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很多次在我面前出现了，他总是无助地望着我，希望我能帮助他。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子，是集团一个分公司的冲压车间的员工。
为了他，我翻了无数次《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我希望能从中找出什么有利于他的条文，为他要求更多的赔偿金，甚至为此私底下请教了熟识的律师。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不能让其他人知道，尤其不能让我的头儿知道。在我的头儿的眼里，我应该站在资方的立场，我们为他购买了保险，他现在出事了，出事就出事，就按照有关规定办了，不违法就行了。我们付了该付的，他已经得了该得的，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我经手办理他的事情，为了他，我跑了无数次医院，陪他一起去评残；去劳动部门，看着他在一些文件上用左手签歪歪扭扭的名字，看着他眼睛里的茫然和无助。他年迈的父亲默不作声地跟在我和他旁边，偶尔叹口气，说：“命啊！”
在整个医疗和评残过程中，我完全放弃了为公司说话，我愿意他能拿到尽可能多的钱来弥补他失去的东西。他的主治医生暗示我说，他可以办理出院了，但是，他本人暗示我他不想出院，说万一伤口发炎了呢？还是要留在医院里。当头儿问到他为什么要在医院治那么久的时候，我答道，他伤口发炎了。
他是为了一种安全感才留在医院里，他以为，若出了院，就不能向公司借钱，赔款又不知何时能拿到，他和他父亲会陷入困境。我想，在此刻他的眼里，世界是冷的。所以，在他父亲每次来公司支钱的时候，我很注意自己的态度，怎么忙也不在他面前露出不耐烦，放下手头的事，把他的事先办了。是的，我觉得他们很可怜，仅仅是可怜，我希望自己能让他们觉得世上还有一点点温暖。
当他领到他应得的赔偿金以后，他还继续来找我，说在报纸上看到，浙江有一家企业的老板，为他这样遭遇的员工，额外给了20万元。他也想做那个幸运的员工，希望我能向我的头儿汇报，让我的头儿向浙江的那个企业主学习。我没有一口拒绝他，虽然我知道他的要求是无法实现的。他用央求的口气对我说：“杨小姐，我知道你是好人……”也许，我真的是个好人，但是，我是好人我也无法改变制度，制度是冰冷的，特别是在钱面前。
我劝他先回去，事情告一段落了，在这里租房耗着会把他的那笔赔偿金用完的。他对我伸出那只断了三个手指的手，说：“杨小姐，我刚出来打工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这点钱够我过一辈子吗？”我知道他刚从家乡出来不久，分到冲压车间做搬运工，他听说冲压工的工资比搬运工高，趁某个冲压工上厕所的时候，擅自开动了机器。他说：“我只想快点学会一门技术。”
刘副总提出“车改”一词后，每遇开会，我们都小心地回避着这个词语，生怕他又突然提起来，当着另两个副总的面，让大家议也不是，不议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