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红色密电专家潜伏谍报战线
1940年4月，蒋介石下令将五个密电研究机构合并组成“军委会技术研究室”。打入“军技室”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直峰、杨肆合在了一起，他们彼此都不知对方的真实身份，但都在默默无闻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抗战期间，他们破译了大量有价值的日本密电码，因为有功都官至国民党少将。密电战线同样风云变幻莫测，身陷特务营垒中的红色密电专家，曾多次遭嫌疑、遇险情，他们有着怎样的人生传奇呢？
密电专家 投奔名将
作为密电战线上的两大奇才，李直峰和杨肆，在抗战中都为国立过功。
李直峰，山西人，生于1908年，1925年就读于山西法政专门学校。1926年在校入选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政治部宣传大队，先后在共产党人大队长吴玉章、政治部主任郭沫若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这期间，他阅读到许多革命书籍，如《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论》等；又系统学习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等文献，从中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1928年底，一直想为国为民尽自己一份力量的李直峰，接到阎锡山领导的北伐军第三集团军召他回太原工作的函件。李直峰是山西人，对本省的阎锡山这个人，还是有所了解的。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治山西很长时间，是地地道道的“山西王”。
当时阎锡山的部队属于北伐军，是一支进步的革命力量。李直峰决定回去，收拾行李便赶回了太原。报到之后，他被分配在电讯电报处任职。从此，他与密电结下不解之缘。
李直峰在一次该处组织的电讯电报基础理论考核中，成绩突出，受到阎锡山的赏识，又被派往天津专门深造密电密码的侦收破译技能。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赋，不久便能熟练掌握，并独立主持密电的侦破工作。
1930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爆发中原大战。在这次大战期间，李直峰通过无线电台日夜为阎锡山收集相关的密码电报。凡被他监听收到的密码讯号，几乎全部被他破译。看到李直峰为他提供了这么多机密情报，阎锡山非常高兴，称他为破译密电的“天才”。
同年10月，倾向革命的杨虎城开始主持陕甘军政。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先后任命左派人士南汉宸（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续范亭为驻甘肃行署参谋长（后来加入了中共）等。进步人士主政，这在当时的西北，让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想侵占我东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李直峰对抵抗外族入侵一事十分关注。他从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中，深感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极富民族气节和民主精神，对他发自内心地赞赏。这时，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从他的脑海中迸出：我要弃阎投杨！
杨虎城，1893年11月出生于陕西蒲城县孙镇甘北村一户农民家里。1908年，杨虎城的父亲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这使杨更加仇视清廷，他便联络贫苦农民，抗御暴政。两年后，他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1912年投身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1915年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华县、华阴等地截击袁世凯军。次年所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任营长。1924年杨虎城参加国民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先后担任师长、军长、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
