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关节 神通除奸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相信鲍君甫的关系神通，要求他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鲍君甫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接到“与租界巡捕房疏通关系”这一任务后，鲍君甫便动起了脑筋。他想到了同乡——公共租界警务处帮办、探长谭绍良，于是开始有意无意地与之接近。擅长交际的鲍君甫，不久就和谭绍良成了要好的朋友。
1928年8月，谭绍良要鲍君甫打听他们手下失踪的两个人是否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关起来了。鲍君甫就找到钱大钧司令询问，果有此事。谭绍良请鲍君甫帮忙营救，鲍君甫一口应承，还说“明日听回信”。当天下午鲍君甫即电请钱大钧放人。当次日谭绍良与鲍君甫见面时，那两个人已经被放回来了。谭绍良奉英国工部局之命，拿出200大洋酬谢鲍君甫，鲍君甫予以拒绝：“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鲍君甫坚决不收这钱，这件事给巡捕房的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认为，鲍君甫是个仗义疏财之人，值得交朋友。
此后不久，兰普逊要求鲍君甫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鲍君甫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和所属各处的印鉴式样都搞到了，兰普逊如获至宝。由此，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鲍君甫神通广大，他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
鉴于鲍君甫有非同寻常的能耐，兰普逊想与鲍君甫建立更深层关系。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鲍君甫可以作为帮手。当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兰普逊知道鲍君甫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当兰普逊就日本情报机关内幕及中日、英日关系的前景请教鲍君甫时，鲍君甫如数家珍般地将日本政府及各财团的情报系统一一道来，兰普逊佩服得五体投地。兰普逊意识到，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得借助于鲍君甫。巡捕房对鲍君甫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鲍君甫以外的人接触。”从此鲍君甫就赢得了英巡捕房的信任。凡租界审理的案件，总是请鲍君甫出庭，鲍君甫在租界处理紧急案子时，可以不履行常规审批手续。
鲍君甫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有了这一特殊待遇，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鲍君甫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鲍君甫真正成了左右逢源的风云人物了。
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自杀前向鲍君甫介绍了一个叫戴冰石的人。杨剑虹对鲍君甫说，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鲍君甫凭他的经验立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1928年秋天，鲍君甫得到通知，让他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看过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动，并约鲍君甫一同前往平凉路去搜查一处共产党秘密机关。鲍君甫要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在这处秘密机关有七人被捕。鲍君甫正打算查证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为，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来了。
他是来找鲍君甫求情的。戴冰石见面就说，这个案子是他做内线告发的。戴冰石称，杨剑虹自杀前答应过他，为了不使他受到共产党怀疑，捕人时连他的小姨子一齐抓走，等被捕人员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放了她。但把人抓走后，就不见下文了。
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他只知道鲍君甫叫“杨登瀛”，开口叫了声“杨先生”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几天我老婆日夜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您帮帮忙吧！”为了稳住他，鲍君甫答应帮他想办法。
鲍君甫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陈赓很快查实戴冰石由杜月笙牵线，已经向杨虎自首。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破坏平凉路党组织的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特科“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几天之后，鲍君甫要戴冰石到永安公司后的一家叫“安东小旅馆”的地方接他的小姨子。戴冰石刚到那家旅馆，就遭到了埋伏在那里的中央特科枪手的严厉惩罚。很快，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巡捕房当然明白这是特科的红队干的。但特科究竟如何查出戴冰石叛变投敌的真相，他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因为对于鲍君甫，他们深信不疑，不会怀疑是他给特科“红队”通风报信的。
1929年初夏的一个夜晚，鲍君甫坐在一品香饭店楼下的酒吧间，一边浏览报纸，一边等待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们这两个广东同乡经常在这里会面。谭绍良兴冲冲地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这人一身中式短打，头戴礼帽，见人点头哈腰，一望就知道是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流氓。
