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罪，我差点被吓着了。我借机提出，自从几年前经历了身体的崩溃，我就特别注重养生，因此，虽则我刚刚恢复了精力，且明知时候还早，我也想回酒店去了，好好休息到第二天。我琢磨着，之所以会问出那个问题，也必定都是累了一天造成的。
波士顿边抗议边问道：我真那么确定想走？我说，真的，我累劈了。接着我又用无比和蔼的口吻提醒她，在巴塞罗那我已经夜里出来跟她吃了两次饭了，我还能为她破次例，但不是今晚，因为我实在没力气了，必须好好缓缓。
她笑了。我问她为什么。因为，她道，我提到了“身体崩溃”和“恢复精力”，恰好应了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主题：崩溃与恢复。
我当时脸上的表情一定很傻。
“崩溃与恢复。”她又用西语说了一遍，保持笑容。
而后她稍作停顿，像是要好好喘上两口。这主题是专为你设计的吧，她毫不掩饰语中的嘲弄。我们正说着，一位须发皆墨的高个子路过那儿，用德语和波士顿打了招呼，又跟她说了些什么；从他夸张的手势来看，只可能是件大得不得了的事。虽然我一句都没听懂，但我猜，语气那么哀伤，聊着的该是阿伦群岛凄厉的风暴。我通盘猜度着那位男士的谈话，坦率讲，不常有人长着双如此深邃阴郁的眼睛。而这番想象练习直教我乐在其中。经过了几分钟的对话，男人再次动身，似要返回他僻远的故土。真是个伤心人，那家伙走后，波士顿只道出这么一句。可他好像挺为家乡的风雨操心呢，我差点这样回答她，但最终还是收住了口；情势都这么乱了，还是别再掺和了吧。
不久之后，我们又遇上了剧院街街角那忧郁男子的反面，快乐的化身皮姆·杜兰，一位迷人的黑发姑娘，塞维利亚人，波士顿在办公室的助手，我汉莎航空的票正是由她寄到巴塞罗那的，阿尔卡没在法兰克福机场出现时与我通话的人也是她。我就是邮件和电话里那个，说话同时，她露出了美丽的微笑。接着，在跟波士顿耳语了几句后——铁定是公事——她也继续上了路：没搞错的话，她去的是邮局。这该是个天生幸福的女人；若非因为我向往的并不是幸福，我一定会嫉妒她的。
当我们再次回归二人状态，我问波士顿，皮姆这名字什么来头。她想了想，最后说不知道，还得问她本人。然后她熟练地将话题引回到崩溃与恢复上，道，这不仅是第十三届文献展的主线，也贯穿了卡塞尔城悲剧的战争史以及它战后的重生。可我们也应看到，她补充说，我们掌握的这两个概念，崩溃与恢复，不一定得按顺序进行，也可以同时发生。
这两个事件，波士顿告诉我，可以在同一个时刻出现，就好比最近，存在焦虑已逐渐成为全世界的通病，我们也因此活在一种危机长存的状态，其中亦有不测、亦有例外：我们逐渐恢复，但就在我们恢复的过程中，猛烈的崩溃又会再度袭来，反之亦然，依此延绵；谁都仿佛逃不过这普世的混乱，这也是本届卡塞尔文献展最关注的一点，仿佛在多管闲事，但又从骨子里不容置辩。
波士顿不仅是在谈论文献展，她是在给我讲解那儿都发生了什么，似乎有谁授意她这样做。我决定给予支持，配合她的指导，便问起了关于这座城市过去的更多细节。而我迅即发现，我这么问就摆明了是在告诉她，我对这地方一无所知，这在某种程度上令波士顿毛骨悚然，就像几分钟前我问起雅利安人的香水与先锋艺术时一样让她猝不及防。
卡塞尔啊，她最终是略微抽搐着向我解释道，是纳粹生产军火的地方，尤其是坦克，所以这座城市及其周边成了1943年盟军轰炸的首要目标。实际上，炸弹抹除了卡塞尔千年历史的百分之九十。
不祥的黄昏已近在眼前，我注意到，在我体内，烦恼与伤悲已开始高歌猛进，甚而比往常还提前了些。要恢复好心情，只能等到明天早上了。我掂量着这一分两半的生活，白天快活、夜晚愁闷的生活——我的余生大概都得如此度过——忽见那两眼异常沉郁的男人正围着我们打转，只不过这次他都懒得上前打个招呼；他看着不一样了，像是猝然倦了，被长久以来的挫折——也许他从离开阿伦群岛的那天就一直背着它们——压得不堪重负。可我更愿意不对此做出任何评论，因为转瞬间我便不那么确定，他是否就是刚才见过的那个德国人。
几分钟后，我将那眼眸深邃的男人细细打量，便发现，我没法错得更离谱了：他根本不是和波士顿讲话的那个人；我仅仅是认混了，因此，我适才揣摩的只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我们正要从剧院街的露天座位中起身，波士顿冷不丁问我，我有没注意过，步行几乎是唯一一种尚未被投身于商界的人——也就是说，资本家们——“殖民”的活动。我陷入了沉思。我好久没听到“资本家们”这个如此清晰、不带一点含糊的复数名词了。你看啊，她说，关于走路，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可卖，不像吃饭、喝水、跑步、睡觉、做爱、阅读……都有一整个完备的市场。嗯，我道，我还挺喜欢走路的，我特爱散步。我光讲了这个，光是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正是从那一刻开始，事情变得光怪起来，就像与向晚时分光线的渐变保持着同样的节奏。
事实上，波士顿越是表示在策展团队总部有多少工作在等着她——仿佛在告诉我，她得走了，不能再耽搁了——越是诡奇怪诞地坚持要跟我再走一程，就好像走或不走、留与不留本可以是一回事。那对矛盾中也有什么东西提醒了我：在我身上，崩溃与恢复也当然可以同时到来。
毫无疑问，这想法挺有意思，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就显然缺乏可操作性，毕竟这两者毫不相干，就比如，她分明见我乏了，却又不顾事实地提议我再走一段，谁知是不是要去到世界尽头；稍后我才明白，她只是想我去到一个站台的尽头，虽然那条铁路并不是拐个弯就到。
我瞅着波士顿，而她竭力避免与我对视。阿伦群岛那男人看着还挺悲的，我说道，只是想淘气一下，抛出个稍有些绝望的麦高芬，卖个可怜——我都那么累、那么神经了——好让她准许我回酒店搭我的“思想小屋”。
可想而知，波士顿答道，她从没听过我讲的那什么群岛，这会儿便轮到我来跟她解释，它位于爱尔兰西岸，沐浴在大西洋中，坐落在戈尔韦湾。我总觉得你们谈的是那偏远海岛上的事，我道。谁和谁？谈什么？她问。你跟之前那个伤心人，我说。她花了好一阵工夫才明白，我指的是不久之前停下和她说话的那个忧郁的德国人。可是跟可怜的汉斯，她道，我们就聊了聊哲学啊，他称“追寻生活”只是个夸大狂式的说辞，我也不晓得答什么，要你你怎么说？就说我没懂他的意思，我道，但他不该担心这个，因为归根结底，有了误会，生活才算正常，关于这点，戈尔韦湾的原住民知道得非常清楚，可以说再清楚不过了。
若是阿尔卡，我敢肯定，一句没听懂的她一定会劈着叉地笑倒在地；可此她非彼她。这一路，我再不会见到波士顿如此刻这般——真可谓令人惊惧的一刻——一脸严肃。
而更令我想象不到的是，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波士顿竟能如此软磨硬泡地把我往那站台上拽；依她之见，当晚我怎么都得去那儿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