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赶考
老人们常说：北京是块福地，什么兵荒马乱的事，到了北京，都会烟消云散，平安无事。此话不假。
1930年，正是中国兵荒马乱的年代。内有国共两党“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搏斗，血沃中原，寒凝大地，万家墨面，生灵涂炭；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三省危在旦夕，次年便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三省的同胞沦为日寇的奴隶。在这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之际，北京城（当时称北平）却依旧湖光山色、海晏河清，一派恬然自若、风平浪静的景象。
这年夏天，季羡林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八十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济南老家，独自出远门，又是参加大学考试，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自不待言。
“举子”们在前门车站陆续下了火车。季羡林坐上了一辆洋车，车夫拉着他在古都的大街小巷里奔跑。京城的一切，都使这个从外省来的年轻人感到迷惘和新奇。各式各样的牌楼，马路上悠闲踱步的行人，比济南阔气得多的商店和酒馆……使他“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最使他奇怪的是，像木屋似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大声响。他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可是，乘客们却都若无其事地坐在车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洋车夫拉着他不知拐了多少弯，终于在西城大木仓附近，一个四合院门口停了下来。这时他不但迷惘，甚至有点慌张。天黑，看不清院子里有些什么东西，甚至也没看清自己住的小屋，便糊里糊涂地睡下了。这一晚，他做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梦。
这就是北京留给他的第一印象。他一生虽然走遍三大洲、五大洋，可是他最爱的还是北京。他在北京度过了人生的大半时间。
从全国各地来京的“举子”，自然没有闲情逸致去观赏故都的宫殿名苑。他们是来“赶考”的，重任在身，前途未卜。而大学的入学考试，对莘莘学子来说，不啻为一座“龙门”，既可怕，又极具吸引力。跳过去了，就成龙；跳不过去，就成蛇。这条人生道路上的阴阳界，谁也绕不过去。曾有多少人跳过“龙门”，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名利双收，出人头地；也曾有多少人，“龙门”折翅，名落孙山，从此心灰意懒，自暴自弃，穷困潦倒，抱恨终身。
当时到北平赶考的“举子”，不限于山东，几乎全国都有，赶考的人数，总起来有六七千或八九千人。
当时，北平的大学有十几所，还有若干专科学校，五花八门，既有国立的，也有私立的，还有教会立的。考试办法也不像今天这样统一出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而是各校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四五次生，可谓“先天下之招而招”又“后天下之招而招”，前者是为了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后者是为了学费，最后几乎一网打尽。各校招生均自己出题、自己录取。这样，考生便可以任意选择报考学校。虽说考生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大，但由于学校水平极其悬殊，因此，竞争的焦点便集中在名牌大学上。
当年的名牌大学，同今天一样，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国立”大学。全国来赶考的“举子”，没有不报考这两所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因为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北大和清华当然只招一次生，而且门槛高得可怕，在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学子中，清华仅录取约两百人；北大不及清华的一半，录取比例低得惊人。往往没有把握的人，都得报几个二流、三流、不入流的学校垫底，有的人甚至报七八所大学。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考生落第，铩羽而归。
季羡林同别的考生不同，他只报了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为什么呢？他自己说：“我一辈子考试的次数成百上千，从小学一直考到最高学位；但我考试的运气好，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当然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有实力与自信。山东省重点中学（当时还没有这种叫法）的“六连冠”，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多篇创作和译文的高才生季羡林，是应该有这份自信的。但是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非北大、清华不上，这多少有点狂妄。由此也可看出，青年季羡林的心气儿有多高。他在回忆当年考试的情形时写道：
清华当年入学考试的国文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记”。因为清华离城远，所以借了北大北河沿三院做考场，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到过清华园，仅仅凭借“清华园”这三个字，让自己的幻想腾飞驰骋，写出了妙或不妙的文章。我的幻想能力自谓差堪自慰，大概分数不低。
——《清新俊逸清华园》
北大的考题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说国文题就非常奇特：“何谓科学方法？试分析详论之。”这哪里像是一般的国文试题呢？英文更加奇特，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另加一段汉译英，据说年年如此。那一年的汉文是：“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也是一个很难啃的核桃。最后，出所有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以外，又奉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文听写。我们在山东济南高中时，从来没有搞过这玩意儿。这当头一棒，把我们都打蒙了。我因为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应付过去了。可怜我那些同考的举子，恐怕没有几个人听懂的。结果在山东来的举子中，只有三人榜上有名。我侥幸是其中之一。
——《我眼中的张中行》
季羡林考试结果是：“连中双元”。北大、清华都录取了。他大喜过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自然也就成为“举子”们羡慕的对象。
回到旅舍，欣喜之余，他回想起来京之前，在济南报考邮务生落榜之事，感慨不已，顿生人生莫测、祸福难料之感。原来，就在他高中毕业后、来京赶考前的这段时间里，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当时社会上，邮政局、铁路局、盐务稽核所，这三个关系国计民生命脉的部门，都掌握在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老外”就是上帝，是谁也不敢惹的。不管社会多么动荡不安，“老外”管辖的部门，永远稳如泰山。当时，“老外”给的饭碗，是“铁”的，砸不烂，打不碎，摔不破。只要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就可以终生稳端这个“铁饭碗”。这在一般人的眼里，当然是一个美差。
当叔父知道济南邮政局招收邮务生的消息后，觉得机不可失，便要求侄子前去报考。季羡林虽然志在上大学深造，却不敢有违严命。如果考取了，可以当一名邮务生。再如果勤勤恳恳为“老外”工作，不出娄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上一个邮务佐，算是邮局里的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
