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一点嘲弄的味道
萌萌不会生炉子，没人会嘲笑她。她是女孩子，本来就该不会。
可是，他也不会。他是男的，一米七八的个儿，居然也不会摆弄这只小小的、看上去是那么简陋的铁炉子。虽说这炉子和他家里使着的完全一样，可是从吃过晚饭到现在，小厨房里已经青虚虚地浮了一顶子的烟，他也没能把蜂窝煤的火眼儿给弄红。
尽管萌萌已经说：“算了，明天再生吧。”但他还是半跪半趴在炉子跟前，不甘心爬起来。这下，在萌萌面前又露了一个怯！萌萌最近好像一下子知道了他的许多短处，说话的口气里，时不时地要带一点嘲弄的味道了。他说不清是气恼还是难堪，背脊上竟剌剌地冒出些躁汗来。
“倒风。”他悻悻地爬起来，拍拍手，掸掸衣服，看了萌萌一眼，“真是倒风。”他很认真地补了一句，随即又觉得愚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萌萌果然笑了，“我又没说你不会生。”他盯着萌萌略带戏谑的笑容，等着她说出自己最忌讳、最提防的那类话来，活像阿Q缩着脖子在等假洋鬼子的棍子。
“——你呀，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特别能干呢，其实你好多还不如我呢，太笨了。”
他干瞪着眼，一时又找不出什么证明自己不笨的论据来，脸上红得很难看。
“这能怪我吗？”他糊里糊涂地冒出这么一句。
“你笨，还能怪别人？”萌萌奇怪他居然说出这种傻话来。
怪别人，怪谁呢？要怪，就得怪他的家，怪父亲。说这话就算有点没良心吧，可事实就是这样，他的低能，他的懦弱，他的孩子气，全是父亲给惯出来的，没错！
“哎，志明，今天到医院看你爸爸去了吗？”萌萌一边收拾着炉铲、火筷子之类的家什，一边问他。
“去了。”他说，“过几天，要给他会诊，医生说他鼻子大出血，可能不完全是高血压引起的。今天还给换了个小病房，两人一间的。”
“是吗？那可真不容易。”
可不是吗，像父亲这样一个当初的“走资派”，现在的“逍遥派”，有职无权的人，能住上两人一间的小病房，确是不容易的。给父亲看病的女大夫人挺好，周志明前几天从湘西回来才知道，她爱人原来也是南州大学的学生，就是当初父亲挨斗游校的时候，硬叫他敲那面破锣的那一位。也许小病房就是这女大夫给想的办法，算是替她爱人道道歉吧。谁能在前些年那种“你死我活”的日子里过一辈子？谁没有一点善良和同情？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是他陪父亲到那个小病房去的，房子挺不错。父亲的情绪也格外好起来，新鲜地环视着粉白的屋子，像个土气的乡下人那样用手试着按了按软软的病床，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似的。父亲能有这样一个安顿，的确是件大喜过望的事，可事情也并不都那么尽如人意。负责这个病房的那位上了年纪的护士长和那位年纪很轻的护士，就叫周志明大大地不痛快。护士长大概快六十岁了，眼力却很拙，竟然用又细又软的声音对父亲问道：“是您儿子吗，在哪个中学念书啊？”
“哈——”父亲大笑起来，响亮的声音简直就不像个病人，“你看，我说你一身孩子气吧，谁见了你都把你当成中学生哩。”父亲对护士长说：“他都工作七八年了，在公安局工作七八年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没独立生活过，都快二十二岁了，还像个孩子。”
“爸！”他气恼地皱起眉头，“高血压是不能这么大声说笑的。”
“嗬，还懂得挺多呢。”年轻的护士也打趣地笑起来，那神情，活像是在逗个小孩玩。
他心里恼羞不平，索性扭过脸，不说话。
真的，是不是他的外表太富孩子气了？为什么别人总会对他有这种误会呢？直到现在，望着眼前冒青烟的倒霉炉子，他还在为那个年轻护士藐然的讪笑感到别扭。
其实，在单位里，在工作中，在一本正经地板起脸的时候，他已经很像个二十七八岁的大汉子了，这两年在科里同事中间甚至还博有一点老成持重的印象。可一在父亲身边，为什么总还给人一种中学生的感觉呢？父亲总说他是个孩子，总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成个大人，可父亲又总不拿他当大人对待，总是习惯当着外人用手去摸他的头，拍他的脸蛋，前几年，连在澡堂子里洗澡都怕他洗不干净，非要亲手给他搓一搓背才放心。一个大小伙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叫一个老头子搓背，该是多么难为情的场面啊。他开始常常违拗不过，只得红着脸由他去搓，把头勾得低低的，生怕熟人看见耻笑。这几年，由于他一再固执地拒绝父亲这一传统的宠爱，才算从那种尴尬中解放出来。
人们常喜欢这样概而论之：对孩子，爸爸总不如妈妈……
哦，妈妈，对他来说是多么遥远、陌生而又绕口的字眼儿啊！
母亲是在他三岁时病死的，她留给他的全部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半黄照片上清秀文静的面容。父亲为什么一直没有再娶，他是不尽了然的，只听说母亲在弥留之际曾要求父亲等儿子长大一点再结婚。母亲死后，父亲是很爱他的，超过了一般父亲对儿子的爱，把父性的宽怀慈厚和母性的温柔细致混合在一起倾注在他的身上。他尽管没有母亲，但在心灵上却并没有丧母的痛苦和压抑，他仍然得天独厚地度过了黄金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不算“文化大革命”头几年作为走资派子女的那段经历的话。
也许正因为这些，正因为他是从小在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不感到欠缺的环境中生活过来的，在上了中学以后才显出那么低能和软弱，饭也做不好，炉子也安不好，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学校到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干起活来他总比别的同学差一截。
“过来，我给你扫扫。”萌萌手里拿起一把小笤帚，在他的胸前和两肩轻轻刷起来。“你知道吗，我头一次见你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你会是个警察。”
“那我是什么？”
“什么，”萌萌笑起来，脸上的酒窝儿真好看。“你是个小少爷。转过身来。”
他绷着脸，一声不响转过身去，笤帚又在背上响起来。
“你怎么会是警察呢？我又怎么偏偏认识了你呢？”萌萌像是问他，又像是自问。“我姐姐是最恨警察的，我原来也不喜欢。警察都是粗人，从汗毛孔里冒粗气的人，是吗？”
“唔。”他含混地应了一声，懒得去解释了。女孩子不喜欢当警察的，就如同她们不会生炉子一样，也算是自然而然，无可非议之事。她们哪儿能体会得到，那鲜红的领章，灿烂的国徽，威武的大盖帽对于男孩子来说，该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
第2节 绿军装的梦
在他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先是北京军区在他们这一届学生中招兵，那会儿，几乎所有的男生都痴狂地卷入了应征入伍的竞争之中。“当兵去”，成了当时最值得向往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学生们整天挂在口头的那句名言，“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可以在其中锻炼成才，更主要的，是大家暗地里浮于心头的那句实话，“不用下乡插队了”。并且等将来复员回来，还能由国家分配工作，似乎那簇新的绿军装一经穿在身上，一辈子的前途便有了可靠的保障。
那时候，他虽然也参加了体检，却并没有真的去做关于绿军装的梦，这种事对他来说犹如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在送别入伍同学的火车站上，看着那几个雄赳赳的幸运儿，他也并没有像其他送行的同学那样为自己洒下几颗遗憾的眼泪，还没等别人的泪迹干掉，他已经默默地准备起下乡的行装了。
没想到，接兵的解放军刚刚走，穿着蓝色制服的人民警察接踵开进学校。解放军既然招了这帮十五六岁的娃娃做小兵，公安人员当然更需要从小培养。对于看过《秘密图纸》、《铁道卫士》这些影片的少年来说，做一个全能的公安战士，这是同样大的诱惑。于是，更大的竞争在全校席卷而来。
奇迹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在他们学校招人的那个公安局干部是个年纪不过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的形象和一般学生们理想中的侦查英雄十分接近。当时他仅仅知道这个人姓马，不像其他男生那样闪电般地就同他混熟了。然而出人意料，这位姓马的黑脸大汉对那班外表孔武有力而又在他身边跃跃欲试的学生不屑一顾，偏偏看上了他，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瘦弱的男孩子。
黑大汉的全名叫马三耀，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个组长，他有一个与其神形颇为贴切的外号——“大黑马”。大概缘于周志明清秀的容貌和腼腆的性格，黑大汉给周志明起了个亲热的称呼“村丫头”。但这个外号并没能在人们嘴里留多久，因为仅仅两三年的工夫，周志明已经大大地变了一个样子。这两三年是他的青春期中一段陡升的发育曲线，身高从一米六〇一下子蹿到一米七八，肩膀加宽了将近一半儿，胸脯扇面似的微微凸起，一位原来在他们班里身量最高的“力士”后来和他邂逅相遇时，竟要仰着脸同他寒暄了……
他靠在碗柜上，呆呆地看着萌萌收拾着地上的东西。这间小厨房太窄了一点，萌萌每转一次身，都要碰到他的腿。她身上那件深灰色的毛衣也很小，紧紧裹着还没有完全发育开的苗条的身子。他很想去抱抱她，亲她一下。他们认识好几个月了，他没真正碰过她，他不敢。萌萌收拾着厨房里的东西，显得那么自如，那么有条不紊。他原先没想到像萌萌这么一个俏丽温柔的姑娘，竟会是这么本分、勤快，正像萌萌过去也没想到他是这么没能耐一样。
“你姐姐，她不喜欢警察，那她对我是什么看法？”他想起了这么一句问话。
萌萌直起身来，笑而不答。
“我知道，你姐姐对我没好话。”他故意试探着说。
“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你怎么从来不问问我对你怎么看。”
他也笑了，“你呀，不用问，我头一次见你就知道你对我是什么看法了，要不然你干吗老要我一次次领你去医院复查呢。”
“那是你骑车把我撞了，当时援朝哥哥也在，你溜不了赖不掉，当然得领我上医院啦。”
萌萌撒娇般地争辩，反倒证明他说得不错，他差点没把下面的潜台词儿也给说出来：“明明是你头一眼就看上我了。”可这话就是说了，萌萌也不会承认，她准要说：“谁让你那时候总拎个水果篮子上我家来呢，是你看上我了。”他轻轻吹了声口哨，咳，管他谁看上谁了呢。
萌萌家的房门响了一下，他听见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宋阿姨、季虹和卢援朝全都挤进了这间小厨房。
“萌萌，小周，”宋阿姨笑眼迷离地不住打量着他们，“一个炉子，这么半天还没生好呀，都快十点钟了。”
季虹刚刚洗过头，湿湿的头发披在肩上，她总是那副大模大样的口气，“他们？哪是在生炉子呀，是图这个小厨房的清静。”
听着宋阿姨会意地咯咯笑，周志明脸上喷了一层红，挺尴尬。他不喜欢萌萌这个厉害的姐姐。无论什么事，到了她嘴里，总要把人家蛮有情趣的那点遮掩拆穿，仿佛大家都赤条条的才好看。
还是卢援朝嘟囔了一句，才把话隔开了。“别在这儿烟熏火燎的了，到屋里坐着去吧。”
“行了，”季虹挥了一下手，“都快半夜了，小周也该回去了。”季虹是这个家里的天之骄子，对谁都习惯用这种近于命令的口气。
周志明看了萌萌一眼，不过意地说：“我早该走了，可炉子一直没生着。”
“不要紧，”宋阿姨还是笑容可掬，“明天援朝还来呢，他会生。”顿了一下，又说：“你看，现在我们家这个条件，真没办法，要是多有一间屋子，你就在这儿住一夜，省得这么晚再跑回去了，你家里又没人。”
季虹拢了拢肩上的头发，接过话说：“以前我们家自己一个独院，平房还有暖气……”她当着周志明发这类怀旧之慨已经不止一次了，每次都被神经敏感的宋阿姨打断，怕她带出什么今不如昔的牢骚来。
“小周明天来吧。”宋阿姨果然打断了季虹的话，说：“明天，给你施伯伯讲讲湘西的情况，他有二十多年没回他那个老家了。”
“好吧，我明天来。”他说。
关掉小厨房的灯，大家一起走出来。他靠近萌萌，轻轻问了句：“送我吗？”
记不清他们从这里走过多少次了。谁能想到，短短几个月的光阴，这条弯弯曲曲、路面残破的小胡同，这条拥挤着这个城市里最下层的人群和那些尚未改悔的走资派的小巷子，竟会留下他这么多真实的快乐，可触，可感，使人依依。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不知是谁先停下来的，萌萌问：“还要我再往前送吗？”
他的心咚咚跳，脸发烧，他甚至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嗫嚅了一下，才终于鼓鼓气说：
“我……咱们亲亲，行不行？”他呼吸急促，声音发着颤，是他的心在颤。
半天没有回答，他几乎是屏住气在等待。
“你看，那边过来人了。”
第3节 梦中的故事
他只等来这么一句，屏住的气全泄了下来。他有点自恨，就连在萌萌面前，他也是这么胆怯吗？他们在一起有好几个月了，彼此相处又是那么融洽、贴切，没有一丝一毫的拘束和费力，这已经使他破天荒地相信了命运的安排。在她面前，也许早就用不着这样畏缩了，也许早就应该更直率、更豪放，或者干脆，来点儿鲁的……可有时静息想想，又发觉这些念头有多么可笑，简直有点没正形。才几个月，不算长，何况他们的缘分又是那么偶然、无意，以至于叫人到现在都要疑为梦中的故事，惴惴然不敢相信呢。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讲？必然的长河大概都是由这些无穷无尽的偶然的水滴所组成。——他的自行车撞了她的腿，于是他送她上医院，送她回家，都不过是一个“交通肇事者”必须承担的“民事责任”而已，要不是那天晚上无意对同院的大福子说起了这件事而引起大福子那番危言耸听的话来，他大概绝不会在第二天就拎着个水果篮子又跑到萌萌家来看她的伤。大福子也是无意，一切都是天缘凑巧。
