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惠子遗物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月20日，儿子勉回到了东京。
这次他在爷爷北京的家里，整整待了一个月。学校短短两周的冬假已经结束，班主任老师藤田女士为此曾打过好几次电话。而我因为无法确定勉的归期，每次都只能说：“北京雾霾严重，勉呼吸道感染正在治疗，要看康复的时间。”其实这只是借口。真实的情况是，北京雾霾确实严重，但却对这个叫井上勉的日本少年丝毫没有影响。作为一个北京生、北京长的人，我前年回去时还嗓子发炎了一周，咽喉肿痛，说话声音嘶哑，弄得对我一向有成见的老父亲眉头紧锁，讥讽我离祖忘本，就差点叫我“汉奸”了。而勉这个一直生长在日本的少年，却具有异常强大的适应能力。我每次打电话以雾霾为由催他回来，老父亲都在电话里说：“你被外国人贬低中国的虚假宣传洗脑了，雾霾哪里有那么邪乎？我和勉勉一老一少，每天早上外出跑步、打太极拳，一个比一个精神。”
父亲自豪的声音总让我内心充满复杂的情绪。我能想象他所描绘的画面：能见度不足百米的重度雾霾之中，一老一少、一中一日的两个人，一起跑步，一起切磋太极拳，孙子用结结巴巴的汉语，向爷爷请教着问题……这个场面让我心中五味杂陈。父母属于那种在中国人眼中圆满幸福的夫妻，父亲退休前是国家机关的一名处长，母亲是个医生。两人育有一儿一女，收入丰厚稳定，住房宽敞，注定会不必操劳、安稳一生。但我却成了父亲眼中人生的最大败笔：自小性格叛逆，原本学习在班上数一数二，大学毕业后居然放弃前途一派光明的稳定工作，义无反顾地出国留学；出国就出国吧，又偏偏选择了父亲最反感的日本；学成不归，居然长期滞留海外，让父亲几乎无法指望这唯一的儿子；久拖不婚，好不容易结婚了，却娶了个日本女人，而且还是倒插门……在我父亲的眼里，我这半生，几乎给他们老罗家丢尽了脸面。唯一的安慰，就是这个被他亲昵地称为“勉勉”的日本少年，他的孙子！老父亲无奈地接受了“井上勉”这个让他曾经痛苦不堪的名字，解嘲地说：“名字不重要，不过是把猫叫成了咪咪，他终究还是我们老罗家的骨血。”
“老罗家的骨血”，想到这个成为父亲心中最终安慰的理由，我心里除了无尽的痛苦和愧疚，就是总让我一想起来就感到窒息的心虚。
井上勉从小就沉默寡言。我起初以为他是因为母亲桃香的智障而自卑所致。但随着他一年年长大，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勉不但不自卑，而且自信到了自负的地步。他所表现出来的与年龄不符的独立和冷漠，总是让我感到隐隐害怕。1月19日父亲在电话里说：“勉勉明天的机票，航班号是CA925，9点10分起飞，13点40到成田机场。”我说：“您把电话给他。”父亲说：“他出去见朋友了。”我诧异地说：“他中文就会那么三句半，短短一个月，居然有了朋友？回来您问问他，要不要我开车去机场接，让他给我来个电话。”
我一直没有等到来自勉的电话。第二天下午将近四点的时候，勉提着一只大行李箱推门而入时，我压住心中的怒火说：“让你打电话确认是否需要接机，爷爷没有告诉你吗？”勉说：“告诉了。没有打，不就代表着不用接吗。”我愣了一下，又说：“姥姥去世了。”勉依然毫无表情地说：“你忘记自己打过电话了？”
说实话，勉对我这个父亲如此的态度，虽然令我不悦，但并没有带给我什么挫败感。从他降生到现在，我一直努力给予他我概念中最完美的父爱。但今天父子关系出现这样的结局，却也在我意料之中。其中的原因只有我心里清清楚楚。
勉从中国带回了一条真丝披肩和一只固定在镀金架子中的沙漏。不用问，我都知道那条披肩是我父母买给亲家惠子的。他们虽然从未谋面，父亲尽管总是表达痛恨日本，也尽管每次为惠子捎来礼物都假以礼仪之名，但他们试图讨好惠子的心理一目了然。那只精致的沙漏才是来自儿子真正的礼物。他每走到一个地方，都会想方设法给母亲购买一只当地的沙漏或类似的计时装置。桃香对沙漏爱不释手，脸上堆满了讨好儿子的笑容。勉也给我带了礼物，是一盒两瓶装的高度白酒。说实话，我内心立刻涌起一股暖流。这种强烈的感激并不是父子间该有的，而倒像是自己长久委屈和压抑所获得的一种补偿。
我原本打算晚上带全家人到住所附近那家叫“弥助”的寿司店吃饭，给一个月没有吃日餐的勉换换口味。但却临时接到毛燕北的电话，说国内有个年轻的著名作家来东京，晚上几个朋友在池袋为其接风，让我一定参加。说实话，我虽然常年身在海外，但对国内的文学创作并不陌生，这个著名作家的名字我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但我却无法推辞，因为毛燕北说过：“我喊你吃饭，你还有推辞的理由？”她敢这么说，自然有她的底气。我放下电话，看看表针已经指向快六点，便赶紧穿起外套、围上围脖，从钱包里抽出两张一万日元的纸币放在茶几上，对勉说：“我晚上有个饭局，你带妈妈出去找个地方去吃饭，回头找时间再给你接风。”临走时我提上了他送我的白酒，“谢谢你啊，儿子！”
饭局在离池袋站北口不远的一家叫“吉龙”的中国料理店。池袋是住在东京的文人们最多聚餐的地区之一，中国店多，有白酒可喝。这天一桌六人为从北京来的那个笔名叫菲男的作家接风。除了毛燕北和我，还有老田、钟小兰、柳爷和吕成方。他们不是在中文报社里做事，就是闲时喜欢舞文弄墨，都是平日聚饮的熟人。除了毛燕北，大家似乎都不太明白菲男的底细，所以开始都有点拘谨。但酒一喝开，气氛就渐渐热烈起来。后来我也喝得有点上头了，迷迷糊糊记得大家开始就“菲男”这个笔名开玩笑，有说是“菲律宾爷们”的，有说是“不是爷们是娘们”的，口无遮拦，弄得客人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
赶在最后一班电车前酒局散场，我乘丸之内线再转半藏门线到押上，然后叫了辆出租车，到家时已经过十二点了。我晕晕乎乎地掏出钥匙正要开门，一转脸却惊出了一身冷汗，酒劲一下子就醒了：死去的惠子的房间里居然亮着灯！
但这种惊诧只是一瞬，我很快就想起今天儿子从中国回来的事，一定是他迫不及待地要开始与我们别居了。我上到二楼，推开勉的房门，果然他的卧具和一应私物，都已经搬得干干净净。
“羽翼未丰就想飞啊，这个熊孩子！”我嘟囔一声，打着哈欠进屋睡觉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