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搅拌机已经拉到了村口的大梧桐树下，支部书记吴长贵，招呼几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子加快干活的手势，回头对他的侄子，村书记助理吴眀豪抱怨道：“王家湾的人怎么还没到？这都快九点了，快给王来有打个电话。”。王来有是王家湾组的组长，在吴长贵做支部书记前，已经连续当了几任的组长了。正当吴明豪不耐烦得拿起电话的时候，在水泥路还没铺过去的那个交叉口，通往王家湾的泥石小道，传来了王来有祥和而又憔悴的声音：“吴书记，在这呢。”。正是秋末冬来的时节，王来有穿着一件淡黄色的长袖，把袖子撸了起来，右手提着的一把锄头，看起来比他还高，身子骨瘦得也和那锄头把一样。他后头，跟着七八个王家湾组的中年男女，拿锄头的，带粪箕的，一个个很不情愿的样子，像是被组长赶牛一样喊过来似的。前几天，他们才看到桥头那家副食店门口贴出的村组公路规划图，这次难得一遇的修路，又是通着吴长贵家的方向去了。王家湾组的那一族人自然很不轻愿，得不到好处，还要免费做义工。对于修路架桥这样的大好事，吴家和王家两族人，向来异常敏感，这还得从三四百年前，王家人从外地迁徙过来时的历史开始说起。王家湾人来到村子的时间比吴坑人要晚了几代。清军入关之后，两个姓王的男子，从临省逃难而来，沿相水的上流顺流而下，看到河流一侧有一条密林小路，就一直往里走，直一处土地平阔的地方，便拾柴搭屋，定居繁衍。几百年来，王家人和先来的吴姓人家也算相处和睦，通亲联谊更是常有的事。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在各个村里如火如荼地进行。那几届的大队书记是吴家的吴平，他的堂侄吴来是大队队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县里到镇里层层施压，村里每年要完成计划生育的任务，新生儿的数量要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吴平和吴来两兄弟，经常晚上给镇里的计划生育执法队带路，哪家有人举报，或者有小孩的啼哭声，就带着一队的人，骑着摩托开过去，索要社会抚养费。那时候，几百块抚养费对于村里人来说是一个大数字，拿不出来的，便把你家里的牛，猪，全部牵走，没有猪牛的，鸡鸭也不放过。他们要是心情好，便直接在村委会里现宰村民家的牲畜，聚起餐来。倘若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他们就拿起长长的竹篙，开始掀村民的瓦片，捅一杆，就掉下几片，摔在地上发出破裂的声音，引得附近的村民同情地围观着，议论着。第二早醒来，那家人的屋顶已经是残缺不全了。如是一碗水端平，王家人倒没说什么，只是他们听到或目睹了吴平在任上处事的时候，总是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那边好几个怀孕的女子，都偷偷地晚上从后山溜走，坐车逃到福建去了。对于这些人，他一直在镇干部那边绝口不谈，以至于那些镇干部，都不会去他们家属那索要抚养费。而对于王家的超生家庭，吴平总是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那时候起，吴家的人慢慢觉得，自己这族必须要振兴起来，多出人才，最好把村书记的位置给竞争过来，这样，才不至于在各种利益上吃吴家人的亏。