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怀念我的朋友
弗雷德里克·杰拉德·哈克斯顿
1892—1944
儒勒·列那尔[1]的《日记》是法国文学中的二流杰作。他还写过三四部独幕剧，不好也不赖，不会逗你开怀，也不会让你太感动，演得好的话，你能耐着性子看完，不会觉得太无聊。他写过几部小说，其中《胡萝卜须》非常成功，讲的他自己的童年生活，一个粗野的小男孩有个严厉、残忍的母亲，因为这个母亲，他的日子过得很悲惨。列那尔的写作手法，没有装饰，不加烘托，原本凄惨的故事显得愈发哀婉动人，这个可怜的孩子的痛苦没有一丝暗淡的希望加以缓解，读来着实令人心碎。看到他那么笨拙地讨好那个恶魔般的女人，你会苦笑，你能感受到他的羞辱，看到他受到不公正的惩罚，你会愤愤不平，仿佛挨罚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看到他遭受如此恶毒残忍的折磨而不恼火的人，心肠一定坏掉了。这不是一本可以过目就忘的书。
儒勒·列那尔的其他小说都无足轻重，要么是自传的片断，要么是在观察与其密切接触的人后做了详细的笔记，然后把笔记汇编成一本书，简直不能称作小说。他特别缺乏创造力，人们会纳闷，他怎么就成了作家呢？他没有虚构能力，无法突出某个事件的要点，哪怕只是赋予他的敏锐观察以一种形式。他收集事实，但小说不能仅由事实构成，事实本身是死的。事实的用处是说明一个想法，或阐明一个主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小说家不仅有权改变事实，强调它们，或放弃它们，而且不得不这么做。没错，儒勒·列那尔自有他的一套理论：他宣称自己的目标只是陈述事实，让读者在他提供的资料的基础上写自己的小说，试图做其他任何事都是文学篡改。但我总是对小说家的理论持怀疑态度，我觉得那些理论不过是他们为自己的缺点找理由辩解。所以，如果一个作家没本事虚构出一个貌似可信的故事，他就会告诉你，在小说家所应掌握的所有技能中，最不重要的就是讲故事；如果他缺乏幽默感，他就会抱怨幽默毁了小说。为了给残忍的事实赋予生命的光彩，必须通过激情加以变形，所以，当他回忆起自己不幸的童年时，自怜自艾之情和他对母亲的仇恨让回忆充满了毒液，于是儒勒·列那尔写下了他唯一一部好小说。
我猜，要不是他辛辛苦苦写了二十年的日记在他死后出版，他早就被世人遗忘了吧。那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他认识很多他那个时代在文学和戏剧界举足轻重的人，演员里有莎拉·伯恩哈特[2]和吕西安·吉特里[3]，作家里有埃德蒙·罗斯丹[4]和阿尔弗雷德·卡皮[5]，他讲述与他们见面的情景，语言极其活泼生动，同时透着尖刻讽刺。在这里，他敏锐的观察力帮了忙。尽管他的人物描写十分逼真，他与这些聪明人生动的对话真实可信，但你必须对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头几年的巴黎社会有所了解，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道听途说，才能真正领会到这些部分的深意。这本日记出版后，他的作家同行们发现他在描写他们的时候言辞刻薄，个个气得不行。他笔下那个时代的文学界一副野蛮的景象。他们说，狗不咬狗。法国文人可不管这套。我觉得，在英国，文人懒得彼此纠缠，不像法国作家成天厮混在一处，英国作家也见面，但并不频繁，而且多半是偶遇。我记得多年前一位作家曾对我说：“我宁愿和我的创作素材生活在一起。”他们甚至不怎么读彼此的书。有一次，一个美国评论家来英国，想采访多位著名作家，让他们谈谈英语文学，他只见了一个作家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发现这位声名显赫的作家连一本吉卜林[6]的书都没读过。英语作家也会评价同行，他们会告诉你，这个作家很棒，那个作家不太出色，但他们对前者的热情很少到狂热的程度，对后者的轻视表现为冷漠，而不是诋毁。他们不太嫉妒别人的成功，倘若此人浪得虚名，他们只会觉得可笑，不会愤怒。我认为英国作家以自我为中心。他们也许和其他人一样虚荣，但只要被一个私人圈子认可，就足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他们不太受非难的影响，除了一两个例外，他们不会刻意讨好评论家。他们待人宽容，互不干扰。
