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走路时，腰是弯着的，那是接近90度的弯曲。我问父亲：“爷爷的腰是不是给地主做长工时累成这样的？”那个年代的电影里常有这样的情节。父亲说：“不是，爷爷年轻时家里穷，他用扁担挑着面粉去赶集，回家后把换来的麦子磨成面粉，再去赶集。每天挑着很重的担子赚钱生活，时间久了，腰就弯成这样了。”
爷爷家有两孔窑洞，一孔自己住，一孔给我大伯住。有天早上，奶奶盛好饭，让我坐在窑洞前的凳子上吃。当时院子里堆满了刚刚收获的玉米，爷爷对站在院子里的大儿子说：“宣立（我大伯的名字），你帮我把这些玉米扛到窑洞上的场里晒晒。”我大伯说了一句他没工夫，就走开了。爷爷开始自己装玉米。当爷爷背着一个大麻袋，身体弯成近90度，从正在吃饭的我面前走过时，那场景让我惊呆了。别人是用肩膀扛东西，爷爷是用腰扛东西，装着玉米棒子的大麻袋，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
我放下饭碗，不作声地跟在爷爷身后。我知道他还要爬一个约30度、长近20米的土坡，才能把玉米运到我们住的窑洞上面。我跟在后面，看爷爷把麻袋放下了，我拉着他的手问：“为什么大伯不帮你把玉米扛上来？”爷爷笑笑说：“分家了，他地里有活干，顾不上了。”
奶奶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一个聪慧善良的人。她住的窑洞只有一个门，为了屋里亮一些，就在门旁挖了扇窗，找了些胶布作遮挡，常会漏风漏雨，冬天还得用砖头再砌起来御寒。我问奶奶：“我爸爸就在玻璃厂上班，让他从厂里拿一块玻璃回来装上，不就可以了吗？”奶奶说：“孩子，我们马家人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这和偷人家东西一样不道德。”我于是跟奶奶说：“等我上班后，第一个月挣的工资，就去给你买一块玻璃，装在窗户上，让太阳照进来。”那时我五六岁，在奶奶的窗户上装一块玻璃，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1972年春，奶奶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
同一年秋天，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时候不是躺着的，父亲拿一床被子垫在他背后，爷爷就这样弯着腰，半坐在那儿，永远和我们告别了。
爷爷奶奶的墓地在焦枝铁路旁。每次坐火车路过那里，我都会到窗口去看望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墓地周围盖起了楼房。现在我坐火车路过时，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墓地了。
我小时候非常调皮胆大，经常带着小伙伴们上房掏鸟蛋，下河抓鱼虾。有一次我爬上玻璃厂30米高的烟囱，被母亲发现。我坐在烟囱上，远远看见她往这边跑，立马下来，溜得不见踪影。为此，我没少挨父亲揍。父亲的教育方式很传统，“棍棒之下出孝子”“头悬梁锥刺骨”之类的话，他没少跟我讲。
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来我家做家访，她每来一次，我都得挨父亲一次揍。班上还有一个跟我家一样穷的孩子，他也经常因为老师家访挨揍。那会儿，学校没有少先队，只有“红小兵”。除了我俩，班上其他同学都是“红小兵”。
1976年夏，我们小学毕业了。开完毕业典礼，老师把我和那个孩子叫到办公室：“我宣布，你们俩从今天起是‘红小兵’了。”当时学校里已经没有别人了，所以至今也只有三个人知道，我们俩也是“红小兵”。就这样，我小学毕业了。
我的中学老师里，有一位教英语的印尼华侨。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要求男同学一律穿白衬衣、蓝裤子。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的确良”布料，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布料做了白衬衣。父亲为省钱，用农村织的粗白布给我做了件衬衣，还用漂白粉漂白了。
这位华侨老师看到全班就我一个人穿了这样一件白衬衣，在冷嘲热讽后居然踢了我一脚，让我站在队伍的最后面。那一刻，我心理上受到了巨大打击，处于叛逆期的我，甚至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从那以后，我有了退学的想法。最后还是班主任谢老师做我父亲的工作，我才上完中学。