可是出人意料，他没考上。
一个能考上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清华的高才生，竟然考不上一个邮务生，岂非咄咄怪事！他自己的答案是：“大概面试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样一块料，于是我名落孙山了。”这大概是有道理的。邮务生的标准同大学生的标准不是一码事，再加上他性格内向，不善应对，可能在这位“老外”眼里，他确实不是干邮务生的料。可是，今天想来，我们倒应该感谢这位“有眼力”的“老外”。否则，中国不过多了一个邮务生或邮务佐，而失去的却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学术大师。
北大、清华都考上了，却出现了新的难题：“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究竟上哪个大学好呢？
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原名京师大学堂。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北大就逐渐形成了民主、进步、爱国的优良传统，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成为全国的先锋，同时也形成了独立思考、治学严谨的学风。这里有全国知名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上北大，自然是每一个考生梦寐以求的事。
清华大学成立于1911年，其前身叫“留美预备学堂”，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学校，它是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兴办的。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到了1930年，清华虽然已经不是专门培养青年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学校了，但是，在出国留学方面，仍然比北大或其他学校有优势。清华同样有全国一流的教授和学生；清华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它的校风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清华同样是每一个考生首选的学校。
这两所大学相比较，师资、设备、名望、生源等方面都可谓势均力敌，不分轩轾，至今依然如此。可是，仔细研究一下，也可以发现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名校，在学风、校风上略有差异，各有千秋。所谓“北大学派”和“清华学派”的问题，一直是学界颇感兴趣、又议而未决的问题。在许多年后，季羡林既成了清华学子，又在北大任教五十余年。当有人问及此事时，他曾就两校风范的差异，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想说，北大的风范可以用人们对杜甫诗的评论‘沉郁顿挫’来概括。而对清华则可用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清新俊逸’来概括。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但我自认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说是准确的，则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揣摩吧。”
季羡林用古人评诗的话语来概括北大和清华两校的不同风范，实在是既贴切，又妙不可言。但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清华情缘
且说，季羡林在比较北大与清华两校之后，最终选择了清华。其中并没有多少奥秘。他说：“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后来事实证明，季羡林这一宝算是押对了。五年后，他之所以能够留学德国，的确是沾了清华的光。如果上了北大，那就难说了。
当时的清华有一个特点：新生报考时用不着填写报考的系名，录取后，再由学生自己决定入哪个系。读上一年，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转系。这样一来，自由倒是自由了，但又给新生增添了烦恼。因为清华的系、科繁多，而且都有吸引力。季羡林左掂右量，举棋难定。他自谓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的难题。
季羡林是从文科高中毕业的，按理说，上文科更适宜，然而他却一度想上数学系，可见当时他并没有立志成为一位语言学家。这同当时书香门第出身的子弟们，受家庭影响，从小立志要成什么家、什么家，是完全不同的。季羡林是一块璞玉，他在等待着高超的玉人琢磨刻镂；他又是一匹千里马，在翘首等待独具慧眼的伯乐调教引领。
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季羡林最后决定入西洋文学系（后改名为外国文学系）。这决定，自然与他那虚无缥缈的出国梦分不开，也与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大名威震神州不无关系。当年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当然都用英文，连中国教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光这一点，就够让青年学子们振聋发聩的。季羡林当然也在“振聩”之列，于是，他当机立断，毅然决然选中了西洋文学系。
然而，世间许多事往往都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待季羡林入了西洋文学系之后才发现，那些外国教授几乎全都不学无术，是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了的人。中国教授虽不能说个个不学无术，但有真知灼见的也寥寥无几。
六十多年后，耄耋之年的季羡林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写道：
从1930年到现在，67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所有当年的老师已经去世了。最后一位去世的是后来转到北大来的温德先生，去世时已经活过了100岁。我现在想根据我在清华学习四年的印象，对西洋文学系做一点评价，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想先从古希腊找一张护身符贴到自己身上：“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有了这张护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够畅所欲言了。
现在我来介绍温德教授。他是美国人，怎样到清华来的我不清楚。他教欧洲文艺复兴文学和第三年法语。他终身未娶，死在中国。据说他读的书很多，但没见他写过任何学术文章……他身上穿着500大洋买的大衣，腋下夹着十块钱一册的《万人丛书》，眼睛上戴着用八十块大洋配好的但镜片装反了的眼镜，徜徉在水木清华的林荫大道上，昂首阔步，醉眼朦胧。
现在介绍吴可读教授。他是英国人，讲中世纪文学。他既无著作也无讲义，上课时他顺口讲，我们顺手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东西，我早已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现在介绍毕莲教授。她是美国人。我也不清楚她是怎样到清华来的。听说她在美国教过中小学。她在清华讲授中世纪英语，也是一无著作，二无讲义。她的拿手好戏是能背诵英国大诗人Chaucer（乔叟——笔者注）的Canterbury Tales（《坎特伯雷故事集》——笔者注）开头的几段。听老同学说，每逢新生上她的课，她就背诵那几段，背得滚瓜烂熟，先给学生一个下马威。以后呢？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花样了。