法国的情况大不一样。在那里，文学生涯是一场残忍的斗争，那里有个人攻伐，有派系倾轧，身处其中，你必须时刻提防敌人的圈套和陷阱；身处其中，你永远无法确定朋友不会从背后捅你一刀。他们各自为战，就像某些形式的格斗，什么招都能使。这种生活充斥着怨恨、嫉妒、背叛、恶意和仇恨。我认为这事出有因。原因之一，当然，法国人对待文学的态度比我们严肃多了，我们从没觉得一本书有多么重要，他们愿意为一般原则争论，那股激烈的劲头，我们既惊讶，又觉得好笑，因为我们始终觉得把艺术太当回事挺滑稽的。还有，在法国，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总是跟文学纠缠在一起，一个作者的书遭到猛烈抨击，不是因为那是一本烂书，而是因为作者是新教徒、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什么的。很多地方还是值得称赞的。法国作家不仅认为自己写的书重要，也认为其他人写的书重要，这是好事。法国作家认为书至少真的有意义，如果它们的影响有益，就要捍卫它们，有害的话，必然要受到抨击，这也是好事。书的作者都认为书不重要，书自然无关紧要。正因为法国人觉得书很重要，他们才会站队并激辩。
法国作家有个常见的做法总是令我震惊，那就是，他们会读自己的作品给彼此听，无论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是写完了以后。英国作家有时也会把自己尚未发表的作品寄给同行，请对方批评指正，所谓的批评指正是赞美的意思，真要对他人的手稿提出严肃的反对意见就太鲁莽了，那样只会冒犯人家，人家也不会听你的。但我相信，没有哪个英国作家会乖乖坐上几个小时，听另一个小说家读他的新作，这简直无聊透顶。在法国，作家就该如此，这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个心照不宣的事，更奇怪的是，就连杰出的作家，也常常根据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听到的意见大幅修改自己的作品。福楼拜就承认，听了屠格涅夫的点评后，他重写了书稿；读安德烈·纪德的日记，你也会发现他常常从这种方法中获益。我让我很是困惑，我给自己的解释是：在法国，写作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在英国从来不是），所以没什么突出的创造力的人也经常以此为业，敏锐的智慧、良好的教育、悠久的文化背景使他们能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但这是决心、勤奋和一个渊博、聪明的大脑带来的，而不是有什么创作冲动，所以，善意的批评和意见用处很大。但如果我知道那些伟大的创作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巴尔扎克，也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会非常惊讶。他们写作是因为非写不可，写完这本，脑子里只想着接下来要写什么。当然，这种做法说明，法国作家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臻于完美肯花心思，而且别看他们很敏感，却不像很多英国同行那样自鸣得意。
法国作家之间的敌对和怨恨更深还有一个原因：法国的读者太少，不足以供养如此庞大的作家群体，我们有两亿读者，他们只有我们的四十分之一。每一个英国作家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你也许从没听说过他，但只要他有才华，无论在哪个领域，他都能有足够的收入。他不会很富有，况且，如果他的目标是发大财，他也绝不会干这行。他迟早会拥有自己的忠实读者群，而且为了让出版商登广告，报纸不得不给书评留很大的版面，这样报纸杂志也给予了他足够的关注，所以不嫉妒其他作家也没有关系。而在法国，很少有作家能靠写小说谋生，除非他们有私人收入或其他职业提供生活保障，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新闻界。买书的人不够多，所以一个作家的成功会大大削弱另一个作家的成功。获取知名度是一场斗争，守住自己在公众心目中受尊重的地位也是一场斗争。于是，他们发疯一般努力吸引评论家善意的关注，即便是有名望的作家，知道有一篇短评即将刊登在某某报上都会焦虑，发现评价不好，也会暴怒。的确，文学批评在法国比在英国分量重。