拿出和前妻拍的婚纱照。
帮刘祥武找老婆
2010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多，我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固原，和已经在那里等候的老三夫妻俩，以及凤凰卫视摄制组在固原县红宝宾馆会合。
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组知道老三和刘祥武的事情后，非常愿意做深度报道，这是我和杨锦麟老师第二次合作。
刘祥武下午2点多到达固原火车站，我们一行在那里会合后，租了两部出租车，赶往红梅的老家——固原县郭庙村。
红梅家和她叔叔家在一起。红梅家就是孤零零的一个砖土混合房，连围墙也没有，和她叔叔的房子隔着一个打麦场。叔叔家有个院子，条件要好很多。
对于我们的到来，在院子里干活的红梅的婶婶显得并不热情。也许是吵闹声惊动了屋里的人，红梅的叔叔和妈妈走出院子，这才把我们让进他们家屋里。
来之前，红梅和她婶婶打过电话，婶婶毫不客气地告诉她不要回来了，因为红梅的父亲在11月29日已经得病去世。
进屋之后，一家人看到红梅欲言又止，都不搭理她。
红梅的叔叔看起来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家里条件也不错。和我们聊天时，他才说出自己的怨言。原来红梅的父亲死之前，他们给红梅打过几个电话，希望她能回来见上父亲一眼，可红梅就是没有回来。“现在回来干吗？看到她就生气。”
我问红梅是否如此，红梅说：“叔婶是打过电话，说父亲快要死了，但我们一家人就是不相信，理由很简单，父亲生前经常说谎，这次一家人还是以父亲快死了为由骗我回家。如果我那个时候回来，也许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不想回来。”
贫困有时候是和谎言交织在一起的。原来，2008年9月，红梅和婆婆家人吵架，喝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就被父亲带回家里。在家的两个月里，父亲先后给她找来两个男子相亲，准备再次把她嫁出去。两个男人一个没有相中红梅，一个愿意做上门女婿，给红梅家当儿子出力。红梅的父亲要价8000元彩礼，即便这样低的价格，这个男人也拿不出来。
红梅和老三结婚时，红梅的父亲把红梅结婚证上的名字“者红梅”写成她姐姐的名字“者红霞”，用的还是红梅的照片。地方民政部门根本不注意这样的事情，红梅因此稀里糊涂地结了婚。
叔叔及家人对她父亲的这种做法提出异议，红梅的父亲就打电话向老三要钱，威胁说要是不给钱，就把红梅再次嫁人。也就是那时，红梅给老三的母亲打电话说要回去，老三的母亲给红梅邮寄了路费，她才又回到了洛阳。
红梅的嫂子说：“红梅的父母养了三个女儿，个个都不孝，老人死的时候一个都不在场。红梅父亲快死的时候，最惦记的就是红梅，我们一家人多次给她打电话，她都不相信，今天回来进门也不知道哭上一声。”二女儿在老人死前来过一次，死时也不在场。大女儿自从12年前回来过一次，之后就音信全无，也不知道和父亲有多大的怨仇。
红梅家还有个哥哥，13年前打工时出事，死在一个水塘里，从此家里再也没有男孩。
红梅的大姐嫁到了河南济源乡村，具体在哪里红梅也不知道，已经12年没跟家里联系了。父亲脾气不好，由于是家中老大，大姐从小就经常被父亲打骂，被父亲嫁到济源后只回过一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