下面介绍叶崇智（公超）教授。他教我们第一年英语，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简·奥斯汀——笔者注）的《傲慢与偏见》。他的教学法非常离奇，一不讲授，二不解释，而是按照学生的座次——我先补充一句，学生的座次是并不固定的——从第一排右手起，每一个学生念一段，依次念下去。念多么长？好像也没有一定之规，他一声令下：“Stop！”（英语：停止。——笔者注）于是就Stop了！他问学生：“有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是邻座的第二个学生念下去。有一次，一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他大声喝道：“查字典去！”一声狮子吼，全堂愕然、肃然，屋里静得能听到呼吸声。从此天下太平，再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了。就这样过了一年。公超先生英文非常好，对英国散文大概是很有研究的。可惜，他惜墨如金，从来没有见他写过任何文章。
书中还介绍了其他一些中外教授，这里就不再一一征引了。仅从季羡林对这几位教授的介绍，读者已经可以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有个大概的了解了。
季羡林对当年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的评价，也许会给人一种有违师道尊严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露，是他与一般人的迥异之处。他从不会说谎言，也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他对别人的看法都写在纸面上，公之于众。比如，他对叶公超先生的看法，与他的师弟王辛笛先生（也在清华西洋文学系，比他低一级）相左，便写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说，“中国古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为了真理，我不能用撒谎来讳，我只能据实直说”。他又说：“在背后，甚至在死后议论老师的长短，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尊师之道。不过，我个人觉得，我的议论，尽管难免有点苛求，却全是善意的，甚至是充满感情的。”（《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季羡林确实做到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由此也可见他性格之一斑。
学生对老师的评价，从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尊师传统的社会里，一般人出于“为师者讳”之类的考虑，只敢在背地里褒贬老师，而少有拿到桌面上来议论的现象。尽管早有像韩愈这样的名人说出过“师不必贤于弟子”之类的名言，但是人们还是愿意采取“吾爱真理，吾尤爱吾师”的态度。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遗憾。
引用季羡林对西洋文学系教授颇有微词的评价，还有另一个原因。按常情，一位学者的成功，中学是打基础阶段，大学就应当是学术研究发轫的阶段。像西洋文学系教授们那样的教学水平，是很难让学生发出什么“轫”来的。季羡林虽然在西洋文学系上了四年学，可是他后来研究的却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与西洋文学“风马牛不相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谁把他带上这条路的呢？又是谁给他发的“轫”呢？这里便不能不提到另外两位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了。
研究发轫
季羡林上了清华后，最使他感到遗憾的还不是西洋文学系教授教学水平低下的问题，而是没能赶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开办时期。就在他入学的前一年，国学研究院突然停办了。为此，他常发出“吾生也晚”的慨叹。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培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师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王、梁、赵、陈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在国学研究院里，一切现代化学校的烦琐规章制度，几乎都没有。它好像是旧日的书院，师生直接联系，互相了解。教师亲自指导学生从事研究，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
从这个研究院里毕业的学生，几乎都成了教授或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当年的年轻讲师李济，后来也成了大师级的人物，曾担任台湾研究院的院长。清华国学研究院，对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清华国学研究院理所当然成为当时文科大学生们心目中的圣地。一切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的青年，无不顶礼膜拜，极其向往。如若能够进入这个研究院，则视为三生有幸。
可惜，它只存在了四年便停办了。原因是：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不幸相继逝世。
季羡林自叹“吾生也晚”，是情理之中的事。像季羡林这样有志于学的青年，只消看一看几位导师的大名和他们所开列的课程，就会怦然心动，更不用说聆听大师们的教诲了。可是，“吾生也晚”，又有什么办法呢？
好在陈寅恪先生在国学研究院停办后，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正在开设“佛经翻译文学”的课程，季羡林便立即办好旁听手续，前去听课。
陈寅恪先生少年出国，在东京上高中，后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校学习，精通多种语言。他融合中西，学贯古今。从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天竺影响，进而专治六朝隋唐历史，晚年又从事明清思想研究，是一代史学大师。他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是一位执着的爱国者。
季羡林前去旁听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课，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他便到城里的一座大庙里去买了一本。听陈寅恪先生的课，使他有如石破天惊，茅塞顿开，如痴如醉。这把他引上了研究佛教梵语的道路。季羡林在回忆听陈寅恪先生讲课的感受时说：
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回忆陈寅恪先生》
这一偶然的机缘，促成了季羡林日后选择佛教梵文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专业。当然并不是在听陈寅恪先生课的时候他就确立了这一志向。当时季羡林甚至还没想过要做一名学者，而且那时国内也无人能教梵文。只是陈寅恪先生在他心中播下的这颗种子，数年后，当他在德国碰到了闻名世界的梵文大师后，便开花结果了。
季羡林在清华时，曾经与吴宓、叶公超、杨丙辰、郑振铎等几位老师十分熟悉。因为发表文章，写毕业论文等事情常到几位老师家里去请教，几位老师还请他吃过饭。但是唯独与陈寅恪先生接触不多，他从未去陈寅恪先生家拜访过。有时候，在校园林荫道上，在熙熙攘攘的学生人流中，季羡林远远地看见陈寅恪先生去上课的身影，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腋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
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陈寅恪先生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形象，给季羡林“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后来，陈寅恪先生对季羡林的提携与帮助，则影响了他的一生，虽然当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的旁听生。这是后话。
清华时代对季羡林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是朱光潜先生。朱光潜先生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学习。那时朱光潜先生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兼课，年龄也就三十四五岁。他开的课是“文艺心理学”，实际上就是美学，这是一门选修课。季羡林选了这门课，认真地听了一学年，觉得朱光潜先生的课不同凡响，让他获益匪浅。比起西洋文学系那些外国教授所开的课，好到不可比的程度。