王欢家在王家湾最靠外的位置，他的父亲有三兄弟，只有大伯留守在家里，父亲在广东务工，还有一个叔叔，则去了重庆那边，自打王欢记事起，叔叔就没有回来过。偶尔听家里提起，说是因为他娶的重庆媳妇，和家里长辈不和，就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不过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外出不归的男子，倒也不是少数。年年春节来临，总有家里的老母亲，总是搬出小木凳，提着火笼，在门口张望沉思。今年的春节和往年稍微有些不一样，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自己先到家，然后在大伯家住几天，等着爸妈回来。小时候，期待他们带回来的小礼物，再大一点，他们就会帮买些新衣服回来。如今自己参加工作了，单位上只有七天的假，大年28才到家里，已经是父母在家里等他回来了。转了两趟，坐了四个小时汽车，再走半个小时的山路，王欢来到了桥头那家大伯开的便利店里。大伯王章明之前也是村里的干部，干的是治保主任的职务，算是三把手，三年前选举的时候，和书记吴长贵的堂弟竞争，败下阵来。考虑到自己也快五十了，出去打工不好找事做，就投资了两三万块钱，在王欢爷爷留下的那个杂货间里，开起了便利店，偶尔聚着几个要好的村民，打打扑克牌。见到王欢回来过年了，王章明停止了围观打包牌的村民。他把阿飞的提包放到了收银台里，转身拿起一个玻璃杯，要给王欢泡茶喝，王欢说：“大伯，不要泡茶，我直接回家吧，爸妈可能在等我”。听到王欢的说话声，打牌的几个大叔大伯也都回过头来，他们以为是哪里来的外人，一转头看到是王欢，都热情地打起招呼，说时间过得好快、小时候还抱过你、长这么高大了，一类的话。王欢笑了笑，算是回了一个招呼，然后提起包，往三岔路口左边，通往王家湾的石头路走去。大伯泡的茶太浓了，阿飞才不想坐在那喝几杯呢。主要是，一年没见父母了，早点回去修整一下，明天还要一起去圩上，帮着置办一堆的年货。逢农历的三、六、九是河口镇的圩日，王欢回到家的第二天，刚好是农历二十九的日子。父亲老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淡黄色的蛇皮袋，塞在摩托车尾的铁架子里。简单吃过早饭后，父亲戴起了他那盏古老的白色头盔，王欢也套上手套，裹着围巾上了车。红色的太子车在山路里轰鸣，还好山路弯曲，树木茂密，摩托开不快。不过几公里后，就开出到宽阔的省道里了，呼呼的北风刮得不爱戴头盔的王欢脸颊子辣疼，王欢侧着脸，躲在父亲背后。大路上又开了十分钟，过了一座水泥桥，就到了集市上。刚刚才过早上八点，小小的集市已经挤满了人。来自河口镇十二个村的村民，都想赶在这新年的最后一个圩日，把年货备齐。在一个老乡的修车铺停好摩托后，父亲从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里面写这母亲叮嘱要买的东西:豆腐四块、牛肉一斤半、猪蹄一只、花菜和萝卜各一部分，此外还有葱姜蒜。父亲跟着单子的指引，带着王欢在人群里穿梭，王欢手里提的东西也渐渐丰富了起来。小小的集镇还是王欢记忆中的模样，街道很窄，摊贩都把小商品摆到马路边来，偶尔几辆轿车滴着喇叭开过，摩肩接踵的村民慢慢地往四处散开。王欢看到了那家炒粉店，小考结束后，大伯带他第一次吃炒粉的地方，十几年了，居然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纸条上的菜都买齐了，父亲看了看时间，九点都还没到。转身对王欢说:“带你去菜市场吃一碗牛杂汤再回去吧”。王欢说“好啊！”。