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三思而后行”，就是告诉我们，做事要先考虑周详，不要盲目冲动。在强调行动力的今天，“稳”依然是成功的重要保障。很多人以为所谓行动力，就是必须马上去做，这样才是行动力强的体现。事实不然。提倡行动力，主要要避免和杜绝的是“拖延”，而不是“稳”，很显然，一些人混淆了这两者。
其实，这两者是存在很明显差别的。拖延是不做，稳是做，是稳扎稳打、不冒进。“稳”可纠正急躁的毛病，办事时考虑周全、计划周详，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就都是向着自己期待的结果迈近的一步。
李鸿章曾当面批评他的老师曾国藩，说他行事懦缓，是一大毛病。殊不知，“缓”正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他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恰好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却可能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说：“事以急败，思因缓得。”
其实，曾国藩原本是个急脾气，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但当他发现心急往往容易坏事时，便逐渐改正了自己做事急躁的毛病。
曾国藩是典型的理学经世派，他认为：“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他在《君子慎独论》中也极力强调“格致”、“即事穷理”的重要性，实质上就是必须结合实际，否则事理就会失去依据。
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作战过程中，从未发现过一例冒险或机会主义的战例。究其根源，与湘军一贯以来注重从实际出发、谨慎作战的军事战略思想有关，也与曾国藩谨慎从事的个人处事行为模式有关。曾国藩常说：“稳重行事，有胜无败。”稳重行事，就要谨慎，计划详密，戒除鲁莽，这样才能冷眼旁观、抓住关键，一击便中要害，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他在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五日短短半年时间内，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著。至嘱！至嘱！”结果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攻克。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应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
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1860）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用兵最反对过速。因为太快则欠考虑，一有失误，就可能招致惨败。他从僧格林沁试图速战攻打捻军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缓”字为主，绝不轻进。同治七年（1868）八月，他在给部下的批文中说：仰速即坚筑营垒，挖壕订桩，以待贼来扑我，我乃缓缓起而应之。断不宜出击贼。一面多办米粮，以备缓急。此外，曾国藩还以“无欲速、无见小利”告诫部下，作为用兵、办事的秘诀。
在军事指挥上如此，在其他方面，曾国藩也是以“稳慎”当头。比如，在理财上，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他给部下黄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来理财之法，未有无中生有者，虚空腾挪，岂能恃为不竭之府？浮光掠影，百弊丛生。兹欲截断众流，莫如脚踏实地，洁己奉公，乃正本清源之道……渐次整顿，不在过求速效。
在为官中，他更是以“缓”待变，从而给自己赢得了更大的空间。
“天京事变”后，由于洪秀全任人唯亲和充满猜忌，石达开与之决裂，率20万大军脱离了大本营，由安徽出发，进入广西、贵州，然后全军攻入四川。曾国藩自1858年重出后，一直主要与石达开作战。他派萧启江率5000军队尾随追击。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咸丰谕令曾国藩率本部军马入川，防阻石达开，控制长江上游。曾国藩不愿入川，一则所部均为湘人，离土思归，战斗力必减，二则石达开仅为残部，即使顺利消灭，也非绝大功勋。但此时他好不容易得到重出机会，对皇帝的谕令更不能公开违抗。为此，他立即与其弟曾国荃商量。兄弟俩计议十余日，最后决定拒绝统兵西防。
六月十八日，曾国藩上奏说，眼下景德镇胜负未分，如果急急统兵西去，“是未保将危之四川，先弃甫定之江西”，又说石达开兵马号称20万，而他们所部湘军只有几万人，剿固不足，防也不够，孤军深入，恐于大局无补，此外曾国藩还列了一大堆理由。但没过几天，景德镇被湘军攻克，情况发生了变化。湖广总督官文此时上书朝廷，请求令曾国藩入川，统领四川大政，意即应任命曾国藩为四川总督。当时这一呼声很高。曾国藩此时还仅仅是侍郎，未有实衔，出任大省总督，他觉得不错。于是调张运兰沿江西上，驻于湖口。但不过数日，湖北巡抚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了封密信，说清廷似乎无意任命他为总督，还要让他分出一部分兵来防守江西。曾国藩一听，心凉了半截，决定不再西去。他给胡林翼回信说：
朝廷不作十成语，仍有从缓酌量云云，应如何复奏，敬求卓裁，为我计画。传曰：“虽家事，听子而行。”况此因公事乎？
曾国藩在信中向胡求计。他一面令张运兰驻湖口不动，自己一面西行。八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到达武昌，面见胡林翼和官文商量，解铃还须系铃人，经过密议，官文又上书朝廷，请求留曾国藩一同保卫湖北、攻打安徽。经过这一番活动，朝廷果然同意，曾国藩也心安理得地留下了。后来朝廷派骆秉章入川，任四川总督，在大渡河围歼了石达开部。倘若曾国藩入川，功劳也不过如此。
曾国藩一生恪守“以缓济急，稳中求胜”这样的原则，使得他总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主动，也让自己在面对时局的变化时心中有数、处变不惊。但是，“缓”是当缓则缓，而不是凡事一味地缓。我们常说“做事情要分清轻重缓急”，朱熹说“天下之事，有急缓之势，朝廷之政，有急缓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当急而缓，则怠惰废弛，无以赴事几，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坏。”缓急之间，不可不慎。当急处自应急，而当缓处不缓，其害处也不可估量。也就是说，急事、重要的事当然应该抓紧时间去办，但是动作要急，心思不能急、头脑不能急，不但不能急，还要比平常更冷静、更加考虑周详。
中国人为人处事讲求中庸，但很多人并不真正懂“中庸”。中庸不是和稀泥、装糊涂、软弱无能，而是刚柔相济，不走极端，其精髓是“度”。曾国藩深得中庸哲学的精髓。在他的身上，无论进退、做事、为人，总能善藏善露、不偏不倚、拿捏得当，从而在官场不断晋升，最后位极人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