朱光潜先生口才并不好，他不属于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那一类人。而且，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好像还有点怕学生，讲课时眼睛总是向上翻，看着天花板的某一处，不敢看学生。可是他一句废话都没有，慢条斯理，娓娓道出深奥玄虚的美学理论，句句都能钻入学生心中。朱光潜先生深通西方哲学和当时西方流行的美学流派，而对中国的旧诗词又极为娴熟。所以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通，头头是道，毫无牵强附会之处。季羡林立刻喜欢上这门课，对朱光潜先生也十分敬佩。他回忆道：
对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却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一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陈寅恪、朱光潜二位先生的课，使季羡林终身受益不尽。虽然当时他还没敢梦想当一个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他内心深处。他说：“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又说：“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
结识名流
他还旁听或偷听过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他都听过。在旁听或偷听过程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一起去偷听冰心先生的课，当场被冰心先生赶出了课堂，这也成了一件趣闻。冰心先生当时很年轻，但已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季羡林就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季羡林随“追星族”一起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纂儿，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她看到课堂上挤了这么多学生，知道其中必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不选修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季羡林和“追星族”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从此，不敢再进她的教室。四十多年后，冰心先生已是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季羡林与她重逢，向她谈起当年被逐之事。冰心先生说，她已完全忘记了。师生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但是，旁听郑振铎先生的课，就大获成功，而且由于听课，季羡林与郑振铎先生后来成了忘年交。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由于从小就对中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便前去旁听。郑振铎先生知识渊博，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郑振铎先生没有丝毫的教授架子，完全以平等态度对待学生，对青年人十分爱护。郑振铎先生不但邀请季羡林到自己家里做客，而且在他与巴金、靳以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上发表季羡林的文章。当季羡林看见自己的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时，既受鼓舞，又颇为得意。
大学期间，季羡林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沈从文先生在当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那些描写湘西怪异风土人情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大学生们。季羡林也是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他认为：“所有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沈从文。”季羡林认识沈从文先生，实出于一件偶然的小事。
当时，丁玲的《母亲》出版以后，季羡林读了感觉有一些意见要说，于是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文章登出后，听说沈从文先生有一些意见，于是季羡林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先生，同时请郑振铎先生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再版时，把他那篇书评抽掉。就是因为这样一件并不愉快的小事，他和沈从文先生便认识了。
季羡林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沈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两人社会地位相差悬殊，本不应该成为朋友。可是，沈从文先生一点著名作家的架子也没有，这使季羡林十分感动。最令他难忘的是，沈从文先生和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宴席。出席婚礼的都是各界名流，证婚人是胡适先生，场面十分隆重。沈从文先生居然也请他参加，这使他受宠若惊，同时也对沈从文先生为人的宽厚、朴实十分敬佩。从此，他们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季羡林认识老舍先生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季羡林上大学期间，老舍先生正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有一年暑假，他回济南老家，他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同学李长之，突然告诉他准备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而且要请他作陪。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使季羡林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
季羡林从高中时代起，就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什么《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他都读过。他特别欣赏老舍先生作品中幽默的语言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对老舍先生十分崇敬。现在自己竟要陪这位著名作家吃饭，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心里忐忑不安。及至见到老舍先生后，才发现老舍先生全然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种摆架子的名人。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说起来铿锵有力，听他说话，简直就像听音乐，是一种享受。从那以后，季羡林就同老舍先生认识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又曾因私或因公，与陈寅恪先生、朱光潜先生、冰心先生、郑振铎先生、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等，多有交往。
这也是后话，暂且不提。
“清新俊逸”
季羡林在清华学习四年，直接影响到他学业的，除了老师教诲外，清华的校风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理，一个学校培养出一个学校的学生，校风对学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清华的校风正如季羡林所概括的那样：“清新俊逸”。说得具体一点，就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与别的学校稍有不同之处，可以说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有点“洋气”。
