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献剧 长征尖兵
“龙潭三杰”先后回到江西中央苏区。胡底到江西苏区后，主要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刚到苏区时，组织上看中了胡底的文艺才能，任命他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俱乐部主任。1931年11月，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来到瑞金，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工作成了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富有对敌斗争经验的李克农、胡底、钱壮飞，都回到自己熟悉的岗位，一直担任政治保卫工作。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长，钱壮飞任红一方面军红军政治保卫局长、胡底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
在中央苏区，“龙潭三杰”还以多才多艺出名。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又懂得多方面的知识，除了共有的文艺方面的才华，各自还有自己的特殊技能。胡底曾是电影明星，在大上海时就以动作明星著称。来到苏区后，拍电影不具备条件，他就把兴趣转向与此相关的戏剧方面。因地制宜，他主要创作的是话剧。他与钱壮飞、李克农一起，创作和改编剧本、组织和参加演出，使苏区的文艺生活变得红红火火。
胡底他们联合创作的话剧，有三部当时影响很大：一部是根据《黑奴吁天录》改编的《黑奴恨》；一部是他们创作的《最后的晚餐》；还有一部也是他们创作的《为谁牺牲》。
排演《黑奴恨》、《最后的晚餐》时，正值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胡底等人以精湛的演技，一下子征服了与会代表和其他观众。苏区的同志把胡底他们称作“红色戏剧家”，不但对他们在敌人内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去十分敬佩，对他们的文艺才华也十分佩服。
正因为戏剧作品影响大，所起的教育作用不可低估，有一天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急招胡底、钱壮飞和李伯钊谈话，要他们创作一个剧本，来稳定红五军团将士的情绪。原来1931年12月，冯玉祥西北军余部之一的第二十六军不愿再为蒋介石作炮灰，在江西宁都起义，全军一万七千多人被改编为红五军团。一些从国民党军队改编而来的士兵，思想、情绪上还不是很稳定。毛泽东要他们创作一个深入起义官兵思想、稳定他们情绪的剧本，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指示说，第一要稳定他们的政治情绪，他们过去为军阀打仗，现在是为苏维埃而奋斗。过去当白军，现在是红军；第二，要想尽各种方法去向他们宣传过去是为谁送命，现在是为谁牺牲。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胡底找到他的搭档，很快完成了这个任务。没过多久，胡底、钱壮飞、李伯钊编演的话剧《为谁牺牲》搬上了舞台。剧本描写一个国民党士兵不堪忍受国民党军队的种种压迫，不愿成为蒋介石排斥异己的炮灰，最终投奔了红军。胡底在剧中演当兵的。由于他把起义士兵在国民党军队所承受的内心痛苦表现得恰到好处，该剧演出时许多官兵流下了热泪，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除了上述三部作品，胡底还创作了《松鼠》（又名《红色间谍》）、《阶级》、《活菩萨》等剧本。其中《阶级》这部剧，既有较强的政治教育意义，同时也有较高的艺术性，成为苏区各种晚会的保留剧目。在该剧中，胡底编剧兼演员，他演马夫这个角色，钱壮飞则演账房先生。由于演出的场次太多了，苏区的干部群众对它耳熟能详。
值得一提的是，胡底还协助李伯钊筹建了高尔基戏剧学校，业余时间他抽空给该校的学员进行辅导，为苏区和红军培养了不少戏剧方面的人才。
多才多艺的胡底，还和钱壮飞一起创作漫画。往往是胡底搞漫画的创意，钱壮飞动手绘画，两位地下工作时的战友配合得十分默契。其中一副名为《打狗图》的漫画，发表在中央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报》上，是他们这方面的代表作。
在苏区的三年多，胡底除在保卫局工作外，还在中央苏区剧团多次编、演寓意深刻的政治宣传话剧、活报剧、双簧等。他先后还编、演过《庐山之雪》、《杀上庐山》、《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赵一曼》等剧。他的文艺天才和创作才能，受到了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敬佩。聂荣臻称他“多才多艺”、“很有创作才能”。
1934年4月，胡底担任中革军委前方野战司令部特派员。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胡底随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红军长征队伍到达贵州，在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成立了中革军委侦察科，胡底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中央对侦察科非常重视，所有侦察科人员均从保卫系统中抽调，直属总参谋长刘伯承领导。侦察科下设侦察队，队长是张明远。侦察队下辖四个小组，每个组有14人，每人配有一支手枪和一支驳壳枪。六十多个侦察队的同志个个都是使“双枪”，他们实际上成了打前站的尖兵，总是在大军行进之前负责摸清情况，绘制线路图等。