王欢捂着鼻子，快速走过嘈杂布满腥味的菜市场，在巷子拐角处，进了一间叫“曾记牛汤馆”的小店，店老板把一架黄牛头搁在门口，仿佛是高调地向路人宣布:“我这是正宗的牛肉！”。斜对面一家牛汤馆也不示弱，挂出了一件完好的牛皮。父亲带王欢找了一个靠里吹不着冷风的位置，要了两份牛杂汤，然后父亲不自觉地介绍起来:“这家是没有加面粉的，对面那家是加面粉的，牛杂羹”。王欢说:“我也更喜欢没有加面粉的。”。王欢接着想起来小时候来圩上吃过的清汤，他问父亲:“对了，爸，小的时候，河口圩那个很受欢迎的清汤，还有卖吗？”。“那打会毛，不过现在要五六块一碗了”。王欢还记得那时候只要一块钱一碗，小孩子来了圩上，不吵着闹着来一碗，就撒泼不愿意回去。大人们赶集回去得晚的，也把这露天棚里的清汤当午饭吃。店门口买菜的人纷纷扰扰，进店吃牛肉汤的人倒不多。一小会儿，两碗牛杂汤就被老板娘盛上来了。刻着青花的陶碗冒出暖暖的热气，清澈的汤水上面，刚撒的一层香菜和青葱颜色清亮，里头大块小块的牛杂清晰可见。老板娘又递给了王欢两个调羹，王欢刚要舀起热汤往嘴里送，父亲突然指着挡风帘外面，对他说:“你大伯在那，把他叫来一起吃一碗”。王欢跑了出去，微胖的大伯也看到了他，便把摩托开到店门口停了下来，大伯的摩托后面用袋子绑着一只鸭子，在里头还呱呱地叫。王欢说:“大伯，你也在赴圩啊，进来喝一碗牛肉汤吧，我爸在里面”。大伯扔了嘴里的烟头，半斜着头吹了一口气，冒出的白烟熏在他干燥粗糙的脸上。他淡淡地回答:“下次来，今天毛人功，还要去邮电所”。一声汽车喇叭声从边上嘟过，过来一辆蓝色的QQ车，王欢和大伯回身看了一眼。车子在两个人脚下挺了下来，车窗的玻璃缓缓摇下，是村支书吴长贵。他还是那个大声爽朗极有辨识度的嗓门:“老明古，赴圩啊？”。大伯从西装裤的袋子里拿出一包软金圣，打算抽一根烟递给吴长贵，吴长贵说吃烟就不用了，他要去上县城。然后只见他侄子娴熟地挂了档，车子唆地开了出去。汽车开走，大伯也启动摩托往邮电所方向去了。进到暖烘烘的牛肉馆，看到父亲刚要起身，王欢对父亲说大伯已经走了，于是父子俩又坐下继续吃这牛肉汤。王欢好奇地问父亲:“对了爸，大伯不是和书记关系不好吗？怎么还客气地递起烟来。”父亲也没放下嘴边的调羹，饶有经验地说道:“人家是书记，有什么办法，大事小事都要打交道，特别是在村里开店，关系闹僵了，烟酒都少了销路”。王欢想想，好像也是，哪个书记身边不是跟着一群的人，村里做好事，搞工程，谁还敢去和书记交恶的店里拿货。两碗牛肉汤一共十六块，父亲付了钱，便载着王欢沿山路回去了，来圩上前，母亲特意叮嘱，早点回来，明天大年三十，还有更多的功夫要做。许多的料子要提前准备。对于喜欢自己制作特色小吃的客家人来说，大年三十那天，最是忙活。这天一早，母亲叫王欢把米缸里晒得干硬的腊肉提到厨房去，有猪肝、牛肉、鸡爪、腊肠，麂子肉等等。母亲常说市面上买的腊肉不卫生，所以，就在广东租房子的小窗户里抽空自己晒制，然后过年放假的时候，塞在行李里带回老家来。做盆碟的腊肉，先是把大锅里的水煮开，然后把各种肉一类类地扔下去煮，把僵瘪的肉煮到散开，煮到松松软软适合入口为止。由于腌制的时候已经放置了盐和酱油等调料，所以煮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程序。每煮开一块后，母亲就开始切肉了，边上放着一个红色的分了六格或八格的塑料碟子，是一朵花的形状，每一格，盛放一种不同的腊肉。母亲会把各种肉切得很细，对于牛肉和鸡爪这样入味的料子，会再撒上一层铺油的辣椒。王欢在厨房里看得出神，母亲切了一块拇指大小的腊肠。用满是油的手递给王欢，说:“你先尝一下”。这一年春节，年后的天气特别好，暖暖的阳光通过杉树林照在各家的院子里。