李直峰想投奔杨虎城，但杨虎城身居要职公务繁忙，直接找杨有点唐突。获悉杨虎城重用南汉宸、续范亭后，他便想方设法直接与南汉宸、续范亭联系。杨虎城重用的南汉宸又是怎样的人呢？
南汉宸，原名南汝箕，1895年12月出生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韩家庄。1911年南汉宸入太原师范学校，辛亥革命期间参加太原起义。1913年被选为山西征蒙军的队长。1914年考入北平政法学校，不久回乡，当过两年的小学教员。1918年参加倒阎（锡山）活动，遭阎通缉，逃亡在外。1920年后经营过煤炭、纺纱、轧棉等实业。1923年南汉宸到天津，从事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1924年他加入冯玉祥部，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需官、参议，次年任干部训练处处长。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组织国民联军，南汉宸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由国民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介绍南汉宸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冯玉祥、杨虎城部从事中共的秘密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李直峰和南汉宸建立了联系，当时他对南汉宸“中共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并不了解。1927年南汉宸在冯玉祥属下任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兼第一科科长，同年冬受党的派遣赴皖北组织特委，搞武装暴动。1928年春暴动失败后回河南，到鹿钟麟部，曾被委任为信阳县县长，还担任过西北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1929年调回省政府任秘书主任。1930年代理省民政厅厅长，后随杨虎城部入陕，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曾利用他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多次帮助、营救和掩护过党的一些同志。
经过近一年的准备，1932年秋李直峰悄悄离开太原潜往西安。李直峰到西安后，南汉宸一面热情接待他，一面着手安排他的工作。南汉宸嘱他化名“李致远”，目的是为了避免阎锡山知道后可能带来的麻烦。没过几天，南汉宸就将他推介给杨虎城。
杨虎城对南汉宸非常信任，对他推荐的人自然很放心。就这样，李直峰进入杨虎城部。听说李直峰是密电专家，杨虎城名义上让李直峰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上校机要秘书，暗地里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研究密电！他的工作，实际上是为杨虎城组建密电研究室，专责检译和侦破明的、暗的无线电密码电报。
杨虎城将军和南汉宸秘书长对自己如此信任，李直峰只有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效来回报他们。于是走马上任后的李直峰不遗余力，非常勤奋地工作。他从截获的电报中，很快便破译出十七路军驻甘南的马青苑部密谋叛杨投蒋。
当陕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率警备师到达陇南后，复兴社在西北的特务头子葛武桀奉蒋之命，用金钱和地位来拉拢这位本身就对杨部心怀不满的师长。马青苑所部没有中央委任的番号，粮饷全靠杨虎城的第17路军划拨，当时的总部参谋长王一山在给马青苑的陕西警备师粮饷时，除了待遇低人一等外，还经常克扣拖欠，加之马属下两个旅长全被杨虎城换成嫡系，马青苑指挥不便，对此颇有微词，常存异心。复兴社在西北的特务头子葛武桀趁机奉蒋之命游说马青苑，双方一拍即合。很快马青苑就叛杨投蒋。
李直峰破译电报获得马青苑投蒋情况后，立即告知杨虎城。杨得知以后，急调主力夹击，将马部击溃，马青苑只身逃走。
接着，李直峰破译了1934年11月蒋介石下令杀害共产党人吉鸿昌的绝密电报；1935年夏，李直峰破译蒋介石分别下令杀害中共领导人瞿秋白、方志敏等人的绝密电报。这些绝密电报的内容都汇报到杨虎城那里，使杨虎城更加看清了蒋介石的为人。
数学奇才 献身谍报
就在李直峰为杨虎城搞密电研究时，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部门也开始成立相关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1935年秋，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人手拎一只藤编旅行箱，风尘仆仆地来到南京国府路上一小巷内的一座米黄色小洋楼下，按响门铃。两位彪壮的便衣男子开了门，冷冷地向他询问了来意，又查验了证件，而后领他进入洋楼。一楼的客厅内挂有“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铜方牌。司长温毓庆博士和他的秘书王维钧正在等候来人。来人不是别人，是王维钧的表兄杨肆。