先说说所谓的“拖尸”。清华新生入学，第一关就是“拖尸”，这是英文toss（抛、掷）的音译。意思是，新生在报到前必须先到体育馆，老生中的好事者，列队在那里对新生进行“拖尸”。办法是，几个彪形大汉把新生的两手、两脚抓住，举起来，在空中摇晃几次，然后抛到垫子上，这就算完成了手续。墙上贴着大字标语：“反抗者入水！”游泳池的门确实敞开着。这是从美国输入的“舶来品”。这里面并没有虐待新生的敌意，反倒是老生对新伙伴充满友情的玩笑。
对这种表示友情的美国方式，有人看不惯，其实，这正是清华校风清新与活泼的表现。类似“拖尸”的活动还有不少。季羡林入学后，因为有同乡——篮球队队长的保驾，侥幸未被“拖尸”。当时他颇为沾沾自喜，事后想起来却深感遗憾。这个终生难遇的机会轻易放过，以后想补课也不行了。
再说清华校风民主的例子。
当时清华的教授月薪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买20袋面粉。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是很难接近他们的，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学生一般都利用自己主编的刊物《清华周刊》，同教授开玩笑。
第一件事是针对俞平伯先生的。俞平伯先生家学渊源，是国学大师俞樾的孙子。他自己能写诗填词，在中文系讲授唐诗宋词课，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课讲得很有特色。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地朗诵。有时还闭上眼睛，仿佛完全沉浸在诗词的境界之中，遗世而独立。有时他蓦然睁大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待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这种讲诗词的方法，不落言筌，不失本意，也不失为一种启发式的讲法。
就是这位俞平伯先生，有一天，忽然把脑袋剃了个精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堂，全堂为之愕然。几天后，《清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平伯先生要出家当和尚。俞平伯先生并不生气，恬然自得，泰然处之。仍然光着头，一本正经地在课堂上高喊：“好，好，好，就是好！”
另一件事是针对吴宓先生的。吴宓先生是西洋文学系教授，季羡林的业师。他讲授两门课：一门是“中西诗之比较”，一门是“英国浪漫诗人”。吴宓先生生性耿直，古貌古心，却流传着许多“绯闻”。他似乎追求过不少女士，最著名的是一位叫毛彦文的女士。他有一首诗，开头两句是“吴宓苦爱×××（原文如此），三洲人士共惊闻。”当时不能写出真姓名，但是从押韵上来看，×××者，毛彦文也。吴宓先生还有一组诗——《空轩十二首》，最初是在“中西诗之比较”课堂上发给学生的。据说，每一首影射一位女子。于是，《清华周刊》上便把第一首今译为：
一见亚北貌似花，
顺着秫秸往上爬。
单独进攻忽失利，
跟踪盯梢也挨刷。
“亚北”者，欧阳也，是外文系一位女生的姓。这个今译本在学生中广为传诵。然而，吴宓先生却泰然自若。
学生在校刊上跟老师开个小玩笑，饶有风趣又无伤大雅。师不以为忤，生以此为乐。这样做，不但没有伤害师生关系，反倒能缩短师生距离，使师生感情更亲近、更融洽。这是清华校风民主的一面。在别的大学，难得一见。
清华学生一般都非常用功，又都特别注重锻炼身体。每天下午四点以后，图书馆、教室里几乎空无一人，而体育馆里倒是人山人海；操场上也挤满了众多喜爱跑步、踢球、打球的学生，一派生龙活虎的景象。可到晚饭以后，图书馆里却又灯火通明，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地伏案苦读了。
墨子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清华大学“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对季羡林思想和性格的影响是深远的。他自己说：“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整整四个年头，其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的。”
“四剑客”
季羡林在清华读书时的好友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这四个人并不是一个系，年龄相差两三岁，季羡林年龄最小。其中，只有李长之是他的老相识。大概都是“文学青年”的缘故吧，不知怎么四个人便成了好友，被称为清华的“四剑客”。
“四剑客”经常会面。有时在荷花池旁，有时在林荫道上，有时在某一个人的宿舍里，最常去的地方是工字厅。清华的工字厅是一座颇为奇特的老式建筑，里面回廊曲径，花木蓊郁，后面是河塘。那个有名的、写着“水木清华”的匾，就挂在工字厅后墙外面。这里非常清静，平时很少有人来，正是“四剑客”侃大山的理想地方。四个二十岁左右的文学青年凑在一起，海阔天空，放言高论，旁若无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个个都吹自己的文章写得好。
一次，林庚早晨初醒，看到风吹帐动，立即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旁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当天就读给另三人听，念得眉飞色舞，十分得意。
“四剑客”在一起，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但是，讨论得最多的还是文坛新事。比如：茅盾的《子夜》出版的时候，四个人凑到一起大侃《子夜》。意见分为两派：否定派和肯定派。季羡林属于否定派，觉得茅盾的文章死板、机械，没有鲁迅文章中的那种灵气。吴组缃则是肯定派，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辩论向来不会有结果。不过是每人都把自己的意见淋漓尽致地发表一通后，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话题又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四剑客”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吴组缃在清华毕业后，成为一名左翼作家和教授。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天下太平》《某日》等，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动乱的现实和复杂的社会纠葛，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林庚成了有名的诗人和教授，李长之则是著名的文学家。二十年后，院系调整，吴组缃、林庚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季羡林与他们又在燕园聚首，大家都已成了中年人。二十年尘世间摸爬滚打，历尽艰辛，心灵上都留下了累累伤痕；更兼中年人家事、国事，事事萦心，早已失去了少年锐气。但三人重新聚首，仍然喜出望外，开怀大笑。个中滋味，唯三人自知，外人莫能知也。
如今，“四剑客”中，李长之命运多蹇，早已离开了人世。1994年，吴组缃也因病去世。唯余“二剑客”在，且都已垂垂老矣。
清华园风光依旧，荷塘如故，“四剑客”少年谈笑之声，余音犹在，可叹“物是人非事事休”，怎不叫人发出“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感慨！
同窗情深
季羡林在清华时还有一位好友，便是胡乔木（原名胡鼎新）。胡乔木比季羡林小一岁，是历史系的学生。当时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活动。有时早晨，在盥洗室同学们的脸盆里，常常会有宣传革命的传单，是手抄的。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出自胡乔木之手，但是没有一个人去告发。当时国内政局非常紧张。
日本侵略军兵临古北口，1931年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即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寇“绝对不可抵抗”，反之，对共产党则大肆“围剿”。这种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学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怀着满腔热情，随清华学生卧轨绝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