大福子是他同院对门王焕德大爷的儿子，比他大五岁，在南州市冶金机械厂当司机。不知道是不是汽车司机都有这么个共同脾性，一提到马路上的官司，总要摆着深明此道的神态说上一通不可。
“你呀，”大福子拍着他的肩膀，“就是老实，要是我，医药费就得一人一半！怎么着，那女的就没责任啦，她凭什么在慢车道上逆行？我就腻歪这号人，有便道不走，偏要在车道上大摇大摆，知道你不敢轧他。”
当时王焕德大爷正坐在他家的床沿上洗脚，沙哑着嗓子插嘴说：“医药费是小事，再说又是交通警察判的，只要人没伤着筋骨就不碍事。”
“嘁，”大福子一撇嘴，“您哪知道现在的事儿啊，要我看，那女的说不定还得讹志明一下呢。”
“讹我，怎么讹？”
“这种事儿，你没经验，你看我给你算算。”大福子来了兴致，把筷子往桌上一撂，掰着手指头说：“今天看病的医药费就不算了，下星期得复查，她不是扭了腿吗，她要一个劲儿喊疼，医生摸不出来就还得拍片子，四五块钱这就出去了；过一星期她要是还不说好，你还得带她复查，她要说走不动，你每次还得给她叫出租，她家住在哪儿？神农街，好嘛，从神农街到那个医院一个来回就得小十块，她养伤这些天要是给扣了工资也得你给补，你算算，这得多少钱？花钱不说，还得搭精神，你要想躲着她，她就找交通队，交通队一个电话拨到你们单位，你还是得去。”
王大爷的老伴郑大妈正在稀溜稀溜地喝着面儿粥，这时也放下碗插嘴道：“志明，甭听他瞎白乎，什么事儿让他一说，邪了！”
“妈，您甭不信，去年我们厂一个小伙子让卡车给剐了一下，足歇了小仨月。本来就是腿上有点儿伤，你猜怎么着？他看了外科看骨科，看了骨科看内科，连神经科都看了；你没辙呀，他硬说他头痛，内科大夫查不出毛病来，只好转到神经科，看看是不是脑子受了刺激，这小子，捞着不花自个儿钱的机会，把身体全面检查一溜够！”
“得得得，”郑大妈翻着眼睛说，“都像你们厂的人那么缺德，咱们国家早变修了。”
大福子不理他妈，冲着目瞪口呆的志明说：“要想消了这一灾，也有辙，你呀，趁早提上个点心盒、水果篓，三天两头勤去着点，你看得勤点儿，她就好得快点儿，就这么回事。”
第二天，他真的买了些高价苹果，去了。可他心里也说不清，他跑到萌萌家来，除了大福子那个歪主意的作用外，是不是还有点别的因素。
他那回是第一次见到施伯伯、宋阿姨、季虹，还有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也是第一次留心潜意地看了看萌萌的家。凭着一个侦查员特有的观察力，他几乎是一眼就猜出了这个家庭的身份。
施家是住在神农街头条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的，院子很脏。大概因为家家都习惯把脏水泼在门前，所以院内的地上，似乎永远是湿漉漉的。萌萌家是一个里外套间。屋里东西挺多，几乎没有给人留出一点可以转腰的地方，除了那一对实际上已经崩了簧的小沙发还像点样之外，差不多全是破烂家具。墙壁尽管刚刚刷了灰，可仍然遮不住土旧寒酸的色质。墙上空空的，只挂了一张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一张周总理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镜框上垂着刚刚披起来的一尺黑纱。
施伯伯的年龄大概和父亲差不离，脸上表情不多，却很有气度。他原以为施伯伯是大学教授一类的老知识分子，但很快又发觉不像，在施伯伯的声貌中所显露出来的那种严肃气派，是纯粹知识分子所不具有的。他从小就住在爸爸工作的南州大学里，早见熟了那些个学究气的教授们。
宋阿姨看不出多大岁数来，样子不老，却有了丝丝银发，身体瘦瘦的，像是很弱；季虹呢，穿一身劳动布工作服，长得没肖萌好看，可也是个大家闺秀的气质。
他猜得不错，这是个走资派的家，而且是一个还没有安排工作的走资派。
去萌萌家的一个星期之后，他又接她去医院复查了一次。那天萌萌带了一本书页已经发黄的《普希金诗选》，说是要在候诊的时间看，结果，那天他们之间的主要话题就是普希金了。他一向是偏爱中国的古典小说的，《三国》啦，《水浒》啦，都喜欢看，而对普希金之类却所知不多。可他挺乐意听萌萌给他讲，他的兴趣鼓励着萌萌几乎把她知道的所有关于普希金的知识一股脑倾倒出来了，什么《叶甫盖尼·奥涅金》啦，《甲必丹之女》啦，《鲍利斯·戈都诺夫》啦，还有别林斯基、莱蒙托夫他们对普希金如何如何评价啦，她一边讲，一边还要加上许多自己的评价：“普希金是最富于同情心的，同情弱者。他那部有名的诗《致西伯利亚书》，知道吗？就是交给一个罪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们的。”
最后，萌萌自己也笑了，“你看，我简直是在讲演了，我今天讲话太多啦，你早烦了吧？”
“没有，你挺有口才的。”他说，“真的。”
萌萌略带难为情地说：“你不知道，我中学毕业四年了，老是一个人在家呆着，同学们都有了工作，彼此都不太来往了。我妈妈管我可严呢，不许我出去跑，我没有伙伴，闷死了，你不知道我多想和咱们这样的年轻人说说话呀。”
他带点诙谐地笑笑，“你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啊，今天我可见识了，你讲得真不错，能吸引人。”
萌萌笑了，他看出来，那是一种感激的笑。
临分手，萌萌干脆把那本诗选借给他了，让他看完后到她家去还。但刚刚过了两天，她就性急地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已经看完。这本书，简直就成了他们联系的媒介，或者说，成了他们联系的借口了。他虽然至今也没有把书还给她，却早已成了这个“衰微”之家的常客，并且很快就同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以及这家里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朋友混熟了。常来这里串门的，除了季虹的男朋友卢援朝以外，还有施伯伯的老友，941厂“靠边站”的总工程师江一明；941厂的团委书记安成，都是些很好相处的人。他对这个家里的气氛和规矩几乎是无师自通的，这大概是他和他们的某些相似经历所使然吧。尽管在表面上看，他的条件比萌萌好得多，萌萌一家四口，真正在职工作的，只有在941厂当仓库保管员的季虹一个人。而他，是公安干部，父亲又是南州大学的革委会副主任，虽然在其位而不能谋其政，但让人看起来，毕竟是个“结合干部”，算是改悔了的走资派吧。
第4节 工农兵大学生
他和萌萌继续往前走去，好像是为了消除刚才的那场窘迫，萌萌主动扯起一个话头来。
“你们单位那个女的，我看对你挺不错的。”
“你说谁？严君？”
“你出差去湘西前，不是托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声吗，她没打电话，倒专门来了一趟。”
他的心又咚咚跳起来，几乎揣摩不出萌萌这话是随口无意还是另有用心。他低头说了一句：“严君呀，我们科里的内勤，大家出差在外，私人的事一般都托她代办。”停了一下，他又补上一句：“我们组的小陆看上她了，还托我做媒呢。”他不知道后面这句话，是不是又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君跟与周志明同组的小陆，都是一年前从南州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她高高的身量，人很漂亮，一到处里，立即引起了一帮年轻干部的注目，背地里称之为“五处之花”。其实在周志明看来，就算是花，也是一棵刺梅。严君生就了一副假小子脾气，为人硬朗爽利。他和严君虽在一个屋子办公，私交原也不深，可是最近几个月，他暗暗发觉情况有点不对，严君总是在想法接近他，顾盼之间，一颦一笑，似乎都有些异样，她该不会生了那方面的念想吧？不会不会，处里想追她的人多了，可是情形又确实有点不对，不然，那天他给小陆提媒，她怎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呢？她居然哭了，在这以前，他一直以为严君是一个不知哭为何物的女孩子。还有，她跑到萌萌家来这件事，也是有些古怪的，本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了的事情，何苦疲于奔命地跑一趟呢？他从湘西回来的那天晚上，严君故意磨磨蹭蹭不回家，他心里也是有些感觉的，难道她就为了等大家都走光了，她向他说那番话吗？她当时的态度是那么郑重，使得他也莫名其妙地郑重起来了。
“你托我办的事，我办了。”
“是吗？”他以为出了什么问题，“那个胡同的传呼电话不好打？”
“我没打电话，我去了一趟。”
“噢？”他迎住严君的目光。
严君却躲开他的注视，低声说道：“你知道她的父亲是谁吗？”
“谁？”
“旧市委的政法部长，施万云。”
“我知道，南州市第一任检察长嘛，老头儿现在没什么问题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向她解释起来了。而她却迎头泼了一瓢冷水：
“还没做结论，挂着呢。”
严君特地去萌萌家，又特地把施伯伯的身份告诉他，这里面的意思，他能感觉出一点来，但又不能太肯定。现在萌萌提起严君来，会不会也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在里边呢？谁知道。
幸好，萌萌自己把话引开了。
“哎，志明，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去不去十一广场？”
“十一广场，干吗？”他明知故问。
“安成他们厂团委要往十一广场给总理送花圈，咱们一起去助助威。”
他犹豫了一下，没搭腔。
萌萌又站住了，像是明白了什么似的哼了一声：“难怪我姐姐不喜欢当警察的，你们都是些冷血动物。”
“我也是？”他低头问了一句。
“你，你是一杯温吞水。”停了一下，萌萌又问：“你不敢去，是不是怕你们领导知道？”
他张了半天嘴，不知该如何一言以蔽之。十一广场，他并不是不想去，也不是怕领导的什么脸色。他的隐衷，怎么和萌萌说清楚呢？
这几天，南州市空气中弥漫着的那股火药味儿，已经越来越刺鼻子了。几乎满城都在议论十一广场出现的那几个不大寻常的花圈，议论上海港工人悼念总理的“汽笛事件”和《文汇报》文章的风波。今天下午，从市局办事回来的组长陈全有又悄悄向他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有人把反动标语用柏油和水氯松刷在火车上带到了北京；北京，据说也是人心浮动，有人往天安门广场送了花圈……
“市局大楼里，气氛紧张得很。”身高体胖的陈全有和志明的办公桌对面紧挨着，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但陈全有还是把大半个身子探过来，压低了声音说：“我在里面刚呆了五分钟就觉出来了，大家谁也没心思正经办公，都在底下议论纷纷。”
周志明没动声色，他当然明白大陈的所指，但却故意问了一句：“议论什么？”
“你不知道？十一广场上也有人送花圈了，还有人轮流守在那儿呐，你不知道？”
“那不是悼念周总理吗，有什么不好？”他仍然故作糊涂地说，“市局机关那帮人，就是爱大惊小怪。”
“咳咳。”陈全有也笑笑，附和地点点头，不再解释了。周志明心里知道，大陈这个人，工作上满有魄力，但在政治和人事方面，却是明哲保身的。无论什么事，都是心里有数，嘴上一向难得说出来。既然自己一味装糊涂，大陈当然更不愿明言了。
对十一广场上的事，萌萌不会像大陈那样闪烁其辞，但她似乎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尖锐过，“你们有些干公安的，就是让人看不惯，他们不怕老百姓，也不怕客观事实和自己的良心，就是怕他的顶头上司，你承认不承认，就有这种人？”
怎么没有呢，他心里当然是承认的。可在感情上却不舒服。他不希望萌萌是个尖刻的人，尽管她在你们“干公安的”面前，很有分寸地冠了个“有些”的限制词，但物伤其类，毕竟使人不快。就他自己来说，他没有爽快答应清明节陪萌萌一起去广场，就绝不是缘于对顶头上司的惧怕，他要是想去，完全可以搞得单位里人神不知。说实在的，别看他是干公安的，他倒是真心希望现在人们都出来闹闹事才好，这些年，大家在感情上是太不痛快了。有时当着一些同学朋友的面，他甚至还忍不住要说几句怂恿的话呢。但是在理智上，他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个当口上去广场送花圈，绝非一件平常小事。他是替萌萌、季虹和安成他们担心，他已经意识到的那种不安，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要是真的跟随他们前去呐喊助威，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但若不去，又会招致萌萌反目相视，这种矛盾的心情，怎么向萌萌说清呢？说我不去是为了你们？那萌萌非送他一声冷笑不可。
第5节 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
他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吁了口气，“再说吧，到清明节再说。”
萌萌也吁了口气：“你要为难，就别去了，没事。”
他能分辨出来，萌萌这话是真心的，萌萌不忍难为他。可是最后她却又饶上了一句：
“看来警察也跟军人一样，没有自己的思想，上级的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感情，上级的感情就是他的感情；没有自己的意志，上级……”
“得了。”他不耐烦了，“你根本不了解警察，你们都不了解，警察也有各种各样的。”
萌萌笑了笑，“有冷血动物，有提线木偶，有行尸走肉……”她注意到了他的脸色，收住了话头，笑着看他，“我要把你逗哭了吧？”
远处，电讯大楼的钟声沉闷地响了，他们不再说话，似乎都在各自的心里默数着钟响的次数。啊，十点了。胡同口，一辆用北京吉普改装的宣传车徐徐开过，高音喇叭里放送着一个语调激昂的声音：“……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辩论波及到全国各个领域。当前，社会上一小撮‘隐士’和‘逸民’制造谣言，妄图混淆斗争的……”
汽车走远了，广播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街上又恢复了夜晚的宁静，萌萌不往前走了。
“我回去了。你明天什么时候来？”
“来，听你和你姐姐骂警察？”
“瞧，”萌萌一脸缓解的微笑，“我说是逗你嘛，你还真急了。明天早点来，给我爸爸说说湘西吧。”