谭绍良介绍，此人叫王松生，对共产党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鲍君甫不禁纳闷：一个小流氓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事情？显然还有内幕。“好啦，以后你有什么消息，就直接找这位杨先生好了。杨先生是顶可靠的人啦！”谭绍良吩咐之后，挥手将王松生打发走了。
不久，王松生果然有了“消息”。他给鲍君甫带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文件代名为《华字通报》，实际上是一份《中央通告》。“杨先生，这个你要不要？”王松生想拿文件在鲍君甫这里卖个好价钱。鲍君甫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问：“你这文件是真的还是假的？”那流氓回答：“当然是真的，是共党的一个头目缺钱花才托我卖的。”
鲍君甫当即付款，买了下来。王松生没想到鲍君甫如此爽快，顿时来了劲：“如果杨先生还要的话，我手头还有些货，可都是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呀！包管杨先生满意。”
“唔，”鲍君甫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王松生四下望了一下，把嘴凑近鲍君甫的耳朵：“不瞒杨先生说，这些货都是一位朋友搞来的。他名叫陈慰年，本事可大啦，你要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他都可以给你弄来。如果杨先生愿意的话，我可以约他和你见面，你们面谈好啦。”
“好吧，你约他来。至于价钱嘛，你告诉他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他吃亏的。”
鲍君甫准备在五芳斋设宴款待王松生和陈慰年，便暗中将吃饭地点通知中央特科。几天之后，鲍君甫出面请客，陈慰年欣然赴约，果真带了些文件来。旁边一张桌子上，几个生意人也在浅斟低酌，不时向陈慰年这边望上一眼。这些生意人是特科红队队员扮的，他们的任务是认清陈慰年的面貌。席间，鲍君甫匆匆翻了几页，见确是共产党的文件，便给了陈慰年两根金条。吃罢饭，各人分道扬镳，红队队员跟踪到陈慰年的住址。陈慰年哪晓得自己被人跟上了，一直回到家里，这里原来是中共沪西区的一个秘密机关。第二天，陈慰年住的弄堂口出现一个连环画摊。不用说，陈慰年的行踪已经被红队严密监视起来了。
与此同时，鲍君甫按照陈赓的指示，加紧调查陈慰年的来历。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陈慰年不但是一个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经成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探。这家伙为了搞钱，还偷偷摸摸地托一个流氓转卖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情况摸清楚之后，处决叛徒就很容易了。陈慰年根本不知道他的事情已经暴露。他还以为找到了大买主，从此财运亨通。这天，正当他兴冲冲地走出弄堂口，突然背后一声枪响。叛徒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已经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营救彭湃 追查内奸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秘密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等同志，于次日下午在他家开军委会议，研究重要军事问题，并且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参加。8月24日下午，会议按时进行。周恩来因为临时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办，就临时请假未能到会。
这天下午，彭湃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贞及张际春5人，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当开会至下午4时，巡捕房巡捕和警察局的中国包探乘着钢甲车而来，将会场团团围住，经过核对名单后，把彭湃等5名参加会议的人全部逮捕，关在上海警察局小北门水仙庙侦缉处的拘留所内。
彭湃是中国著名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曾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等职。彭湃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被捕之后，彭湃在狱中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几次死去活来，脚骨也被打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于当晚召开了中央特科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彭湃等同志和了解他们被捕的原因。
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接受任务后，极力想办法营救，他找到鲍君甫并告诉了他有关情况。在营救彭湃的过程中，鲍君甫向陈赓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简单地就能营救出来，建议在彭湃由警察局解往警备司令部途中设法营救，陈赓对此表示赞同。
陈赓将鲍君甫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请示后，大家同意在路上劫囚车。陈赓与顾顺章专门在虹口旅社开了一个房间，作为营救彭湃的联络地点。
鲍君甫又到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内去探望彭湃，了解有关情况。见到彭湃，鲍报以同情的目光，并移了移呢帽表示敬意，从中暗示彭湃做好准备。鲍君甫在走出拘留所时碰见了司法科科长王郁芬，王当即约鲍翌日下午参加陪审彭湃一案（鲍经常陪审重大共产党案件）。鲍君甫得此情况后又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并提出陪审彭湃案件时我方要派一位同志参加，这样能及时让彭湃知道我们党正在设法营救他。
