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社科院作过研究，以ROE和ROA作为衡量指标，发现上市公司的竞争力从2001年起已经不如非上市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市公司有大量的资金被大股东占用。现在证监会已经要求上市公司限时清欠。
陈志武：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金当然是违规的，证监会可以做一些事情。除此之外，证监会应该举双手欢迎私人股权基金进入中国，让这些由利益驱动、以赚钱为目的的基金对中国上市公司进行监督。
有些私人股权基金做得很好，他们找到民营企业老板，告诉他们：“如果按照现在的方式赚钱、不想作任何改变，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换一种方式，实现更高的财富，像江南春一样实现十几亿美元的财富，那么就让我们投些钱进来，尽管你不需要钱，但我们可以帮你。我们进来后，对公司的商业模式和运营将进行全面的调整。要忍痛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把管理层的亲戚都从公司调出去，把本来可以不花的钱省下来。”
举个例子，百度现在的市盈率是286倍。如果员工少花1元钱，公司的价值就增加了286元。调走亲戚、节省开支后公司如果能上市，假如未来的市盈率是100倍，节省1元就相当于节省了100元，完全可以用这些新增的财富重新开一家公司用来安排亲戚。当然，创业者或许非常喜欢一个人，或许可以为他花100万，但不至于为他多花2.86亿元。有了这种观念、价值取向、商业模式的变化，整个公司平日懒懒散散的作风一下子就改变了，因为在市盈率是286倍的情况下，多省下100万的开支或增加100万利润，就等于增加2.86亿的财富。
◎记者：国内的私人股权投资应该如何发展？
陈志武：最重要的是放开这个行业。我与法律界一些人士的观点不同，一有新的经济活动，他们更喜欢首先就要让全国人大专门针对这个业务立法，说是用以促进这个业务的发展。私人股权与公众股权最大的区别在于公众股权是面向大众的，这就存在很大的行骗、造假空间，普通老百姓不一定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很容易被几个会说话的人欺骗。这样的事情多了就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政府的压力很大。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对公众股权交易市场的监督和法律保护一定会多。而私人股权面向少数个人，是定向的，他们往往是非常有钱的人，募集资金时完全是一种合同关系，在私人股权基金和他们的投资人之间发生纠纷时完全可以根据合同法来解决。私人股权基金投资时，与被投资的公司和项目也是合同关系。没有必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制定一个专门的私人股权法，而且法学界专业人士在行业还没有兴盛时也很难制定出完善的法律。
◎记者：您刚才讲的理念对民企很适用，但是否适用于国企？有很多国企不是整体上市，是剥离出部分优质资产上市。未上市的资产盈利能力极差，却又有相当大的人员或债务负担，这导致市场上屡屡出现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现象。
陈志武：不管最初的安排是什么，不能为了圈钱把其他（不盈利或者盈利能力很差的）资产剥离出去了，上市后又重新把对大股东的责任承担过来，这不是符合法律的行为，这在国内企业中很常见，但这就是欺诈，是违约。
◎记者：国企管理不善是常见的现象，这就为管理层牟取私利创造了条件。以莱钢股份为例，这家公司最近曝出了财务主管挪用4亿元公款的丑闻。与此同时，莱钢也是近期外资并购的热点。那么，管理层为什么会欢迎外资并购呢？
陈志武：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期权的安排。私人股权基金特别在乎激励机制，他们进入目标公司后，会对激励机制作一些根本上的调整，强调管理层的收益和业绩挂钩，把原来大锅饭性质的收益降低，而把与业绩相关的部分提高。期权是最好的一种把管理层所得和业绩挂钩的安排。如果这样，假如我是管理层，我也乐意。
◎记者：美国新财长鲍尔森认为在中国拥有一个现代化、开放的、完善的资本市场系统和银行系统前，是无法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此前的2005年5月17日，鲍尔森作为高盛董事长在《财富》论坛发言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亟待解决的是结构性问题，他希望加快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促进开放，“而不仅仅是让国内的证券公司进行盲目的、无序的竞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陈志武：人民币肯定会升值，速度可能比过去一年所经历的更快一些，但不是一夜之间就升到位。的确，如果更多私人股权基金和华尔街的投行能进入中国，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上市公司、银行及其他相关金融和非金融企业的效率，这样做可以让中国的资本化水平大大提高，增加整个经济的融通能力。从趋势来看，企业管理层会更感觉到提升的压力，上市公司以及银行效率和规范的程度可以发生根本性变化。再经历几年时间的金融开放调整，中国的金融证券市场体系会有许多改善，承受冲击的能力会上升很多。
日本就是如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证券、基金、保险行业对外资开放的程度大大增加，很多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开始进入日本，参与企业的并购运作。私人股权基金以及许多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公司从那时候起慢慢地进入日本。时至今日，日本的金融体系已经从1997年以前以银行为主体的特征，正在过渡到以资本市场为导向。日本今天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的比重越来越重，已经促使日本企业效率提高和银行呆坏账下降，这种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从日本的经验看出，如果引入更多的投行、私人股权基金、对冲基金和机构投资人，一个国家未来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也会发生改变。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不赶快让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投资银行进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金融体系、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很难的。
◎记者：外资进入国内资本市场是否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坏处？毕竟他们是商人。郎咸平写过外资投行在香港操纵股价的案例，还有就是此前引进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现在也备受质疑。
陈志武：希望他们是来赚钱的，如果不是来赚钱的，还不希望他们来。不希望他们是圣诞老人来免费送礼的。
第一，要用相对的眼光来看外资企业。不管什么国家的企业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坏的也有好的。但就像电一样，生活离不开电，但是电会打死人，人还是要用电。关键要看任意抽样的100家企业，内资的和外资的，看哪一组总体上更好，而不是看两组是否都是问题企业。第二，不管香港地区也好，大陆也好，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说因为体制问题存在许多靠钻空子能赚大钱的机会，那么任何人都可能尝试这种机会，就不要怪商人会去钻空子，而是要先把板子打在制度上，这不是外资不外资的问题。第三，即使外资不钻制度空子，内资也会去钻。
外资私人股权为了赚钱来中国，可以带来方方面面的效率改变和企业价值的提升，这些商业模式和管理理念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财富。理念上的学习，经验上的积累，能够使今后很多代人更快、更有效地创造财富。这些无形资产可以让未来的中国后代得益。
人们在评价内外资方面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对外资是个绝对标准，因为是模范所以就不能有瑕疵，而对内资企业则用相对标准。同样是做审计业务，如果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审出来问题或造假，那可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就没事。而如果是4大所出现类似的事件，则是极大的新闻。其实，如果是对比内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错的频率，而不是只看外资审计会不会也出错，那就可以更全面地看出哪方做得好，这种比较也更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