季羡林还同清华同学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带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季羡林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自谓“平生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但是，对政治斗争，他的态度却是：“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可见，季羡林的政治态度是以爱国为标准，对党派斗争没有兴趣介入。他是爱国者，不是政治家。他的志趣在追求知识，而不是参加政治斗争。这种思想，从年轻时便已形成。
所以，当一个深夜里，胡乔木坐在他的床边，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参加革命活动的时候，他告诉胡乔木，他胆小怕事，没有答应。但是，他答应可以到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教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乔木身居高位，季羡林乃一介书生，但他们的友谊始终保持。胡乔木也曾助过季羡林一臂之力。
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季羡林交游甚广，朋友甚多，除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外，卞之琳、萧乾、李健吾、田德望、钱锺书、邓广铭等也都是季羡林的挚友。这些人当年都是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清华、北大、燕大读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教授。季羡林同他们也经常聚会，除了谈天说地，褒贬文坛人事外，还一起拜访老师，看体育比赛，结伴游圆明园、颐和园，爬香山，进城看电影，听戏，购物，买书，下馆子，生活丰富多彩，生气勃勃。下面随意摘引几段季羡林当时的日记，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季羡林当时生活的真实面貌：
1932年10月28日：
早晨连上两班吴可读的课，真正要命已极，吴可读怎么能从Oxford（牛津大学）毕业呢？真笑天下之大话。
过午跑一千六百米，共四圈，因为缺少练习，跑到第二圈上就想下来，好歹携着两条重腿跑下来，头也晕，眼也花，也想吐，一切毛病全来。澡没洗好，就赶快回到屋里来，大睡。
又到民众学校上课。又难办，学生程度不齐，而设备又不够。
今晚我用所得稿费请客——肥鸭一只。
晚上同长之闲扯，我觉到他是从感情到理智进行着的，他不能写小说。然而他不服气。
同访杨丙辰，谈少顷即回屋。
预备法文。
1933年4月2日
今天同武、王、左登金、蔡淳专逛颐和园。
走了去，因为我去的次数比较多，我于是成了向导了。先上山，后逛排云殿，又坐船到龙王庙。逛的人非常多，但是总觉得没什么意思——尤其玉兰花不开，更令人失望。
不过，今天天气终归是太好了。没有太阳，也没有风。我穿了棉袍来，却糟了天下之糕——因为太热。
过午又去逛玉泉山。出颐和园，坐洋车。玉泉山军事训练时期（三星期）来过一趟，但没有能够上山顶，这次上了山顶了，而且还上了塔的最高顶——呵，just marvelous（英语：真不可思议），能够看到多远呵。你想，在山顶上再建上塔，够多高呢。
晚上我在合作社请客。
1933年6月4日
本预备今天进城，早晨天色阴沉，恐怕下雨，没能走。
吃午饭的时候，武、王、施三君忽然决定饭后徒步进城，我也赞成。于是开步——袜子前边破了，脚趾被摩擦，倍儿难过。顺着平绥路，走，走，走。天虽阴而沉闷，也热。到西直门刚上电车，便大雨倾盆，其势猛极。我想，倘若走慢一点，非淋在路上不行。到西单下电车的时候已经停了。
到老天利买了个景泰蓝的小瓶。
坐四点半汽车回校，雨又濛濛地下起来了。
1934年3月11日
早晨朦胧起来，天色阴沉，一问才知道已经快九点了——本来预备进城，仓促去洗脸，水管又不出水，兀的急煞人也么哥。赶到大门口，已经是最末一辆汽车了，同行有长之、吴组缃。天在下着细雨。
先到北大访虎文，据说到良王庄去了。同峻岑谈了谈，又赶回露薇家，同长之、组缃到新陆春应李健吾请，同桌有曹葆华等人，无甚意思。后同访杨丙辰先生。在杨处遇虎文，惊喜。他才从天津回来，谈了半天，又得了点Inspiration（灵感），赶汽车只长之一人上去，我没能得上，又折回市场同虎文谈了谈。七点回校。
——《清华园日记》
从以上几则日记中，既可窥见当年清华学子生活之一斑，又可看出青年季羡林朝气蓬勃、纯真可爱性格之一面。
但是，季羡林的大学生活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陶陶然乐在其中，他心中有“一本难念的经”。有时，在极乐之后，一阵愁思猛然袭上心头，令他顿感无边的寂寞和孤独。他写道：
我最近感到很孤独。我需要人的爱，但是谁能爱我呢？我需要人的了解，但是谁能了解我呢？我仿佛站在辽阔的沙漠里，听不到一点人声。“寂寞呀，寂寞呀！”我想到故乡的母亲。
季羡林的忧愁，不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在备尝愁滋味的痛苦之后撕心裂肺的忧愁。包办婚姻像无形的枷锁，套在他的身上，使他既不能从妻子那里得到爱和理解，又失去了爱别的女孩子和接受别的女孩子爱的权利。这对一个刚刚20出头、感情极其丰富的青年人来说，难道不感到寂寞和孤独吗？难道不感到愁苦凄凉吗？一个没有母爱，没有温暖，只有感恩回报义务的家，难道能给他带来欢乐和温馨吗？
所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近来对家庭感到十二分的烦恶，并不是昧良心的话。瞻望前途，不禁三叹。”尽管生活在清华园里，季羡林感到心旷神怡，如鱼得水，然而他内心深处会时时掠过一道暗影，令他黯然神伤。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慰藉他那颗寂寞孤独的心的，只有故乡的母亲。
命中注定，季羡林一生只能是一个心灵的孤独者。他将背负着个人感情生活的孤独感，踽踽独行，走完生命的历程。不论他后来事业怎样辉煌，地位怎样显赫，境遇怎样风光，也摆脱不了命运加在他身上的枷锁。
这是季羡林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文学青年
季羡林在大学期间，继续写作散文，相继写成了《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十多篇，陆续发表在报刊上。他这时期的散文，已经脱去了中学时代的稚气，逐渐成熟。这些作品，显然受到西方散文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五四运动以来一些著名作家，特别是新月派作家的影响。浓郁的诗情画意，文笔细腻，内容隐晦含蓄，感情深沉，还带有些许感伤的情调。
季羡林当时虽然还是个20出头的大学生，但是，对文学和文坛，已经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有自己的主见。
他崇敬鲁迅，但对鲁迅，他有自己的看法：“今天读鲁迅《二心集》。在这集里，鲁迅是左了。不过，《三闲集》的序是最近作的，对左边的颇有不满，仍是冷嘲热讽，这集的文章在《三闲》序前，却称起同志来了，真叫人莫名其妙。”（1932年11月13日日记）
对胡适，他也一分为二：“听胡适之先生讲演。这还是第一次见胡先生……我总觉得胡先生（大不敬！）浅薄，无论读他的文字，听他的说话。但是，他的眼光远大，常站在时代前面我是承认的。我们看西洋，领导一派新思潮的人，自己的思想常常不深刻，胡先生也或者是这样罢。”（1932年10月13日日记）
在作家中，他喜欢沈从文、巴金、老舍、徐志摩等人的作品。
他对左翼作家是敬而远之的。他在1933年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最近一写东西，就想普罗文艺批评家。自己很奇怪：在决定写小品文的时候，小品文还没被判决为有闲阶级的产品，现在却被判决了。自己想写小品文，但心中文仿佛怕被他们骂，自己不甘于写农村破产，不甘于瞪着眼睛造谣，但又觉得不那样写总要被人骂。被人骂有什么关系呢？我要的是永久的东西，但心里总在嘀咕着，我现在深深地感觉到左联作家的威胁”。
以上就是季羡林对当时文坛各派的看法。
那么，季羡林追求的文学理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他在1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最近我才觉到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Holderlin（荷尔德林），法国喜欢Verlaine（魏尔兰，法国象征派诗人），B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得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 lntuition（直觉地）。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