杨肆，江苏淮安人，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数学系，是位数学奇才。作为数学系高材生，他对研究数字排列组合特别感兴趣，颇有些研究。光大毕业后，因在上海就业难，两年前他赴广西大学数学系执教。这次经他的表弟王维钧介绍，他是辞去了在广西的教职，千里迢迢赶来南京任职的。
电政司长温毓庆是宋子文的姨表兄弟，广东台山县人。早年留学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改任宋子文的财政部税务专门学校校长和财政部参事等职。他精通无线电技术，在蒋介石内战中，温毓庆大展身手，曾为蒋介石研究过中文密电，破译过冯玉祥、阎锡山及唐生智、李宗仁等方面的不少重要密电，为蒋介石提供了适时的情报，大大有助于蒋的胜利。后因国民党高层人事倾轧，温毓庆后改任交通部上海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干事很务实，开门见山地提了几个有关电讯技术的问题，杨肆不假思索，一一作答，他的回答准确且干净利落。温毓庆对他很满意，拍板同意杨肆留下来，并当场交代王维钧指点杨肆搞密电研究工作。
国民党为何如此重视密电工作呢？“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气焰嚣张。温毓庆与宋子文一样，亲美英而又坚决主张抗日。鉴于宋子文已找蒋介石谈过，要求重视研究日本外交密电，温毓庆就用英文写就几千字的建议书，准备上呈。因为他的中文不太行，于是叫王维钧译成中文并用毛笔抄出一份，尔后交宋子文呈蒋介石。在这份建议书中他建议，研究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所拍发的往来密码电报，收集日本使领馆人员在我国内地以及南京大使馆来往密电，还建议先行聘请少数人试办。三个月后，蒋介石批示“照办”，每月批拨经费1800元，增编人员由温毓庆选定。此项专门研究工作于1934年底开展，在电政司内加设了密码检译所，对外则保密，连牌子都不挂。
杨肆的表弟王维钧比杨肆本人高二届，于1932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化学系。那时就业极为困难，后经光华大学教授颜任光介绍，始得进入上海国际电讯局工作。王维钧思想进步，学生时代参加过抗日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等运动，是个热血青年。温毓庆对他另眼相看，有意要培养他，让他做了自己的助手。王维钧站稳脚跟后，知道杨肆对排列组合非常有研究，而这方面的知识对密电研究又非常重要，于是他把表兄拉了进来。
密码所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宁海路西桥7号，这是一座小洋楼，它距日本使、领馆均比较近，而且很隐秘，附近居民都不知道有此一机构。杨肆主要在这儿工作，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聪慧，不久就能破译日本外交使、领馆人员的比较复杂的和比较重要的密码。日本东京外务省在对华外交上的一些指示以及他们在华使领馆人员的行动，均通过密电破译而被中方掌握一二。
经过观察，杨肆还了解到，日本在南京大使馆（鼓楼西坡上）设有秘密的大功率无线电台与东京外务省直接通讯联系。因此，杨肆向温毓庆建议：一面在鼓楼青云巷设电台侦察监视日本大使馆的秘密电台，从而取得日本外务省的对外通讯联系的情报；一面加紧训练报务人员，准备设台直接侦收日本外交密电，以取得今后密电报底的来源。同时他也预见到中日战争在所难免，一旦战争打起来，进一步研究日军侵华战争中的陆、海、空军的密电，也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建议得到温毓庆的赞赏，并很快付诸实施。
1936年，密码检译所已初具规模，在研究工作上已能够跟上日本密电码的变换而及时破译，并已设台侦收以东京外务省为中心的日本外交国际无线电台密电，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对此很满意。随着工作的进展，杨肆已能独当一面，因为成绩卓著，他几次受到温毓庆的表彰和奖励。当时进行了工作分工，成立了一个研译组、一个研究组和一个侦察电台。研译组由霍某负责，研究组由杨肆负责。
