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那是色情电影,”P.在电话里说道,“‘在里面’那个单词没有预示任何好东西。如果是‘和’这个单词我也许不会怀疑。但明明写着‘在里面’,魔鬼就在史密斯小姐里面。我觉得很明显,不是吗?”
“实际上,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假设。”
“不只是说得过去,”他紧逼我说道,“你仔细看看那张海报:那线条画里是一个裸体的女人在用腿夹住魔鬼的首字母D。可以肯定那不是一部给小孩子看的电影。”
有那么一会儿,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望着窗外:“你的火车从哪个站台出发?”
“二十二号站台。你的我猜从七号。”
“八号。已经出发了。”
我在一辆飞奔前往罗马的红箭快车上。我正要赶赴一个约会,要采访一个成功的意大利裔美国籍制片人,至少莱昂纳多是这样描述的。是的,因为达尼·鲁索从没有留下过什么痕迹。事实上,在最近三十五年的电影史上,他的名字仅仅在一九七六年的标题有歧义的电影《在史密斯小姐里面的魔鬼》的资料卡片上出现过。
莱昂纳多想把这份工作委托给我的原因,除了不想再收到我写给他的那些矫揉造作的邮件这个事实之外,有两个:即使生活在纽约,这个放荡无节制的天才也是像你一样的南方乡巴佬。当我跟他说你想采访他的时候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他的父亲是那不勒斯人。然而第二个原因甚至更好:他读了你的书,说他觉得有些对话非常不错……
难以置信。我正要遇见我最近一本小说的八百七十一位读者中的一个。而且不是随便某一个,而是一部色情另类电影的制片人。我的人生都悬在这一根线上,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第一次约会的结果。我不能允许自己失败。银行经理不会喜欢我失败。到头来,这只是一本采访录——也就是写一段冗长的“非常不错”的对话——然后呢,去他的,我和他父亲可是老乡。
“我承认我的旅途将会比你的更舒适。”我说道。
“舒适这个词是恰当的。”P.表示同意,“但是要从这儿去判断你那边的环境比我这儿好,可就……看一看你的周围。你附近都有谁?可以肯定有低着头盯着iPad的傻瓜三人组,在最乐观美好的假设里,他们会跟你讲在公司里的工作让你厌恶不已。不,我的好朋友,高速火车并不是真相。”
“那么城际火车就是了吗?”
“那当然。你知道在这趟火车上一共有多少人要去参加那个竞考吗?只在我这节车厢里我就能找到五个。然后我可以跟你打赌,来自第四等级的我们这些人要比你那儿的iPad俱乐部更接近真相。”
我环顾四周。我的旅伴们并没有在低着头盯着任何东西,不过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满脸通红的人正疯狂地打着电话:“法布里,不要管那些传感器了,去掉它们。但这个折扣你压低了多少钱?”我和车厢里的其他乘客交换着眼神表达不满:所有人都已然知道在电话另一头的法布里并不是意大利公司里遍布的那种机灵的合作伙伴。“听着,你只需要将订单修改前后的价格做个减法算一下差价就行了。什么‘什么意思’?这个折扣之前包括传感器,现在这些该死的传感器已经没有了。懂吗?现在计算吧!”如果坐在他旁边让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钦佩他可以在公众面前完全放开的能力。“你就是一坨屎,法布里。如果你连减法都不懂,你那个大学毕业的文凭还有什么狗屁用途?”