胡底虽为科长，常常一马当先，冲在战士前面。他领导的侦察科非常精干，屡建奇功。如红军四渡赤水后，在昆明东北约四十华里的杨林镇，侦察科的技术书记刘琦奉胡底之命率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将当地守军稳住后加以控制，使红军大部队顺利通过。在曲靖附近的鸡头村，侦察队活捉了敌军的一位副官，从他身上缴获了云南的军用地图。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红军不怕后有百万追兵。1935年4月下旬，红军准备抢渡金沙江。
渡江必须要有船。刘伯承召集陈赓、李克农、胡底、张明远等人开会，布置了搞船的任务。胡底接受任务后，如开了全体侦察队员大会，对搞船一事做了具体安排。而后张明远带领4人化装成国民党军，到乡公所要船。在老百姓的帮助下，从国民党税警那里弄到了两条船。此后兄弟部队也找来两只木船，这样大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过江后，中央红军将国民党追兵远远地甩在后面，侦察队搞到的两只大船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反对分裂 惨遭杀害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张国焘部队有8万多人，毛泽东仅不足一万人马，张国焘从未当上一把手，便想争夺中央领导权。党中央为了顾全大局，有利两大主力红军团结对敌，共同北上，也是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在这种情况下，张才勉强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
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开始过草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但在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江西省萍乡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人，生于1897年11月14日。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成为该校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的学生。由于他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并主持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
张国焘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
胡底时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执行部长，同中央苏区剧团随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总指挥是朱德、参谋长是刘伯承，政委是张国焘。由于张国焘带来的人马多，张国焘实际掌握了左路军的控制权。红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已经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还不满足，开始闹分裂。
长征路上，胡底担任总部的侦察科科长。过草地时，张国焘分裂红军，成立伪中央，企图分裂党。胡底对张国焘的这种行为坚决反对，行军途中他慷慨陈词，斥责张国焘：“反对中央，他是什么东西！”他的顶头上司刘伯承知道后，出于对他的保护就劝他：“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胡说，要小心啊！”胡底说：“我不怕张国焘，我怕个啥，我才不怕他呢！”。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部队缺粮胡底吃了蘑菇中毒。加上天冷他又发高烧，烧得神志不清时，他把积压在胸的对张国焘不满的话骂了出来，说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张国焘派在胡底身边的指导员，把他骂的话报告了张国焘。张国焘恼羞成怒，竟将他和李克农、钱壮飞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取消了他的马和勤务员，逼他带病自己背着大包袱行军。他大病之后身体虚弱，天天掉队，狼狈不堪。五军团担任后卫，经常收容他。
据曾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胡底共过事的欧阳毅将军回忆，一天，胡底掉队时，正好碰见欧阳毅，一问才知道是张国焘在整他。看到他很狼狈，面黄肌瘦，有气无力，欧阳毅就决定把他留在保卫局同他们一起行走，以便照应和保护他。但是他是总部的人，要留他得经总部首长批准。欧阳毅骑马去请示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让他自己处理。
回到军团部，欧阳将军把留胡底的事报告了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曾日三，他们基本上没有反对，他就当作默许了。这样，他就把胡底秘密留在保卫局同他们一起行动，对他住的帐篷派人保护，对外保密。在草地上，欧阳毅住的帐篷紧挨着胡底的帐篷，常去看他，送些东西给他吃。胡底有了安全感，身体恢复得快，精神也很愉快，常给保卫局的年轻同志介绍保卫工作经验。
这事很快就让张国焘知道了，张国焘当着朱德、刘伯承和欧阳毅等人的面，叫嚣：“谁敢收留胡底，就追究谁的责任！”接着，张国焘命令总部保卫局查找胡底的下落，查来查去查清了胡底住的帐篷，张国焘便下令抓他。
有一天，欧阳毅去军团部开会，张国焘派人把胡底抓走了。保卫局的同志迅速跑到军团部向欧阳毅报告，他立即骑马回到保卫局的帐篷，召集会议研究怎么办？有的同志主张追上去抢回来，欧阳毅感到不妥。他们一追，抓胡底的人马上会开枪打死他，而且双方发生冲突，有碍大局。思虑再三，欧阳毅立即骑马去总部，报告了朱总司令，希望设法营救。刘伯承总参谋长听了后担心地说：“张国焘是要下毒手啊！”朱总司令皱着眉头，半天没有吭声。他们也很为难，不便采取营救行动。后来，朱总司令去关押胡底的地方看望了他，给他送点东西，安慰了一番，但也无法营救了。