1936年底，中共地下党员、北平“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杨述（原名杨德基），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杨述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党特务通缉。为摆脱中统特务的追缉，他南下投奔在密码检译所工作的堂兄杨肆和表兄王维钧。来到南京后，杨述受到热情接待，杨肆、王维钧安排他住下。杨肆是了解堂弟的中共党员身份的，杨肆主动地将自己从事的秘密工作告诉了杨述，他以能为杨述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地而感到高兴。而杨述对杨肆、王维钧后来走上光明之路，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肆的才干受到各方关注，中统想将他挖过去，还许以官位和高薪、花园洋房等，杨肆一点都不动心；戴笠的军特处（后来在1939年改称军统局）对他也很感兴趣，特密派黄逸公和张严佛两位上校科长去找杨肆，也许以高官厚禄。杨肆均不为所动，依然留在密码检验所。因为他早听说特务无法无天，干过许多没有人性的坏事，如1933年6月暗杀经济管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的先驱杨杏佛；1934年11月暗杀知名爱国人士、《申报》部经理史量才等人，这些伤天害理之事，都是这帮特务干的！管它中统、军统，为人正直的杨肆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因此拒绝与他们合作。
中共“中统” 双重身份
回头再说李直峰的情况。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下令成立西安绥靖公署侍从室。杨虎城对侍从室作了周密安排，将李直峰领导的密电研究室划编为侍从室第一组，李直峰以机要秘书身份兼任第一组组长，再将办公地点由绥署直接搬入杨虎城官邸。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在事变后的30余天时间里，李直峰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破译着何应钦所指挥的30个“讨伐师”进攻西安的有关“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并随时报送杨虎城，为西安方面采取应变措施提供了准确的依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是在西安事变期间，绥署侍从室多次奉杨虎城之命，将破译的密码电报内容送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参阅，遂引起周的关注。在得知这些电报皆为李直峰领导的密电室破译时，特科负责人出身的周恩来觉得如能争取这个人，将来对我党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帮助。于是他指示南汉宸：择机秘密引领李直峰于中共代表团驻地相见。
当南汉宸将李直峰介绍给周恩来时，周起身相迎，亲切握住李直峰的手，慰勉有加，周恩来说：“你1926年就在武汉加入我党的统一战线，现在革命更加需要你，你破译工作做得如此之好，说明你有一颗爱国救民的心，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这个革命的行列中来。”
看着周恩来信任的目光，李直峰动情地说：“我坚决服从周副主席的指示，不怕艰苦危难，努力完成任务而终生不渝。”听了李直峰的话，周恩来非常高兴，他说：“欢迎你加入革命队伍！我给你介绍两个人，他们会教你怎么做。”周恩来说完，让在隔间等候的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副部长曾希圣进来，对他们指示道：“这位是李直峰同志，是杨主任的机要秘书，已经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现将他交由你两人领导，布置工作。”接上关系后，李直峰成为中共安插在敌人内部的一颗棋子。不久，李直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将张学良将军软禁，杨虎城将军则被他逼辞职出国“考察”。杨虎城是受李直峰尊敬的将军，李直峰在他的手下工作得也很如意。现在他被逼走了，李直峰一时不知该往何处去。
不久，李直峰在南汉宸的巧妙安排下，与助手武子明及随员10人，由同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的介绍，来到南京道署街（今瞻园路）132号中统局第一处找到处长徐恩曾，呈上盖有公章的介绍信。眼见来了一个谍报团队，徐恩曾心中暗自高兴，因为他的特务组织实力又大增了。可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私下里命亲信、时任情报科长的张国栋对来的这10人进行政治和业务上的双重甄别。他被此前打入中统要害部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坑苦了，怕日本特务或共产党再次混进他的特务机关来。因此对加入他们队伍中的人，审查得十分严格。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不好背民意，为了表示要“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一度对共产党的迫害有所放松。这年的年底，他将特工总部与力行社的特务处合并，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陈焯任正、副局长。特工总部编为该局的第一处，由徐恩曾任处长。第二年的8月又分开，第一处改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就是中统局。中统局成立后，先后由朱家骅、叶秀峰任局长，徐恩曾、郭紫俊、顾建中任副局长。他们在各大行政区设有办事处或特派员办事处，在直辖市或重要城市设立区室。