萌萌的笑能使一切变得温和、美好。可他仍然用一种不甘奚落的口吻回了她一句：“你又没骂我，我急什么？”
周志明到现在才隐隐约约地有点明白了，工具，用工具这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公安人员，并不是什么好话。和人们常说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机构的性质定义全然不是一回事，而像萌萌说的那样，等于是在骂他们当警察的不是人，或者只是一群徒有四肢而无灵魂的人，一群物化了的人。他明白了这个词儿所包含的那种鲜明的贬意和蔑视。
然而，这能怪谁呢？专政机关就是这么一个“准军事”的性质，公安人员就应当养成服从命令的习惯，怎么能凭着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主张而随心所欲呢？不能，公安就是公安，它的纪律就是服从，这是无可置疑的。可是，在周志明内心深处的感情上，在最朴素的，甚至于接近本能的直觉上，他常常又觉得萌萌的话也有某些道理。他在湘西同陆振羽的那场辩论中，不也是持了同萌萌一样的观点吗，然而孰是孰非呢？
他不由又想到那个案子上来了，他一直拼命躲避而又躲避不掉对这案子的回忆，这是在他七年公安工作的履历簿上的一个最大最触目的惊叹号。这几天，他的脑屏上怎么也离不开那一沓子棕黄色的卷宗，离不开那卷宗的封面上，严君用秀丽而不沾脂粉气的笔体写下的案号——311。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案子的结局，究竟是肯定了陆振羽，还是肯定了他呢？
311案的案犯徐邦呈是三月十一日发现的，而周志明实际接触到这个案子，却是在这前一天，三月十日。
那天晚上他是在邻居王大爷家里吃的晚饭，自从父亲住院以后，他就一直在王大爷家里凑饭局。王大爷是城东区房管处看大门的，平时爱喝两口，量虽然有限，可每天每顿都不能断。听他老伴郑大妈说，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买不到酒，把酒精兑上水也得喝，足见嗜酒如命。那天王大爷照例喝到半醉，脑袋晃晃地突然对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哎，志明，你说怪不怪，我们单位一个老太太，前儿个在街上碰见她死了好多年的侄子啦，看得真真着着的，还说她侄子比年轻的时候胖了点，可嘴唇上那颗痦子还那样儿，大伙都说她是见了鬼了。”
“你们那儿的人，都迷信，哼。”郑大妈一脸不屑的样子。稍停，又忍不住地问：“那老太太没跟她侄子说话吗？”
“她刚要说，一晃，没啦！真邪性了。”
王大爷的小女儿淑萍向来寡言少语，这时却闷头插了一句：“我就不信。”
“人家亲眼看见的，你还不信？”王大爷急赤白脸地说，“老太太吓得今儿晚上都不敢回家啦。志明，你说可信不可信？这死而复生的事儿，自古就有，那牡丹亭……”
他笑笑，调解似的说：“说不定那老太太平常想念她侄子，由于大脑生物电流的作用，突然产生幻觉，像真的见到活人站在面前，也是可能的。要说死而复生，那得看是什么样的死，我们上法医学课的时候讲过，人死有两种：一种只是呼吸停止，脉搏中断，就是心不跳了，医学上叫临床死亡，俗话叫假死，这种死也许还能活过来。另一种是真死，就是身体从根本上丧失了新陈代谢的能力，医学上叫生理死亡。她的侄子既然已经死了多年，那当然不会再活了。”
他当时并没把这当回事，以为不过是王大爷酒后无聊，摆摆龙门阵而已。谁知道第二天刚一上班，科长段兴玉在机关大门口把他给截住了。
“刚才纪处长从局里来了个电话，城东分局昨天接待了一个要求协助寻找亲属的来访群众。市局马局长认为有点儿怪，要我们处派人去谈一下，分局的同志今天又把那个来访的人找去了，你跟我去一趟吧。”
城东公安局离五处不过七八里地的路程，他和段科长乘了一辆北京吉普，穿过几条繁华的街道，不一会儿便开进了一座古旧的大院子里。
段兴玉同两位分局的干部简短交谈了一下，便和他走进了接待室。接待室很小，约莫和他们组的办公室差不多宽窄，靠里墙的窗下摆了张桌子，桌子对面是两条没有靠背的长条凳，长条凳上坐着两位来访者——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上了年纪、胖得出奇的女人。
周志明坐在桌子一角，整个谈话过程中，他除了偶尔插问几句外，只是集中精力把段兴玉和那两个人的“问答”详尽地记在稿纸上。
中年男人情绪松弛，和胖老太太的忐忑不安形成鲜明对比，他说话的时候态度随便，脸上几乎始终笑呵呵的。
“唉呀，我们这老太太还有点儿迷信呢，昨天吓得都不敢回家了，我们找人陪了她一宿，她还有心脏病……”中年人当着老太太的面毫不顾忌地揭她的短。
老太太发着疟疾似的摇着头，不住地嘟囔：“我不怕，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他婶子！我一个人懒得回家住……”她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肉像是要炸开一样抖动着。
“您是城东区房管处的负责人？”段兴玉向中年人问道。
“我是房管处的工会干部。昨天就是我陪她到这儿来的。她在我们食堂里是年头最老的炊事员了。”
第6节 电话记录稿
段兴玉把目光移向老太太：“您能不能把情况再谈一遍。昨天您在哪儿，怎么见到他的？”
“我都说过了，就在兴华路，兴华路的津味包子馆那儿。我每天上班路过那儿都要买包子，那儿的包子……”
“是靠火车站的兴华路吗？”周志明一边在本子上飞快记着，一边问。
“是呀，是呀。那儿有个包子馆，我每天……”
“那时候大约几点钟？”段兴玉问。
“也就是六点多钟吧，我每天七点上班，食堂本来是六点上班的，领导上照顾我年岁……”
“您六点钟看到您的侄子，对吗？他当时在干什么？”
“他？他在九路电车站看站牌子呐，后来电车来了，他就上车去啦。”
“他是独身一个人吗？”
“好像是，反正我没看见别人跟他在一起。”
“那么——，您来找公安局，是不是想让我们帮助找到您这位侄子？”
“是呀，”老太太愣了一下，不无恐惧地又说，“可他明明已经死了呀，死十年了，怎么又活过来啦？我知道现在没有鬼，我不迷信，可他怎么又活过来啦？”
屋里静了一会儿，段兴玉问：“会不会是因为您总想念您的侄子，迷迷糊糊地看错人了？您再仔细回忆回忆。”
“迷糊？我不迷糊。您别看我那侄子念大学那会儿总住在我家里，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他。昨个儿我真的没看错。他比过去胖了点儿，可嘴边上那颗黑痦子还在那儿，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还叫了他一声呐，他小名叫四远，我叫他一声四远，他扭过脸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正赶这寸劲儿，九路电车来啦，他急急忙忙就上去了。我不会看错的。我这么大岁数，还能瞎说吗？”
周志明一边记录一边想着，王大爷果然不是酒后胡言，还真是有人“死而复生”了。段科长没再耽延，草草结束了谈话，向分局的同志要了材料，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分局。周志明跟着段兴玉后面钻进了吉普车，没有多问。虽然他还不能从这场谈论中立即得出什么明确具体的判断，但从段科长的脸色上，却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急迫。果然，在回去的路上，段科长从分局给的那沓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
“你看，分局的动作还是满快的。”
这是一张字迹潦草的电话记录稿。他在车座的颠簸中看下来。来电话单位：湖南省湘西吉首县公安局；
来电话人：李代远。
通话内容：昨日你局来电查询徐邦呈下落一事，据我们了解，徐邦呈，一九四〇年生，原系我县城北甲村人。一九五八年考入南州大学西语系，一九六〇年因乱搞两性关系问题受到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分配往新城地区做外贸工作，又因反动言论问题被开除公职遣回湖南原籍。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徐上山砍柴时失踪，经当时我县公安局军管会调查，将徐按自杀死亡处理。特告。看完，他的眉头紧锁起来，段兴玉看了他一眼，问道：“明白了吗？”
周志明的视线又落在这张电话记录上，琢磨着说：“从这个电话上看，这位老太太的侄子在十年前的死亡并没有确实可靠的佐证，大概当时那个军管会查不出究竟来，就马马虎虎定个死亡结论了事。可是……”他迟疑了一下：“如果这人还活着，这十年流浪到哪里去了呢？”
“从老太太看到的情况分析，他的衣着整洁，并不像个浪迹无定的‘盲流人员’。”段兴玉翻着分局同老太太头一次的谈话记录，思索着说：“我们是反间谍部门，马局长要我们过问这件事，恐怕是……”
周志明恍然大悟，接过话头说：“这家伙在地处边境的新城地区工作过，对边境情况熟，会不会在六六年跑出去了？”
段兴玉点一下头，说：“如果你这个估计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是一刻不能耽搁，得马上有所动作了。”
他们回到处里的时候，处长纪真已经等候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了。共同的经验使得这些老侦察员常常会产生相近的判断，纪处长见到他们的头一句话就问：
“情况如何，是人，不是鬼吧？”
段兴玉并没有立即回答纪真的问话，把材料一一取出，等纪真浏览了一遍，才说：“分局干得不错，已经和吉首公安局取得了联系，还根据来访人的描述绘制了模拟画像，跟徐邦呈六十年代在南州大学上学时的照片相比，有点像。”随后，又转脸对陈全有说：“大陈，你过去是搞外线侦查的，据你看，如果查找这个人，照片和画像哪一个价值大些？”
陈全有是六二届公安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做过两年外线跟踪工作，六四年才调到五处搞内线侦查，因此号称“里外一把手”。他接过照片和画像，来回看了几遍，说：“画像嘛，价值可能更实际些，因为是根据目击者记忆犹新的印象制作的，当然更有利于外线侦查员的识别。虽然和本人十多年前的照片距离远了些，可是固定特征基本没有改变。你们看，眉距、眼宽、鼻翼的形状、嘴形、耳形、发际五官骨骼的比例等等，都和照片很接近，从这几方面分析，这幅像画得可能还是比较成功的。”
纪真挥手打断了大陈的话头，叫段兴玉收拾起材料，两个人急急忙忙坐车赶到市公安局去了。
中午时候，段兴玉回到科里，他们才知道局里已经正式批准立案。徐邦呈的模拟画像已开始复印下发。周志明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案件的开端还是顺利的，虽然外线处因为当天下午的批邓大会“雷打不动”，致使飞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在晚上七点二十分之前一直未能封锁，但那天夜里城区各分局以治安检查的名义，对大小旅店和住客的洗澡堂进行的清查，还是蛮认真的，结果在夜里四点多钟，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四层楼的一间客房里，发现了徐邦呈。不过，根据他们的要求，分局的同志没有惊动他。
于是，这个案件的第一个矛盾就出来了——对徐邦呈，捕，还是不捕。
第7节 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知道，段兴玉是不主张马上逮捕徐邦呈的，因为不许外线和分局擅自惊动徐邦呈这一条，就是他先提出来的，纪真当时也赞成，他们在向马局长汇报时，马局长也没有提出异议，如此分析，段科长、纪处长和马局长都属于“不捕派”。但是，第二天上午的决策会一开，却决定对徐立即逮捕。这个会的参加者，除开三个“不捕派”之外，就只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副局长甘向前了。显然，甘副局长是“捕派”。
周志明从刑警大队调到五处已经有五年了，以他对反间谍斗争的那点知识和经验看，徐邦呈显然是不应当匆忙逮捕的。他不知道决策会上这个反常的决定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和背景。那天中午纪处长和段科长开会回来，虽然并没有向他们说起会上的情形，但这沉默本身，就足以使人想象出这个会是怎样一种不愉快的气氛。
周志明和甘副局长的直接接触，就是在这个案子上才开始的。甘副局长自从“文革”到南州市公安局参加军管算起，在地方上工作已经快有十年了，但他身上那种军人的威风和干脆果断的个性却丝毫没有改变。对这种个性，周志明似乎并不太喜欢，总觉得有点独断专行，近于跋扈。
记得那次在边境的那个小招待所里，甘向前不知怎么看见了他手提包里带着的那本《普希金诗选》，拿过去翻了几页，皱着眉头问他：“普，普什么，普希金？”
他当时有点不知所措，慌慌张张地“啊”了一声。
甘向前把书还给他，却问：“局党委布置的今年内通读《毛选》一至四卷的任务，你的进度怎么样了？”
“已经开始读第二卷了。”
“笔记都按要求完成啦？”
“完成了。每篇文章我都做了笔记，每篇笔记都超过了二百字。我们出发前，处里的政治处专门把我们几个人检查了一遍。”
“哦，”甘局长脸上挂出些微笑，这才指指那本书，说：“这种书，批判地看一点不是不可以，不过还是少看为好。”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噢，这书……列宁也很喜欢读的。”
“是吗？叫什么来着？普希金，啊——苏联作家吧？”
“俄国作家。”
“哈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甘局长笑起来，“起码的常识也得多一点才行嘛，苏联就是俄国，一回事儿，啊。”
他哭笑不得。从那以后，他对甘局长的印象便大大地又打了个折扣。
逮捕徐邦呈以后，先是段科长负责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审了两轮，甘局长突然来了兴趣，亲自出马把审讯接了过去。这一下，周志明倒真是觉得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工具”了。他、大陈、小陆、小严，他们几个参加这个案件工作的人，都成了孙悟空脖子上的汗毛，只是随时被拔下来一吹，化作一些没有灵魂和血肉的小猴来乌合冲杀一阵，而自身并无任何责任和担子。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么看、怎么搞，他们完全没有发言的机会，也完全不允许有讨论的空气，一切都要听甘局长的吆喝，在甘局长忙得连吆喝也顾不上的时候，他们就只有闲着……
