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遗少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6日。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四天，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民国时代。但是，新的时代并没有新的气象。皇威犹存，旧习未除，似乎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正如鲁迅所说的：“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新旧交替时代，但是，也是思想界最为活跃和人才辈出的时代。由于季羡林的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一点边儿，所以他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季羡林就出生在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临清地处鲁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由此穿过。由于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更兼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旱夏涝，农作物产量较低，丰年难以果腹，灾年则颗粒无收，所以临清是山东的贫困地区之一。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也产大枣、柿子。此外，临清的大蒜个儿大味儿好，颇有名气。
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初年，即以清渊之名建县。后赵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倚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至明代升格为临清州，属东昌府。后又恢复为临清县。1984年撤县改市，称临清市。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临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几百年中，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歌楼舞馆，鳞次栉比，是很阔过一阵子的。几代皇帝南巡，都曾经过临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据季羡林考证：英国学者亨利·裕尔（Henry Yule）的名著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东域纪程录丛》）中，就有关于临清的记述。
这是天主教神父鄂多瑞克（Odoric）旅行记中的一段记载，时间是1316年至1330年，是在中国的元朝。原文是：
离开了那座城市Manzu（扬州？明州？镇江？），沿淡水运河走了八天以后，我来到了一座城市，叫做Tenyin。它位于一条叫做Caramoran河的岸上，这一条河流经中国的正中，一旦决口，为害甚剧，正如Fenara的Po河。
——《故乡行》
季羡林认为：“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Tenyin）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在旅行记中给临清记上一笔，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必定已经贸易兴隆，文化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临清在历史上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的舍利宝塔，与杭州的六和塔遥遥相对，成为临清的著名景观。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者。明代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规模宏伟。据乾隆十四年（1749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可见其时临清人文景观的盛况。其他如鳌头矶、钞关、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可是，随着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沧海变成了桑田，临清昔日的辉煌逐渐成了历史陈迹，慢慢衰败下来，最终成了一个无名的小县城。但是，文化是件古怪的东西，它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衰败而衰败。它的流风余韵仍然长久地盘桓在临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这块齐鲁故土，孔孟故乡，依然民风淳朴，凝聚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季羡林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想，近年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如今临清借京九线通车的东风，又开始大兴土木，渐渐繁荣起来。
临清古代曾经出过几位文臣武将，但都不甚有名。近代名人中，名副其实的临清人，大约要算抗日将军张自忠了，他是临清人的骄傲。
今天，临清又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季羡林，据说家乡人早就打算把他的名字修进县志里，恐怕是进入艺文志之类的吧。不过按老规矩，活着的人是不进县志的，不知道老家的人有没有按老规矩办事。但是，不管进没进县志，如今季羡林的名字在临清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临清人的又一骄傲。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在他出生的年代，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的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而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他的家乡清平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官庄则是县里最穷的村，而他的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简而言之，季羡林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
官庄距临清县城40里地，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官庄笼罩在一片黄色之中。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甚至连天空也是黄的。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这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唯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只有当阳光照射在树身上，绿色的树叶映出点点光亮，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时，才给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带来一丝生气。
季羡林在回忆中说，也曾经看见过一点红色，那就是新娘子脸上抹的胭脂，还有枣树叶子落尽以后，挂在干枝上的几个红枣。除此而外，故乡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象，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的家在村子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实际是在村外，这里是村里穷人住的地方。他家住三间破旧的土坯房，房前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可还是常常有人来偷摘杏吃。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爬上房顶偷杏，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除此而外，院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空空荡荡的。