胡底被抓走后，他给欧阳毅写过一封信，是由关押他的人送来的。信中说他被关在通讯营，张总政委找他谈过话，对他还好。还说他的一床毛毯比欧阳毅的好，要送给他。读到这里欧阳毅明白了胡底的真实处境。胡底不敢写张国焘虐待他的实情，但已经明白自己的日子不多了，所以要送欧阳毅毯子。欧阳将军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毯子他自己最需要，留着自己用，还托来人给他捎去一条牦牛腿。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重回阿坝。党中央仍继续对张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劝其率领左路军北上抗日。9月8日党中央又致电张，要他顾全大局，以革命前途为重，马上率军北上。次日张复电党中央，再次拒绝党中央的劝告。党中央即复电张，坚决表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月9日张国焘在复电党中央之后，又背着党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而自立中央。
9月中旬，当部队行至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斯达坝与松岗之间，受张国焘迫害摧残的胡底已走不动路，有人将此事报告了张国焘：“胡底走不动路了，怎么办？”张国焘便下令对胡底进行“处理”。在张国焘的词汇里，“处理”就是“处决”。张国焘的亲信对此心领神会，便令保卫局的秘书长要保卫队的队长趁着部队宿营到松岗之前，带几个战士用绳子把胡底勒死。与胡底一起被秘密杀害的还有许克坚（李先念战友），他们被害后，被草草埋于路旁河沟边，亲信事后报告了张国焘。
胡底被害时年仅30岁，这位中共情报和保卫战线上的一代英杰，就这样死于张国焘之手。
叛徒可耻 烈士千古
杀害胡底烈士的张国焘，后来成为可耻的叛徒。他对信仰的背叛，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为后人所不齿。
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中共派一名高级领导去黄帝陵扫墓。张国焘吵着要去，毛泽东只好答应他。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6日张国焘在武汉见到蒋介石，一副奴颜媚骨，张口便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几经周折，如今才明白世事，请委员长见谅……”陪同的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不久，他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他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二、第三、第四届参政员。
胡底自参加革命以来，对党忠心耿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一次又一次的艰巨任务。他为中国革命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党的地下组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他的名字被载入大会印制的《革命烈士名人录》。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国焘一度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同年11月去台湾，他在台湾并不如意，于1949年又转居香港。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内地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共方面派人来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这个条件已经是够宽容了！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张国焘的晚年，也十分悲惨。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因病去世，客死他乡。
1981年11月17日，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亲自写信给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认为胡底自1925年入党之后，对党无限忠诚，对敌人无比憎恨，以坚决勇敢、沉着机敏和卓越的才华，致力于党的事业，建有特殊的功勋。还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初期情报工作战线上的先驱，是红军时期杰出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应当追认为革命烈士。同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根据共中央调查部的建议，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叛徒可耻，烈士千古。历史自会给每一个人一个公正的评价。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曾经多次谈到胡底和钱壮飞、李克农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做出的巨大贡献。没有他们的大智大勇，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党的一大批领导人，都将不在了。多次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是对胡底最好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