晚上十点半钟，周志明才回到了家。
和萌萌家住的神农街头条一样，他家住的化龙巷——西夹道，在南州市里也是条僻陋的小胡同，自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天改名叫立新巷以后，就更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了。
周志明把自行车推进小院的时候，对门王大爷家里的日光灯还亮着，听见他的声音，郑大妈推门出来了。
“才回来呀？”她问。
他一看就猜出郑大妈是找他有话说。果然，还没容他搭腔，郑大妈就接着说道：“刚才，吃饭的时候，你们单位的那姑娘又来了。”
“我们单位的？”
“就是模样儿挺不错的那个高个儿，叫什么来着？瞧我这脑子。”
他明白她说的是严君，便问了一句：“她说什么来的？”
“没有，我让她上家坐一会儿，她没坐，走啦。”
听见他们说话，大福子披着衣服也出来了，神神秘秘地冲他说道：“志明，你们公安局的现在是不是又该忙了？据说往十一广场送花圈的不少呢。”
他让大福子没头没脑插的这一杠子给弄笑了，“送花圈，和我们什么相干？”
“不是说不让送吗，我们厂就不让送，你说这叫什么事呀！”
“谁说不让送。”他推开自己家的门，这门平常是不锁的，郑大妈和淑萍每天都要进来帮他收拾收拾屋子。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说：“过两天清明节，我还去呢。”
郑大妈的神情倒是挂上了几分郑重，“志明，你兴许还没听传达吧？广场那儿，可是有坏人破坏呢，转移批邓大方向。”
周志明还没回答，大福子倒先数落开了。
“妈，您又听传达了是不？得了得了，人家志明是公安干部，人家听剩下的，才轮到您呐。哎，志明，回头要去咱们一块儿去啊。”
“瞧瞧，衣服也不穿好，感冒我可不管你。”郑大妈也把话岔开了。
看着郑大妈和大福子回去了，周志明关好门。他懒得去开灯，四肢松懈地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游目四睹，眼睛很快适应了屋里的黑暗。甚至能很轻易地看清靠门边的桌子上放着的那个乳白色的牛奶瓶子。自从去年巷子口的奶站刚一恢复订奶业务，父亲就给他订上了奶，其实喝到现在也未见得补了多少力气，每天还得排队去取，麻烦得很。他几次要停，父亲都执意不从，幸好淑萍从农村病退回来在家闲着，取奶的差事便由她代劳了。
在桌子的上方，挂着他的一张放大照片，是他六岁那年照的。黑暗中早已看不清照片背景上那爬满紫藤的小楼了，那就是他过去的家，南州大学校园内一座庭径幽朴的院落，环境虽不豪华，却充满了诗一般的浪漫。小院里种了各色各样的花，阳光斜射进来，满目缤纷。这小院是他儿时的乐园和天国。
第8节 不是空穴来风
从小，他就是被这种优越的生活娇宠惯了的，以致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咣的一声来到眼前的时候，他便像个不谙水性的孩子被一下子抛进汹涌的大海那样无以自援。父亲第一次被强迫敲着锣游校时，那张惨白的脸给他带来的刺激，几乎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那几年“人下人”的日子完全改变了他，到现在他都习惯地不敢大笑、大叫、大喜、大怒，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不敢撒开来干，都要瞻前顾后，看着周围的脸色，留着充分的余地。也许小时候受了刺激和压抑的人，都会落下这种夹着尾巴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窸窸窣窣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噜。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做，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作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不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3131……64元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作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颏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不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第9节 一份红旗杂志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
“接头。”
段科长不动声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力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观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
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辞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
“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不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橄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不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他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不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第10节 案件的审讯工作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意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
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不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容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查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查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查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穴也是个没搞过侦查的？雪，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往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咚咕咚喝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儿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忡忡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不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他停了一下，又说：“看来，甘局长怀疑他的潜入任务可能和批邓运动有关。”
“和批邓运动有关？”严君很是不以为然了，“人家管你批邓不批邓啊，不可能！”
周志明却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甘局长只审了一天，一切都只不过主观分析而已，何况他们当头儿的，满脑袋都是“批邓”，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难免要往那方面去琢磨，就连现在十一广场上那几个小小不然的花圈，他们也要疑神疑鬼，好像天下的人全都是为了破坏批邓才活着似的。
晚上，小陆回家去了，严君自告奋勇陪他加了一个小班，他们刚刚把那个印在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抄在格纸上，就被纪真从办公室里轰回家去了。那些天，查店、审讯、开会，连轴转，按说是够累的，可他晚上却睡不着，从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上看，距第一个收听时间——三月二十一日夜间零点十五分，只有八天了，如果八天之内案情仍无突破，就是收到了特务机关给徐邦呈的什么指示，他们也没法动作。那可就真不知道这案子将如何了了，他想弄不好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第11节 果然是条大鲨鱼
可是他完全估计错了。第二天段科长和大陈那方面虽然仍旧没有什么消息，可甘局长的审讯却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进展，到中午，小陆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他全招了！”他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宣布，“好家伙，果然是条大鲨鱼。”
他和严君全都目瞪口呆地望着小陆，小陆扯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接着说：“技术处把那个小收音机给查出来了。那是用咱们熊猫牌半导体改装的小型信号机，可以发射和收接信号，有效范围一公里，他到王府井接头，要这玩意干什么。今天我们一上去，先把这玩意跟那张图往他眼前一摆，这小子立时就傻眼了，甘局长把桌子一拍，几句硬话往他头上一压，这小子就坚持不住了。嘿，我发现甘局长还是挺有气势的。”
“到底怎么回事？”严君忍不住打断他的话。
小陆冲她笑笑，赶快说：“外国特务机关派他来，是为了执行一个庞大的计划。他的任务是先进来摸摸情况，路子，看看边境地区需要什么证件，买火车票要什么手续等等。其实这些特务机关原来也知道，只不过是为了慎重看看有没有变化。在三月二十五日，他要返回边境，就是那地图上画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叫仙童山，山的本身就是国界线，在那儿接应一支特遣小分队进来，分散到几个大城市去搜集情报，同时散发一些伪造的我内部文件，破坏批邓运动。整个计划的代号叫‘三月行动’，他本人的代号是‘1127’，敌人规定他入境后冒用一个外侨的名义给使馆写封密写信，汇报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然后再用盲发电台把指示传达给他，这封信他还没来得及写呢。看来，下一步咱们要有大戏唱了。”小陆不停气地说着，脸上的兴奋是不能掩饰的。
下午，小陆又去看守所了，审讯还在继续。傍晚的时候，段科长也从H市打来专线长途，证实了那张图正是仙童山的方位图。
真是一天之内，风云突变！
晚上下班的时候，小陆没有回来。吃过晚饭，纪处长接了一个电话便立即坐车到市委去了，临走匆匆跑来叫他们给哈尔滨挂长途催段兴玉和大陈回来。从处长的脸色上，他和严君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事态的紧迫。果然，当天夜里十点钟纪真从市委汇报回来，就决定了他和小陆的湘西之行。“三月计划”是一个如此之大的行动，为万全计，纪处长认为必须去湘西把徐邦呈的老底查实……
“白白”突然站起来了，用力甩了甩脑袋，把他的思绪打断，它东张西望了一会儿，一只小肉爪竟然踩到他的脸上来了，冰凉，倒是让人挺舒服，他没动。随着一阵细小的呼噜声，“白白”那不但冰凉而且湿乎乎的小鼻子也触到了他的鼻尖上。不行，这家伙给脸上鼻梁，竟然要在他的脸上打坐了。他抓住它的腰，把它放到床下去了。
他的思路岔开去，对了，明天还要去萌萌家，给施伯伯讲讲湘西。讲什么呢？那可是施伯伯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老家呀。
天花板低垂着，呈银灰色，薄薄地贴着层暗光，不知是寒月清辉还是郑大妈家里那盏二十五瓦日光灯的折射，使人更加感到周围的压抑和狭小。
周志明家的这间屋子，原来是个二十多平米的大房间，在他们搬来以前，就被人在当中打起条隔断墙，成了里外套间。二十多平米，照着两口人的标准，平均居住面积是不算窄的，可自打从湘西回来，他就常常感到周围空间的拥挤和色彩的单调，常常要情不自禁地向往起那青山秀水的天地了。
他从小没离开过城市，就是出差，也不外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一类的繁华去处，和南州大同小异。应该说，湘西，是第一个用大自然的雄浑和优美给他以熏陶的地方。
他和小陆是下午三点多钟乘飞机飞抵长沙的，傍晚又乘上了长沙至怀化的火车向西而行。虽说那时候春节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火车上的拥挤风潮却还在持续。挤在探亲期满的职工、士兵和度完寒假的学生中间颠簸了一夜，真是筋疲力尽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又在怀化改乘长途汽车，不到中午，汽车便已经攀援在湘西蜿蜒而潮润的公路上了。