季羡林的祖父母早亡，他从未见过他们，因此也就从未尝过祖父母之爱。祖父母留下三个儿子，季羡林的父亲排行老大，他还有两个叔叔。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改姓刁，从此与季家脱离了关系，父亲和另一个叔叔相依为命。他们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甚至连一餐饱饭也没有吃过。
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后来，乡下实在待不下去了，待下去也是死路一条，兄弟俩商量后，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去找一条活路。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于是，兄弟俩就来到了济南。两个毛头小伙子，在人口稠密的济南，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他们俩究竟碰到过多少困难，遭遇过多少挫折，谁也不知道。
后来，叔叔在济南终于找到了工作，立定了脚跟。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季羡林的叔叔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老季家争一口气。
于是，季羡林的父亲便从济南回到了老家官庄，耕种祖父留下的几分薄地，以维持生计。就在父亲从济南回到官庄种地的这段时间，1911年8月6日，这个贫穷农民的家庭里，终于有了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季羡林呱呱落地，来到了人间。
关于季羡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2001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90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
这个“顺便说明”，颇让大家吃了一惊，实际上季羡林也并未因此“笔误”少活四天，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这件事也算得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词，也颇耐人寻味。
季羡林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娘家姓赵，就在离官庄5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季羡林6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季羡林每每念及母亲时，仍然忍不住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季羡林幼年时和母亲形影不离，总是整天缠着母亲，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
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像一只小羚羊一样，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又像百灵鸟一样，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还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着心爱的儿子，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脸上也会露出难得的笑容。有时，他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已经满了。
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羡林的童年是在怎样的境遇中度过的呢？他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
在我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两次“白的”（指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或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子，背到二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顿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去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和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一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季羡林当时浑身一丝不挂，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他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童年时要好的伙伴有两个：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另一个叫杨狗。这都是小名，大名不知道。三个人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从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绿林好汉，被官府捉住，十冬腊月，赤身裸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也没求饶，最后被杀掉了。季羡林每当想到这个从小一起光着屁股玩耍的小伙伴，竟如此硬气，成为这样的“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杨狗则在官庄做了一辈子羊倌，到死也是一个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农民。
命运转折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就像他儿时的伙伴杨狗一样，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季羡林自己也常常这样说。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
季羡林6岁时，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幼小的季羡林时来运转了。转瞬间，他的人生道路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余下的四个，只有季羡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子。
在当时，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唯一指望。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为了给季家争气，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送到济南去培养，自然就成了兄弟俩当时的唯一选择。
父辈们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当时只有6岁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叔叔家。从此，季羡林便离开了父亲、母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6年的童年生活结束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长期积累知识，包括中外文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