某些批评家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决定一本书的成败。尽管全世界的文化人都读法文书，法文书的读者不只限于巴黎，但法国作家真正在乎的只是巴黎的作家、批评家和睿智的读者的看法。这是因为文学抱负都集中在这一个地方，巴黎是无数冲突和嫉恨发生的舞台。这是因为作家的经济回报太小，所以，他们极其渴望，且费尽心机想要获得每年颁发的奖项，或者进入这个或那个学会，这不仅肯定了他的事业，还提高了作者的市场价值。然而，有抱负的作家多，奖项少，资深的作家多，学会的空位子少。没有多少人知道，争取获奖或获选的过程中，有多少辛酸、多少交易、多少阴谋。
当然，法国也有一些蔑视金钱、鄙视荣誉的作家。由于法兰西是个有雅量的民族，这些作家得到了全体法国人的绝对尊重。这就是为什么，某些作家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评价，都是无足轻重的，却享有盛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很可惜，才华和创意并不总是伴随着高尚的品格。
儒勒·列那尔很诚实，他没在日记里美化自己。他恶毒、冷酷、自私、狭隘、嫉妒心强，而且忘恩负义。他唯一可取的地方是他对妻子的爱，整本日记中，他只在谈到妻子时始终充满善意。他疑神疑鬼，总觉得别人侮辱他，他虚荣得令人发指。他既不仁慈，也不友善。凡是他搞不懂的东西，他就愤怒地大加贬损，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也可能是他自己的错。他是可恶的，做不出慷慨之举，也没什么慷慨之情。但即便如此，《日记》仍是一本精彩的读物，有趣极了。它机智、微妙，时常闪着智慧的光。这是一个专业作家出于职业目的记的一本笔记，他热情地追求真理、风格纯粹和语言完美。作为一名作家，没有谁比他更认真尽责。儒勒·列那尔匆匆记下巧妙的反驳和聪明的短语、警句，他看到的东西，人们的言论和他们的模样、风景描写、光与影的效果，简言之，是一切他坐下来为了发表而写作时用得上的东西。当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他就把它们串成一个比较连贯的故事，写成一本书，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就有好几例。对作家来说，这是这本书最有趣的部分，你被带进一个作家的工作室，他向你展示他认为哪些材料值得收集，他又是如何收集这些材料的。至于他没有能力更好地利用它们，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我忘了是谁说过，每个作家都应该有一个笔记本，但千万不要参考它。如果你好好体会，这话确实有道理。通过记录某样打动你的东西，你就把它从脑海中不断涌动的印象中分离出来，也许还能将它牢记在心。我们都有好的想法，或生动的感受，认为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但我们太懒了，没写下来，于是就忘掉了。当你知道你要记录某样东西时，你会比平时看得更仔细，这个过程中，你会意识到，这些词会让它在现实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使用笔记的危险在于，你发现自己容易对它产生依赖，因此丧失了写作的连贯平稳和自然流畅，而拥有这些特点，必须允许潜意识充分活动，这个活动有个略显浮夸的名字：灵感。你还容易把笔记插入文中，无论适当与否。我听说沃尔特·佩特[7]做了大量读书和思想笔记，并将它们分门别类，攒够了关于某一主题的笔记，他就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写一篇随笔。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解释读他的文章时为什么会有窒息感了。这也许就是他的文字没有节奏，也没有活力的原因。就我而言，我觉得做大量的笔记是一种极好的练习，可惜我生性懒惰，没能更勤奋地练习。只要聪明谨慎地使用，笔记还是有用的。
