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否则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凡事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才能圆润自在，游刃有余。
中国人为人处事讲求中庸，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中庸的意思。有的人将中庸理解为不偏不倚，有的人理解为折中，还有的人理解为糊涂……其实，中庸最精髓也是最核心的思想是“度”。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凡事要把握度，过犹不及”。
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否则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凡事掌握分寸，把握好“度”，才能圆润自在，游刃有余。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老师，您认为子张和子夏这两个弟子哪个更好一些呢？
孔子回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这里的师是子张的名字，商是子夏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师这个人做事老是过头，商这个人做事总是欠点火候。
子贡接着问：那就是子张更好一些了？
孔子摇摇头说，过犹不及。这两个人差不多，谁也不比谁更强。
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和不及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拿捏好度的表现。人们常常可以认识到差点儿火候是不好的，但是却很容易忽略做得太过了同样会失去最佳的效果。
诚信、勇敢、敏捷、庄重等这些好的品质特征是一个人的优点，能够给一个人增添成功的机会，但是这样的好品质也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同样也需要把握好度，只有用对了地方，才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问老师：“老师，您认为颜回这个人怎么样啊？”孔子说：“颜回比我诚信。”
子夏又问：“子贡这个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贡比我敏捷。”
子夏再问：“子路这个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路比我勇敢。”
子夏问：“子张这个人怎么样啊？”孔子说：“子张比我庄重。”
子夏很是疑惑，问老师说：“那么他们四个为什么都拜您做老师呢？”
孔子笑笑说：“这其中的道理我慢慢给你讲，颜回虽然诚信，却不知道还有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子贡虽然敏捷，却不知道还有说话不能太伶牙俐齿的时候；子路虽然勇敢，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胆怯退让的时候；子张虽然庄重，却不知道还有应该诙谐亲密的时候。所以他们才认我做老师啊！”
所以，老子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像聪明，也未必需要全部展现出来的，表面上看起来的愚笨、愚拙，其实是对内心聪明的很好把握。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它的性质就会发生转化。所以，恰到好处是最好的，也是最难的。
曾国藩深得中庸之学的精髓。他在官场谨行慎思，保持足够的低调。但这并不是一味的忍让，更不是甘居人后，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变有所不变”。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时时求其命中目标，符合“时中”的精神。在他的身上，无论进退、做事、为人，总是能够不偏不倚、不温不火、拿捏得当，因而也才能在官场中稳中有升，最后位极人臣。
这样的认识同样来自曾国藩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教训。他在居丧期间伸手向朝廷要官，不但没有顺遂心愿，还得到了一通奚落和指责，甚至几乎断送了他辛辛苦苦经营的前程。他对此痛悔不已，由此也使他认识到，在处理和上级的关系时，一定要把握好度，既不能任性妄为，也不能毫无主见。尤其是在面对能够决定自己生杀予夺大权的最高统治者时，他总结了四条处世真经：
1、逆来顺受；2、以死效忠；3、无奈的时候，“缓”和“拖”；4、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
这几招使得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稳住脚跟，并频得实惠，步步高升。
在提倡开办洋务上，曾国藩也体现了自己的分寸感。
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些人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自省，另一些人则被吓破了胆，急着要做个“顺民”了。但是，一些觉悟的先进思想者开始开眼看世界了，他们中有魏源，有林则徐。曾国藩则是真正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落到实处的先行者。
面对诸多的不平等条约，议和就会背上卖国贼的罪名，被人唾骂；主战又没有能力抗衡，也不是长久之计。“落后就要挨打”的客观现实，让很多人开始无所适从，既抗拒、看不起西洋人，又害怕西洋人，因而变得很失态。而很少有人能做到像曾国藩那样，既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又不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当年筹建海军之初，由于英国人企图趁机控制舰队，拒交舰队指挥权，曾国藩为此断然迫使清朝政府退船，宣布谈判破裂。在“记大德忘小怨”的记和忘之间，曾国藩不仅有分寸，而且相当有原则。
这个分寸感也展现了曾国藩的心胸和气度，以及远见卓识。曾国藩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洞若观火的人物。他清楚地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演变的意味——不是互害，而是互补的。他同样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强虽然企图在中国攫取他们的利益，但他们并不想灭掉中国，也灭不掉中国。为此，曾国藩把握的度就是，不要计较西方列强在中国如何获利，重要的是学习他人之长以补自身之缺。如果因为不想让西方列强获利而闭关自守，杜绝“师夷智”的可能，那就是自甘落后自取灭亡。只有立足于“师夷智”以补足自己，即便以让西方列强获利为代价，从长远来看也是合算的。
曾国藩的这个“度”的把握，即便用今天商业文明的生意眼光来看，也是明智的，即便就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也是很有高度的认识。