作家则不同，他主要靠生活的积累和创作灵感。事实上，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没有几个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或者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纵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羡林这样，6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的。
例如，比季羡林大30岁的鲁迅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书屋”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教育。又如，比季羡林大20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3岁便认识了700多字，3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读书。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如，比季羡林小1岁的钱锺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4岁识字，5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季羡林的“蒙学”却等于零。说实在的，像季羡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季羡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有人以为这是他的谦逊之辞，其实是误会了，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
当时，季羡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而不是做什么学者。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季羡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这就是季羡林迥异于其他学者之处。
虽然季羡林失去了童年时代最宝贵的学习机会，也没有受过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的影响和熏陶，但是，所谓“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艰辛苦难的童年生活，赋予了他顽强、勤奋、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性格，这是他虽“先天不足”，然而仍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短短六年艰苦的童年生活，对他后来人格的形成以及在学术上获得巨大成就，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曾经在《我的童年》一文中，这样评价过童年生活对自己的影响：“（童年生活）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些经历没有关系吗？”
寄人篱下
1917年初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在阵阵扑面的寒风中，父亲带着6岁的季羡林，骑着毛驴，踏着地上的残雪，从鲁西北的官庄，一步步走到了济南。走这段路，究竟花了多少时间？两天？三天？不知道。但这肯定是季羡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路程。这次长途跋涉，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当时只道是寻常，回头看，却原来，地覆天翻”。
到了济南，展现在幼年季羡林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儿的一切，都使这个一直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又惊又喜，大睁着双眼，左瞧右看。不必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各式各样的景观，也不必说车水马龙的街巷、来往穿梭的人流，无不使他目不暇接，喜出望外，单是那巉岩嶙峋、险峻雄伟的“千佛山”，就让这个少年大吃一惊，大开眼界。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北方大平原的黄土地上，从未见过山，更不用说如此奇特的大山了。他“原来以为山只不过是一个个巨大无比的石头柱子”。眼前的一切，使这个6岁的孩子既兴奋、又好奇，从而对未来充满幻想。
济南虽然比官庄好，但是让他伤心的是离开了亲爱的母亲。他初到济南时，常常在梦中梦到母亲，然后从梦中哭着醒来。尽管这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还能吃上肉，但是他宁愿再啃红高粱饼子吃咸菜，也要回到母亲身边。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他毫无办法，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但是对母亲的想念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这里应该介绍一下他的叔父，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人。1993年，季羡林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文中，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叔父：
叔父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他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颠沛流离中，完全靠自学，获得了知识和本领。他能作诗，能填词，能写字，能刻图章。中国古书也读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对宋明理学发生兴趣；然而他竟然发生了兴趣，而且还极为浓烈，非同一般。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仪俨然，在读《皇清经解》一类十分枯燥的书时，我都觉得滑稽可笑。
一个对宋明理学如此热衷的人，当然是坚守“三纲六纪”“夷夏之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类传统思想的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最能说明叔父的思想。季羡林刚到济南时，曾上过一年私塾。老师是一个白胡子老头，面色严峻，令人生畏。每天入学，先向孔子牌位行礼，然后才是“赵钱孙李”。后来，叔叔把他送进了一所新式的小学校——济南一师附小。当时五四运动已波及山东。
一师校长是个新派人物，他率先在自己的学校采用了白话文的教科书。国文教科书中有一篇寓言，名字叫作《阿拉伯的骆驼》。故事讲的是：为人做事不应该“得寸进尺”，否则便会灾难临头，当时在世界上是一篇流行的课文。碰巧，课本被叔父看到了。他勃然变色，大声喊道：“骆驼怎么能说话呀！这简直是胡闹，赶快转学！”于是，季羡林便转到了新育小学。新育小学最初是用文言文教学，后来，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改成用白话文教学了。不但骆驼能说话，连乌龟、蛤蟆都会说话。叔父也没有办法，只好置之不理了。
但是，在家里还是叔父说了算。叔父对季羡林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因为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家这根独苗身上。叔父虽然思想守旧，却是个既明白事理又务实的人，而且颇具远见卓识。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时间虽然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和一些单词，可这短期的英语启蒙，不但引发了季羡林学习外语的兴趣，使他终身受益；而且在考中学时也沾了光，因为他要考的“正谊中学”居然要考英语。出的题目是：“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识。”季羡林把这句话翻译出来了，结果被录取。考上的不是初中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算是沾了半年的光。这自然使叔父大为高兴。