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吗？中国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感情有natural 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
这就是当时的季羡林——一个22岁大学生的文学思想和对当时文坛的看法。无须作更多的分析，这些珍贵的日记，让我们对季羡林的文学观一目了然。整整七十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都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何况，这些日记使我们对季羡林思想成长的历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研究他后来的散文创作和文艺思想，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
1923年新月社在北京成立。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
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
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储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循美等人。
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后来成名的钱锺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月刊《学文》扬名文坛的。
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宣告解散。
引文中，详细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当然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因为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而且有过影响。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指叶公超——引者注）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
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
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文学观的一点补充。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他的毕业论文是The Eearly Poems of Holderlih（《荷尔德林的早期诗》）。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小说。
“永久的悔”
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母亲在家乡病逝。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
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
他从6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过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亲，可是，现在还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便永远地去了，怎能不使他悔恨万分呢？
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在家里，守候在母亲棺旁，有时也到村子里走走。他“看见院子里的树上，有母亲亲手砍伐的痕迹，在被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母亲吃饭用的饭碗，随时用的手巾，都留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上每一块砖上都印有母亲的脚印，不觉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夜里，他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念儿子时，不知流过多少泪，不禁又泪流满面，泪水沾湿了枕头，彻夜难眠。
白天，他来到屋后的大水坑边，想到童年时在这里洗澡，摸鸭蛋，倘若摸到一个鸭蛋，便立即拿给母亲看的时候，母亲脸上便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他又想起，因为自己偷吃了一块白面饼，被母亲在后面追赶着，当自己被逼得无路可逃跳进水里，回头看站在岸上的母亲时，母亲却因自己这过分的顽皮举动，笑了，自己也笑了……然而，这些美丽的回忆，随着母亲的死，都成了令人落泪的回忆。
他不断地责备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母亲？为什么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荒僻穷困的村子里？为什么八年时间都没有来看望过母亲？他感到自己实在愧对母亲，无地自容。他狠狠地责骂自己：“我是个什么东西？”
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回忆、内疚、自责中度过。他感到，随着母亲的死，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空虚和冷漠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感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空白。自己整日像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
下葬的日子到了。别人给他穿上白布袍子。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一个人东走西走，跪下又起来，泪眼里看见来来往往的吊丧的人，感觉脑子有些麻木。突然，他看到一群人去抬起母亲的棺材，这时才醒悟：真的要和母亲永别了，顿时号啕大哭起来。
以前，母亲的棺材放在屋里，母亲虽然死了，但只隔着一层棺木躺在里面，他每日陪伴着母亲，心里还稍感安慰。现在母亲将要埋到永恒的黑暗的地下去了，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想去阻拦抬棺的人，但人们把他拉开了。他糊里糊涂地跟在抬棺人群的后面走着，绕过了熟悉的大水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墓地。他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然后是下葬，填土，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个土包，他又被人拖回到家里……整个下葬的过程，他脑子里都是空虚和麻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任人摆布。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尘封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棺材，空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屋外小院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墙头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阴沉的秋天的长空变得更黄，更黄。他心里感到无限的落寞和寂寥。
母亲下葬后的第二天，他便离开故乡返回北平。临行时，他回望官庄，“在云天苍茫中，触目的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