吃过早饭，村里的各家各户便带着孩子出来走动，去往平时走得近的亲朋好友家拜年。一些平日里难得造访的人家，也会抽空去一次。牵着或抱着孩子的村民在桥头的十字路口相遇，相互问候一句：“新年好啊”。孩子扯着家长的衣物要去便利店里买玩具，觊觎那些挂在门口的射水枪和会发光的奥特曼。男人便一把抱起蹦着腿的小孩，往要造访的那户人家加快步子走去了。大年初一，客家农村有个习俗，女人不能往别家跑，除非是自己的亲戚家。于是初一这天，王欢和堂妹就去了爷爷的弟弟家里。小爷的老婆是贵州人，来到禾县也有几十年了，不仅客家的腊菜和油炸果子做的像模像样，而且还带有她少数民族的独特手艺，总有一些更加清新的味道。小爷爷家端出了她们颜色更淡一些的盆碟，放在木桌中央，碟子周边围着瓜子花生开心果等零食，再用一个瓷碗盛满刚切的脐橙。最后，拿出碗筷，提上一盏银色不锈钢的酒壶，给王欢和堂妹倒上热腾腾的米酒，堂妹不胜酒力，偷偷地用自己碗里的酒给王欢加满了。吃过了碟子里的腊肉，喝了半碗米酒，已经是将近上午十点了。王欢给坐在靠背椅上玩耍的小堂弟塞了一个红包，五岁的小孩子也不客气，直接就塞进了蓝色棉袄的口袋里。婶婶一再帮小孩子推辞，王欢说：“我第一年参加工作，给小孩子一些零花钱，应该的。”。婶婶也不好再拒绝了，便叫王欢和堂妹王娇留在她家吃饭，王欢觉得，大年初一还是回家吃午饭更合礼数，便礼貌得谢绝了。王欢和堂妹走在回去的路上，堂妹去年刚初中毕业，到深圳做了一年的婚纱前台，回来后，穿着打扮也时尚了许多，不少村里的长者，都会好奇地问这个亭亭玉立的女子，是谁家的孩子。走出小爷爷家没几步，只见前面路边，一栋破败的黄泥土盖瓦小房子里人头攒动。王欢还记得这里原先是一间榨油坊，这些年大家都外出打工，茶油树上的木子也没人去打理，自然少了收成，所以，榨油房也就逐渐荒废掉了。新年刚过，小房子就集聚了那么多人，王欢想，多半又是村民闲来无事，聚众在那玩“调虾公”了。堂妹也看到了前面热闹的场景，瞪大眼睛对王欢说:“哥，我们过去看看吧。”。水泥搅拌机已经拉到了村口的大梧桐树下，支部书记吴长贵，招呼几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子加快干活的手势，回头对他的侄子，村书记助理吴眀豪抱怨道：“王家湾的人怎么还没到？这都快九点了，快给王来有打个电话。”。王来有是王家湾组的组长，在吴长贵做支部书记前，已经连续当了几任的组长了。正当吴明豪不耐烦得拿起电话的时候，在水泥路还没铺过去的那个交叉口，通往王家湾的泥石小道，传来了王来有祥和而又憔悴的声音：“吴书记，在这呢。”。正是秋末冬来的时节，王来有穿着一件淡黄色的长袖，把袖子撸了起来，右手提着的一把锄头，看起来比他还高，身子骨瘦得也和那锄头把一样。他后头，跟着七八个王家湾组的中年男女，拿锄头的，带粪箕的，一个个很不情愿的样子，像是被组长赶牛一样喊过来似的。前几天，他们才看到桥头那家副食店门口贴出的村组公路规划图，这次难得一遇的修路，又是通着吴长贵家的方向去了。王家湾组的那一族人自然很不轻愿，得不到好处，还要免费做义工。对于修路架桥这样的大好事，吴家和王家两族人，向来异常敏感，这还得从三四百年前，王家人从外地迁徙过来时的历史开始说起。王家湾人来到村子的时间比吴坑人要晚了几代。清军入关之后，两个姓王的男子，从临省逃难而来，沿相水的上流顺流而下，看到河流一侧有一条密林小路，就一直往里走，直一处土地平阔的地方，便拾柴搭屋，定居繁衍。几百年来，王家人和先来的吴姓人家也算相处和睦，通亲联谊更是常有的事。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在各个村里如火如荼地进行。