日夜兼程的疲倦被藏怀的一点好奇和向往淹没了，这就是湘西吗？一个交通不便、荒野偏僻的地方；一个汉人、苗人、土家人杂居的地方；一个缺少文化、土地贫瘠而又多匪的地方，古老而神秘，混和着原始的野蛮和自然的优美……这就是周志明过去对湘西的近于荒唐的认识，一个从未到过湘西的人在一本又黄又旧且失佚了篇首的书中得来的认识。
一条与公路平行的无名小河在脚下萦回，浅薄的河水清澈见底，在卵石细沙间无声流过。隔着雾蒙蒙的车窗远眺，山外有山，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的崇山峻岭中，蔓延着长年凝绿的大杉树。时有几幢接瓦连椽的房屋隐傍在山林的转折处，宛如画家点上的几笔极巧的跳色。刚刚从色彩单调，俨然一派冬日景致的南州来到这郁郁葱葱、积蓝堆翠的南方山区，虽然坐在车里头，却恍若觉到一股暖融融的春风扑在脸上，引人到一种陶醉的意境中。他记得那时候竟胡思乱想起来了，将来要是有机会，一定得和萌萌一起来这儿好好优游一番，没想到萌萌的老家竟是这样一个宜于谈情说爱的美地方。
不知是不是也因为美景的诱惑，陆振羽也发起了情思，扯扯他的衣服，故作随意地说：“哎，你帮我参谋参谋，严君这人到底怎么样？”
“不错呀，”他笑笑，“你们现在到什么时态了？是‘进行时’呢，还是‘过去时’呢？”
“噢，这个……”小陆尴尴尬尬地说，“‘将来时’吧。”
“怎么，你还没跟她谈？”
“谈是谈了……”
“她怎么个意思？”
“含含糊糊，谁知道。”
“她不同意？”
“我没跟她明着提，不过意思是到了。她好像，咳——，她开始说现在对这种事不考虑，后来又说她早有了，真真假假的。”
“啊，”他笑了，“可能你的功夫还没到家吧。”
“哎，以后有机会，你再帮我说说怎么样？我发觉她还挺听你的。”
“行，我试试。”他嘴上答应着，旋而又后悔起来，这种事照理该由老同志去说的，老同志面子大，至少应该大陈……
第12节 年轻的土家族干部
他们坐了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
吉首是个只有四万人口的小城，依山傍水，充满了江南市井的诱人风采。吉首公安局就坐落在临河不远的一条大街上。接待他们的是个年轻的土家族干部，还是个大学生。戴着一副白架子眼镜，活泼热情。在他的帮助下，他们很顺利地查到了徐邦呈的档案。
“真是，我们以为这家伙早死了，搞了半天还活着！我算算，从六五年到现在，乖乖的，整整十一年了。”年轻的土家人说一口富于韵味的湘西话。
正在摘抄档案的小陆扬起脸说：“十一年前你们没有找到尸首，怎么就断定他死了呢？”周志明把目光从档案材料上移向主人，他觉得小陆这话问得有点儿生硬，容易被对方误解为指责，可那年轻人似乎一点儿没有在意，反而爽朗地笑起来。
“他是因为犯错误开除公职的嘛，所以原来以为他太想不开了。我们这儿的人要想死方便得很呀，连根上吊绳都可以不买的，山上有的是洞洞，谁也不晓得有好多深，没人下去过。要自杀往里一跳，连个声响也不会有。解放前还有这样的风俗迷信，没出嫁的姑娘要是得了什么病，常常会被族亲们说成是让洞神看上了，把她扔下洞去，叫做落洞，听说过吗？”
小陆放下笔，“我以前倒听说过湖南的地主把女的沉潭处死，还没听说什么落洞的。”
“被沉潭的女人大都是因为犯了闺戒，落洞的女子却不同，多数是自愿的，还真以为给洞神爱上了，落洞的时候眼睛亮亮的，脸上红红的，含笑去死。湘西这地方过去愚昧落后，神怪观念是很强大的。解放后当然没有这种事了，但本地人也都晓得这洞洞的厉害，要想死也都还是这么个死法。上山去，随便找个洞子一跳，尸首是没法子寻找的。我想十一年前这家伙一失踪，人们便是这样想当然地以为他死了吧。”
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把材料抄完。在招待所里吃了晚饭，就急急忙忙跑到长途汽车站，买了第二天一早回怀化的汽车票，因为他们必须赶在第一次收听盲发电台的时间之前回去，所以不能在这里耽搁。
买了车票，他们在河边那些小村子里转了转，等拐上大街，陆振羽突然指着对面一座红砖楼房，笑着说：“你看，真舍得下功夫，搞成永久性的了。”
他顺指看去，那房子的墙壁上，用隆起的砖砌成了一条“万寿无疆”的标语，笑笑，没说话。小陆又说：“我们家原来有个邻居，在南州市第二医院工作，他们医院有个技术员，前些年因为不小心把万寿无疆的万字写成无字，意思弄了个满拧，结果让市西分局抓了，判了七年，真是不值。”
“判七年？”他惊讶地咋了一下舌头，“太过分了，写错一个字批判一通不就完了吗。”
“那哪儿完得了啊，”小陆说，“一直捅到刘亦得那儿去了。刘书记一句话：严肃处理！市西局赶紧把他给抓了，按现行反革命判了七年。”
“反革命？哼。我看市西分局也未必相信他真是反革命。现在总这么干也不是个事儿。全凭领导一句话，叫抓谁就抓谁。”
陆振羽见他一脸不平的样子，笑了，说：“你这个人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认真，迟早要吃亏的。咱们当小兵的，还不是拉磨的驴，听吆唤！”
“服从上级是应当的，可也得服从真理，服从党的原则，上级讲的又不都是真理。”
“哎哟，哎哟，大道理嘿。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侦查员只有理智，没有感情。”
“荒唐！你哪儿听来的？”
“好了，好了，不跟你争了，没意思。反正到了工作上，还是上面说了算，下面只管干。再说，领导毕竟站得高些，情况看得全面些，水平也跟咱们不一样。就拿这次来说吧，对311，我听说处里、科里原来的意见是不捕，可局里叫捕，你能不捕吗？现在看来，还真是捕对了，要不然，三月二十五日的歼灭战还不得耽误了。”
“那是另一回事。”他也觉得词穷了。
这就是他这些天来一直不能忘置的那次论战。
其实他自己也是明白的，他不是外行人，城西分局那些同志的心理，他是不难体会和揣摩的。就说他们自己的这个311案吧，对甘局长的某些做法，大家不是没有意见，可却没有谁吭过一声，他提过一次意见，还是鼓了多大的勇气才说出口的，没得到任何结果自不必说，在领导的脑子里，说不定还留下了个“僭越”的印象。
那是从湘西回来的那天，大陈同他们寒暄刚过，就宣布说：“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下，段科长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以后所有情况我们直接向纪处长汇报。”
“为什么？”他觉得诧异，“段科长病了？”
“调到处里的追谣办当副主任去了，算是临时帮忙。”
他脑门上拧起一股疑惑，“眼下这么大案子，这不是釜底抽薪吗？”
还是陆振羽脑袋转得快，轻轻笑了一下，说：“段科长这个人，怎么说呢，能力强，水平高，可就是有点儿……哼，和你是一个毛病，太认真了点儿，其实何苦呢？”
周志明也隐然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有点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直着脖子说：“这算什么，侦查员对工作就该像医生对病人那样，不认真一点儿还得了吗！”他转向大陈问道：“你不能跟处里提提吗？你是组长嘛。”
“咳，”大陈息事宁人地摆摆手，“算了吧，段科长对甘局长搞案子的某些作法有意见，我看现在调走了倒舒坦，眼不见为净啦。”
周志明没有再说什么，但他对把段兴玉从案子上拉下来这件事着实是不痛快的，这不痛快的心情一半是出于对甘局长这种跋扈作风的厌恶，另一半则是因为他格外喜欢和段科长在一起搞案子的缘故。当然，论起经验和水平来，纪处长应该是比段科长略胜一筹的。但是对他们这些年轻干部来说，段科长却另有一番独到的魅力，因为他在工作中能和你展开平等的讨论，能很耐心、很郑重地听任何没有经验的侦查员发表自己的意见，能使大家都自动地把一切心思扑在案件上，愿意和敢于大胆地去怀疑，去假设，去建立自己的责任心，而不是被动地去完成领导的意图，附和领导的判断。
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儿不痛快，他那天才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胆儿，在向纪真汇报完湘西之行以后，他竟然鼓起勇气提起了科长调走这件事情来了。
“处长，我有个意见。”他一紧张，把想好的一大堆拐弯抹角的绕词都给忘了，竟然直通通地说了出来：“这时候干吗把我们科长撤下来呢？”
大陈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局面弄得有点儿张皇无措。纪真倒是很平静，但还是很快地打断了他的话，说道：“追谣办现在也很需要人。”稍停顿了一瞬，又补上一句：“对科里领导的工作安排，你不要乱插嘴。”
一句话，把他弄得满脸通红，也不敢再接什么话了。一出了处长办公室的门，还没等大陈说什么，小陆倒先嘿嘿地笑了两声，揶揄地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还非去碰一鼻子灰，真有种。”
第13节 临出发的那天
离预定出发到边境的日子只有两天了。徐邦呈以南州市一个外侨的名义向使馆写的信也发出去了，信的明文不外是一套侨民向使馆要钱要补助之类的常见内容，信中的密写是：“经H市、南州、天津、北京，一切顺利，计划可行。”后面署了徐邦呈的代号“1127”。看起来，已是万事俱备，下一步只看特务机关在盲发电台中如何答复了。
在他们临出发的那天，一直很少在科里露面的段兴玉突然到他们组的办公室来转了转。小陆想跟他说几句这次行动的一些安排，他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冲他们笑了笑，又说：“反正你们机灵点儿就行了，在边界捕特，不比在南州市里，得多注意注意地形。”段科长讲这话的口气看上去很随便，可在周志明听来，却感到有种语重心长的意味。下午，去火车站的汽车已经等在楼下，他跑到处长办公室去叫纪真，走到门口就听见段科长和纪处长在屋里唧唧咕咕地说话，声音很低，听不清什么，但似乎感觉到他们是在谈这个案子。段科长和纪处长的私交之深，是他早就了然的，大约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吧。他正要敲门，门却自己开了，他们两个人一起走了出来，纪真身披军棉大衣，手里拎着个鼓鼓的大皮包，一副行装齐备的样子，看见他便说：“到点了，走吧。”他跟在纪处长后面走了两步，又回过头看了看站在办公室门口的段科长，段科长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只说了一句：“祝你们马到成功！”他深深地点了点头，他辨不出科长的脸上这会儿是没有表情还是表情复杂，只觉得他的宽大的手掌里有一层冰凉的汗水……他忘不了当时那个情形，不知为什么，那时他突然觉得心里没底，虽然纪处长也和他们同去。
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办公室设在五楼图书室的那三间屋子里。追谣办的主任是处里一位副处长挂名的，三个副主任都是科级干部。段兴玉虽然是最后一个走马上任的，但因为他在全处科长之中“约定俗成”的头牌地位，所以一来就挂了个第一副主任的衔，办公室的人还自动给他安排了个单间。
离开了311案，他的生理节奏似乎也一下子松懈下来了。早上，姗姗而来，晚上，早早离去，从来不加班，也不让下面的干部加班。最近他爱人出差到上海去了，他得顾着给上中学的儿子弄饭，所以还免不了常常借口去局里看看什么的，一溜溜到菜市场去，随后就从那儿直接溜回家了。上行下效，追谣办的人于是也全都吊儿郎当起来，反正大家乐得轻松。
段兴玉表面上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松闲劲儿，而骨子里，却浸着股心酸。人当盛年，壮心不已，连古人都说，士不可一日无事，可他这么多年就没有干多少正经事。长期不能务正业，而且还得做出这么种逍遥自得的样子来自我抚慰，孰能没有一点心酸呢？虽说从砸烂公检法以后，公安基础工作毁坏殆尽，发现敌情线索的能力低得可怜，侦查单位无事可做，也是自然。可没想到这次311案一立，他才紧张了几天，就又脱了手，成了“有闲阶级”。他不知道这辈子是不是就这么泡过去了。
也许，他真该变得圆滑些，或者沉默些，不那么锋芒毕露，让甘向前觉得他棘手，也让老纪替他捏着把汗。跟着甘局长搞案子，如果只能在违心的附就和沉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那沉默也许更好些。
311案一开始，就是叫人不痛快的。外线处行动迟缓，险些贻误战机，可人家是在开批邓大会，你还不能说一句二话；夜里城南分局在“为民旅馆”发现徐邦呈之后，急等着局领导快拿主意，可直到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局里才通知他和纪真去开会“研究”。他是带了一肚子气去的。
参加那个会的人不多，除了他和纪真之外，就只有马局长、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一个做记录的干部。可那间会议室里的空气却很坏，像长年没有打开过窗户似的，茶几上的油漆味儿，沙发套子的焐味儿，以及不断浓厚起来的烟草味儿，给人一种窒息感。
会开了整整一上午。马树峰和甘向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相决不下，说完之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谁也不肯让步。
段兴玉这些年本来已经习惯于忍耐这种慢吞吞的会议了，和许多人一样，开会常常成为他打盹养神的好机会。然而他那一天的心情却不同，分局和外线的同志正在“为民旅馆”外面盯着，情况每分钟都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决策者们却还在这暖烘烘的沙发里喷云吐雾，临阵不决。他望望局长马树峰紧皱的眉头，又望望副局长甘向前冷漠得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交织着一股焦急和恼忿。
“我看，是不是可以决定了？”最后还是马树峰用苍哑的声音打破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说：“我的意见是暂时不捕。这个人是哪里派来的，潜入的任务是什么，是单线，还是复线？这一切情况目前都不清楚，都需要通过一系列侦查活动来发现，来搞清楚。”马树峰说完，用被皱纹包围着的眼睛向其他人环视了一圈，最后当然还是要把目光落在甘向前的身上。