回到北平以后，他仍然日夜思念死去的母亲，常常在夜里醒来，失声痛哭，不能自已。
1933年12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
1934年5月3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因为想到王妈又想到自己的母亲。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时间，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
——《清华园日记》
六十年后，1994年，报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并且出了题目：“永久的悔”。季羡林看了题目后说：“题目出得好，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于是，他提笔写就《赋得永久的悔》这篇著名的散文，文中写道：
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是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
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这个情况，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并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大了几岁，逐渐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篱下，经济不能独立，空有雄心壮志，怎奈无法实现，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立下誓愿：一旦大学毕业，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养母亲，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我就会心肝俱裂，眼泪盈眶。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母亲的棺材，看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
季羡林一生中，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过面。他对母亲的爱超过对任何人的爱。他说过，母亲死后，他便再没有过真正的欢乐。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直至2001年，90岁的季羡林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来到母亲墓前，百感交集，“扑通”一下便跪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此刻，他“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故乡行》）
季羡林的爱母情结，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伴随他的一生。
告别母校
上大学期间，季羡林家境每况愈下。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学费40元。但这只是个形式，毕业时学校还要把收的学费如数退还给学生，供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不收宿费，膳费自理，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
即使这样，季羡林的家庭也负担不起。好在他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只有他一个，被视为“县宝”，每年津贴50元，他还能写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便可大大减轻。他就是在经济十分拮据的状况中，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
1934年夏天，季羡林毕业了。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结束了大学生活。
要和清华告别了，季羡林满怀深情，依依难舍。在清华的四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清华园内永远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传统，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同学间的真情，使他永远难忘。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
他在《梦萦水木清华》一文中写道，“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他说：“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母亲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而此时家里正等待他来承担家庭经济重任，这更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为找工作四处奔波，结果一无所获。每当夜深人静时，一想到工作的事，他的脑袋就像开了锅，彻夜难眠，一筹莫展。
眼看就要到1934年夏天，要离开学校了，工作还是没有找到，他心里焦急万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一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他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他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160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他当然喜出望外，但心里也有些打鼓。自己是学西洋文学的，满脑子装的都是歌德、莎士比亚，一下子换成屈原、杜甫，换得过来吗？又听说，当时济南高中的学生很难对付，他的前任就是被学生赶下台的。自己不过是个大学毕业生，刚满23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压住阵脚吗？他犹豫再三。可是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最后，他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
于是在1934年秋天，季羡林成了高中国文教员。校长待他很好，同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却遭到同行的挤对。四个国文教员，教十二个班，每人教三个班。其他三位老教员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而留给他的则是三个年级剩下的各一个班，备课要备三个年级的。这明明是给一个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人出难题、穿小鞋嘛！
可是，为了养家糊口，刚到手的饭碗无论如何是不能丢的，他只好忍气吞声。这一年的国文教员生活，收入虽然不错，心情却十分郁闷。再加上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使他进退维谷，处境艰难，他思忖：必须想法子离开这里。
就在这万般无奈之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互派留学生的合同。他闻讯，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他。
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季羡林兴奋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
可是，人是不能脱离现实的。季羡林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亲老，子幼，家贫。他又走到了人生的一个路口上。何去何从？难以决定。不向前走，则命定一辈子当高中国文教员，饭碗还不一定保得住；向前走，则会是另一番景象。“马前桃花马后雪，教人怎敢再回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