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童年、想象和激情的颂扬同样贯穿整部作品。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童年由衷的赞美。在他看来，童年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好年龄：“没有什么能和这生命最初的萌发、这灵魂的第一枝新芽相媲美。”幼儿都是“被埋没了的天才”，孩子们拥有一颗纯朴未开的心灵，在他们眼里什么都是奇迹，他们以一种超人的能量拥有着世界，而这种力量就是神奇的想象力。法朗士十分推崇想象：“如果没有想象，即使是在实验方面和自然科学领域，人们也将一无所获。”在《苏珊娜篇》中，他希望自己的女儿拥有丰富的想象：“我很期待，所有这些古董日后能赋予她奇思妙想，在她的头脑里萌生离奇、荒诞和迷人的梦幻”，并能运用这种美妙的想象来美化生活。法朗士的这一立场无疑是对当时法国盛行的科学主义的一种反击。在《苏珊娜的藏书》中，法朗士借为孩子挑选新年图书礼物这一话题，对当时只重视科学教育、忽视想象力的现象进行了讽刺。他讥讽法国社会“充满了害怕想象的药剂师”，他们生怕诗歌与想象会误导孩子，试图用科学知识取而代之，在他看来，这是大错特错。因为正是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播种一切美和美德，人只有通过想象才变得伟大。如果都用科普作品取代诗歌和童话，那么就“再也没有美丽的形式、高贵的思想，再也没有艺术、品味，没有一点人性的东西，只剩下化学反应和生理状态”。他为孩子争取梦想和诗歌的权利。他认为“小孩子和大孩子都需要童话故事，那些诗体和散文体的美丽故事，需要能让我们哭、让我们笑、让我们如痴如醉的故事”。因为那是一种需求，一种“忘记大地，忘记现实，忘记对骄傲的心灵来说十分残酷的失望和屈辱，忘记对敏感者而言痛苦万分的突然打击”的普遍需求。在《对话童话》中，作者更是借助童话这一源自民间丰富想象力的艺术形式热情颂扬想象的力量。
在赞美童年和想象的同时，作者还对激情进行了肯定，他认为激情赋予人力量，它不应该遭受非议，“世界上所有的伟大都是由激情成就的”，它是“人类全部的精神财富”，“生活中没有什么比激情更美的了”。这种激情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它在艺术家的笔下，在优美的文学作品中，在童话故事里，在儿童纯朴未开的心灵中……
在为童年、想象和激情辩护的同时，法朗士对位于对立面的成年人的理性和道德标准提出了某种质疑。在《苏珊娜篇》中，他为小婴儿的行为举止辩护，认为成年人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来判断婴儿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因为她不具备我们那样的理智，我们就断定她没有理智。这是多么不公正！”他认为大众眼中的合情合理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危险，更会扼杀艺术的魅力。在《对话童话》中，作者提醒表妹要警惕通情达理，要远离它，因为“人们正是以它的名义干出一桩桩蠢事，犯下种种罪行”。他认为在艺术中，如果一切都合情合理的话就会索然无味，相反，只有荒谬才是唯一愉快和美好的事，给生活增添魅力。
针对《驴皮公主》中父亲追求女儿的行为，作者认为道德并非与生俱来，相反，它是人类堕落以后才有的，“堕落是道德存在的原因，正如暴力催生了法律一样”。《驴皮公主》的故事诞生的那个年代，人们还生活在原始纯朴的状态中，他们天真无邪，“所以是不讲道德的”。在那时的游牧部落中，父亲和女儿的结合并不受排斥，也不是什么丑闻。丑闻是“文明社会的特产，甚至是它们最钟爱的娱乐之一”。而且道德是随时间、地点和风俗而改变的，不应该以我们自己的道德观随意评判。
对历史的传承和延续性的肯定同样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主题。“过去的一点一滴都不要遗忘。只有过去才能成就未来。”在《皮埃尔篇》第一部分结尾时的按语中，法朗士借自己推崇的法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者利特雷先生的话说明保存传统、让它代代相传的重要性，而撰写这部回忆录、开启诺齐埃家族纪事正是受到利特雷的启发，是为了实现利特雷先生想让“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文献档案和它的伦理史”的愿望。在《牙齿》一文中，皮埃尔父亲借助一颗史前人类的牙齿讲述了人类从半动物状态到艺术和工业的进化，表达了对人类祖先的敬仰和感激：“我们的一切都要归功于这些祖先，所有这一切，包括爱！”因为正是“无数聪明才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创造出了许多奇迹，让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在《苏珊娜篇》中，作者从小婴儿面对一只画在盘子上的公鸡的反应中看到代代相传的模仿艺术的力量：“那位在象牙薄片上刻下逼真的猛犸象的了不起的洞穴人已经死了几千年了！经过那么多漫长的努力，模仿艺术竟然能迷住一个刚刚三个月零二十天的小生命，这真是个伟大的奇迹！”在《对话童话》中，作者更是对源自原始人类时期的神话以及来自民间的童话和传说予以了热情洋溢的歌颂，认为我们对美和善良的感受要归功于原始人类的神话和我们祖先的诗歌。同时法朗士还充分肯定了创造了童话故事的人民的价值，在他看来，处于童年时期的人民的诗是最纯粹的诗歌。