“也许，刚才我还没有把意思说明白。”甘向前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粗大的喉结在紧扣着风纪扣的衣领里滚动了一下，慢吞吞地却是坚定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研究这个案件，我的意见是不能简单就事论事的，应当首先考虑到当前阶级斗争的总的动向。当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是全市，也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这个斗争和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甘心他们在中国代理人的灭亡，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所以，我们看待今天这个案件，不能不以当前阶级斗争这个总纲为出发点来安排工作。因此，我建议对这个潜特，应该立即逮捕，迅速而有效地制止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
马树峰的眉头皱得更紧，动作烦躁地点起一支烟，从会一开始，他几乎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声调，竭力平静地说：“这几年，我们也抓到了一两个特务，但总是刚一发现就迫不及待地抓起来，缺乏必要的侦查过程。没有侦查过程的反间谍工作当然又痛快又省事，可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敌人的情报意图是什么，使用什么活动手法，联系人是谁？往往搞不清楚。”
第14节 模棱两可是不满
“问题不能这么看吧？这几年，我们局在对敌斗争上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嘛，怎么能说什么也没得到呢？”甘向前针锋相对的口气使气氛变得更加僵持起来。“我承认，搞公安我是新手，但是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就像我们过去打仗是为了消灭敌人一样，这个浅显道理是小孩子都懂得的。敌人派多少特务，我们就抓多少特务，抓一个就少一个，既打击和震慑了敌人，也维护和发展了大好形势，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胜利么？”
马树峰消瘦的脸上浮起一丝若隐若现的苦笑。他偏过头对纪真说：“不要光是我们两个人开会嘛，老纪，你也谈谈看法。”
纪真从一开会就没怎么说话，这完全不是他过去的习惯，等马树峰问到了头上，才勉为其难地向两位局长望望，迟疑着说：“呃——如果从侦查工作的角度上看，目前还是以不捕为宜，对这个人确实需要观察一下。但是……”他停顿了一会儿，似乎斟酌着下面的话。
“但是刚才甘代表的意见，呃，我想，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个搞破坏的‘行动手’，在我们市里搞点儿什么乱子，这个风险还是有的。要是由此影响了当前的运动，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究竟捕不捕，我还有点吃不准。”
从马树峰的脸色上，段兴玉已经看出他对纪真一反常态的模棱两可是不满的。马树峰又把脸转向自己，带着疲倦的神情问道：“小段的看法呢？你是在第一线作战的，说说你的看法吧。”
段兴玉记得，他当时一点没有犹豫，用不容误解的口吻说道：“我看还是捕起来好。”
马树峰脸上微微现出了惊讶的表情，这是段兴玉不难预料的。从道理上讲，他当然赞同马树峰的主张。马树峰是建国以来第一代侦查工作的专家，而这会上论及的问题在侦查工作中又实在属于初等常识，ABC，可这年头就这样，许许多多本来属于常识的问题却不断地被人们争论不休。“反特工作就是抓特务”，这在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外行人眼里的确是想之当然的定义，其实真正的反特工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现代反间谍战中，反间部门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了解敌方的情报要求和行动意图，掌握敌人的活动手法，控制敌特组织及其阴谋活动，那种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一个抓一个的做法是最笨的，也是最要命的做法。常常除了一个活尸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就比如说徐邦呈吧，他到南州市里来到底是什么任务？没有侦查过程就很不容易搞得清楚。可段兴玉也懂得，当一个简单的问题又被人们重新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的时候，问题就不再是简单的了。这几年，他虽然很少和局领导打交道，但由于局里上下熟人遍布，所以对领导们之间的关系也常有预闻的机会。他知道，马树峰虽然在去年官复原职后，名义上是局里的第一把手，可事无巨细，要是没有甘向前这位军代表的赞同和默许，都是绝难行通的。甘向前和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热线联系，就是在局常委会上已经形成决议的事，他到刘亦得那里一嘀咕，照样可以推翻。一向，段兴玉把一切从实效出发作为工作上的第一信条，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拉开架子争论下去，而且有实权而又不怎么内行的甘副局长偏偏又分管侦查工作，如果不把徐邦呈捕起来，那么下一步工作还是要由他来抓。可想而知，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还不定要碰上多少叫人左右为难的命令呢，弄不好，这个案子就真要鸡飞蛋打了。所以，段兴玉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先捕起来再说。
马树峰闷闷地抽了两口烟，对他说：“捕，光是这么一句话么？说说你的理由嘛。”
段兴玉早就想好了，不慌不忙地说道：“捕起来，通过审讯，或许还可以得到些东西，如果不捕，那就全得靠外线跟踪来控制了。外线处现在新手多，这几年没上过什么要紧的案子，技术上粗得很，不是暴露了自己就是丢了敌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全靠他们靠不住，没跟两个小时就给你暴露了，还不是照样丧失跟踪观察的意义？万一再给丢了梢，那就……”
“谁丢了梢谁负责嘛。”马树峰有些发火地说：“现在虽然不主张搞管卡压，但工作不能不负责任，要是总这样……”他大概习惯地想说“软、懒、散”，幸好顿住了没把这句不合时宜的话说出口：“要是总这样马虎，还怎么搞侦查呢？”
屋里没有人响应他的激动，段兴玉也没有说下去。现在工作上普遍没个章程，丢了梢拿个别侦查员是问也不合理，况且外线工作受场所、气候、光照条件、技术水平和敌人测梢甩梢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限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丢梢漏梢的现象也难免有所发生，而且从那一两天外线处的表现看，段兴玉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靠他们不行！
表面上，他那次是赞成甘向前的，可甘向前却没有对他有丝毫满意。在那次会议以后，几次点着名地批他：“我可不赞成你把我们外线处的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事实，什么叫事实？恐怕是我们衡量事实好坏的眼光不同、标准不同吧！”
甘向前后面的这句话，任何一个“文革”前参加公安工作的老公安人员都不难揣摩出其中的锋芒。他们是被砸烂的旧公安局培养出来的人，也许的确是习惯拿过去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物吧。而在这方面，甘副局长向来是敏感的，并且是不留情面的。他一个科长算什么，在那天的会上，当着马、纪这两位“文革”前旧市局当权派的面，甘向前也同样是咄咄逼人的。
“是的，对革命工作当然要负责，我同意，可问题就在于，要是真的丢了梢，给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我看，究竟该由谁来负这个责呀？恐怕不能光叫下面的同志负责吧！我们可不要再走旧市局的老路，重蹈‘通敌纵敌’的覆辙啦！”
一讨论工作就扯到旧市局的老账上去，就像小孩儿打架似的，一打急了就要寻对手的痛处骂一通，马局长也只有铁青着脸，不能再说一句话了。会，一直僵到中午，最后还是甘向前跑到隔壁一间办公室，给市委第一书记刘亦得拨了个电话，讨来了“圣旨”，像小学生背书似的给他们宣读了两遍，才算结束了这个不愉快的僵持。
第15节 别想蒙混过关
刘书记的指示，当然是支持甘副局长的，总共十六个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迅速取胜，保卫批邓！”这两年自从样板戏《杜鹃山》的台词用了韵白之后，连领导们做指示也动不动就押韵了。
捕了徐邦呈，审讯工作不久也由甘副局长全盘接管，而在审讯方略的确定上，马局长被架空不能插手；纪真也只是有心无口，妥否都不敢说话的；段兴玉自己当然就更显得其人微言轻了。一夜之间，他从这个案件的主管科长变成了无事一身轻的闲人，简直有些百无聊赖了，他只好给自己安排了个差事，同大陈一起到H市去查那张地形图。等他们从H市赶回来，徐邦呈差不多已经审结了，他只能从担任记录的小陆嘴里，知道一点审讯的情况。
小陆是带着明显的敬佩口气，向他叙述徐邦呈被突破的过程的。
“甘局长还真是老经验，三绕两绕就把那小子给绕进去了，逼得他没话说了。”
“怎么绕的呢？”
“一条一条给他摆呀，第一，你不可能是到王府井和什么人接头，接头要信号机干什么用？要地形图干什么用？第二，你不可能是速进速出，速进速出用不着带那么多东西、那么多钱；第三，你也不可能是长期潜伏，长期潜伏这点东西这点钱又太少了；第四，你有大学文化程度，所以肯定受过专门训练，绝不是负有一般性的任务，这么不惜工本地潜入进来，肯定有重大政治目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反右斗争也触动了国际反动势力的痛处，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甘副局长后来干脆跟这小子讲明了，政治阴谋不交待清楚，别想蒙混过关！”
段兴玉几乎要拍桌子叫出声儿来了：“这是典型的引供，是审讯的大忌！”但是他控制住了，依然平静地问：“甘副局长还怎么问的？”
“反正是一条一条把这小子想钻的空子都给他堵死，甘副局长说，他们过去审土匪就创造了这条经验，否定全部不可能之后，剩下的就是事实。”
他叫小陆把审讯录音拿出来，一盘一盘地听完了。他跑到纪真办公室里来了。
“老纪，甘副局长那么提问题可是违反审讯工作原则的，没掌握多少证据就把人家一条一条都定死，非逼着人家往咱们预想的路子上走，这容易出错啊！咱们得跟甘副局长提提呀。”
纪真沉吟了半晌，反声问他：“怎么，你认为徐邦呈的口供有诈？”
“有诈我不敢说，这么审是不对的，容易出毛病。”
纪真似乎斟酌了一会儿词句，待了片刻，才缓缓地说：“副局长亲自审的，我们怎么好去挑眼呢。甘副局长半路出家搞公安，审讯方法上有毛病，也在所难免嘛。可这话我们不好说，说了，又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了。我看，咱们还是‘为尊者讳’吧。好在徐邦呈这次的口供大部分还可信，地形图也对上了。”说到这儿，纪真把声音轻轻压低了些，“仙童山接头还是可以姑且一信的，至于那个特遣小分队的任务是不是破坏批邓，就难说了。我想也可能是这家伙怕掉脑袋，立功心切，因而故意投我们所疑，以便引起我们对他的重视吧，我和他接触了两次，他现在的保命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小分队的具体任务，暂不必急着搞得那么清，我心里有数就行。”
纪真虽然如此说，可段兴玉还是不放心，小分队的任务没搞清倒还犹可，万一徐邦呈还留了其他一手儿呢，不能不防。于是在第二天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小会上，段兴玉抢先发了个言，提出了下一步工作的一整套方案，总的思想是，诱捕敌特小分队的这张弓，不能拉得太满了，满了不容易收回来，特别是对考察徐邦呈，多方验证口供的工作设计，他讲得很具体。你甘向前不是不懂吗，那好，我都一条一条地先给你“参谋”出来，然后你再“决策”，省得你先说出一通外行话，下面干部既不好执行，你也窘于收回成命；另一方面，段兴玉也是想用这个办法来防备可能有的隐患，预备好退路。审讯结果已然如此，不可能推倒重新再来，仙童山的诱捕计划，也不可能再做太大的修订，就像一只即将出海远航的小船，张了帆，拔了锚，已成离弦之势了，段兴玉也只能这样搞些贴贴补补的措施，尽量促使不致搁浅和倾覆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话里话外大概免不了流露了一些对审讯结果不放心的倾向来，甘向前虽然没说什么，可态度上十分冷淡。散了会，纪真把他给叫去了。
“兴玉，你说话说得太多了！”纪真有点气急败坏，用手指头当当敲着桌子，“咱们是旧市局的老人，一举手一投足人家都要看看是不是老一套，你怎么还敢张口闭口过去怎么个搞法，以前怎么个经验呢？甘副局长今天是客气，他要是给你翻翻砸烂公检法的老账，你有什么话说！”
他一声不响，心情极度败坏，他没想到现在搞案子这么复杂，这么掣肘，这么叫人讨厌！
“哼，我们现在倒像是‘留用人员’了，”他冷冷地说，“好了，我以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
“那倒也用不着，反正少说为佳吧。”纪真的情绪也不高。
可是到了晚上快下班的时候，纪真又把他给叫去了。