陈赓当即否决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彭湃的怀疑，以为是陪审人出卖他的。鲍君甫便建议找一个彭湃平时最信任的同志参加陪审，陈赓对此表示同意，并得到组织上的支持。组织上派了一位同志于8月26日和鲍一同到上海伪公安局三科审讯室参加审讯。审讯时已是傍晚，庭审时间大约半小时。审讯中鲍君甫装得样子很凶，骂得很厉害，但是非常巧妙地把党的意图暗示给彭湃了。
由于彭湃的名气很大，蒋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便下令立即杀害彭湃。审讯结束后，市警察局长袁良便与鲍君甫约定，后天再来将彭湃押走。鲍君甫又及时将情况向陈赓汇报，中央特科紧急研究对策。当周恩来得知敌人将于8月28日晨要将彭湃等同志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消息时，当即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劫车营救。
8月28日凌晨，中央特科红队，化装成拍电影的外景摄影队，全体出发准务劫车。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也化装成拍电影的演员参加营救，当时约定武器由专人用箱子送到现场。
当天早晨6时，鲍君甫和我党派去的一位同志到警察局时，彭湃等人已被带走了，鲍君甫立刻又驱车驰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途遇见了一辆大卡车，卡车上的同志和他们谈了几句话，告之押解彭湃的车未经过这里，并说这辆卡车是天没亮就预伏在这儿的，是准备营救彭湃等人的。鲍君甫又驱车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查询，得知彭湃已被提前两小时押到龙华。鲍君甫赶紧驱车回到红队预伏的地点，援救人员已经离开，营救未能成功。
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根据当时彭湃等同志被捕的情形以及事后白鑫逃匿的情况，中央特科很快便分析出，这次出卖彭湃等人的内奸是军委秘书白鑫。事实上，在通知开会的一个月以前，白鑫便已出卖开会的消息。
彭湃等同志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等人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亲笔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在1929年8月30日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发表。8月31日下午，周恩来含泪起草了《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大众书》，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杀彭湃等同志的罪行。与此同时，他指示中央特科陈赓等人，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白鑫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在党内应该说前程远大，他为何要出卖彭湃等人呢？白鑫，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被录取为黄埔四期学生，不久在军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10月，从黄埔毕业后的白鑫参加了由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独立团，随军赶赴北伐前线。次年初，他被提升为叶挺部队政治教导队指导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白鑫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随起义军经赣南、闽西，撤退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彭湃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汇合。白鑫在起义军一路减员的情况下，一路升到团长位置。1929年初，他随同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返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经过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后的上海正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共内部一些意志薄弱的投机分子接二连三地宣布脱党甚至背叛革命，倒向敌人。刚来上海不久的白鑫，心中也不免胆战心惊。此时，白鑫的一个表弟因在海陆丰叛变逃跑，被根据地负责人彭湃下令处决，这件事就成了白鑫叛变投敌的一个契机。
经查明，白鑫通过他在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与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接上联系。在上海霞飞路和蒲石路之间的和合坊，白鑫与范争波见面后表示“自己以往是因一念之差而误入歧途”云云。范争波对白鑫前来投靠当然十分欢喜，他安抚白鑫并要其戴罪立功，帮助清除“党国”的心腹大患。范争波特别提出希望白鑫能想出办法将彭湃捉住，还对他许以重金。白鑫一听要他想办法抓彭湃，感到正中下怀，认为是报杀弟之仇的时机到了。他将事先已拟好的计划端出来，范争波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可以实施。一场阴谋逮捕中共领导人的计划就这样出笼了，于是便有了8月24日开会时彭湃等人被捕的一幕。
营救任老 特科鼎助
陈赓接到周恩来关于对白鑫“杀无赦”的指示后，便安排上海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白鑫的下落。白鑫自然不是傻瓜，当然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就当起了“缩头乌龟”躲藏起来。国民党方面为了在他身上获得更多的中共情报，由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亲自给他当“乌龟壳”加以保护。因此，地下党组织尽管四处打探，也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任何讯息。陈赓给特科的同志打气说：“白鑫难道会上天入地？他只要还在上海，这只乌龟就会有露头的一天。”