经过近3个月的明察暗访、跟踪侦察和书面询问等，李直峰顺利过关。这样李直峰便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国民党中统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共安插在中统的卧底。
当时的中统局第一处只是一个对外的机构形式，实际上徐恩曾领导着一个庞大而秘密的“特工总部”，即中统局的前身。李直峰被安排在情报科下属的密电二股任股长，武子明为副股长，随员10人为股员。
特工总部内部有着严密的分工和管理制度，收发电报由电讯总台负责，翻译电文由情报科译电股负责，李直峰又担负密码的侦听和破译工作，所以这段时间李直峰是难以获得情报的。但李直峰本职工作做得非常好，侦破许多密电，尤以桂系（广西）、龙云系（云南）、刘湘系（四川）的居多，阎系（山西）居次，因为他破译的密电多，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和嘉奖。至于共产党的密电，他一件也没有破获，但也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中统的职责范围中，对付共产党是其主要任务。中统的前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成立之初，主要是帮助蒋介石扫除内部的异己势力，夺取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当蒋介石如愿以偿当上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后，他把目光盯在了自己的头号敌人共产党身上。陈立夫对此心领神会，要求特务机构把对付共产党放在首位，同时要求他们对付国民党内有反蒋倾向的人。李直峰没有破获共产党方面的密电，为何不受怀疑呢？这主要是与当时处在特殊历史时期有关，也与徐恩曾的工作方式有关。
中统头子之一的徐恩曾，虽然担任的是副局长，曾一度掌握中统的大权。他对特务工作并不在行，很多事都由手下人去办。尤其是他喜欢权力与女色，在这两方面花了大量精力，无暇去顾及特务工作上具体的事情。既然要依靠下属去办事，他也学会了笼络人心，对有点功绩的下属常常给予嘉奖。还有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期，在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他对共产党方面的情报也就追得不那么紧，没把它当成特别大的事。李直峰没有搞到共产党方面的情报，他也没太在意，更不会怀疑他是共产党的人。
爱国青年 发现日谍
1937年下半年的一天，徐恩曾带来一个年轻人，将他分配到李直峰的密电二组。从此，又一个爱国青年加入到密电研究行列，他就是从日本归国的池步洲。
池步洲190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三溪乡溪源村，小时候因家境贫困，直到10岁的时候才在他五哥和五嫂资助下上学。池步洲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全部小学课程，在此之后考入福州英华书院。在顺利读完中学之后，池步洲于1927年前往日本留学，先是在东京大学机电专业学习。1934年春毕业后，又在早稻田大学工学部学习。1934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毕业后，池步洲曾到中国驻日大使馆武官署任职。“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战，此时在日本留学工作了10年的池步洲，已经娶日本女子白滨英子为妻并生育了3个子女。说服妻子后，他携妻带子回到祖国。
池步洲1937年冬天赶到南京谋求抗战时，蒋介石已经移师重庆，救国无门的池步洲下榻南京华侨招待所正巧遇到了留学期间的老朋友陈固亭。陈固亭此时已是陕西省政府社会处处长，因为陈知道国民党正在筹建对日密码情报破译机关，所以建议池步洲去尝试译电，他的话对于一腔热血的池步洲来说充满说服力：“中央要找留日同学研译日本密电码，蒋委员长说过，谁能译出日本密电码，等于前方增加几十万大军。你回国不是为了抗日吗？还是试试吧。”
就这样，池步洲来到了中统机构，被分配到李直峰的密电二股。李直峰见他淳朴、爱国、善良，出于对他的爱护，故意没有发给他加入特务机构的组织表和宣誓书，有意不让其填写所谓的“特工志愿表”，也不让其参加所谓的“宣誓仪式”。以至八个月后，池步洲可以自由地离开中统局。
1938年7月，蒋介石为整合密电资源，命包括中统局在内的所有部门的密电人员全部交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的内弟毛庆祥统一领导。就这样，国民党的密电研究人员整合到了一起，李直峰也因此顺利潜入国民党的最高军事部门。