“我同意,你是对的。”我低声在电话里说道,P.忍不住大笑起来,“关于那部电影你也是对的,是色情片。”
法布里该被电话砸在脸上。有那么一瞬间那个男人的双眼因为愤怒而失去了光泽,它们用一种要扑到我喉咙上来的模糊欲望审视着我:“这些狗屁不懂的实习生毫无价值。”他做出了判决,戴上了一副黄色镜框的眼镜,打开皮包,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掏出了iPad,像刚做过早祷告的佛教徒一样心平气和。与此同时,在电话另一头,P.仍然在笑着:“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我转过身再次对着那个男人,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正在打坐的和尚。已经没有人再关心他了。“我命令你,”我说道,“要带着胜利回家。要么进入司法界要么去死。”
“要么进入司法界要么去死。”P.重复道。我挂上了电话。
关于达尼·鲁索的人生经历(还有性格)的初步认识——然而称他丹尼尔·J.鲁索先生更准确一些,就像在他名片上所写的那样——在我们第一次握手之后十五分钟内所了解到的:
他是一个成功人士。
他拥有一套公寓在纽约,一栋别墅在洛杉矶。
他的父亲——安东尼奥·鲁索,勤奋地工作了一辈子,直到有一天被诊断出患有肺癌。
在移民美国之前,他的父亲是一个裁缝。确切地说是一个专门制作手套的裁缝(在那不勒斯真的存在一条街上聚集着所有专门制作手套的裁缝,而手套上则带有他们的名字)。
他已经十五年没有吸食毒品了。
他的第一部短片(一部关于反越战争题材的绝对无意义的电影)诞生于一九七五年,从此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
在职业生涯初期,在制作了一部色情电影后,他有了这个绝妙的主意,将名字从达尼改成丹尼尔,更加绝妙的主意是添加了一个字母J。
关于这本采访录我没有必要担心它:这份工作是我的。考虑到他想要在意大利待上好长一段时间,为了完成它无须匆忙。
他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值得补充的是自从他放弃了色情电影和毒品之后,他也变成了天主教徒)。
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叫丽贝卡。
他的父亲安东尼奥,即使是在起重机顶端摔断了背的时候,也还在钱包里装着一张达尼和丽贝卡的照片,和一个毕奥神父的小圣像。
他来到意大利是为了重新建立所有那些关系。
所谓的重新建立关系,从他的角度来看,意味着制作一部关于毕奥神父的电影。
他的关系网还缺少最后一环——一个编剧。
而那个编剧,如果我想的话,就会是我。
“你想做电影吗?”
这个问题在一段令人陶醉的独白的结尾处被提了出来,而我正在日内瓦酒店的露台上啜饮着内格罗尼,我觉得应该(迅速地)做出答复。当“电影”这个词在我的耳郭靠岸后的那一刹那,我感觉到那个《只有贷款做伴的男人》就像我杯中的杜松子酒一样消失了。
丹尼尔,或者达尼,并不是我预期中的那种穷困潦倒的人,他是一个随意的家伙,六十岁左右,一头稀疏的白发像是正在散落的棉花糖。他穿着一身灰色亚麻西装和一双运动鞋,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小饰物,一半金黄色一半白色,衬托出那些退休的摇滚明星才有的清晰皱纹。天蓝色的眼睛和消瘦的脸庞都在传递着一种辛酸感,而那种辛酸正趋向于衍变成一种更加具体的悲痛。
“所以呢,米歇[1]?你想做电影吗?”
他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流利,口音和句法与那不勒斯方言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偶尔我会感觉像和《教父》或者《黑道家族》里的人物在一起,但大多数时候,他不过是一个美国人在讲着他祖先传下来的变了味的意大利语。
“是的,达尼。我想做电影。”
“丹尼尔,”他纠正我,“丹尼尔·J。”他一只手插进上衣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再取出一根插进嘴里几乎一半那么长,点燃了它。
“字母J代表着……?”
“我不知道。”他用两排小方牙紧紧夹住香烟说道,“吉姆,约翰,杰?你喜欢哪一个?”他吸进第一口烟,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咳嗽,接着他向前探着身子向下望着全景,脖子上的十字架摇晃着引起了我的注意。人民广场上熙熙攘攘,到处是日本人、印度人、中国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亚洲人。
突然他停了下来,双眼仔细察看着我,仿佛时间静止了。他看起来像是领悟了和我在这儿见面的真正原因:“那么你了解毕奥神父吗?”
“关于缠在手上的绷带我总觉得它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觉得它很……”我正要说出“优雅”这个词,但丹尼尔打断了我:“你知道毕奥神父的脚上也有‘圣伤’吗?”
他抓起一顶之前一直放在腿上的带有橙色“尼克斯”字样的檐帽,很明显他正等待着这个时刻将它掏出来如同一场表演到达高潮一样,他回过头来继续审视着我:“你知道带着‘圣伤’走路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
“那么朝圣者呢,米歇?你去过圣·乔瓦尼·罗通多吗?”他激动地问道,“皮耶特雷尔齐纳你去过吗?”