于是，他决定，侄子在整个中学期间，都要在课余学习英语。不但要学英语，还要学古文。叔父让季羡林再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参加两个学习班，自然要给老师报酬，增加了叔父的经济负担，但叔父不在乎花这些钱，因为他决心要把侄子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人。就这样，季羡林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每天从学校下课之后，就先去古文学习班读古文，晚饭后，再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坚持了八年。
即使如此，叔父仍恐对侄子的教育不够周全，竟自己编选了一本《课侄选文》，亲自给侄子讲课。选文的内容大多是一些讲理学的文章。今天的教育家们看到这里，必定会大呼：非“减负”不可了！对此，季羡林却说：“我当时并没有感到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叔父对季羡林虽然严厉，却也不乏慈蔼。这从下面关于兔子的一件小事，便可以看出来：
也不记得是几年以后了，总之是在秋天，叔父从望口山回家来，仆人挑了一担东西。上面用蒲包装的有名的肥桃，下面有一个木笼。我正怀疑木笼里会装些什么东西，仆人已经把木笼举到了我的眼前了——战栗似的颤动的嘴，透亮的长长的耳朵，红亮的宝石似的眼睛……这不正是我梦寐渴求的兔子吗？记得他临到望口山去的时候，我曾向他说过，要他带几个兔子回来。当时也不过随意一说，现在居然真带来了。这仿佛把我拉回了故乡里去。我是怎样的狂喜呢？
——《兔子》
叔父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无论是在做人还是在做学问上。叔父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受到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并且坚持终生，这是日后他在学术上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根基。叔父在季羡林的青少年时代，创造各种条件，为他打下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这是他后来能够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继而留洋，终于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大学者的先决条件。季羡林对叔父尽职尽责的培育之恩，永远铭记在心，永远感激不尽。
他（叔父）严而慈，对我影响极大。我今天勉强学习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
——《季羡林自传》
叔父虽然“严而慈”，却是一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更兼婶母偏爱自己的女儿，对侄子另眼相待，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一个少年来说，是不会留下太多愉快回忆的。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季羡林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几十年来，他只字未题，外人更无从知晓。2001年，90岁的季羡林在一篇题为《一条老狗》的散文中，在回忆母亲的时候，对他童年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偶尔提及，写下了如下一段话，让我们对他当时的真实处境，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从此，我就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不能说，叔父和婶母不喜欢我，但是，我唯一被喜欢的资格就是，我是一个男孩。不是亲生的孩子同自己亲生的孩子感情必然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用不着掩饰，更用不着美化。我在感情方面不是一个麻木的人，一些细微末节，我体会极深。常言道：没娘的孩子最痛苦。我虽有娘，却似无娘，这痛苦我感受得极深。我是多么想念我故乡里的娘呀！然而，天地间除了母亲一个人外有谁真能了解我的心情我的痛苦呢？因此，我半夜醒来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的情况越来越多了。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处境，使本来天真活泼，在小学时还经常同男孩子打架的季羡林变得拘谨了，循规蹈矩了，内向了。内心痛苦的时候，无处倾诉，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在被窝里吞声饮泣”。2001年，他在另一篇散文《追忆李长之》中，又写道：
我在新育小学，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不爱念书，专好打架。后来有人说我性格内向，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但在当时，我大概很不内向，而是颇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个证明。我是怎样转为内向的呢？这问题过去从未考虑过，大概同我所处的家庭环境有关吧。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处境，季羡林从小就明白了自己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失去了对父母的依靠，人生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孤军奋战，百折不挠，才能成功，从而有了独自面对整个世界的勇气与自信。这便愈加促使他埋头苦干，发愤图强，勤奋学习，比一般孩子早熟得多。
但是孩子毕竟是孩子，不管外部环境多么严酷，天真的童心却是永不会泯灭的。
在小学三年里，季羡林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虽然叔父管教极严，季羡林却并没有“唯命是从”。他当时对正课并不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看小说。叔父是个古板的人，把小说视为“闲书”，是不许季羡林看的。但季羡林也有对付叔父的办法。
在家时，他的书桌下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他坐在桌旁，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红楼梦》大概太深，他看不出其中奥妙，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他很不喜欢，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进来，他就连忙掀起盖垫，把“闲书”往里一丢，嘴里连忙念起“子曰”“诗云”来。
到了学校，用不着什么防备，一放学，他就躲到假山背后，或者盖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大看起来，常常忘了时间，忘了吃饭，有时候看到天黑，才摸黑回家。他对小说中的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他们的姓名都背得滚瓜烂熟，连他们用的兵器也如数家珍，比对教科书熟悉多了。他自己也想当那样的英雄。鼻子一哼，冒出一道白光，白光里带着宝剑，射杀坏蛋强盗，然后再一哼，白光和宝剑便又回到自己的鼻子里。
有一回，一个小朋友告诉他，把右手五个指头往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戳到一百次，上千次。练上一段时间以后，再换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戳，连树木也能戳断。他信以为真，也想练成铁砂掌，便猛戳起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流，疼痛难忍，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才停止练习。