在这以后，发生了几个插曲。已成为密码所主要电讯专家的杨肆，有一天从所破译的情报中，侦收到一份外交密电，系蒋介石手下与日本人暗中来往的一些人员的名字，其中就有他密码所同事霍某。获知霍某是日本特务后，令杨肆惊出一身冷汗。没想到日本的谍报机关无孔不入，许多特工已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等部门内部！
杨肆联想到一年前自己在南京差点被日谍绑架，那次肯定是有人出卖自己。1937年11月19日晚，杨肆骑自行车出城北的挹江门去江边中山码头，为随政府机关西撤汉口的舅舅一家人送行。一路上，两个身份不明的男子一直盯着他。他骑车回城途经山西路时被那两个不速之客赶上，将他连车带人撞倒，并扑上来欲将他拖走。他拼命反抗，三人打成一团。危急之际，驶过来一辆道奇小汽车，车上下来两位军人。那两人见势不妙，借夜色掩护逃走，杨肆这才未遭绑架。救他的是八路军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当时要是被绑架，后果会是怎样真是不堪设想。
当时表兄弟俩经过分析，都怀疑这次绑架事件是霍某暗中捣的鬼。因为傍晚时分，研究组5个人和研译组闵石麟、孟广治等6人都不在组里，被调去国府路电政司协助折卸电讯装备，打包装箱，为撤离作紧急准备，可排除嫌疑。只有霍某借口不舒服，留在办公室里，他很可能偷听到杨肆向温毓庆所长请假外出的电话，暗中将杨的行踪通风报信给了日本特务。
由此杨肆还联想到1936年他堂弟杨述向他反映的一件事。当时杨述来南京住在他那，有一天看旧杂志，无意间读到《大众生活》1935年11月第一卷第三期上的两则过时的消息，其中之一就是路透社的“就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外交处长之霍某，历访北平的日本大使馆、陆军武官室、海军武官室等，正式通告委员会的成立，并恳请日本方面的援助。”那个汉奸“外交处长”叫霍某，这个密码检译所的研译组长也名叫霍某，两人是不是同一个人？
杨述将疑惑告诉杨肆后，杨肆认为不太可能。密码所这个霍某是浙江湖州人，他早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后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他在上海电台译制部工作过。“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抗日救国总会，上前线慰问英勇杀敌重创日军的十九路军。特别是他进密码所的担保人据说是中央审计局长陈其采，陈其采早在民国二年就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本部厅长，资格恐怕比蒋介石还老。他是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老同盟会员、辛亥年上海大都督陈其美的堂弟，也就是当时政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的堂叔。他怎么会给一个日本汉奸作担保人呢。杨肆看到杂志上那张照片上的霍某，与他单位的霍某长得不太像。当时堂兄弟两人认为两个“霍某”不太可能是同一人，当过汉奸的霍某难道会傻到自投罗网吗？
为安全起见，杨肆还是将此事报告了温毓庆。温毓庆不敢怠慢，请中统和军统分别对霍某作过调查，但未发现他有通敌嫌疑。
其实，两个同姓同名的霍某就是同一人，霍某的汉奸身份早被国民党军统发现了。1937年11月，就在杨肆险遭日本特务绑架不久的一天大清早，霍某在悄悄和日本海军女间谍南造云子接头时被宪兵联合巡逻组拘捕，而南造云子在几个汉奸同伙掩护下逃脱了。霍某被军统治安组人员扣押到军统总部，新上任的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对霍某进行突击审讯。霍某承认他因受大汉奸殷汝耕拉拢引诱才当了汉奸。钱新民将霍某押送武汉，戴笠单独提审了霍某。但出人意料的是，霍某不但没受到严惩，1938年3月还被调到军委会机要室搞日本密码研译工作。对此杨肆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打入军统多年后他才弄清其中的“奥秘”。
这次又拿到了霍某是汉奸的确凿证据，杨肆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王维钧。王维钧十分震惊，表示立即将霍某通敌之事通报给军统，请求严加处置。但不知怎么回事，军统却不见有什么动静。这事令杨肆、王维钧对国民党当局感到悲观失望。
就在他们感到悲观失望之时，碰巧的是杨述被派到汉口搞抗日宣传工作，他经常上密码所借宿，时常和他们谈心。在杨述的引导和影响下，王、杨两人决心投向共产党。在杨述的引见下，杨肆见到了当时的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双方作过长谈。与王明谈话之后，杨肆非常振奋，于是与王维钧相约准备一起去会晤当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处长李克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