正因为儒勒·列那尔的《日记》在这方面如此愉快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才斗胆把自己的笔记收集整理出来，供同行作家阅读。我得赶紧声明一下，我的笔记可没他的有趣，而且是断断续续的，有很多年，我根本没做笔记。这不是什么日记。与有趣的人或著名人士见面的情形，我也没做任何记录。没这么做，我很遗憾。我认识很多著名的作家、画家、演员和政治家，关系都比较亲密，如果我把我和他们的对话记录下来，下面的篇章无疑会更有趣。我从来没想到要这么做。我觉得将来作品中用不到的东西，我都不会记下来，尽管我记下了各种各样的个人想法和感受，尤其是在早期的笔记中，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迟早要把它们用在我创造的人物身上。我希望我的笔记本是一个材料库，以备将来之需，仅此而已。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意图，我不怎么记录个人观点了，而是趁着印象还新鲜，更多地记录不同的人物和地方，只要它们看似可以用于我目前考虑的某个特定的计划。确实，有一次我去中国，隐约有个写一本旅行书的想法，后来笔记太多了，我干脆放弃了这个计划，直接把笔记出版了。当然，我把这些笔记从这本书中删去了。同样，别处用过的笔记，我也都删掉了，如果漏了那么一两句，我忠实的读者想起在哪里见过，那绝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有多满意，想再重复一遍，而是我疏忽了。不过，有那么一两处，我故意保留了当时记录的事实，受到它们的启发，我创作了一则故事或一篇小说，我觉得，读者如果偶然想起读过这篇或那篇，看看我基于什么材料设计出更复杂的情节会很有趣。我从来没声称过自己可以凭空杜撰，我总是需要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作为出发点，但我运用了我的想象力、虚构力和戏剧感，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我早期的笔记里充斥着我没写出来的剧本里的对话，我觉得没有人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就把它们也删掉了，还有相当多的言论和想法，在现在的我看来是夸张且愚蠢的，但我还是把它们保留下来了。它们是一个毛头小子对现实生活，或者他以为的现实生活，以及自由的想法，此前他过着受保护、被约束的生活，满脑子热烈的幻想，加上读了些小说，结果误入歧途，这对于和我出身同一阶级的男孩来说是很自然的事，这些笔记还表达了这个小伙子对他的成长环境中流行的观念和习俗的厌恶。我觉得，隐瞒这些东西是对读者不诚实。我的第一本笔记是1892写的，当时我十八岁。我不想假装自己当时更理智。那时的我无知、天真、热情、乳臭未干。
我的笔记加起来有厚厚的十五卷，但如上所述，我删掉了很多东西，剩下的篇幅并不比很多小说长。我希望读者认为这个出版理由足够充分。我出版这本笔记，不是因为我自大到认为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应该不朽。我出版它是因为，我对文学技巧和创作过程感兴趣，如果别的作家写了这样一本书，恰好到了我手里，我会迫不及待地翻看。幸运且凑巧的是，我感兴趣的东西，很多人似乎也感兴趣，这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至今对此惊讶不已，但过去经常发生的事也许还会发生，还会有些人从下面的章节中发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倘若我在文学创作全盛期出这样一本书，我会认为自己很无礼，我似乎是在宣称自己有多重要，这会冒犯到我的同行，但现在我是个老人了，不能成为任何人的对手，因为我已远离了喧嚣，将自己还算舒服地束之高阁。我有过的抱负早就实现了。我不和任何人争，不是没人值得我跟他争，而是因为，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很高兴把我在文坛的这一小块地盘让给别人。我已经做了我想做的事，现在沉默更适合我。有人告诉我，如今你要是拿不出新作品，让你的名字时刻出现在公众面前，你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我毫不怀疑这是真的。嗯，我已经准备好了。当我的讣告最终出现在《泰晤士报》上时，他们会说：“什么？我还以为他死了好多年了呢。”到那时，我的鬼魂会轻轻窃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