1983年，我中学毕业后，在玻璃厂的待业中心打工。当时有个朋友喜欢摄影，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理光5相机，那时候我常和他骑车去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拍照。那年代不称“摄影”称“照相”，大家把照相馆的师傅也称为“照相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用借来的相机拍出的。
1984年，我也花700多块钱，买了一台玛米亚单反相机，开始自己冲洗照片，在报刊上发表更多作品。1989年，因为没钱结婚，我把这台相机卖了。结婚两年后，我又买了人生中第二台相机：美能达700。
起初，我常在田间地头，还有车间里、马路上寻找题材，用镜头唤醒儿时记忆中的画面。慢慢地，对摄影的兴趣转换为内心深处的热爱。摄影开始成为我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摄影大师的作品：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
有一天，我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一组“喜马拉雅采蜜人”的图片，心灵深处感到强烈的震撼——原来摄影师还能用如此罕见的视角，传播人类的生存精神！于是我决定，我也要做这样的摄影师。
我义无反顾地从工厂辞职。我相信自己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路。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大量拍摄专题图片。一年时间里，我拍光了两千多个胶卷。
1992年，我和几个爱钻山沟的影友来到河南新安县峪里乡，发现这里都是石头盖的房子，人们还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惯。这里有血参、天麻、五灵脂等珍贵药材，都深藏在悬崖峭壁上。我认识了以采药为生的于青发，他和同伴们身系绳索，攀援在绝壁之上，出没于黄河两岸的大山之中。从1992年起至今，我每年都会和于青发他们进一次山。每次下悬崖拍摄时，他们都用碗口粗的绳子绑着我，并且总是他们先下我后下，极力保证我的安全。当时我就是想近距离拍出最真实的相片。一个摄影师想要有好作品，必须有直面生死的勇气。
为学习摄影和新闻写作，我先后读过几个学院的相关专业。1994年，我到河南经济日报社当起了摄影记者。后来，我又到河南法制报社做记者。十年间，我做了四家报社的记者。中国的变革很快，很多社会矛盾开始进入我的镜头，一些祈求正义的人也希望媒体给予他们更多关注，认为媒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一股力量。
刚开始做记者时，我很有正义感，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发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渺小。很多次，事实已调查清楚，报道也写出来了，却无法刊登。当老百姓跪在我面前，把我当成他们的救命恩人时，我的内心承受不起。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在中国，有些事情是我这样的摄影记者解决不了的。我开始寻找另一种记录方式。我的拍摄开始转向人文故事，记录常见的百姓生活场景。我希望观者能从这些本真而平凡的图片中，品味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有些题材和人，我一直跟拍了十多年。
从1984年有了自己的相机后，我就开始拍老三了。当时没想到以后会得到这么多关注。1989年，有些照片因无处存放，我就烧掉了，现在想想很是后悔。
2008年开始，老三“招妻”的故事开始在《读库》上发表，随后我收到了刘祥武的信，这个纪实影像专题延续到他身上，也是我没有料到的。老三是个老实巴交、逆来顺受的农民。刘祥武是个社会经验较多，固执地按自己的价值观和正义感生活的人，既愤世嫉俗，又渴望幸福安稳的家庭生活。
我一直希望能帮刘祥武改变现状，甚至答应帮他找老婆，但是很难。2013年12月2日，《西部招妻》完稿后，我又见到了他。不知他今后的路会怎样。我会一直关注老三和他。我想在我死之前，看看这个社会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变化。