那几届的大队书记是吴家的吴平，他的堂侄吴来是大队队长，也就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村委会主任的职务。县里到镇里层层施压，村里每年要完成计划生育的任务，新生儿的数量要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吴平和吴来两兄弟，经常晚上给镇里的计划生育执法队带路，哪家有人举报，或者有小孩的啼哭声，就带着一队的人，骑着摩托开过去，索要社会抚养费。那时候，几百块抚养费对于村里人来说是一个大数字，拿不出来的，便把你家里的牛，猪，全部牵走，没有猪牛的，鸡鸭也不放过。他们要是心情好，便直接在村委会里现宰村民家的牲畜，聚起餐来。倘若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他们就拿起长长的竹篙，开始掀村民的瓦片，捅一杆，就掉下几片，摔在地上发出破裂的声音，引得附近的村民同情地围观着，议论着。第二早醒来，那家人的屋顶已经是残缺不全了。如是一碗水端平，王家人倒没说什么，只是他们听到或目睹了吴平在任上处事的时候，总是偏袒自己的族人，他那边好几个怀孕的女子，都偷偷地晚上从后山溜走，坐车逃到福建去了。对于这些人，他一直在镇干部那边绝口不谈，以至于那些镇干部，都不会去他们家属那索要抚养费。而对于王家的超生家庭，吴平总是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那时候起，吴家的人慢慢觉得，自己这族必须要振兴起来，多出人才，最好把村书记的位置给竞争过来，这样，才不至于在各种利益上吃吴家人的亏。王欢家在王家湾最靠外的位置，他的父亲有三兄弟，只有大伯留守在家里，父亲在广东务工，还有一个叔叔，则去了重庆那边，自打王欢记事起，叔叔就没有回来过。偶尔听家里提起，说是因为他娶的重庆媳妇，和家里长辈不和，就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不过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这种外出不归的男子，倒也不是少数。年年春节来临，总有家里的老母亲，总是搬出小木凳，提着火笼，在门口张望沉思。今年的春节和往年稍微有些不一样，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自己先到家，然后在大伯家住几天，等着爸妈回来。小时候，期待他们带回来的小礼物，再大一点，他们就会帮买些新衣服回来。如今自己参加工作了，单位上只有七天的假，大年28才到家里，已经是父母在家里等他回来了。转了两趟，坐了四个小时汽车，再走半个小时的山路，王欢来到了桥头那家大伯开的便利店里。大伯王章明之前也是村里的干部，干的是治保主任的职务，算是三把手，三年前选举的时候，和书记吴长贵的堂弟竞争，败下阵来。考虑到自己也快五十了，出去打工不好找事做，就投资了两三万块钱，在王欢爷爷留下的那个杂货间里，开起了便利店，偶尔聚着几个要好的村民，打打扑克牌。见到王欢回来过年了，王章明停止了围观打包牌的村民。他把阿飞的提包放到了收银台里，转身拿起一个玻璃杯，要给王欢泡茶喝，王欢说：“大伯，不要泡茶，我直接回家吧，爸妈可能在等我”。听到王欢的说话声，打牌的几个大叔大伯也都回过头来，他们以为是哪里来的外人，一转头看到是王欢，都热情地打起招呼，说时间过得好快、小时候还抱过你、长这么高大了，一类的话。王欢笑了笑，算是回了一个招呼，然后提起包，往三岔路口左边，通往王家湾的石头路走去。大伯泡的茶太浓了，阿飞才不想坐在那喝几杯呢。