“我考虑了一下，你那毛病，也是难改呀，回头要真跟副局长冲突起来，我就不好为你说话了。我看干脆，你上追谣办帮帮忙得了。放心，这案子有我呢，出不了大差池。”
纪真的口气是不容商量的，他知道事情已无可挽回，这时候也只能拿得起放得下了。他笑笑，说：“为什么偏让我去追谣办？还不如去分房办、公用家具折价办呢，反正处里现在各种办公室一大堆，都要人去。”
“那些个地方，矛盾太多，你一个业务干部犯不着搅进去，搞一身纠纷。”
就这样，他成了追谣办的第一副主任。
回想起来，纪真和他的交情是在解放前就建立的。那时候，他们同在南州市那所最大的教会大学里读书。纪真是高年级学生，地下党员，后来因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通缉，离开了学校，还在他的家里避宿过一个多月，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了。那时的纪真，在他眼里是个何等了得的英雄！南州解放了，党从大学生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加入到公安机关，段兴玉恰好分配到纪真所在的五处。在五十年代反美蒋特务的斗争中，他们这一对上下级之间的友谊和默契，至今还能引起段兴玉的无限感忆和怀念。那时候的纪真就如同那个年代一样，是那么富于朝气，那么精神抖擞，好像完全不知疲倦和发愁。一九六〇年当上五处的第一把手以后，谁都认为他是一个在事业上极有前途的接班干部。“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纪真虽说也戴过高帽，也住过“牛棚”，尝了几天“牛鬼蛇神”、打翻在地的滋味，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就随着老局长马树峰官复原职了。尽管这几年总是处在“业务上的骨干力量，政治上的统战对象”这样一个难堪境地，但是他的复出，在砸烂公检法以后，市局各业务处的第一把手全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垄断的局面下，就像宋朝南人做了宰相、清代汉人入了一品一样，毕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然而最熟悉纪真的他，却早就看出纪真“出山”以后这几年，的确在慢慢地变，圆滑了，没有棱角了，无论干什么，总要瞻前顾后一番。有时甚至谨慎得连对他这个生死之交也不敢敞开心扉了。
第16节 什么更可悲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今年春节他在纪真家喝酒的那次，当他和纪真的爱人说起江青去小靳庄的事时，纪真突然冒了一句，“唉，可惜杨开慧同志死得太早了。”这一句话，引得他和纪真的爱人、孩子都放胆地发起不合时宜的议论来了。他觉得那是这许多年来唯一一次大家在一起都敢说心里话的聚会，所以心里特别痛快。可是纪真，大概是悔于酒后吐真言吧，事后几次在他面前言不由衷、拐弯抹角地说了些补救的话，显然是怕他在外面多嘴，这使他感慨系之，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倒不是因为自己不被纪真信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纪真内心里孤独得已经没有一个可以坦诚告白的知己了，人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更可悲的吗？
对十一广场烈士纪念碑下的那几个花圈，他也向纪真问过看法，纪真是一副故作轻描淡写的神情，“清明节快到了，送花圈很正常嘛。”他当然不相信，凭纪真这样一个老侦查员的敏锐眼光，还能看不出这是党内斗争表面化、群众化的一个迹象，纪真不过是意会而不明言罢了。但这件事毕竟又使段兴玉心里稍稍温暖了一些，因为他深知纪真性格的本质，并不是惯于模棱两可的，纪真一向干脆、喜欢一针见血，现在既然故意把花圈的实质掩盖为正常现象，并无焦忧痛恶之慨，也就足见其内心的倾向了。
今天上午，他们追谣办公室的一个去北京出差的同志回来了，跟他汇报完工作后，顺带讲了讲北京的情况。看来，北京也有不少人在酝酿着清明节搞点活动。南京的事态未平，各地已先不稳，南州的形势会怎么发展呢？唉，这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啊，真到了老百姓要上大街说话的劫数了吗！
将近一天没有说话了。
这是施万云近几年才形成的习惯。在南州旧市委的领导干部中，他一向被认为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做检察长就做了十三年，作为检察长，重要审判常常免不了要亲自出庭支持公诉，亲自参加法庭辩论，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他的出名的雄辩，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那几年，在批斗会上常同“革命群众”激烈舌战，侃侃之势不减。以后，当然是低头认罪了。再以后，下放到了农场。直到一九七三年打农场回来在家这么一住，他才真正的变成了半个哑巴，连相随了几十年的宋凡也常常要为他的沉默而发慌。
快吃晚饭的时候，江一明来了，手里提着一包松花蛋，一定又是他那个在部队工作的儿子给他带来的，这玩意在南州的市场上差不多绝迹快十年了，的确是稀罕之物。江一明倒是有个不甘寂寞的嘴巴，三十年代他们同在大学里读书的时候，他这个学工科的，倒比自己这个学法学的还要健谈，不管和什么对象谈论什么问题，一概滔滔而来。当时曾因此得了一个洋名字：“巴尼僚斯”，取的是汉文“把你聊死”的谐音。几十年了，学生时期的往事早被岁月的泥沙埋掉，可江一明那乐天达观的性格和爱发议论的毛病，却如同根性一般地保留下来。也许，这些年他作为941厂的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比自己这个全市政法系统的头号走资派所受到的冲击，到底要小些吧。
“怎么样？又听到什么小道消息了吗？”江一明把松花蛋往桌上一放，第一句话便这样问。
施万云微微笑了笑，没有说话。记得刚从农场回到南州市的时候，江一明是头一个找到这间聊遮风雨的小屋来看他的，好在他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只以老同学的关系相来往，倒也不会过于招嫌。江一明呢，老伴在“文革”初就惊病交加去世了，儿女们又都在外地，老头子一个人鳏寡孤独，就常到他这儿走动走动，吃吃便饭，也常常带来些松花蛋这类的金贵食品和一些来路复杂的小道消息。
“坐吧，”他对江一明说了一句，指了指旁边的小沙发。这一对小沙发还是他从原来的住处扫地出门以后，市委一个管仓库的老工人，从他原来的一堆家具中拣出来悄悄还给他的。这几年，他和宋凡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对小沙发上度过的。沙发的外表已经破旧不堪，很寒碜，不知里面的簧是不是歪倒了，坐上去有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江一明没有坐，指指里屋的门帘，“宋凡和孩子们不在？”
“季虹今天休息，和援朝一起出去了，萌萌在外边小厨房做饭，她妈妈刚也去了，你来时没看见？”
“啊，没有。”
江一明话音没落，宋凡和萌萌端着菜走进屋来。
“哟，一明怎么这么有口福，知道我们今天打牙祭？”宋凡的脸上露出些难得的笑容。
“有什么好东西？”
“姜汁肘子，我妈的手艺。”萌萌掀开沾满油污的大砂锅盖子，一股很好闻的热气飘满整个房间。
江一明活泼地眨动着疑问的眼睛，“啊，你们准是约了什么客了吧。老施这几年可是个苦行僧哟。”
“没外人，一会儿就是援朝来，这肘子就是他搞来的。还有萌萌的那个小朋友，也来。”
“哈，我今天是沾了孩子们的光了。”
江一明的笑声，使施万云的胸中倏然热了一下。
季虹今年二十六岁了，这个年龄对于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来说，有时难免会成为一种苦恼。在这几年的沉默中，他常常在内心深处觉得对不起孩子，特别是对虹虹，更有种沉重的负疚感。他还能很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虹虹是怎样果断而又自然地投入到那股狂热的潮流中去，和她那班年轻的同学一样，整天兴奋到了一种“虚脱”的状态。大串联！一句话，就像风一般地走了。可是当她披满征尘地回来，看到的却是一个被抄得七零八落的家。在他和宋凡都被关进“隔离班”以后，她就被扒走了红袖章，从光辉浪漫的顶尖跌进暗淡痛苦的渊底。摆在她面前的最大生活题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也养活妹妹。不容易呀，那时候是外无援兵，内无粮草，萌萌才只有十二岁，完全不能自立，就靠虹虹给人家洗衣服、带孩子、拣大字报纸卖钱苟以活命。虹虹是什么都干了，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靠保姆带大的女孩子，实在是不容易的。啊，那时她还来隔离班看过他，给他带来了一小瓶盐炒辣椒呐。有八年了，他一想起来便禁不住热泪盈眶。作为父亲，他是有负于孩子的，至今也无力补救和挽回。他看到虹虹现在有时候爱无端地发脾气，有时思想偏激得失去节制，而这一切又常是发端于对个人不幸的怨尤，他却难以表示一点儿稍微严厉的责备。小时候感情不快乐的人，难免会变得古怪和脆弱。孩子是受了刺激受了委屈的，是难怪的。江一明倒是很喜欢这两个孩子，虹虹能到941厂做仓库保管员，他是帮了很大忙的。而且像卢援朝这样的年轻人，在941厂那种大型企业中做外文资料翻译工作，身价和眼光都是不低的，要不是一明的一力保媒，爱上虹虹这样一个父亲还被“挂着”的姑娘，恐怕也是要大费踌躇的。
第17节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现在，他们这一对儿看来是成了，总算了却了他和宋凡的一桩心事。萌萌暂时还小，还不到着急的时候，可宋凡说得也有道理，早一点儿找好找，有机会也不要耽误。是的，他已经连累孩子们了，怎么会再耽误她们呢？宋凡这话是几个月以前说的，她当时就留意了那个用自行车撞伤萌萌的男孩子。萌萌对那男孩儿的好感是溢于言表的，现在竟已经发展到有点离不开他了。没想到，萌萌这么个温慢的性子，竟然会陷到一个一见钟情的浪漫故事里去。不过那男孩子倒确是有一副迷人的外表，他是公安局的干部，政治上会十分可靠。可是，一个公安人员大凡也不愿意在自己清白的社会关系中半路掺进一点儿？唆，弄得将来填个登记表都要皱眉头的。何况萌萌至今还没有工作，这些情况，在两相爱极时自可不顾，日久天长了，人家会不会心生嫌弃呢？
虹虹回来了，他的思绪中断下来。卢援朝今天戴了副不很深的眼镜，显得老气些。两年多了，他一直搞不清他和虹虹是同岁还是比她大一岁。作为一个在“文革”初走进外语学院大门的挂牌大学生，这十年来要不是靠自学，怕是连ABC都念不准呢。个人有个人对生活的态度，卢援朝看来是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对当前的运动没兴趣倒还犹可，可居然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这样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虽说现在不少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都这样，但毕竟也不是个优点吧。
周志明是最后一个到的，这孩子每次都先要向他和宋凡问候几句礼貌的套话，为此常惹得虹虹背后讥笑，说他沾了一身市民俗气。其实，这也是虹虹的古怪之一端吧。
大家围着桌子入了座。这张又大又难看的旧桌子，几乎占去这间屋子五分之一的空间。桌上很丰富，除了姜汁肘子、松花蛋之外，还有肉片土豆、鸡蛋韭菜、肉炒胡萝卜丝。透过从砂锅里升上去的片片热气，他的目光从大家笑意融融的脸上扫过，那个悲凉的叹息又在心中滚动了一下。
“唉，妻子、儿女、小康之家、蛰居生活，如此了却残生，也算是种‘善终’了吧。”
“萌萌，有酒吗？这么好的菜不喝一点儿岂不太可惜了。”江一明的声音把他的注意力又吸引过去。
“还有一瓶啤酒，我姐姐喝的。”
“拿出来，啤酒也行。”
除了他之外，每个人的面前添了一个斟着鲜黄酒汁的小杯子。江一明端起杯子，先冲他说了一句：“万云还是不破戒吗？”又对孩子们说：“来，祝你们，啊，早一点儿……哈哈。”
大家端起杯子来，笑着正要喝，宋凡说：“你们也不祝祝江伯伯吗？”
萌萌把杯子往前一伸：“祝江伯伯身体健康。”
虹虹也伸过杯子：“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连宋凡都跟着笑起来。
江一明停住笑，用手在刚刚白起来的胡子上抹了抹，说：“这句话现在倒成了绝响了，再听起来，真觉得好笑，可当初天天喊的时候，八亿人有几个不是诚心诚意？八亿人啊！”
的确，一明的话是不错的，可施万云听了总觉得不舒服，好像有点儿什么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劲儿呢？也许是自己太过正统了吧。
他把目光又移到孩子们身上，虹虹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也是那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别看她当了几年“黑五类”，可干部子弟那种优越感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声音动作，都还是那么张扬，这使得坐在她身边的卢援朝更显出沉默寡言来。他搞不清像卢援朝这种一帆风顺的青年，何以总是这么一副心事重重、老气横秋的神情。萌萌呢，每当周志明一来，就照例要拘谨些，老实些，庄重些，当然，那是一种乐滋滋的拘谨、老实、庄重。而周志明似乎比她还要老实，端坐着，腼腼腆腆、巴巴结结的，菜也不多吃。施万云不由用手指指砂锅，对那小伙子说：
“来，你不要客气，这都是我家里人，这位是我三十年代的老同学，941厂的总工程师，你们见过面的。”
“见过。”江一明用他那种老知识分子特有的礼貌微欠了一下身。
“见过好几次了。”小伙子也慌忙欠了一下身。
“你和他也早就熟悉了吧，”施万云又指指卢援朝，说，“肖萌姐姐的朋友，也在941厂工作。”
卢援朝难得地笑了一下，“那天，他撞了小萌，我正在那儿呢，我还差点儿跟他吵起来。”