要指出的是，《小友记》看似是一部自传性回忆录，但和人们通常习惯的再现作家本人真实生活的自传作品相距甚远。如果说《小友记》通过重温年少时的往事和感受，找回了自我在书籍和艺术陪伴下的成长历程，发现了自己内心的真相，那么这一成长过程中的外在真实性却并不可靠，从这一角度来看，《小友记》更像是一部乔装打扮后的自传，一种想象出来的回忆。这种杜撰的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面对的是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世界，时间仿佛失去了连续性，一切充满变数，自我在不断死去，我们不断地与自身告别，变得对自己一无所知。法朗士和他同时代的人无疑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面对在不断变化的周围事物中变得难以捕捉、陷入虚无的自我，美化记忆、编造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宽慰人心的谎言成了某种留住自我、获得安慰的有效手段。《小友记》就是这样一种安抚性的艺术谎言，一个法朗士现实生活的美化版本。这一点从作品的标题本身就可见一斑：这部被看作是回忆作家自己童年和少年的作品标题原文是“我朋友的书”，而不是“我的”，主人公是皮埃尔，而不是“我”。将自己的故事移植到友人身上，就给自己与作品之间留出了距离。这样既可以逃避自己，也可以躲避他人的目光，以免自己的生活暴露在他人面前，被人掌控。另一方面，也给作品留下了虚构空间。这种虚构首先表现在家庭出身上。法朗士出自一个普通家庭，年少时的他经常因自己的穷困处境在富家子弟中饱受折磨；成年后步入社会也是举步维艰，经常因出身平平而十分痛苦，在社交场合每每因此感到窘迫和自卑。出于自身原因，法朗士在作品中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进行了理想化处理，为自己编造了一个与现实不符的身份、一个体面的出身：祖母是一个法国大革命期间给王位继承人看病的哲学家和医生的女儿，叔祖是著名的朱安党人，父亲是一个思考人类学的医生，而他自己则是生活在温馨的家庭环境中的幸福的孩子……这些身份的选择无疑是对真实家庭的平庸和默默无闻的补偿。其次，在《小友记》中，许多故事源自作者平时的阅读，也有借自其他作家生活的素材或对真实自传的有意识模仿。法朗士将这些来自不同出处的各式素材安排得天衣无缝，给人一种叙事连贯、浑然天成的印象，以致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真实的。可以说《小友记》是一个真实的谎言。许多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都是真实的，但是作者却在细节上做了改动，或张冠李戴，或巧妙地掺入对他人自传的模仿，而作者的描写有时如此逼真、如此生动，以致读者毫不怀疑所写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时故意露出明显的模仿痕迹，让人一看便知。这种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的徘徊反映出作者一种疏离的态度，以便可以自由地将回忆理想化。这无疑契合了作者撰写回忆录是“赋予生活一个美丽的画面”的动机。这一点也反映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小友记》与其说是一部完整的回忆录，不如说是对一连串转瞬即逝的片段的捕捉，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既不统一，也不连贯，只有对瞬间的回忆和感受。每个故事都是稍纵即逝的一个画面，是如烟往事的一个投影。可以说整部作品是由一幅幅作者精心构思的动人画面组成的，笔调简洁、自然、清晰而又充满魅力，画风时而温馨时而感伤，时而喜悦时而惆怅，时而严肃时而诙谐，时而天真烂漫时而满腹经纶……仿佛在万般皆幻影、什么都不确定、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的现实面前，只有甜蜜的艺术谎言描绘出来的美丽画面才能带给我们些许安慰，减轻我们面对无知和无常的恐惧，拉开我们与死亡的距离，让我们暂时得以面对生存的虚无，继续打发“微不足道”的生活。
笔者初次接触法朗士的作品始于大学本科三年级法语精读教材上的一篇题为《童年回忆》的课文。这篇满怀温情和怀念、带着淡淡忧伤的童年回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课文就选自本书的一个章节。之后又从同一套教材中读到了法朗士影射德雷福斯事件的短篇小说《克兰克比尔》，在这篇讲述一个因被警察诬陷而遭遇司法不公正的小菜贩悲惨遭遇的作品中，我被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无辜遭遇不幸的小人物的悲悯之情所打动。这两篇课文深深地感染了我。带着这样亲切的回忆，我欣然接受了《小友记》的翻译任务，在期待细细品味这部作品带给我的愉悦的同时，也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将这部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中文读者。虽然《小友记》看似一部写孩子并为孩子而写的作品，但话题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童话等，处处透着法朗士广博的学识。书中有许多不常见的历史、地理、文化、艺术等名称或用语，尤其是在论及童话的最后一部分，出现了许多吠陀、北欧、古希腊罗马等神话中的人物。对普通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的专有名词和术语，译者尽可能都加了相应的注解，以供有需要的读者参考，以便更好地理解作品。但是读者也完全可以不理会注解而单纯地欣赏作品本身，因为，在享受阅读的同时能积累知识固然是锦上添花，放下书袋，轻装前行也未尝不是一种潇洒的阅读境界。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在翻译过程中有时未免感到力不从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见谅并指正。
译者
二〇一七年七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