主要是，一年没见父母了，早点回去修整一下，明天还要一起去圩上，帮着置办一堆的年货。逢农历的三、六、九是河口镇的圩日，王欢回到家的第二天，刚好是农历二十九的日子。父亲老早就准备好了一个淡黄色的蛇皮袋，塞在摩托车尾的铁架子里。简单吃过早饭后，父亲戴起了他那盏古老的白色头盔，王欢也套上手套，裹着围巾上了车。红色的太子车在山路里轰鸣，还好山路弯曲，树木茂密，摩托开不快。不过几公里后，就开出到宽阔的省道里了，呼呼的北风刮得不爱戴头盔的王欢脸颊子辣疼，王欢侧着脸，躲在父亲背后。大路上又开了十分钟，过了一座水泥桥，就到了集市上。刚刚才过早上八点，小小的集市已经挤满了人。来自河口镇十二个村的村民，都想赶在这新年的最后一个圩日，把年货备齐。在一个老乡的修车铺停好摩托后，父亲从兜里拿出一张小纸条，里面写这母亲叮嘱要买的东西:豆腐四块、牛肉一斤半、猪蹄一只、花菜和萝卜各一部分，此外还有葱姜蒜。父亲跟着单子的指引，带着王欢在人群里穿梭，王欢手里提的东西也渐渐丰富了起来。小小的集镇还是王欢记忆中的模样，街道很窄，摊贩都把小商品摆到马路边来，偶尔几辆轿车滴着喇叭开过，摩肩接踵的村民慢慢地往四处散开。王欢看到了那家炒粉店，小考结束后，大伯带他第一次吃炒粉的地方，十几年了，居然还是没有什么变化。纸条上的菜都买齐了，父亲看了看时间，九点都还没到。转身对王欢说:“带你去菜市场吃一碗牛杂汤再回去吧”。王欢说“好啊！”。王欢捂着鼻子，快速走过嘈杂布满腥味的菜市场，在巷子拐角处，进了一间叫“曾记牛汤馆”的小店，店老板把一架黄牛头搁在门口，仿佛是高调地向路人宣布:“我这是正宗的牛肉！”。斜对面一家牛汤馆也不示弱，挂出了一件完好的牛皮。父亲带王欢找了一个靠里吹不着冷风的位置，要了两份牛杂汤，然后父亲不自觉地介绍起来:“这家是没有加面粉的，对面那家是加面粉的，牛杂羹”。王欢说:“我也更喜欢没有加面粉的。”。王欢接着想起来小时候来圩上吃过的清汤，他问父亲:“对了，爸，小的时候，河口圩那个很受欢迎的清汤，还有卖吗？”。“那打会毛，不过现在要五六块一碗了”。王欢还记得那时候只要一块钱一碗，小孩子来了圩上，不吵着闹着来一碗，就撒泼不愿意回去。大人们赶集回去得晚的，也把这露天棚里的清汤当午饭吃。店门口买菜的人纷纷扰扰，进店吃牛肉汤的人倒不多。一小会儿，两碗牛杂汤就被老板娘盛上来了。刻着青花的陶碗冒出暖暖的热气，清澈的汤水上面，刚撒的一层香菜和青葱颜色清亮，里头大块小块的牛杂清晰可见。老板娘又递给了王欢两个调羹，王欢刚要舀起热汤往嘴里送，父亲突然指着挡风帘外面，对他说:“你大伯在那，把他叫来一起吃一碗”。王欢跑了出去，微胖的大伯也看到了他，便把摩托开到店门口停了下来，大伯的摩托后面用袋子绑着一只鸭子，在里头还呱呱地叫。王欢说:“大伯，你也在赴圩啊，进来喝一碗牛肉汤吧，我爸在里面”。大伯扔了嘴里的烟头，半斜着头吹了一口气，冒出的白烟熏在他干燥粗糙的脸上。他淡淡地回答:“下次来，今天毛人功，还要去邮电所”。一声汽车喇叭声从边上嘟过，过来一辆蓝色的QQ车，王欢和大伯回身看了一眼。车子在两个人脚下挺了下来，车窗的玻璃缓缓摇下，是村支书吴长贵。他还是那个大声爽朗极有辨识度的嗓门:“老明古，赴圩啊？”。大伯从西装裤的袋子里拿出一包软金圣，打算抽一根烟递给吴长贵，吴长贵说吃烟就不用了，他要去上县城。然后只见他侄子娴熟地挂了档，车子唆地开了出去。汽车开走，大伯也启动摩托往邮电所方向去了。进到暖烘烘的牛肉馆，看到父亲刚要起身，王欢对父亲说大伯已经走了，于是父子俩又坐下继续吃这牛肉汤。王欢好奇地问父亲:“对了爸，大伯不是和书记关系不好吗？怎么还客气地递起烟来。”