“没有。”
“得了,你一点儿狗屁都不懂。”
如果在喝完鸡尾酒之后他要求我为他用勺子加热毒品,或者他将他的檐帽扔到人民广场上想要击中某个游客的头顶,我也许也不会觉得那么震惊。
对那段对白感到满足,丹尼尔吐出了一口烟,撕裂了我们彼此之间洁净的空气。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在烟灰缸里掐灭烟头就好像在拧一个螺钉,他带着嘲讽的神情盯着我看。然而我并不是将带有“尼克斯”字样的檐帽和一身灰色亚麻西装搭配在一起的那个人;我也不是用采访录作为借口想要引诱一个作家为其关于毕奥神父的电影写剧本的那个人;在上面的,在日内瓦酒店的顶楼的那个美国人并不是我。
“也许你是对的,关于毕奥神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一只手伸进口袋,掏出那个流浪的老女人在酒吧外面留给我的那个小圣像,“然而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将小圣像缓缓地放在桌子上,就好像在放下一张扑克艾斯牌,“我知道他是在意大利家庭里人人皆知的圣人。”
丹尼尔继续盯着我看,满脸怀疑的神情,像是在用自己的母语(无论母语是什么)思索着:他怎么能做到呢?他那双天蓝色的眼睛犹豫了片刻,接着聚焦在作为我的魔术表演的结果所出现的圣像上面。“你确定吗?”他爆发出一阵强烈的、绝望的、喷发出唾液的大笑。在我们这次会面的过程中,这是我看到他最美国化的一次行为举止。“他真的是在意大利家庭里人人皆知的圣人吗?你确定吗,米歇?”他又一次像那样大笑起来。
“相信我,”我向他保证,“我是房子方面的专家。我背着一份二十年期的贷款。”
在回去的路上,我是如此兴奋以至于我决定和“第四阶级”一起搭乘同一趟火车。我拉开车门登上了车厢。
“考得怎么样?”我的声音盖过了火车压在铁轨上发出的铿锵声。
P.神情忧郁,用双手紧捂着脸,塌陷进一张毁坏的座椅里。“让人恶心。”他小声嘀咕道,“我们共一万人竞争三百个岗位。第四阶级的那么多人全都渴望着能进入司法界。”他抬起目光,“我为了这一天已经准备了那么久。上辈子的我肯定是某个人在另一个人生里同样在准备着这个该死的竞考,然而……你呢,进展如何?”
我试图在他脸上捕捉到哪怕一点点的讽刺,或者什么东西可以鼓励我继续我们之间那种冷酷无情的调侃,然而我看到的只是藏在一些皱纹之下的巨大痛苦。“呸。你知道这些美国人都是什么德行,”我撒了谎,“一群习惯于装模作样的浑蛋。”
他的痛苦有着古怪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一种发作性嗜睡症。事实上,在几分钟之后他便转过身子沉沉地睡了过去。车窗外流动着一片片浓密的植被,深深地扎根于地下,就像一只受到恐吓的猫用指甲去掐主人的手臂一样。在火车费力赶往那不勒斯所需要的无穷尽的时间里,时不时会有一些脸上擦破了皮的男人敲着门试图塞给我们一些质量让人怀疑的产品,大部分是袜子。
在他们第无数次想要涌进来的时候,P.先是睁开了一只眼,接着再睁开另一边:“你知道有那么一段时期,加尼·阿塔纳西奥也干过这一行吗?正是在一辆这样的火车上,他认识了他现在的女朋友——塔特雅娜,她是摩尔多瓦人。好像他是用一双新袜子征服了她。”
我尝试去想象那个每天下午都来按门铃想邀请我一起玩的小男孩。同样还是那个无所畏惧的小痞孩,在被我拒绝上千次之后,这么多年来仍然在继续寻找我,在我的人生里进进出出,直到变成我最好的缺席朋友之一,几乎全是在默认的情况下,好像那种通过门铃建立起来的关系将我们永远地捆绑在一起。我想象着我的非朋友加尼,想象着他将一双袜子递给贫穷可怜的塔特雅娜。因为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并不觉得那是一幅让人安心的画面。
“奇怪的转变,”我提出异议,“在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是那种相当仇视外国人的人。”
“现在他仍然是。我害怕恰恰因为他的排外心理,再加上一点大男子主义,所以他现在竟然和一个摩尔多瓦姑娘在一起。”
“打住,我不想知道更多其他的事情了,正是因为这种类型的狗屁事情,我才不再和他来往了。”
“不要胡说八道,你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从来没有停止过和他来往。仅仅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你从来就没有和他来往过。每一天加尼都会按门铃找你,而每一次你都拒绝了。”P.哼着曲子说道,“事实上我一直都在问自己:在遇到我之前你究竟是怎么样的被社会抛弃的边缘人种呢?”
“怎么?你知道的,我有一些想象中的朋友。”
P.从座椅扶手上抬起胳膊肘,伸展四肢以示抗议:“那么,所以呢?我们所有人都有过想象中的朋友。据我所知,你也和所有人一样。你觉得这是拒绝真实生活的一个好理由吗?”他打着哈欠补充道,“所以呢?快告诉我真相,和那个美国人之间到底进展如何?”
注释:
[1]米歇尔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