果然，1929年9月下旬，白鑫带着国民党特务突然到上海达生医院找柯达文大夫看病。原来，白鑫自从告密杀害了彭湃后，知道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会放过他，整天处于极度的惊恐之中，时间不长就吓出了头疼的毛病。柯达文是中共地下党员柯麟的化名。那时，他在上海威海卫路一条里弄开了一所达生医院做掩护，楼下是诊所，楼上是地下党组织的会议室。上海地下党组织每月在这里开一次会，周恩来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地来汇报的人。
那天柯达文为白鑫诊病后，对他说：“你坐一坐，有几种药在楼下，我去取。”他下楼匆匆到邻居家给陈赓打电话。不料白鑫这时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悄然离去。
事后陈赓指示柯达文说：“他露面了就好，病人有病总会找医生的。他要再到你那儿，先设法稳住他，我们的人随时就到！”
白鑫不是党内高级领导，又不分管特科，再加上刚到上海不久，因此他并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情况。他只知道柯达文医术好，又是广东人，一副书呆子相貌，不像是共产党人。果然，过了几天，白鑫又打来电话，说要再请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他不到达生医院来了，而是要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柯达文问是哪家饭店，白鑫说到了法租界自会有人告诉他。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按约定时间前往，并且一定要拿捏好治疗的分寸，既要让白鑫感到治疗后病情明显减轻，也不能让他感到已经痊愈，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对此柯达文自然心领神会。
摸到了白鑫的栖身之处，叛徒的命运已经在特科的掌控之中。只要组织上一声令下，特科同志可以随时为牺牲的彭湃等人报仇。
1929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一早出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扩大会议时被捕。任弼时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被捕后他自称名叫“彭德生”，公共租界巡捕房严刑逼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给他上了电刑。这种电刑可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致使神经系统混乱而招供。随着电压的不断升高，正负电极在任弼时的背部烙出了两个窟窿，但他坚贞不屈，什么也不说，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敌人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这已经不是任弼时第一次被捕了。任弼时，湖南湘阴人。1922年他十八岁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中共支部入党，以后成为中共要人。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任弼时曾多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份。1928年10月任弼时在安徽视察党的工作时，在南陵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任弼时始终没屈服。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进行合法营救。敌人拿不出证据，于1929年3月放他出狱。谁知才过了半年时间，他在上海又不幸被捕了。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君甫派洪扬生给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元现大洋买通关系，然后在德大西菜社请租界巡捕房的兰普逊吃了一顿大菜，席间鲍君甫对兰普逊说：“那个叫彭德生的，是我手底下的人。”兰普逊半信半疑，但最后还是卖了个人情，将任弼时释放了。任弼时出狱后，被党中央派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再后来被调往湘鄂西中央苏区。
1929年10月中共方面帮助鲍君甫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办事处，让中共党员张红惠化名“安娥”任其专职秘书。这样一来，除了鲍君甫本人，在这个办事处中还有两名中央特科人员——连德生和安娥。
司机兼保镖的连德生，浙江上虞人。原为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售票员，1925年参加地下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党组织将他派往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在中央特科工作。此时由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驻沪特派员鲍君甫，暗中已成为中共的秘密情报人员。连德生奉命担任鲍君甫的保镖，实际上他是党组织与鲍君甫之间的联络员。
秘书身份的安娥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曾用名何平、张菊生，参加地下工作时化名安娥、张瑛等。河北省获鹿县（今石家庄市）人，1905年10月11日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1925年肄业于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接受中央特科的安排担任鲍君甫的专职秘书。鲍君甫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给担任秘书的安娥。然后由安娥分析处理之后，选送给陈赓。
鲍君甫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鲍君甫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后，为了掩护鲍君甫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鲍君甫的信任。
“中央特派员”的牌子使鲍君甫身价倍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机关眼中，他是“中央亲信的人”，在外国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国官场中可以通天的人物，上海各侦探机关都对他另眼相看，什么秘密都不会想到瞒他。
特科出身的连德生和安娥，成了鲍君甫的得力助手。有了他们的帮助，鲍君甫在传递情报方面得心应手，进行得非常顺利。
