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2005年，夏。
莫斯科的冬季太著名了，于是全世界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的夏季必然仓促而潦草，想必太阳发出的光与热刚刚以光速冲刺入俄罗斯的国境线，热力尚未来得及辐射遍其过分辽阔的幅员，源头的太阳已经打着哈欠准备退场。其实，莫斯科的夏天很有质量，太阳早出晚归，格外勤勉。
傍晚，阵阵晚风携着夏日树木旺盛的鼻息袭入房间。我掐灭了香烟，跳上宿舍的窗台。我想要是正巧楼下有人看见我，一定很惊慌，以为一个悲情人物要自由落体寻求超脱了。其实我当时只有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念头，要呆坐在窗台上目送太阳归去。从主楼望出去，漫天的晚霞，如天边飘来绚丽的纱幔盖在莫斯科的肩头，湮没了城市的浮躁与喧嚣，莫斯科在霞光的呵护中变得恬静安详。夕阳慵懒地，一点一点地滑进天际边彩云层叠的纱床里。在莫斯科，我喜欢一个人的黄昏，但如此黄昏不会也不应被我独享，不知主楼五千多套的房间中，此时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窗格子里与我一起欣赏这道风景呢？
主楼是莫斯科大学的标志。二战后，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建造了被称为七姐妹的七座建筑，莫大主楼是七姐妹中的大姐大，因为她最巍峨，还因为她站在高岗上。这个高岗地位了得，是莫斯科之巅，虽然此巅海拔仅220米，大名起得像绰号一样草率——“麻雀山”。其实苏联时期它一度有个威严的名字——“列宁山”，可是苏联散伙了，列宁也不威风了，“麻雀”又复辟了。个人觉得首都的至高点还是应以英雄命名，好比一个名叫“二麻子”的人和姚明一样都是高个子，可听上去二麻子比姚明矮了一大截。说这话我也不怕得罪麻雀小兄弟，毕竟它们也没什么民族荣誉感，一旦飞上枝头，就自称凤凰了。
为了让大家对这座远在莫斯科的楼房印象更鲜活些，更有共同语言一些，我不得不提这件事，有位著名的人曾经在这座楼里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年这位话音一落，礼堂里都顿时热泪纵横，掌声雷动。
隔壁宿舍的女同学冲进屋来，说走廊上莫名出现了一只名贵的俄罗斯蓝猫，她想去戏弄一番，需要我去厨房替她照顾甜汤。俄罗斯人喜欢猫，主楼里到处是猫的身影，不过这群猫咪的先祖多半是被学生收养的野猫，莫大学生用好鱼好肉制成糖衣炮弹攻击野猫，灭其斗志，将其驯化成百依百顺的宠物，在碉堡般的主楼里安身立命，繁衍生息，它们的后代再被更多的爱猫人士领养，分居在主楼的各个房间。主楼猫多，但皆草根出身，一只高贵血统的俄罗斯蓝猫确实罕见。
我叉腰站在厨房中间，哈欠连连，实在看不出甜汤有被照顾的需要。黄豆大小的火苗，脸盆口径的汤锅，怕是加热快不过散热，再熬一两小时也沸腾不了。这时有人捧着一小盒木炭进了厨房，冤家路窄，是去年游行时的“中指姑娘”。虽然我每天对着电脑屏幕与她眉目传情，但这一年，她变了很多，以至于我几乎无法辨认出她就是我的桌面女孩。我的桌面上是一个焦灼、狂躁、金属质感的少女，而眼前这位一袭白色纱裙，麻花辫从脑后绕到胸前，不施粉黛，淡泊恬静如一汪清水。烈酒变清水，这是多激烈的质变啊，正常情况下，此时照面，我顶多多看她两眼，依稀觉得似曾相识，却始终雾里看花，拍扁了头也判断不出识还是不识。可现在，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因为今天早上，她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硬生生地往我脑子里烫了个无法修复的疤。
……早上，第一堂课尚未开始，这个清水气质的姑娘冲进教室找我，我见她好生面熟，遂作宝玉状暗地感叹：“这个妹妹我见过……”正要检索大脑里存储姑娘的数据库，回忆这是何时何地哪一段艳遇，冷不防她已跳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一阵痛骂，俨然一失控的女纳粹。猝然、震撼、杀气腾腾，堪比德军“闪击战”突袭苏联。我惊诧：人竟可以表里不一到如此地步！过滤掉连篇脏话，提取了主要内容，我终于明白这场闪击战的导火索是我未经许可拿她的照片参加了新闻图片展。照片挂在新闻系大半年，老师同学秘书工人都熟视无睹了，突然一天有人跳出来捍卫肖像权，真是有点哭笑不得。
导火索燃得太久了，等你已经忘记这枚炸弹，它突然爆炸，炸开花的不是战场，而是生活……