学习英文也是一个有趣的过程。他从小学开始学习英文，当时他认为用方块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种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英文，居然也能发出声音来，还能有意思，简直不可思议。越神秘的东西越有吸引力，所以英文对季羡林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他每天同十几个孩子一起，课余向一位英语教员学英语，兴趣极大。虽然他英语成绩不错，但是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脑子里：为什么“是”和“有”算是动词？它们一点也不动嘛。当时老师也不能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到了中学，英文老师也答不上来。当年用“动词”来译英文verb的人，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个译名给多少孩子带来了这样的疑问。
季羡林在小学时读的“闲书”，现在看来并非闲书，而是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它同正统文学互为补充，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些书是每一个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学者必读的。而从小学开始学习英语，无疑给季羡林日后研究外国语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好像给他插上了两只翅膀一样，使他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能够自由地翱翔。
13岁那年，他考上了城里的正谊中学。他本来是想考鼎鼎大名的济南第一中学的，但是他觉得自己把握不大，没敢报名，结果报了个“破正谊”。所谓“破”，指的是教学质量不如济南第一中学，其实正谊中学在济南也还是属于较好的学校，尤其是校舍十分讲究，环境优美。它背靠大明湖，万顷苇绿，十里荷香，不啻为人间乐园。
正谊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英语、数学、物理、生物、地理、历史等，在当时已经算是比较齐全的课程了。英语老师水平很高，学生们写的英语作文，他很少改动，而是一笔勾销，自己重写一遍。对这位老师，季羡林印象很深，受益匪浅。
这时叔父已经开始亲自给季羡林讲课了，教材就是那本包括理学文章的《课侄文选》。课后，他还要去学古文和英文，负担是很重的。
但是季羡林这时毕竟只有十三四岁，玩兴很浓，课后多半跑到学校后面的大明湖畔去钓虾捉蟹。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
综观我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到了正谊算是到达了一片浓绿的境界——我进步了。但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生活的内容上来看，依然是一片灰黄。即使到了济南，我的生活也难找出什么有声有色的东西。我从来没有玩具，自己把细铁条弄成一个圈，再弄一个钩一推，就能跑起来，自己就非常高兴了。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我当时生活的写照。
——《我的童年》
初露锋芒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从正谊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了设在北园白鹤庄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文科班。北园高中的教员，可谓极一时之盛。山东大学校长是清末状元、当时的山东省教育厅长王寿彭先生。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清末翰林，一位是绰号“大清国”的老师，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他们上课都不带课本，教《书经》和《易经》，都背得滚瓜烂熟，连同注疏在内都能背得下来。据说他们还都能倒背如流。
教国文的老师是王崑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王崑玉先生对季羡林影响很大。他十分赏识季羡林的文才，在课上，对季羡林的作文大加赞扬，曾下过这样的批语：“亦简劲，亦畅达。”这对一个15岁的高中学生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惊喜之余，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设法找来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大家的文集，认真地作了一番研究。至于英文，由于有尚实英文学社的底子，他的英文水平在班里一直遥遥领先，无人能与其竞争。
季羡林常说：“我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支配的人。”其实，又有谁不是这样呢？一个学生交上去一篇作文，意外地得到老师的褒奖，由此便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更加努力地练习写作，最后终于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
由于季羡林在校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常受到老师表扬，所以在高中阶段，他的学习热情大为高涨，第一学期就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超过95分。因此，受到王寿彭先生的嘉奖，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励他，这自然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
季羡林回忆道：“我有意识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后来，在高中学习的三年中，六次考试，他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名副其实的“六连冠”。当时在学校里，季羡林的名字已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受到同学们的尊敬。大伙儿给他取了一个外号——“诗人”。其实他并没有写过什么诗，而且一生不喜欢新诗，这个外号大约是夸他的文章写得好吧。在老师们的眼里，这个年轻人前途无量，必将在今后的学坛上成就一番大事业。
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在国文学习方面。这个学校有几位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冬芳）、夏莱蒂、董每戡等。前两位是他的业师。胡也频是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作家。他在课堂上大力宣传“现代文艺”，亦即“普罗文学”，这使包括季羡林在内的一批青年学生大为兴奋。
这是季羡林初次接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受其影响，他写了一篇名为《现代文艺的使命》的文章。可惜，此文还未来得及刊出，国民党就发出了对胡也频的通缉令。胡也频慌忙逃到上海，不久，就被国民党暗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接替胡也频教季羡林国文课的是董秋芳先生。董先生算是鲁迅先生的小友，北京大学毕业，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是鲁迅写的序。董先生十分赏识季羡林的作文，认为是全班之冠，全校之冠。每次都给予详细的批改和鼓励，这就更激发了季羡林的写作热情。他回忆道：
这决定了我一生的活动。从那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事研究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与文章写作“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刻拿起笔来，写点什么。至今已到垂暮之年，仍是积习难除，锲而不舍。这同董先生的影响是绝对分不开的。我对董先生的知己之感，将伴我终生了。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高中三年级，虽然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但是，季羡林并没有放松对中国古籍的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苏轼、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在上高中时，他已经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并于1929年陆续发表在天津的《益世报》上。