2001年6月的一天，我在洛阳街头拍摄时，看到几个身背猴子的耍猴人在赶路，就对这群人产生了兴趣，想拍摄他们的生活。我来到河南新野县樊集乡冀湾村，打听耍猴人的事情，村民们却对我这个拿着相机的外来人非常警惕，经常答非所问。直到一年后，我才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人贩子经常将一些川皖等地的女子骗到这里贩卖，村里一些人也买了女人来做媳妇，他们是怕有人来暗访。此外，村里的养猴人常被有关部门以“保护动物”为名进行查处和罚款。所以，他们对陌生人格外警惕。
经人介绍，我认识了鲍湾村猴场老板张云尧，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进入这个江湖耍猴人的群体。我拍耍猴人老杨时，他起初不信任我，直到我和他从襄樊扒火车到成都，然后又扒回来，他才开始跟我说心里话。刚到成都时，下起大雨，老杨他们在高架桥下找了个干的地方，把塑料布打开铺下，我们八个人在此过夜。为了我的安全，老杨他们睡觉时把我夹在中间。我的摄影包和相机装在编织袋里，枕在头下。
一路上，我都是和老杨一起吃饭。扒火车时，本来我有机会到车厢里睡觉，但是没去，留下来和老杨他们睡在敞篷车厢里。在老杨家里的时候，他跟我说晚上别走了，我就跟他们一起睡地铺，老杨觉得很有面子。老杨儿子结婚时，我专程去参加婚礼，送的彩礼也不薄。现在老杨有什么事都来和我商量。
老杨家里，也有着和老三、刘祥武类似的故事。老杨的媳妇是买来的，18岁时就被卖到这里。四川省公安厅的人曾来当地解救过一批被拐妇女，老杨的媳妇当时抱着半岁的孩子，最后决定留下。
2001年，《现代摄影》杂志的创办人李媚老师到河南来选图片，我打车带了50斤底片给她看。两天后，她告诉我：“你拍摄的是《国家地理》风格。”没想到，两年后，我进入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成为图片编辑和摄影师。
到《中国国家地理》之前，我的摄影作品属于纪实摄影，更倾向于情感表达。《中国国家地理》更多的是人文地理摄影，更偏重于报道发现，但和我的纪实摄影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我的镜头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到一处，我不仅仅是拍风光，更多的是拍摄当地人的生存状态。《中国国家地理》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有拍不完的题材，有许多正在发生、正在消失的事物。有一次，我要拍一个吸毒女，怎么谈都谈不成。当时有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只要拿杜冷丁放在旁边，过一会儿吸毒女就忍不住了，要拍什么都会答应。我说那可不行，那就是诱导人家了。美国有个女摄影师在印度拍妓女，一开始那些妓女骂她，往她身上泼脏水。她还是坚持拍，跪在妓女的对面，妓女们觉得她们是平等的。三年后，这个摄影师走的时候，整街的妓女都来给她送行。
2009年，为拍摄《家当》系列作品，我来到西藏墨脱县，在珞巴人的村子里拍摄时，小腿被一条狗猛咬了一口，顿时鲜血直流。如果24小时内打不上狂犬疫苗，就有生命危险。解放军驻藏某部带着疫苗往墨脱赶，同时这边也叫了一辆车准备送我出去，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在有效时间内对接上。没有公路，送疫苗的车只能走石子路进来，这时偏偏又下起了雨，而接我的车也要两小时后才能到。我躺在村卫生室的床上，脑子里突然闪过了死亡的念头。我问自己：“我值得为此而死吗？今天会不会是我拍下最后一张照片的日子？”
包扎好伤口后，我离开卫生室，继续开始拍摄《家当》。村里的干部不解地问：“你真不要命了吗？”
当然，最后化险为夷。
我从事摄影已经快30年了。在这近30年时间里，我的镜头从来没有说谎。
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通过一个很小的视角去表现社会。现在回头看我当年拍摄的作品，就像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这种心情是很微妙的。
虽然摄影创作是艰苦的，但我从未感觉到精神上的疲倦。我喜欢这样的职业生活。谢谢柴静、杨锦麟、张立宪这些朋友的陪伴，还有我的同事们的鼓励。尤其要感谢家人默默的支持。
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想从事摄影教育工作。我还想把我收藏的那些有价值的照片捐献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摄影，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我感觉这些工作也是很美好的，我会逐一去实现。
2014年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