现在，在宿舍厨房里，我竟然又碰到她。难道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房管也太会开玩笑了吧，虽然我深爱她的照片，但不代表我喜欢活生生的她，我不希望生活中和任何易燃易爆的物体近距离接触。我佯装记忆受损，不动声色，全身心地关爱那锅甜汤。她更是悠闲自在，哼着小曲，点燃炉子顺手把打火机放在厨案上。是一只银色树皮纹路的纪梵希，有钱人的玩意儿，我不由得快速打量她，衣着饰品都十分考究，贵族气派，难怪如此飞扬跋扈。她用小镊子把盒里的木炭整齐排列到天然气炉火上，饶有兴趣地看着木炭一点点由漆黑变得灰白再变得通红赤亮。突然，她扭头看看我，说：“你很会照相，对吧？”
对于这个话题我心有余悸，琢磨着是否要理睬她。
她接着说：“我叫季阿娜。你呢？”
我尚未决定是否理睬她。
“喂！你是不是很会照相？”这个坏脾气的孩子又开始不好好说话了。
“我叫吴奕。不要称呼别人‘喂’。俄罗斯不搞素质教育啊？”
“呜——咿——”她拖着长音念我的名字，像是找到什么乐子，高兴得眉开眼笑。我突然觉得“喂”是个多么有素质多么体面的称呼啊。她寻味着我的名字，诧异地问：“你不是日本人？”
我根红苗正，哪里像日本人了？难怪她冲进教室骂我时一口一个小猴子，敢情把我当日本猴了。“小猴子”是她称呼日本人的专有名词，好比我们叫日本人“鬼子”，韩国人“棒子”，俄罗斯人“毛子”。
我掷地有声地说：“我是中国人！”
“啊哈！我也是中国人！中文名字叫万紫。”她冷不防来了句中文，让我浑身别扭。她长得确有九成东方神韵，我本该判断她是中国人，但是之前她都是讲俄语的，加之脏话飚得干净利落，口音纯正，极有本土特色，使我误以为她是鞑靼族人(鞑靼族——俄罗斯少数民族，鞑靼蒙古族侵略统治古罗斯地区留下的后裔)。
“这个忙你非帮不可了，走，跟我走。”话音未落，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拉着我就往外走，又一次用“闪击战”打得我措手不及。
“妹妹，我没打算帮你。”
“帮了我，你我就扯平了。”
“我可不欠你什么。你那照片是时事新闻报道需要，没经过你同意，也不构成侵权。懂？”
她沉思了一下，撒开手，我暗自欢喜她悟性之高，一点就透。谁知她是想起了炉子上的小木炭，回头去稀里呼噜钳进盒子里，又拖着我要走。有没搞错？白天还视我如阶级敌人，现在又来攀老乡套近乎？我还能莫明其妙地去帮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做莫明其妙的事了？我运足内力，十趾抓地，屹然不动。她扭头瞪我一眼，举起通红的木炭，一副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样子，为了双方父母我只好屈服了。
被掳走的路上，我问万紫，为什么认定我是日本人，她说因为我用日本相机。我很无奈，每个搞摄影的都很无奈，日本摄影摄像品牌充斥了国际市场，要抵制日货，不容易啊。后来我换了个莱卡。万紫说，作为俄罗斯人，她也恨德国，我暗笑：这女的一副纳粹嘴脸，她有资格痛恨法西斯，嫌弃德国人吗？我想苏联还和美国冷战过呢，柯达怕是也看不顺眼。万紫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收集照片就是收藏世界、收藏时间，那些被剥夺了过去的人比我们更热衷于这种收藏。战后的日本、德国不得不与自己的过去割裂，于是国民成了最热情的拍摄者，内需迫使相机制造业发达起来，我猜是这样的吧。
我跟着万紫穿过主楼地下通道来到楼后的空地。有三个人躺在草地上抽水烟，发出咕噜噜的水声，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芳香。水烟，我们山坳坳里老乡们玩剩下的，如今竟成了风靡欧美的抽烟时尚，因为烟料是水果制成，焦油、尼古丁含量极低，还贴上了健康卫生斯文高雅的标签。乡亲们玩剩的东西，如今引领了欧美时尚，我多少应该表现出一些可以升华为民族自豪感的沾沾自喜，但不知为何我总是联想到祸国殃民的鸦片烟枪，甚是厌恶。
万紫兴奋地介绍我：“看！我找来了摄影师。”正吞云吐雾的三个人也来了精神，叽叽喳喳争论起来。一会儿中文一会儿俄语，乱七八糟。只是依稀了解到，他们是魏何、大周和克拉拉。四位是多年好友，拥有一个名为“红殇”的乐队， 万紫是贝司手，鬼魅艳丽的克拉拉是主唱，俊美的魏何是吉他手，暴躁的大周是鼓手。他们筛出几首作品，灌了一张唱片，现在要拍封面了。这个小团体里三位中国人，唯有克拉拉是俄罗斯人，克拉拉与万紫十几年的好友，在万紫的熏陶下，略通中文，中文造诣达到能囫囵五句礼貌用语和一句经典国骂。
所谓的个性张扬就是指：我要坚持我的，否定你的，还就不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乐队个性尤其张扬，各持己见，上千平方公里的莫斯科愣是没有一块能把他们四个圈在一起拍照的地方，最后万紫说：不需要目的地，咱们去扫街，走到哪拍到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