父亲也没放下嘴边的调羹，饶有经验地说道:“人家是书记，有什么办法，大事小事都要打交道，特别是在村里开店，关系闹僵了，烟酒都少了销路”。王欢想想，好像也是，哪个书记身边不是跟着一群的人，村里做好事，搞工程，谁还敢去和书记交恶的店里拿货。两碗牛肉汤一共十六块，父亲付了钱，便载着王欢沿山路回去了，来圩上前，母亲特意叮嘱，早点回来，明天大年三十，还有更多的功夫要做。许多的料子要提前准备。对于喜欢自己制作特色小吃的客家人来说，大年三十那天，最是忙活。这天一早，母亲叫王欢把米缸里晒得干硬的腊肉提到厨房去，有猪肝、牛肉、鸡爪、腊肠，麂子肉等等。母亲常说市面上买的腊肉不卫生，所以，就在广东租房子的小窗户里抽空自己晒制，然后过年放假的时候，塞在行李里带回老家来。做盆碟的腊肉，先是把大锅里的水煮开，然后把各种肉一类类地扔下去煮，把僵瘪的肉煮到散开，煮到松松软软适合入口为止。由于腌制的时候已经放置了盐和酱油等调料，所以煮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程序。每煮开一块后，母亲就开始切肉了，边上放着一个红色的分了六格或八格的塑料碟子，是一朵花的形状，每一格，盛放一种不同的腊肉。母亲会把各种肉切得很细，对于牛肉和鸡爪这样入味的料子，会再撒上一层铺油的辣椒。王欢在厨房里看得出神，母亲切了一块拇指大小的腊肠。用满是油的手递给王欢，说:“你先尝一下”。这一年春节，年后的天气特别好，暖暖的阳光通过杉树林照在各家的院子里。吃过早饭，村里的各家各户便带着孩子出来走动，去往平时走得近的亲朋好友家拜年。一些平日里难得造访的人家，也会抽空去一次。牵着或抱着孩子的村民在桥头的十字路口相遇，相互问候一句：“新年好啊”。孩子扯着家长的衣物要去便利店里买玩具，觊觎那些挂在门口的射水枪和会发光的奥特曼。男人便一把抱起蹦着腿的小孩，往要造访的那户人家加快步子走去了。大年初一，客家农村有个习俗，女人不能往别家跑，除非是自己的亲戚家。于是初一这天，王欢和堂妹就去了爷爷的弟弟家里。小爷的老婆是贵州人，来到禾县也有几十年了，不仅客家的腊菜和油炸果子做的像模像样，而且还带有她少数民族的独特手艺，总有一些更加清新的味道。小爷爷家端出了她们颜色更淡一些的盆碟，放在木桌中央，碟子周边围着瓜子花生开心果等零食，再用一个瓷碗盛满刚切的脐橙。最后，拿出碗筷，提上一盏银色不锈钢的酒壶，给王欢和堂妹倒上热腾腾的米酒，堂妹不胜酒力，偷偷地用自己碗里的酒给王欢加满了。吃过了碟子里的腊肉，喝了半碗米酒，已经是将近上午十点了。王欢给坐在靠背椅上玩耍的小堂弟塞了一个红包，五岁的小孩子也不客气，直接就塞进了蓝色棉袄的口袋里。婶婶一再帮小孩子推辞，王欢说：“我第一年参加工作，给小孩子一些零花钱，应该的。”。婶婶也不好再拒绝了，便叫王欢和堂妹王娇留在她家吃饭，王欢觉得，大年初一还是回家吃午饭更合礼数，便礼貌得谢绝了。王欢和堂妹走在回去的路上，堂妹去年刚初中毕业，到深圳做了一年的婚纱前台，回来后，穿着打扮也时尚了许多，不少村里的长者，都会好奇地问这个亭亭玉立的女子，是谁家的孩子。走出小爷爷家没几步，只见前面路边，一栋破败的黄泥土盖瓦小房子里人头攒动。王欢还记得这里原先是一间榨油坊，这些年大家都外出打工，茶油树上的木子也没人去打理，自然少了收成，所以，榨油房也就逐渐荒废掉了。新年刚过，小房子就集聚了那么多人，王欢想，多半又是村民闲来无事，聚众在那玩“调虾公”了。堂妹也看到了前面热闹的场景，瞪大眼睛对王欢说:“哥，我们过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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