杨修纵有过人才华，但不懂得把握做人的度，结果处处恃才傲物，把握有他生杀大权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最后招致杀身之祸；孔融让梨的故事成为了美谈，但是成年后为官的孔融却因为自己的强出头而招致了杀身之祸……这些都是不懂得把握度的原因。
在现代社会，当然不存在封建社会那种“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形。但是，一个人恃才傲物，不懂得收敛锋芒，总是会给自己招来祸端的。
老子有名言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意思是，说得再多，说来说去，不如守住一个“中”字。而这个“中”字，就是最佳的“度”。
总之，过犹不及，不足也不行。只有把握一个“度”字，体会好一个“中”字，才是拥有大智慧，才是在凶险中处之泰然的护身之道，才能做成大事业。
势不使尽，贵而不骄
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一个严于律己的人，是不会沉迷于眼前的富贵的。他们会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势不使尽、富而不骄，追求到更加稳固和长久的人生辉煌。
明白了中庸处世的道理，就明白了做事不能走极端，而应该把握一个度。这个度就是限度，就是标准，以此为参照，可以知不足。一旦过了，就像容器里的水，只会溢出来。树上的果子熟透了就会自己落下来，结果遍体鳞伤，而那些还没有熟透的则可以稳坐枝头。
一个人在为人处世上不可将自己“逼”入“绝境”。这个所谓的“绝境”，就是过度。既不能在失败中呆得太久，太久了就会被同化掉，也不能在成功时过分炫耀，而将荣耀享用殆尽。所谓“否极泰来”，就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一件事情发展到了极致，就必然会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
曾国藩一生无论是在官场，还是教育子女，都以中庸处之，也深得好处。在官场上，有才不能不露，但是也不能尽露。有才不露就会错过一展才华的机会，而有才尽露则有炫耀之嫌，弄不好会落得个“枪打出头鸟”的下场。曾国藩深谙此道。在得意时，他一直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可见他非常懂得处世的圆融之理。
在“势不使尽”上，曾国藩大功告成之时果断裁撤湘军，非常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可以想见，如果当时他凭借自己的超高功绩，以及手握的重兵，坚决抵制朝廷裁撤湘军的举措，或许可以保住湘军，但是势必激起朝廷的更大反感，逼着朝廷使出全力除之而后快。这，只会加速自己的衰败。而他主动裁撤湘军，既保住了淮军，也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功绩，为自己的善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也成就了自己“圣人”的美誉。
曾国藩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官宦之家发现：大多数的官宦之家基本上经历一代后就衰落了，有的甚至彻底衰败了。但同时他也发现，一个虽很富有，但却很低调的商贾之家却可以延续三四代，简朴的耕读之家可以延续五六代，而如果是孝道之家，还可能延续八代到十代。这个研究发现让曾国藩惊出了一身冷汗，由此，他教导自己的子女，同时也是自己坚决地做到不过早享受荣耀。他深知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的事情，他说：“做官的人总是比一般的人有更大的权力，而且，如果你的官足够大，那就会有些事情你没有想到，但是已经有人替你想到了。家人也会跟着你尊贵、风光起来，家人说话也会变得有分量，做事情就会有很多的方便之处。所以，做官的人就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非常谨慎，对自己家人的行为也要高度注意。”
曾国藩以身作则，为下属和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曾国藩在被提拔为三品大员后，按朝廷的规定，要把蓝呢轿换成绿呢轿，同时护轿的人也要再增加两个，而且还要配备引路官和戈什哈。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几乎所有官场中人都在享受着这份荣耀，但是曾国藩不这么做，坚持还用原来的蓝呢轿，引路官和扶轿的人也都省了，只是增加了两名戈什哈做护卫。
曾国藩这么做是秉承了自己的原则，那就是中庸处世，势不使尽、贵而不骄。朝廷有规定，四品以下的官员在路上遇到绿呢轿是要停下来让路的。否则，绿呢轿的护卫有权利上去将不开眼的官员直接从轿子上拉下来。不但如此，还可以上交吏部按违制治罪。曾国藩当然知道这一点，但他不想如此招摇，所以，坚持还坐自己的蓝呢轿，保持其低调的本色。
后来，曾国藩又高升至二品，按朝廷的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就可以乘八人抬的八抬大轿了。后来任湖广总督的官文还特地为他荐举了四名轿夫，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曾国藩知道，虽然是朝廷的规定，但是太招摇了，对自己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还会埋下祸根。曾国藩也常常教导子女，要求他们也不可享用这样的荣耀，并多次向子女讲述过分招摇必然会招致祸端的道理，所以，曾家的孩子一直都坚持低调。
曾国藩还一直坚守节俭的持家之道。曾国藩做官几十年，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生活非常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所做。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因此时人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
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所以，他不愿意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经过长期的困顿、拼搏，终于挤入所谓富人的行列；一朝翻身走上位高权重的职位……于是，便一反常态开始“暴发”，放弃了之前信守的原则和做人的底线，成了典型的“暴发户”。他们以为这样的享受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失掉了做人的原则和底线，他们其实已经打开了地狱的门，正在向更深处走去。
人们的拼搏、奋斗，就是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活，但是，更好的生活不是穷奢极欲。所以，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一个严于律己的人，是不会沉迷于眼前的富贵的，因为他知道，那不过是眼前的浮云罢了，一阵风就会刮得干干净净。他们会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势不使尽、富而不骄，追求到更加稳固和长久的人生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