卢援朝是个典型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对任何纠纷都是退避三舍的，施万云想象不出来他会在外边和谁吵架，果然，虹虹跳出来揭他的底了。
“你这书呆子也会吵架吗？”她的插话又引起一片笑声。“真的，真到了外面，他还不如我能吵呢。我现在最能吵架，看什么都不顺眼，都想吵一通才解气。爸爸干了一辈子革命，到现在连个房子都不给解决，真是……”
看，她又扯到这儿来了，施万云唯恐她又要借题发挥，来一通牢骚，忙把话引开，他对那小伙子问：“听说你去了湘西？对湘西感觉怎么样？”
“很好，那地方风景特别美。”
“湘西的确很美，五十年代我去过一次。”江一明很快抢去了这个话题，“那是种朴实的，天然去雕饰的美。之所以名不见经传，我看是由于偏处一隅，不为外人所知的缘故。哎，你不要客气，吃菜呀。”他也像主人似的招呼周志明。
“来，”卢援朝在周志明碗里夹了一些鸡蛋韭菜，他今天仿佛格外活跃了些，笑着对周志明说：“你是搞公安的，多吃一些韭菜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
“哦？”江一明笑道，“这是什么奇谈怪论？”
“前几天我在厂资料室看了本外国杂志，上面有篇文章介绍了挪威学者阿拉弗·林德里特列姆关于蔬菜对人的某些影响的研究情况。这位学者认为，胡萝卜和菠菜容易引起忧郁；土豆使人安宁，还有……”
“还有什么，你说说我适合多吃什么？”虹虹挑衅般地问。
“你应该多吃莴苣，可惜现在没有。莴苣可以帮助提高音乐才能。”
“虹虹现在还常练声吗？”江一明问。
第18节 危言耸听的话
宋凡替女儿说道：“有时候到公园去练练，家里没法儿大声练，左右邻居要骂的。要我说，练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上星期市歌剧院一个熟人给她听了听嗓子，说不错。可不错又能怎么样，现在的事还不就是这样，你就是比郭兰英唱得好，没门路照样进不了歌剧院。哎，虹虹，那天刘老师听了唱怎么说来着？”
“说我嗓音条件不错，中音区尤其好，高音部分毛病多些。”
“年轻人嘛，有兴趣你就让她练，多一手本领没坏处。依我看，虹虹将来是会有出息的，萌萌也会有出息的。现在的年轻人呀，老宋，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啦，爱学习的真是不多。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这个民族最稳定、最有连续性的物质力量。年轻人如果总像现在这么不刻苦，国家就无望了。唉——”江一明抖抖胡子，又说：“可惜现在总有那么几个人，想要重演秦始皇和中世纪欧洲神学家们的惨烈，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几本书。知识是人类发展的记录，怎么扼杀得了呢？前两天我们邻居家的小孩子，不知从哪找来本旧杂志，啊呀，残篇断页，破得不成样子了，可我看他读起来还是那么吮吸有声，真是个悲壮的画面……”
施万云不无担心地看了一眼周志明，他对这位来自公安局的小伙子毕竟是不甚知底的，那小伙子也专注地在听，还不时地点着头，但他还是打断了江一明的长篇大论，以免他再说出什么危言耸听的话来。
“爱学习好嘛，你们江伯伯就是个钻学问的人，不仅在航空机械方面是国内一流的专家，而且旁通别类。一明，最近还有兴做诗吗？”
“唉，老啦，江郎才尽啦。”江一明说了一句，把脸转向几个年轻人，“我年轻的时候几乎什么书都看，追求博览，可每每不能竟学，差不多成了半吊子杂家，及至上了大学，才专攻了工科。写诗嘛，业余爱好，不过是兴之所至，随口胡诌几句罢了。萌萌最近又看了什么好诗吗？”
“看了一本《普希金诗集》，写得真好。”
“你喜欢看些什么书呀？”江一明又向周志明问。
“中国的古典文学比较喜欢一些，《红楼梦》、《水浒》……”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看过吗？”
“看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没看过，搞不到书呀。”
“诗词读一些吗？”
“不大读，我不懂诗。”
“诗词在我国古典文学的长河中是一条主要的流脉，喜欢古典文学就一定要读诗词。毛主席对古典诗词是极为精通的，他自己也工习韵文，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废吟咏……”
“一明，快吃吧，肘子一凉就不好吃啦。”这回是宋凡打断了他的话。
“好好，我差不多饱了。”
晚饭吃完，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施万云本来还打算好好向周志明问问湘西的变化，没想到江一明嘴里冷丁冒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来。
“你们知道吗，又有人往十一广场送花圈了！”
“谁送的？”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嗬，可不是一两个，比原来足足多了三倍，我刚坐公共汽车从那儿路过，只是远远地看了那么一眼。”
施万云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了，“没有人干涉吗？”他首先问这个。
江一明尚未答话，季虹先抢着说：“这干涉什么？送花圈悼念总理，一不偷二不抢的。”
江一明跟着笑道：“还是虹虹干脆，还有两天就是清明节了嘛，送花圈祭奠烈士，既是人之常情，又是革命传统，何罪之有？万云，你是搞法律的，你说说看？”
“法律？”施万云本来想说：“法律还管什么用啊。”但他只是挥了一下手。
江一明又把话锋移向周志明，“你是搞公安的，你们公安局是什么看法？总不至于说送花圈的都得抓起来吧？”
施万云注意到，小伙子支吾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他呀，一个小警察，他有什么看法管什么用。”虹虹是一副轻蔑的口气，“他们还不是听上面的，上面说好，他们就笑脸，上面说坏，他们就瞪眼，就这么回事。”
施万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埋怨虹虹伤人太过，尤其是对妹妹的朋友，怎么能没有一点做姐姐的宽让呢。
果然，萌萌出来袒护了。
“我和志明约好了，清明节那天我们一起到广场去的。”
江一明又跟下去说：“是嘛，警察也是人啊，也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凡事也总要有自己的看法嘛，对吧？”他向那小伙子问道。
施万云看到周志明像个小学生似的机械地点头答是，样子单纯可感。也许这孩子对江一明话中的内涵尚不能洞然领悟，也许他的年龄还不能使他有太深的思考，看上去他的确还是个孩子。可是，这些年，年轻人能保持一种单纯的思想，也就算难能可贵了。
已经是九点半钟了，周志明起身向大家告辞。施万云没有忘记约他再来谈那个没有谈成的湘西。萌萌当然要送他几步。趁两个孩子不在，宋凡便赶快把话题引到萌萌的事情上来了。
“一明，你看这男孩子怎么样？”
季虹又是抢在了江一明的前头，说：“小孩儿嘛，形象倒不错，我就怕有点小市民习气，将来咱们家可受不了。”
江一明倒是很认真了，问：“小市民习气，何以见得呢？”
“他开始来看萌萌伤的时候，每次都提着点水果点心之类的礼品来，那些小市民家庭就喜欢这样。再说，干警察的，我总有点不喜欢，这些人头脑大概都简单得很。”
“听他说他爸爸是南大的老党委书记。”宋凡说明道：“周耘田，一明听说过吗？”
“听说过，不熟。这孩子看着还老实，我倒没觉出什么小市民来，老宋，万云，和萌萌我看未必不般配，何不玉成他们？我可以做这个月老啊。”
“这种事，又不好一厢情愿，小周还没有正式和我们提过。”宋凡叹了口气，又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愿意，你看，现在我和他爸爸这个样子……”她看了一眼卢援朝，没再说下去。
施季虹却一下子听出母亲的潜台词，大声说道：“你们怎么啦，又没问题，有什么配不上别人的。在外面只要有人问我，我就说爸爸是老革命，怎么着，理直气壮！那些小市民，小业主家庭，那些头头脑脑暴发户的孩子，我还看不上呢！”
江一明想起了什么，对施万云说：“马树峰不是又回公安局了么，你们过去那么熟，何不让他帮你做这个媒？至少可以帮你了解了解这小伙子的表现嘛。”
施万云沉默少顷，闷闷地说：“人家是身在其位的人，不去麻烦了吧。孩子们的事，还是让他们自己做主拿主意。他们有他们的眼光，再说萌萌和他也已经相处了这么久，他们也许早就心照不宣了。我看，成与不成，顺其自然吧。”
第19节 甜滋滋的幸福气氛
又聊了一会儿，江一明和援朝也走了。施万云有点儿倦，进了里屋，躺在床上。萌萌回来了，在外屋跟她妈妈、姐姐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又是在说那个男孩子。他闭上眼睛，耳朵却留意着外屋的声音。宋凡说了句什么，引得萌萌笑起来，他很久没有听到萌萌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声了，这充满了希望和幻想的笑声给满屋子带来甜滋滋的幸福气氛。唉，孩子们……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幸福的。
现在是几点钟了？对面，一向晚睡的王大爷家早已灯熄人静，可周志明却怎么也闭不上眼睛，拼命想睡，却心神不宁，头直痛。
“你看，我可替你圆场了，到时候你要不敢去，我姐姐可有话说我了。”
萌萌虽然语调娇嗔，听起来却反有一种温柔的，可怜巴巴的情态。可不知为什么他竟冒了股无名火：
“你老以为我是害怕似的，我怕什么？”
是的，其实他怕什么？他不过是替萌萌一家人担心罢了。现在他决定清明节跟他们一起去广场，下了班就去，堵一堵季虹那张尖刻的嘴。他原来是打算一个人去的，去了就回，在那方尖碑下的松墙上，插上两朵花，一朵是他自己的，一朵是父亲的，花他都准备好了。
他已经做了七年的侦查员，光凭职业上的荣誉感也不能再容忍这种嘲笑和小觑。他绝不是个胆小怕事之徒，不是！如果萌萌知道他有过夜伏仙童山的那种非凡经历的话，他敢说她会惊奇地叫出声来。
哦，仙童山！那个永远也忘不掉的地方，那里寄托着他的骄傲，也铭刻了他的耻辱。
他呆呆地睁着眼睛，再也没有一丝睡意。枕头下面的手表声噔噔地敲着他的耳膜，这声音……这声音多像盲发电台那呆板的嘀哒声，呆板，却又惊心动魄，从遥远而诡秘的一个指挥中心里发出，击透深邃的空间……哦，那个看起来多么宁静平常的夜啊。
在技术处那间宽大的监听室里，墙壁上嵌着硕大无朋的监听仪。一缕缕黑色的和红色的导线沿着天花板的边缘，将满房间各种各样的小仪器连接一体，就像一个威严的母亲，统率着她众多的子孙。
从广袤的夜空中传来的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充满了这个房间，而周志明那时候听到的，却只是自己的心跳，重鼓一般的心跳！
“发报员是个老手，”纪处长那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能听出来的。手法熟练，肯定而又明快，一定是个老手。”
他们全不做声，默默注视着技术处的译电员在纸上刷刷地写着字。片刻，译电员摘下耳机，把根据缴获来的密码译出的盲发电报交给了纪处长。
纪处长看了，一句话没有说，转而递给了陈全有，陈全有的面孔上也看不出任何吉凶祸福的征兆，把看过的电稿又交到他的手里，然后向纪处长轻声问道：“要不要打电话通知甘副局长？”
纪真看看表，“等天亮再打吧。”
周志明手里捏着这封简短的电稿，心悠悠地悬着，屏住呼吸把它看下来。1127，来信收悉，小分队整装待发，三月二十五日与你会合，预祝成功。E……他也一言不发地把电文转给陆振羽，可那颗怦怦跳的心几乎激动得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小陆看了电报，又转给小严，他的脸上通红通红的：
“可等到了，他妈的！”
以后，一切都按照预定的方案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早上，甘副局长和局秘书处的一个同志乘飞机直飞H市。下午，他们带着徐邦呈乘上了这辆北去的特快列车。
在软席卧铺车厢的尽头，他们包下了两间包厢。他、大陈跟徐邦呈住一间，处长和小陆住另一间。大陈上车没一会儿就爬到上铺去睡觉，天黑后才醒来换他去睡，他们的晚饭由小陆打回到车厢里来吃。自从徐邦呈供认了“三月行动”，并且要求戴罪立功之后，他们对待他就开始完全区别于初审阶段，让他从看守所搬到了一个舒适的据点里住下。但在看管上，仍然是外松内紧，虽说在火车上一般是不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可是这个案子既已发展到这样的规模上，责任所系，毕竟不能掉以轻心。
下铺，徐邦呈打着匀淡的微鼾，和火车的哐当声搅在一起，如同一曲交响乐中的两个独立音部，音量不同却互不淹没，融于同一个整齐不紊的节拍中。而上铺的周志明却早已没有这种平静的心情了。尽管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已经把每一步都安排在既定的时间表里，可他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计算着剩余的路程。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吃过早饭，列车开进被初春的浓雾封锁着的H市。他们下车后没有停留，和当地省公安局的两个同志接上了头，便一同改乘一列省内的短途火车继续往北走。这列老旧的火车就像“铁道游击队”时代的文物，不要说软卧车厢，连硬卧车厢也没有，乘客大都是沿线的本地人，拥挤在木板条式的简陋座位上。当地省局的两位同志一直把他们领到车尾巴上挂的一节专供列车员休息的车厢里。他看出车上的两个乘警很紧张，不知道省局的同志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在整个八小时的旅途中，他们始终在这节车厢的门口警戒着。
那个地方的天要比南州黑得早。傍黑时分，列车在临靠边境的一个小站停下来。当地县公安局的两辆吉普车把他们从站台一直接到一个偏僻的小招待所里，招待所是专门腾出来给他们做指挥部的。一进门，徐邦呈由几个人带去休息了，他们则被一直领到了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