《文明人的公理》是揭露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后，日本兵在济南横行霸道，抢劫老百姓财物的悲惨的一幕。表现了季羡林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憎恶和辛辣讽刺。《医学士》是揭露一名庸医，嫌贫爱富，终因玩忽职守，致人死命的故事。《观剧》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老式剧场中污浊、混乱的情景，以及国民党士兵欺压百姓、蛮横无理的行径。
季羡林写这些作品时，还只不过是一个18岁的高中学生。作品自然还显单薄、稚嫩，但从内容上已经能看出他的爱憎感情和关注现实的倾向。这大约是受到胡也频先生“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创作出来的吧。
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并在山东《国民新闻》上发表。如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老妇》《世界底末日——梦——》《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老人》；美国当代作家Logan Pearsall Smith的《蔷薇》；美国诗人、戏剧家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小诗》等。
季羡林是不悔少作，也从不掩少作的。早期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无论多么幼稚，他也绝不作任何改动，在1992年编辑《季羡林文集》时，照登不误。他说：“谁都有穿开裆裤的时候，这没有什么丢人的。”
小诗
[印]泰戈尔著 季羡林译
一天天地，他来了又去了，
去，从我的头发上拿给他一枝花，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设若他问你，谁送的这花，我恳求你不要告诉他我的名字
——因为他只是求了又去了。
他坐在树下的尘埃上，
请你用花和叶，铺一个毯子，我的朋友，
他的眼睛郁郁的，使我心房里充满了忧悲，
他不说出他心里蕴储的什么；
——他只是来了又去了。
“五三惨案”惊魂
1927年，北伐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广东出发，一路宛如劲风扫残云，把各路军阀打得落花流水，纷纷溃败。1928年，大军占领了济南。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怕失去它在山东的利益，悍然出兵占领了济南，酿成有名的“五三惨案”。当时，季羡林还是山东大学附设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日军占领了济南，北伐军撤走，所以学校不能开学，学生们都只能在家里待着。
日本军队成了济南的最高统治者，但他们又非常害怕中国老百姓，常搞突然袭击，到居民家里搜查，闹得全城风声鹤唳，鸡犬不宁，时有日军枪杀百姓的事件发生。季羡林本人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他在回忆中写道：
我无学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国学生，在山东焚烧日货的“罪魁祸首”就是学生。我于是剃光了脑袋，伪装成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东门大街上，迎面来了一群日军，检查过往行人。我知道，此时万不能逃跑，一定要镇定，否则刀枪无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个日兵搜我的全身，发现我腰里扎的是一条皮带。他如获至宝，发出狞笑，说道：“你的，狡猾的大大地。你不是学徒，你是学生。学徒的，是不扎皮带的！”我当头挨了一棒，幸亏还没有昏过去。我向他解释：现在小徒弟们也发了财，有的能扎皮带了。他坚决不信，正在争论的时候，另外一个日军走了过来，大概是比那一个高一级的，听了那日军的话，似乎有点不耐烦，一摆手：“让他走吧！”我于是死里逃生，从阴阳界上又转了回来，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知道。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在日军刺刀下度过的1928年，给季羡林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沉痛地写道：“在这一年内，我心镜上照出的是临时或候补亡国奴的影像。”这段经历，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对他后来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192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对日寇狰狞嘴脸的揭露，正是他爱国思想的真实流露。
叔父的“礼物”——包办婚姻
1929年，季羡林18岁时，遵叔父母之命结了婚。叔父当年把侄子从农村接到济南来，本来就有两件任务：一件是培养他读书，以图将来为季家光大门楣；另一件是为季家续香火，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到了1929年，在叔父眼里，侄子的第一件任务完成得十分让人满意，他在学校已经成了佼佼者，前途十分光明。于是，叔父自然就想起季羡林该完成的第二件任务——结婚生子。
按常情，一个18岁的青年学生，正值青春年少，学业初始，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之时，一般是不愿有家室之累的。但季羡林当时寄人篱下，绝对无力反对这桩包办婚姻。所以，当叔父提出婚事时，他只得服从，接受这件“叔叔的礼物”。于是，在这一年，遵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终于结婚了。
季羡林的妻子叫彭德华，济南人，比他大4岁，只念过小学，就住在他家前院，两家门当户对。
1933年，他们有了女儿，取名婉如。1935年，又有了儿子延宗。
这桩包办的婚姻，既无爱情可言，又由于文化水平差异悬殊，缺少共同语言，让季羡林从一开始感受到的就不是欢乐，而是痛苦。他在193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回忆这桩婚姻时写道：
“五三惨案”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激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蜷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指妻子彭德华）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德文：“痛苦”）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清华园日记》
这便是季羡林当时对这桩婚姻的真实想法与感受。无论如何，他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了。回首19年来走过的道路，有得有失，有喜有忧。“得”和“喜”的是：经过叔父和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他从一个毫无前途可言的农村孩子，变成了品学兼优、前程无量的有为青年；“失”和“忧”的是：离开母亲，失去人生最重要的母爱，这使他终身负疚，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他还必须承受叔父母包办婚姻之痛，这痛苦将伴随他的一生。人生有得有失，谁也不会十全十美。诚如他85岁时，在《人生》一文中所说的：“我觉得，我们‘人’的‘生’都绝对是被动的。没有哪一个人能先制订一个诞生计划，然后再下生，一步步让计划实现。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不过，这些复杂的人生问题，还是留给哲学家们去讨论吧！不管怎么样，1930年，展现在19岁的季羡林面前的，是光辉灿烂的锦绣前程。他已经有实力，有自信，在未来的人生舞台上，一展身手，与那些高官显宦、书香门第的富家子弟，一比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